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家.以讹传讹的怪事：“斯坦福大学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

“引用量”指标在此“前2%”的“职业生涯”榜单（共23万0333人）具极大权重，也常被用来衡量国内教授的研究素质。

真相：高引用量并不等同于科研卓越性。许多具颠覆性的原创研究，虽能推动政策制定、革新生产技术等带来极大社会影响力，但因属于小众领域或未获学术界关注，引用量往往有限。同时，该榜单174个学科分类过于粗糙和存在局限，既难以涵盖跨学科研究的复杂性，也无法体现学者对多领域的实质贡献。另，我国大学在学术评价中过度依赖此指标，导致不少学者大量发表非原创但却容易“人为”拉高引用量的“综述论文”（review paper）。

怪事3：入选“全球前2%”被视为荣誉？

根据那些大事庆祝的广告，当XX学者入选榜单，整个大学都与有荣焉。

真相：该榜单最令人担忧的是存在大量不合常理的“极端高产”学者：1万3160人发表超过500篇论文、1408人发表至少1000篇，最高产者达4981篇；其中34名高产者来自马来西亚，这和2023年12月《自然》报道提到我国“非物理领域”的“极端高产”排名世界第三的数据相符。

尤为关键的是，排名前1000人中有约60%（595人）来自这种高产群体。也就是说，这些人的高排名很可能并非源于真实学术贡献，而是通过相互勾结的论文挂名、引用联盟相互刷引用等手段所达成，严重削弱了其公信力。

怪事4：入选“前2%”就是杰出科学家？

随机检查此榜单，会发现并非所有诺贝尔奖得主都在里头；比如化学奖2019和2023年得主吉野彰和叶基莫夫（Aleksey Yekimov）、物理学奖盖兹（Andrea Ghez）（2020）和魏斯（Rainer Weiss）（2017）等人都不在榜内。另，绝大多数诺奖得主的c-score、论文引用量、h指数、论文总量等，都不如榜单内前1000名学者。例如，202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考里科（Katalin Karikó）和韦斯曼（Drew Weissman）的排名远在榜单下面的第58371和31532名；物理学奖2015年得主麦克唐纳（Arthur McDonald）排名187493。

真相：c-score指数主要依赖“论文引用量”来评估科研影响力，无法衡量原创性研究实际价值或社会影响力。真正对学科有实质贡献的大师，其目光从不局限于Scopus数据库的收录或引用量高低，更不追求挂名或批量发表。即便是在企业或技术研发有所创新成就的学者，也无需以“前2%”榜单来证明自身价值。

笔者认同“前2%”榜单可作为了解科研动态的参考，但大学管理层必须严格遵循《莱顿宣言》（Leiden Manifesto），负责任地使用文献计量数据（bibliometric data），并清楚意识到仅靠引用量排名无法衡量学者真实贡献（详见2015年4月《自然》期刊论文 ）。同时，伊安尼蒂斯教授也在Elsevier官网严正声明：“我们不会为这些数据可能被滥用的各种情况提供背书，或为入选科学家颁发证书！”。

鉴于该“前2%”榜单存在明显缺陷和人为操纵嫌疑，其公信力在国际学术界备受质疑。同理，大学也不应将此易被操控、无法反映研究质量、创新性和社会影响力的数据视为“荣誉”，更应严禁应用它于教授聘任、职称晋升等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