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威.让印尼骚乱成为所有政府的一堂课

对于印尼人来说，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国会议员给自己批了一笔高额的住房补贴及其他福利，而这笔数额是苦苦挣扎的印尼人无法想象的。

国会议员们批准将住房补贴每月大幅增加5000万印尼盾（1万2900令吉）——几乎是雅加达最低工资的10倍。

不仅如此，据报道，其他激怒民众的福利还包括，这些政客每月可获得1200万印尼盾（约3000令吉）的白米津贴。但后来，议员们坚称，每月只有20万印尼盾（约52令吉）。

更糟糕的是，在总统普拉博沃发表年度国情咨文后，有议员还被拍到在庄严的议会殿堂里开心地跳舞，随后还有大学生的轻音乐演奏。

这个时机非常糟糕。沮丧的公众把许多议员们的即兴舞蹈解读为他们在庆祝新得的福利。

在人民面临税务增加、失业率上升和生活成本飙升等困境之际，此举被视为“装聋作哑的政客们在炫耀特权”。

这些政治精英对财富和生活方式的肆意炫耀也暴露他们与社会现实的脱节。

据报道，印尼人的平均月薪为309万4818印尼盾（约800令吉），而另一说法指出全国月薪中位数仅为142万5000印尼盾（约366令吉）。

印尼的示威活动通常由劳工和学生领袖领导，他们经常大规模走上街头表达不满。但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示威活动异常激烈，而且看不到尽头。

那里的示威活动往往更具对抗性——经常演变成示威者和安全部队之间的暴力冲突。

与马来西亚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的示威活动——即使是像净选盟为争取选举改革而举行的大规模集会——通常都是和平、有纪律，并且由中产阶级推动的。

问题是：为什么？

一个可能的答案在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构——特别是中产阶级的角色。

作为推动政治变革的手段，印尼有着悠久且丰富的群众动员传统。

从反殖民时代到1998年推翻苏哈多的改革运动，示威活动常常承载着国家转型的重担。

这一传统使得街头政治成为民主表达的一种常态——甚至是浪漫的，而在马来西亚，直到最近几年安华政府执政之前，示威活动一直被视为引发骚乱的潜在导火索。

在马来西亚，组织示威活动的团体更多由经济稳定、较为稳固的中产阶级推动。

在吉隆坡这样的城市中心，示威活动往往由大马专业人士领导，他们在更具制度化的政治文化中运作。像净选盟这样的运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井然有序。这些示威活动是为了改革，而非革命。

马来西亚的上班族无法长时间待在街头，这意味着示威活动通常很短，且通常在周末举行。

这与印尼不同，因为印尼的许多劳工群体仍然处于非正式组织结构，所以示威活动持续时间更长。

马来西亚中产阶级倾向于利用其经济地位推动体制内的改变——通过法院、公民社会，当然还有选票。法律和选举制度依然具有合法性。

民众仍然对我们的机构充满信心和尊重，特别是司法机构和警察，而不像在印尼，他们被视为高压且对弱势群体缺乏敏感。

我们的示威活动往往经过精心策划，注重形象，且保持克制。暴力会立即使中产阶级所寻求的政治筹码失去合法性。

即使在最近的“倒安华”示威活动期间，主要组织者伊斯兰党也派出其“执法员”来确保参与者遵守规则。

值得赞扬的是，首相安华在烈火莫熄期间也曾走上街头，因此尽管“倒安华”示威活动是针对他本人，但他还是确保警方不会封锁街道或轻快铁站。

过去，警方会部署大量警力，使用水枪驱散示威者，并在示威活动前夕逮捕其组织者。

煽动法令和国家安全罪行（特别措施）法令（SOSMA）等法律虽然饱受争议，但仍然存在，而严苛的内安法令却已废除。内安法令曾一度使暴力抗议者付出极高的代价。

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社会的微妙平衡是另一个因素。这种平衡在更广泛的文化背景下滋生了对政治动乱的厌恶，许多人担心这可能会引发更深层次的紧张局势。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受到了质疑，但它也确实创造了庞大的马来中产阶级基础。

通过确保土著参与和持股，商业和住宅区变得更加多元种族，从而降低了种族身分的隔阂。

在马来西亚，没有人，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希望打破现状。尽管人们抱怨，但马来西亚的生活比许多国家更好、更舒适。

尽管印尼和马来西亚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但示威文化反映阶级动态、历史轨迹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层差异。

我们对机构、对国家处理异议的能力的信任，以及对示威在国家历史所承载的记忆，包括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骚乱，仍然深深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

正如一位分析人士所说，在印尼，示威是一种战斗的号角，但在马来西亚，它是谨慎谈判的信息。

他说，人们的示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他们所在制度的健康状况、他们所怀有的恐惧，以及他们所设想的未来。

在国庆日这天，我写下这些文字，和许多大马人一样，我感激并庆幸自己生于此地。这是我的家。

别让任何人，哪怕只是一瞬间，认为我们应该效仿印尼示威者的方式。这不是马来西亚处理危机的方式。

让印尼骚乱成为所有政府的一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