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南.零工法案：制度化保障的第一步

首先从此新法案的定义而言，比较令人意外的是，大马零工工作者法案并没有像一些国家如新加坡般，把焦点放在最大群体的平台工作者，反之更广泛地涵盖了一些非平台群体，即艺术行业、美容、媒体摄影、翻译、老人和小孩疗养照护等。

虽然这些非平台零工工作者无可否认也是长期受到忽略，并值得被保障的群体。但由于是非平台性质，令人关注和担忧的是，会否跟他们在现有雇佣法令的全职或兼职地位和权益产生冲突。或者被一些不负责任的雇主，尝试通过走这2项法令的灰色地带，而弄弄巧反拙。

无论如何，毋庸置疑的是，此法案最正面之处，是给予了国内上百万零工工作者尤其平台工作者一个最基本的解决纠纷和追讨公义的平台。

沈部长早前所提到的一宗于去年在联邦法院审理的电召车司机相关劳资案例，其实就是笔者于2019年跟捍卫大马电召车司机权益运动所合作处理的一宗个案（IVY LOH v. GRAB）。正如沈部长所言，根据有关案例，很不幸的是，国内各级单位包括工业关系局、高庭、上诉庭乃至当时由国家大法官东姑麦润所主导的联邦法院，都不愿承认国内电召车司机在遭遇到平台业者的权益剥削时，到工业法庭乃至民事法庭捍卫权益的基本地位，导致他们犹如国家二等公民般面对投诉无门的无助窘境。

除此，虽然当时我在代表有关女司机向法庭陈词时，援引英国最高法院在某宗涉及优步平台司机的案例，力争电召车司机的劳资地位和权益，并根据该案件所提的掌控原则（CONTROL TEST），一一例举其实大马平台业者在大部分生意运作环节，跟英国的优步大同小异，也都在操控司机，包括在定价、目的地的决定和客户个资的收集等。

但很遗憾的是，大部分法官都以自由合约的角度出发，而忽略了平台业者跟电召车司机两者的关系不均等，后者就像我们制定雇佣法令保护普通员工的原则一样，是社会上较为脆弱的群体，并需要获得当局的介入和通过相关社会法律加以保障。

令人欣慰的是，在新法案下，零工工作者可争取正义的平台可谓获得充分保障和迈开一大步，包括以后可通过工业关系局、人资部长、仲裁庭等寻求调解或审判，乃至上诉到民事高庭等。

而且，法案也阐明，平台业者不可无故或在没有事前通知的情况下草率解雇其司机，而必需提出合理的理由，并给予其辩护或解释的权利。

比较美中不足的是，在劳工组织多年来争取的最切身福利，包括最低车资、平台业者所该为旗下零工所缴付的社险和公积金等方面，此法案都没有明确阐明，而只是进一步交由相关部长或单位进一步制定。让人好奇和关注当局是否过于顾忌少数平台业者的商业利益，多于大多数来自中低下层的零工基本安全和权益。

当然，我始终相信，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虽然此法案不能说完美，但只要迈开第一步就是好的开始。至少打下了重要基础，让我们以后可以进一步加以改善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