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连资深专家的证词都无法被冷静对待，那么未来还有谁愿意挺身而出，用科学与专业为死者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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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命案自曝光以来，牵动了无数人心，社会的同情与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大家都希望得到一个明确的交代，盼望真相能够尽快大白。
然而，当案件进入验尸庭程序，首名证人资深法医邱晶晶医生的证词，却因不合部分人的期待而成为舆论箭靶。在社交媒体上，各种嘲讽和侮辱，甚至人身攻击接踵而来。
邱晶晶并不是普通的医生。她在医学与法医学领域深耕近四十年，完成上百至千例解剖，是推动我国法医服务发展的功臣之一。她曾经独自奔走于各个县市，处理涉及重大刑事案件的尸检，也培养了一批批的法医后辈。
众所周知，法医的供证并非随口揣测，而是必须建立在完整案情与亲身解剖所获得的第一手观察之上。还记得在笔者就读医学院时，每一次解剖的场景都严谨得近乎肃穆：只有法医本人与协助解剖的助手能触碰遗体，任何细节都必须遵循专业规范。那是一种近乎冷峻的职业精神。
在司法程序的逻辑里，法医的使命是借由科学与证据重建死因，为沉默的亡者发声。
然而，一旦走出解剖室，进入喧嚣的舆论场，这份科学的冷静往往难敌情绪的汹涌。正如邱晶晶，她因供证与公众期待不符，旋即被推上风口浪尖，成了众矢之的。
这种现象其实有迹可循。根据社会学的替罪羊理论（scapegoat theory），当社会面临重大悲剧时，集体情绪往往需要通过某个对象来承载与释放。
在查拉案件中，司法调查尚未结束，但公众的愤怒和不安却已积累到高点。在缺乏确凿答案的情况下，首位出庭作证的法医邱晶晶，因为身分公开且代表官方专业意见，便成为情绪投射的主要对象。她的证词是基于法医学证据，却与部分民众的期待产生落差，引发负面反应。
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风险信息在一条传播链中传递时，往往会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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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真，原始内容被削弱甚至扭曲，而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却不断被放大。
在社交媒体的环境下，这种现象更加明显。断章取义的证词片段被一次次转发，伴随着愤怒的评论与揣测，很快便固化为所谓的真相。而理性谨慎的专业判断，反而在情绪的洪流中被边缘化。
类似的困境，并非大马独有。澳洲塔斯马尼亚州就曾发生过一起案例。资深法医拜伦科林斯医生被委托复核一名15岁少女的死因。然而，当局拒绝提供关键的尸检照片，使他无法完成独立复核。
科林斯在接受媒体访问时坦言，这是他50年职业生涯中前所未有的经历，直言感到震惊。
科林斯所面对的阻碍来自制度的封闭，而邱晶晶所面对的则是舆论的霸凌。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却有一个共通点：专家在履行职责时，被剥夺了发挥专业判断的空间，司法公正因此受到损害。
我们必须在此划清界线。批评证词本身无可厚非，司法程序也鼓励透过质询来考验证人证词的可靠性。但人身攻击、侮辱人格，甚至散播毫无根据的指控，则是对法医专业与司法的双重伤害。
人们或许一时情绪高涨，觉得发泄几句无妨，但这种行为实际上削弱了社会对司法体系的信任。更严重的是，恶意言论可能触犯法律，例如诽谤或藐视法庭，是损人不利己的。
社会可以继续同情查拉，继续要求真相，这是人之常情。但我们不能让愤怒凌驾于理性之上，更不能用情绪来取代证据。司法需要时间，真相需要程序，法医需要空间去履行职责。如果连资深专家的证词都无法被冷静对待，那么未来还有谁愿意挺身而出，用科学与专业为死者发声？
真相可能迟来，但绝不会缺席。我们能做的，就是守住理性，让法庭的程序按照程序进行，让专业声音被尊重，司法公正才不会在情绪的浪潮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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