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警民风暴:对缅泰柬战略启示



连续3天,印尼爆发大规模暴力抗议,警察成为民众怒火的主要对象。最初的不满源自工资停滞、物价上涨与政治失望,如今矛头直指国家机器。抗议者明确要求立即削减印尼国家警察高达88亿美元的预算,认为其象征着腐败与不负责任。
这场危机直击印尼民主承诺的核心。在过去十多年里,尤其在佐科威执政期间,警察权力急剧上升,不仅在治安执法,还在政治调解、商业利益甚至治理领域日益突出,几乎成为与军队平行的权力支柱。然而,今天的印尼人似乎彻底失去对警察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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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警察失去合法性,印尼后苏哈多时代所标榜的民主模式——东盟最有希望的穆斯林大国民主典范——就停滞甚至面临崩塌。
印尼的动荡绝非国内问题而已。2亿8000万人口占东盟总人口的四成以上,其地区领导地位一直依赖于1998年后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但若印尼模式失灵,东盟也将失去最具说服力的规范性资源:东南亚能够在避免内战与政变的情况下实现民主化。
这对缅甸、泰国与柬埔寨尤为重要。这3国长期被军方把持权力,本就把印尼视作另类示范。如果印尼都无法稳固,谁还能相信文官治国在东南亚有未来?
缅甸:搁浅转型
缅甸仍深陷合法性之战。2021年政变后,国防军坚持掌权,实际上主张“军人高于社会”,仿效泰式模式,将军队视为最终裁决者。民间抵抗虽坚强,但军方拒绝妥协。
如果印尼民主稳健,本可为缅甸提供对照与压力。然而,当雅加达自己被民众起义撕裂、警察体制遭唾弃,它的劝说力也随之丧失。缅甸将军们会问:一个自身无法管束警察的印尼,凭什么要求他们约束军队?
泰国:军方持久霸权
泰国的故事更具警示性。尽管举行选举,军方却屡屡在感觉受威胁时出手干预。前首相塔辛出身警界,试图建立权力基础,却终究被军方推翻,如今宪政秩序仍由军方设定。
印尼的情况颇为相似。正如泰国警察未能削弱军队霸权,印尼警察如今也可能因街头反抗而彻底丧失威望。不同的是,一个是自上而下的军权压制,一个是自下而上的民众怒火。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军队始终潜伏为“秩序守护者”。若印尼人彻底否定警察,军队或将趁势回归,摧毁二十余年的改革。
柬埔寨:威权延续
柬埔寨则展示了另一种模式。洪马内继承父亲体制,军警与执政党紧密结合,形成集权工具。公民社会薄弱,选举被操控,制度只为权贵服务。
相比之下,印尼原本是强烈反差:民众而非家族或军警体系决定国家方向。如果印尼失败,柬埔寨就能自我辩护:东南亚终归只能在强权与庇护网络中循环,而不可能真正实现民主。
大马军警未曾干政
在东盟十国之中,马来西亚是少有的例外。自1957年独立以来,无论军队还是警察都未曾直接干预政治。17万皇家警察保持专业化,11万5000的军人也从未发动政变。
因此,安华首相得以在一个选举有意义、文官完全凌驾安全部队的制度中执政。对他而言,印尼的危机既是宽慰,也是忧虑:宽慰的是马来西亚避免了类似的乱局;忧虑的是,最亲近的伙伴却可能动摇民主稳定。
“文官东盟”梦想
东盟一直宣称要建设“共同体”。然而,如果成员国由军方、警察或家族体制主导,这个共同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印尼的动荡揭示了东南亚民主浪潮的浅薄。
《东盟宪章》明文承诺“巩固民主、加强良治与法治、促进和保护人权与基本自由”。然而现实却南辕北辙:缅甸由将军统治,泰国由军人操控宪法,柬埔寨党军合一,如今印尼也因警察国家而陷入危机。
所谓“东盟共同体”若失去文官本色,终将沦为空洞口号。
影响不仅是民主理想。投资者密切关注治理品质。若印尼——东盟的锚点——陷入混乱,全球资本将踟蹰不前。东盟内部安全合作,本就因互不信任而脆弱,更将雪上加霜。“东盟中心地位”在更广泛亚洲外交中也将失去可信度。
此举还会助长威权模式。中国可借机强调“秩序比民主更重要”。缅甸将军更为强硬,泰国军方更紧控权力,柬埔寨执政党更无所顾忌。
解决之道何在?首先,印尼领导层必须明白:没有合法性的警察统治根本走不通。在失业与青年绝望加剧之际,为安保机构提供天价预算只会激化反抗。真正的文官至上需要问责、透明与回归1998年的民主精神。
东盟也必须表态。若对印尼动荡保持沉默,它就失去向缅甸谈民主的资格。若要实现“以人民为本”的区域主义,就不能无视眼前最大的民众运动。马来西亚、菲律宾,甚至越南,可以组成东盟三方小组,敦促雅加达改革警察、恢复信任。
结语
今天的印尼处在十字路口。如果警察后退,民主或许仍能存续;若军方趁势进场,20年的进步可能付诸东流。
对东盟而言,教训十分严峻:没有真正的文官统治,“共同体”只能是延宕的梦。马来西亚虽展示了可行之路,但若印尼、缅甸、泰国与柬埔寨不改变轨迹,东盟终将被安全部队的阴影所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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