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宗.保险公司对临床医疗的危险越权

从伦理角度来看，这项指令同样难以成立。它剥夺了病人对自身治疗的选择权，让他们无法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参与决定。它也背离了医生行医的本分。医生本应以病人的最佳利益为先，却被迫迎合保险公司的财务要求。不适当的麻醉方式更可能造成生理或心理上的伤害，把本可避免的风险强加在病人身上。而当治疗水准被财务计算取代医学判断，病人就会陷入一个不公的处境，同样的疾病，却因为保险制度的限制而得不到应有的照护。

如果今天允许保险公司来决定麻醉方式，那么明天是否也能决定癌症病人该不该接受某种化疗？甚至决定一名母亲能否进行剖腹生产？这些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在美国，保险公司长期干预临床治疗，结果造成了全球最昂贵却最不公平的医疗体系。马来西亚绝不能走上同样的道路。

医生最终只对病人和大马医药理事会负责，而不是对第三方管理公司负责。他们的责任源自《希波克拉底誓言》和专业守则，而不是来自企业的财务条文。任何医生都不应被迫在专业责任与保险审批之间作出违背良知的选择。

这家保险公司的做法不仅是越权，更树立了危险的先例，足以动摇公众对医疗体系的信任。卫生部必须与各大专业机构，包括大马医药协会和大马麻醉医师学会协商，采取果断行动。再来，现有的指引早已禁止第三方管理公司干预临床决策，但关键在于严格执行。

病人的安全与医疗的专业性，绝不能为了节省成本而被牺牲。人民必须得到保证：他们的治疗决定永远是由合格的临床医生与他们共同作出，而不是由财务公式操纵。否则，这不仅是对社会信任的背叛，更是对病人的深切亏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