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教育需要在语言课中，道德课中，不正规的宗教教育中带出来，传递出去，建立踏实美好的生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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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关于“如何活”与“如何死”的讨论，常被经济发展与政治纷争淹没。然而，面对日益频繁的自杀事件、医疗伦理争议，以及灾难与意外的频传，社会不得不正视一个古老而根本的问题：我们如何看待生死？
千年前的苏东坡，早已用他旷达洒脱的生死观，为我们今天提供了难得的思想参考。正如他在《定风波》中写道：“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念放下，生死皆坦然。
苏东坡一生坎坷，屡遭贬谪，亲历亲丧，几度濒死，却始终怀抱乐观豁达。他曾言：“谁生得无死？但愿死得其所耳。”
他的诗文中充满对于生死的洞察与超脱，不执于生，也不惧于死。他的生死观既源于儒释道三家思想，也反映了他深厚的文化修养与人生态度——死亡不是终点，而是生命旅程的另一种展开。正如他在《临江仙·夜归临皋》所写：“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道出他面对生死时的豁达与宁静。
反观我们，当代社会在教育体制中鲜少系统性探讨生死议题。大多数学校与家庭避免谈及死亡，视其为“晦气”或“禁忌”。生命教育缺失，导致许多年轻人在面对挫折或生命议题时，缺乏足够的心理建设与哲学支撑。这种回避，反而使社会在真正面临生死抉择时，显得无力与慌张。
近年来，从青少年自杀率上升，到安乐死的伦理辩论，再到冠病疫情后的公共卫生反思，我们不断被生死课题推上舆论与政策前沿。然而，社会在价值观上却迟迟未能达成共识。缺乏哲学基础的对话，也使我们常陷入情绪性争执，而非理性探讨。例如对患病长者的延命治疗、器官捐献制度，往往因观念保守或恐惧死亡，而难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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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2年国家健康与病发率调查报告》（NHMS）调查，13-17 岁青少年的“自杀念头”比率已从2017年的10%升至2022年的13.1%，“企图自杀”率从6.9%升至9.5%。尤其在女生中更高，13.4%的女生曾尝试自杀，而男生仅为5.7%。
为此卫生部长进一步指出，居住在高密度低成本组屋（PPR）区域的青少年自杀念头尤为严重，已制定联合世界卫生组织（WHO） 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的心理健康行动计划来处理相关的问题。
2024年7月，一名网红依莎（Esha）因长期遭受网络霸凌和社会压力，在社交媒体争议后自杀身亡，引发社会对“网络环境与心理脆弱”的大规模讨论。这一事件也凸显当代网络舆论与传统价值观碰撞对个人生死阴影的冲击。正如文中所述，缺乏哲学、缺乏理性反思，导致情绪性共鸣能够轻易地压倒冷静判断。网霸成为夺命工具。
另外，截至2025年2月，国内仍有超过1万名患者在等待器官捐献——其中1万0266人为肾脏移植候选人，仅有960位脑死者捐献者成功捐出器官，共计3024件器官实际被用于患者，“器官枯竭者的生命多被迫无限期等待”成为现实困境。民众对“脑死即死亡”的医学定义尚存误解，担心身体被毁损影响来世及尊严。可见我们对于生命教育的努力还不够完善。
苏东坡的生死观并非脱离现实的超脱，而是一种深度的理解与放下。他用文学化解痛苦，以幽默面对死亡，提醒人们“生死亦大矣，而不得不察也”。他的态度提醒我们，生命教育不该仅限于心理辅导层面，更需涵养文化深度。若能在教育中加入文学、人文与哲学的探讨，或许能为新一代马来西亚人，提供一种更坚韧的生命韧性。
这样的生命教育需要在语言课中，道德课中，不正规的宗教教育中带出来，传递出去，建立踏实美好的生死教育。
苏东坡已逝千年，但他的智慧却未曾过时。在一个日益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比任何时代都更需要重新思考“生”与“死”的意义。我国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与文化工作者，是时候共同努力，将生命教育从边缘拉回主流。唯有真正认识死亡，才能更加珍惜活着；唯有谈论死亡，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有意义的人生。正如苏东坡在《前赤壁赋》中写道：“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提醒我们个体生命虽短暂，但唯有在有限中自觉其意义，才不负此生。
生命的挑战残酷而真实。每一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中都会遇到哀伤之时，需要借着生命教育培养长江绵绵无穷无尽地坚定的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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