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丁贤.《星洲》10万重罚，比金钱损失更大的伤害

10万令吉的罚款，是报社重大的金钱损失，对大马媒体的独立和新闻自由，造成更大的社会伤害。

《星洲日报》和《阳光日报》被重罚10万令吉，这不是国旗事件的结束，而是媒体遭受不当惩罚的开始。

一次国旗失误对社会造成的伤害，远远比不上重罚媒体，造成寒蝉效应的伤害。

重罚可能逼使媒体屈服于政治权力，这对日后媒体落实监督政府，制衡权力的功能，是一记重锤，也是一项警告。

如果说是基于维护国旗尊严，那么，同样国旗出错的教育部、丹州巫青、甲州市政厅、玛拉学院等等，是否也同样罚款10万令吉？

大马媒体理事会认为，这项惩罚过于苛刻，和二报犯下的错误，不成正比。

不是说媒体不能接受惩罚，而是要有比例原则；一次编辑作业的疏忽，《星洲》已经及时纠正，并公开道歉，这是负责任的表现；当局援引1988年通讯和多媒体233和243相关条文调查和开罚，指影响公共秩序和社会信心，未免太过牵强。

上个月，一名社运人士在法庭挑战233条文，结果上诉庭判决，该条文下使用的“冒犯”和“干扰”，不符合宪法下的法律诠释。换句话说，政府不能随意用“冒犯”和“干扰”公共秩序，作为压制言论自由的理由。

老报人佐汉惹化直接表明，对《星洲》和《阳光》如此重罚，不但史无前例，且是危险的做法，形同破坏我国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这将使媒体陷入自我审查和恐惧的氛围，进而削弱媒体的功能。

佐汉是国家报人奖的得主，曾经是主流马来报章的总编辑，历经敦拉萨、胡先翁、马哈迪年代，从他口中说出“史无前例”，确是语重心长，特别是他的立场向来并不是反希盟；他的儿子还是行动党少数的马来国会议员，也是党副主席谢瑞詹。

佐汉感慨表示：“令人遗憾的是，这留下现政府对批评和异议容忍度极低的印象，也和首相本人的立场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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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和团结政府不断表示支持言论自由，尊重媒体权利，来到现实情况，是否能够用行动来履行其承诺？

让我意外的是，伊党也加入声援。它指罚款过重，是当局对媒体的霸凌。

要先肯定伊党的发声，至少它认同民主制度下的媒体角色，认为这可能侵蚀媒体作为民主第四权，以及作为人民资讯渠道的独立角色。

伊党也表示认同《星洲日报》在过去数十年报道不同政府、政党和领袖的讯息，是值得信赖的媒体，因此不应受如此不当的对待。

这番话很公允。《星洲日报》对于伊党许多过激，无法获得中庸和多元社会接受的做法，向来作出凌厉批判，而今伊党支持媒体作为国会、行政和司法之外的第四权，也应该获得我们肯定。

尽管伊青团此前在错误使用国旗事件上，曾经对《星洲日报》也有落井下石的指责，但是，如今由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发出的声明，更具有代表性和公义立场。

媒体固然会犯错，也应该接受惩罚，但是，应该基于两个条件。

其一，错误和惩罚要符合比例原则，若是因疏忽导致的错误，并且没有对社会和读者造成重大伤害，应该从宽处理。

其二，不应该由政府权力介入处罚，以免形成利益冲突。

大部分民主国家都建立机制避免政府干预媒体，更阻止政府惩罚媒体。作为老牌民主，也是共和联邦体系精神领袖的英国，交由媒体自律组织（Press Complains Commission）处理公众对媒体的投诉。前首相布朗曾经表示，管理媒体不是政府的事，报社应该自我管理和自律，以符合读者和公众的期望。

近期成立的大马媒体理事会可以扮演这个角色。类似国旗失误的事件，交由理事会处理，而不是由政府定夺。

10万令吉的罚款，是报社重大的金钱损失，对大马媒体的独立和新闻自由，造成更大的社会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