邱颖慧.华裔在独立故事中处于什么位置


独立在不同世代有着不同的意义:1950年代末期申请公民权的焦虑,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围绕教育的斗争,以及如今对更大政治话语权与经济保障的渴望。承认这种多样性,有助于避免国家记忆的扁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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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8月31日,马来西亚人民都会想起东姑阿都拉曼在默迪卡体育场高举手掌高喊“默迪卡!”的画面。那一刻已成为独立的象征,也是国家自豪与团结的象征。然而,随着国家迎来独立68周年,对独立的记忆远比这幅胜利的画面所展现的更加复杂。对包括华裔在内的许多社群而言,独立从来都不是一个单一或普遍的喜悦时刻。它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交织着骄傲、贡献、焦虑、排斥与矛盾的故事。
以华社的视角重新审视独立,并非贬低独立的意义。相反,它让国家的历史更加丰富,同时通过承认那些被遗忘的贡献,提醒我们独立从来都不是一场独唱,而是一场合唱——其中一些人的声音被颂扬,而另一些人的声音被压制。
被遗忘的贡献
官方对独立的叙事的刻画往往围绕着精英的谈判:东姑阿都拉曼与陈祯禄等领导人通过联盟模式携手合作,达成妥协,为独立铺平了道路。虽然这些政治领袖发挥了关键作用,但对他们的关注往往掩盖了他们更为广泛的贡献。
在各园丘、锡矿和小镇,普通的华工和学生也参与了独立斗争。工会组织罢工,工人们要求尊严,学运分子表达了对正义的期盼。许多此类运动后来被打上“激进”或“共产主义”的标签,并被系统地从官方叙事中抹去。然而,他们的牺牲,无论是为了抵抗殖民政府当局,还是为了争取更公平的劳动条件,都与独立的故事息息相关。
教育是另一个斗争的战场。在独立过渡时期,华文教育工作者为维护母语教育而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对他们来说,没有获得承认的文化与语言权利的自由是空洞的。一位退休教师曾简洁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独立意味着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学习,那这算什么自由?”他们的斗争不仅仅是关乎教学,而是为了在新国家中文化的存续与认同。
这些被遗忘的贡献提醒我们,独立并非政治精英赐予的礼物。它是由基层民众塑造的,由一群群坚定的社群建立起来的。他们的故事很少出现在历史课本上,却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记忆中。
对许多华人家庭来说,1957年的独立伴随着复杂的情绪。许多华裔居民必须在严格的条件下申请公民权。因此,独立并不总是意味着非常确定的归属感。
我曾听怡保一位老人讲述那些日子,他清晰地回忆道:“我们必须申请公民权,我们必须证明自己。”他的话揭示了独立伴随的不安。那一代人的焦虑塑造了家庭对政治、教育和谋生的态度。他们将资源投入学校、会馆和小生意,以此作为生存策略,他们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新国家中的地位并非有保障的,而是有条件的。
这些焦虑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虽然如今年轻一代大马华裔已将公民权视为理所当然,但这种有条件归属感的回声仍在。有关忠诚、教育和身分认同的争论依然萦绕在民族的想象中。在政治紧张的时刻,有关谁属于或不属于这个国家的一份子的问题会再次浮现,提醒我们1957年的阴影仍然延伸到现在。
默迪卡:另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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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庆典活动以游行、体育场集会和升旗仪式为主。但在社区层面,人们以更为低调、更具地方特色的方式纪念独立。地方会馆和学校组织了自己的纪念活动:演唱会、升旗仪式和文化表演,将国家象征与社区传统交织在一起。
槟城一位小贩曾分享,对他来说,独立意味着在摊位挂上国旗,但同时也在怀疑别人是否视他为“真正的马来西亚人”。这样的回忆表明,对独立的感受是经过每日争取尊严、谋生与认同而逐渐形成的。
这些另类的记忆揭示,独立从来都不是统一的经历。对居銮的割胶工人、槟城的小贩,或是怡保的老师来说,独立不仅仅是游行,更是关乎生存、构建社群和寻求归属感的过程。
重新审视历史也迫使我们直面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独立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殖民等级制度?又在多大程度上以新的形式复制了这些等级制度?
在英国统治下,华裔被视为经济的中间阶层,是商业与劳动力不可或缺的,但在政治上却被边缘化。独立后,公民权打开了新的大门,但种族政策和结构性分裂却根深蒂固。在我们谈论拥抱团结之际,它往往掩盖了持续存在的排他性的惯例。
这种矛盾的心态持续影响着当代人的经历。与年轻一代华裔的对话中,既有希望,也有沮丧。一些人谈到要从内部改革体制,相信通过积极参与可以增强归属感。另一些人则流露出愤世嫉俗的态度,认为结构性不平等限制了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复杂情绪与前几代人相互映照,凸显了独立的承诺仍未兑现。
默迪卡:一场未完的对话
独立不是一个静止的成就,而是一场持续的归属感协商过程。对华裔来说,独立始终是多重意义的:它象征着对贡献的自豪、争取认同的奋斗,以及在国家历史中不断寻找自身定位的努力。
当我们仔细聆听这些经历时,会浮现三大主题。
首先,独立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故事。对华社而言,独立在不同世代有着不同的意义:1950年代末期申请公民权的焦虑,1960年代和1970年代围绕教育的斗争,以及如今对更大政治话语权与经济保障的渴望。承认这种多样性,有助于避免国家记忆的扁平化。
其次,归属感往往是有条件的。从早期申请公民权的重重障碍,到关于忠诚与文化权利的持续争论,这个群体一直生活在包容性受到质疑的现实中。承认这一点并非要削弱国家,而是要为更具包容性的民族主义奠定基础。
第三,必须诚实地铭记历史。抹去华工运动、学生运动和教育抗争,削弱了独立故事的丰富性。重拾这些被遗忘的贡献,是为了强化而非削弱我们共同的国家认同。
如今,当我回想起独立,我不禁想起多年来听到的那些声音:那位回忆申请公民权焦虑的老人,那位坚持母语教育也是自由一部分的教师,那位仍质疑自己是否被视为真正马来西亚人的小贩,还有那些挣扎着相信制度是否能改变的年轻一代。这些声音表明,独立不仅仅是一个胜利的时刻,更是一场由自豪、矛盾与渴望塑造的持续对话。
对华社而言,独立是复杂的。它承载着对国家发展贡献的自豪,它提醒着人们争取认同的斗争,也凸显了在国家框架中持续协商寻求一席之地的现实。拥抱这种复杂,并不会破坏团结,反而能强化团结,因为它确保没有任何社群的历史被隐形化。
68年过去了,或许纪念独立最有意义的方式并非仅仅重复口号,而是重新聆听。聆听官方历史表象之下的沉默、焦虑和贡献。认识到独立不仅仅是对过去的纪念,更是持续建设马来西亚的一份责任,让每个社群都能在国家中心看到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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