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欣怡医生.医生出走,一场无声的大逃亡


医生的持续流失不仅削弱了医疗系统,也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医疗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之一,如果连基本的医疗人力都无法稳定供给,那么再多的经济蓝图也可能因健康危机而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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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名学生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刚刚完成了专科培训,原本应该是职业生涯逐渐走向稳定、开花结果的阶段。然而,派遣信下来,她被分配到柔佛州的一家诊所,距离家乡三百多公里。这意味着她要离开年幼的孩子,离开年迈的父母,每个月只能抽空回家一次。她曾经咬牙打算坚持,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她辞去了卫生部的职位,带着家人远赴澳洲,在那里重新开始。她告诉我她是想要一个能让她当医生,也能当妈妈的地方。
她的故事并非孤例,而是一个世代现象。网络上也有一位年轻女医生分享了她在澳洲截然不同的处境。工作时间更短,每两周大约七十多个小时;薪水却高得多,两星期的收入就有1万令吉左右。周末和夜班都有额外津贴,加班超时甚至是1.5 倍薪水。更重要的是,她每年还有5个星期年假。贴文下也有很多支持她的留言。
去年,我在澳洲进修期间,遇到许多已经在当地执业多年的马来西亚医生。他们当初离开的原因很相似:更好的工作机会,更合理的工时,更重要的是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教育与升学环境。很多人坦言,如果不是当年踏出这一步,他们今天的人生大概不会有如此稳定和舒适的状态。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是医院的资深顾问,有人参与学术研究,也有人兼顾诊所与家庭,生活与工作平衡得多。可是,当我们聊到未来时,他们的语气里常常带着一丝感慨:退休以后,或许还会考虑回马来西亚,毕竟这里还有家人、朋友和割舍不下的情感。
老一代医生总是被歌颂为“牺牲一切,成全病人”的典范,熬夜、超时、甚至连续三十多个小时不休息,几乎成了职业的标签。但年轻一代医生并不再愿意盲目重复这样的道路。他们重视的不只是薪水,更是“work-life balance”,是职业稳定感,是被尊重的专业地位。他们希望在救死扶伤之余,也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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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马来西亚公共医疗体系却没有提供这样的环境。合同制的不稳定,频繁的调派,缺乏透明的晋升途径,让年轻医生在职业生涯伊始便感到前景渺茫。与此同时,公共医院的工作时间动辄60到80小时一周,夜班、周末班和加班津贴制度并不完善,医生们长期透支健康,工作满意度急剧下滑。
这一切,最终推动了“出走潮”的形成。根据卫生部的数据,仅2017年到2022年之间,合同医疗官的辞职人数就增加了超过1100%。2017年只有约一百多人辞职,到了2022 年,这个数字已经飙升到1354人。整体来看,从2019到2023年,约有6000名医生离开了卫生部的岗位,其中包括近1000名专科医生。在2022年一年里,辞职的医疗官就高达 1696人。这些数字背后,是一支本该支撑国家医疗体系的队伍,正一点一滴地流失。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是国家隐形成本的巨大流失。培养一名医生,从大学到实习再到专科培训,至少需要十年时间。政府在这期间投入的资源庞大,学费补贴、培训经费、导师配备,每一名医生的培养成本可以轻易达到百万令吉。可是,当年轻医生因为制度问题选择离开时,这些投入就成了“替别人做嫁衣”。他们到了澳洲、新加坡、英国,直接融入当地的医疗体系,立即成为高效能的人才。换句话说,马来西亚花钱培养人才,最终却为他国医疗体系做了贡献。
代价谁来承担?首当其冲的是病人。偏远地区医院缺少医生,尤其是缺乏训练有素的专科医生,意味着病人不得不长途跋涉到城市求医。城市大医院也不见得好多少,人手紧张,门诊等待时间越来越长。与此同时,医生超负荷工作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医疗事故的风险随之上升。社会对公共医疗体系的信任,正在逐渐动摇。
而从国家层面来看,医生的持续流失不仅削弱了医疗系统,也直接影响国家竞争力。医疗体系是社会发展的基石之一,如果连基本的医疗人力都无法稳定供给,那么再多的经济蓝图也可能因健康危机而受阻。我们看到许多医生带着全家移居海外,这不仅是人才流失,更是人口红利的流失。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愿意贡献的中产群体,本该是国家未来的支柱,却在政策失衡中逐渐远去。
当然,留不住人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薪水太低”。钱固然重要,但很多年轻医生告诉我,更关键的是缺乏公平与尊重。他们希望夜班、周末班的额外工作能得到合理补偿,希望合约医生不再长期悬在不确定性中,希望派遣和调动能顾及家庭状况。一个年轻母亲,被要求离开孩子300公里去任职,这种制度性的冷漠,正是压垮她留下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的那位学生,带着满心的不舍离开,她希望能在异国找到平衡事业与家庭的可能。而我在澳洲遇到的那群早已扎根多年的医生,则用他们的人生验证了这个选择:走出去,并不是背叛,而是为了活出更完整的自己。遗憾的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对马来西亚心怀眷恋,想着有一天能回来。所以,真正的问题是:马来西亚能不能在他们还愿意回来的时候,打造一个足够吸引他们的环境?如果不能,我们不仅会失去更多像我学生那样的年轻医生,也会失去整个国家医疗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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