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世敏.当“自愿”成为惩罚未成年人的理由

部分宗教领袖倾向于通过惩罚来维系表面秩序，而人权组织与法律专家则致力于从根本上捍卫儿童免于剥削的权益。

在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下，青少年接触性内容的渠道前所未有地多元。我国作为一个深受宗教与传统价值观影响的社会，却长期对性议题讳莫如深，导致全面而科学的性教育严重缺席。

按照现行刑事法典，与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即构成法定强奸，因法律认定未成年人不具备“同意”能力，责任完全在成年人身上。

法律意义上的“自愿”，与心理或道德层面的“自愿”，从来不是一回事。在认知、情感和社会经验都尚未成熟的年纪，将未成年人的行为与成年人之间的自愿关系等量齐观，不仅在法律上站不住脚，更违背儿童发展心理学和伦理的基本原则。

这种把问题简单归咎于“双方自愿”的思维，恰恰暴露社会在处理儿童性剥削议题上的浅薄与误判。刑事化对未成年人并非教育，而是终身的污名烙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国之鉴，或可为我们提供更明智的视角。

美国部分州设有“罗密欧与朱丽叶法”，对年龄相近、无剥削情节的青少年性行为减罪或免罚；德国与荷兰从基础教育阶段系统性融入性教育，使青少年怀孕率与性犯罪率长期低于多数保守社会；芬兰与瑞典则由社工和辅导机构先行介入，让保护与教育优先于惩罚。

回看本区域，邻国的探索同样值得深思。无论是泰国对学校性教育的早期尝试，菲律宾针对青少年怀孕的立法，还是新加坡的系统性辅导，其核心共识无不指向：唯有通过教育、辅导与支持主动构建防线，才能避免事后惩罚带来的二次伤害和社会撕裂。

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已明确要求成员国保障妇孺权益。马来西亚作为签署国，应将承诺付诸行动。

惩罚受害者无法减少犯罪，正如责怪失窃的屋主无法降低盗窃率。若我们只会用惩罚来“止血”，反而会迫使青少年转入更隐秘、更危险的探索，徒增风险。

真正稳固的防线，应该是全面的性教育、家庭辅导和社区支持，而非简单粗暴的惩罚。

如果我们继续以“羞耻”取代教育，以“惩罚”代替辅导，那么吉兰丹的现状不会是孤例，而是全国性危机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