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 6:02am 09/10/2025

宋明家.大马必须跨过“造芯”来治疗“芯”病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先进芯片，包括各类GPU、ASIC等硬件，其设计、制造和技术生态都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而非大马本土。这凸显出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长期依赖外部的经济和发展隐忧。

联合国辖下世界智慧财产权组织（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Organization, WIPO）的“全球创新指数”（Global Innovation Index，GII）常年报告备受各国关注，时常一出炉就占据全球主流媒体主要版位。

2025年度GII报告显示，我国得分40.6，比去年涨了0.1分，139个国家当中排名第34——比2024年倒退一名。无论如何，我国还是在34个中高收入经济体组别排行第二，只在中国之后（土耳其第三）。

还有，我国在GII的80项指标中有3项取得全球第一：科学与工程毕业生（Graduate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高科技出口（High-tech exports, % total trade）、创意产品出口（Creative goods exports, % total trade）。

2025年“全球初创生态系报告”（GSER）报告也表明，我国成功维持亚洲第16位置，是全球其中一个领先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

光鲜亮丽的排名当然值得全国骄傲，但魔鬼藏在细节里，危机潜伏隐患间——细细分析这些报告，我们会发现许多创业者在这些年和往后将面临的诸多挑战，尤其是我国这种“科技消费者”类型的国家，若想提升国际竞争力，就必须从“效率驱动型创新”（efficiency-driven innovation）转向“创新驱动型增长”（innovation-driven growth）——前者是为公司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方法来生产，后者则是以创意为导向的经济成长，让自家研发的自主产品、服务与品牌，在国际舞台和别人一较高下。

以新加坡经济转型为镜，我国应着力于打通大学和企业间的壁垒，促进人才环流和产业协作，系统性地培育本土科技企业。然而，当前核心问题在于公务和私人机构普遍缺乏科研环境，难以吸纳生化、物理、数学等领域的纯理科毕业生。政府在STEM人才培养上表现积极，但不能仅满足于为跨国公司供养技术型工程师，更需为本土初创和科技创新生态环境做好准备。

如果说创新指数GII和初创生态GSER排名不俗，那么我国的发明家应该不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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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或许可见于大马的“专利”数据。在我国，发明者可向大马知识产权局（MyIPO）申请国内专利保护；由于马来西亚是《专利合作条约》（PCT）成员国，我们可以使用WIPO的PATENTSCOPE检索我国在国际公开的专利，然后查获共2539项专利，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大多数专利持有者都是外国人。另，在谷歌专利（Google Patents）平台输入“inventor country:MY”，可查得共计2万4838项专利，表示至少有一位发明人隶属马来西亚。同样的，这不代表技术方案完全源自马来西亚。

进一步查看“专利权人”（assignee）可判断专利归属：仅3%（共797项）专利真正属于马来西亚本土机构，其余多为在马设有研发中心的跨国企业（如英特尔、辉瑞）所持有。

从经济学视角看，自1970年代以来，我国始终将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作为工业发展核心战略，特别是在电子、汽车零部件、医疗设备等出口制造业领域。尽管FDI带来了就业和经济增长，并将大马嵌入全球价值链，但研发、知识产权和专利等高附加值环节，始终由跨国母公司掌控，本土机构难以受益。

要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的转型，国家创新体系需构建起大学、企业和政府间的紧密协作网络。但我国本土创新网络薄弱，严重限制了技术研究和发明。在大马机构持有的797项专利中，五大公立大学占351项。这种结构性隐忧也反映于GII排名中：三项专利相关指标均表现不佳，排名介于50至67名之间。

从国际比较看，StatNano数据显示，过去三年马来西亚获美国USPTO授权的专利数量在60–64项之间徘徊，亚洲排名第12位，落后于越南（34、41、68）与泰国（73、51、86），更远不及新加坡（1700–2000项，亚洲第五）。

面对东盟邻国的激烈竞争，大马亟需推动系统性政策布局，包括改善公共科研基金、持续扶持私人企业、完善知识产权保障框架，以确保在和跨国公司合作中获取可持续的技术成果，从而实现从“大马制造”到“大马创造”的转型。以“东方硅谷”槟城为例，其芯片（integrated circuit）产量虽位居世界前列，却还是以中端代工制造为主，未能突破至高价值的创意设计环节。这也是“效率驱动型创新”模式的典型局限。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所依赖的先进芯片，包括各类GPU、ASIC等硬件，其设计、制造和技术生态都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而非大马本土。这凸显出我国在关键技术领域长期依赖外部的经济和发展隐忧。

唯有建立起具备技术自主引领能力的本土经济体系，才是实现“创新驱动型增长”的根本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