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退税拖延影响企业信心

她透露，政府此前已优先清还拖欠超过4年的退税，并正逐步处理4年内的相关款项。一笔退税需时4年，难怪企业界会不满。因此，在大马做生意，企业主最深的体会，不是税太高，而是退税太慢。

企业一旦迟缴几天的税款，追税信函即刻上门，罚款、利息分秒不差；反之企业依法提出退税申请，本该退还的资金，却往往一等数年没有下文。追税疾如风，退税徐如林；低行政效率正侵蚀我国的商业信任基础。

退税不是“政府恩赐”，而是企业的合法资产

千万别以为退税是政府“德政”。退税，从法律与财务本质上看，是企业“多缴”给政府的钱，是暂存在政府手中的企业资金。这笔钱不属于政府。

企业准时缴税，是税法规定；政府依法退税，是义务，不是施舍。在现实运作中，这项义务却经常被无限期延后。商界很无奈：“追税用的是电子系统，退税却靠人手操作。”

对大企业而言，退税拖延固然形成资金成本，但仍能靠银行融资应付；真正被压垮的，是中小企业。几十万令吉的退税，往往是几个月的营运资金。退税一拖，资金链便被卡死；周转金一断，就只能借贷度日，替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政府现金流”支付利息。

制度不公，比高税率更致命。公平的税制，不只“缴得起”，更要“退得回”。

然而今天的现实是：企业迟纳税，立刻受罚；政府迟退税，却无需承担任何法律后果。这种单向问责的制度设计，本身就违反基本的法治对等原则。

今天，市场或许已经形成“守法者吃亏”的心态。企业越诚实申报、越配合制度，就越容易被拖欠退税；反之，懂得钻漏洞、拖延申报、以各种方式保留现金的反而“活得比较久”。

这对整体营商环境而言，是极坏的讯号。一个国家的商业文明，不在于口号写得多好，而在于制度是否能让“守法者得到公平对待”。当制度反向惩罚诚实者，整个社会的契约精神就会崩解。

退税慢，拖垮的是信心与现金流

退税拖延造成的伤害，绝不只是一家公司，而是整个投资环境。

其一，企业信心受挫。当外资或本地新投资者发现，连最基本的退税承诺都无法准时兑现，投资评估报告中一定会多出风险注记：“行政效率低”。

其二，营运成本被动上升。企业原本用来扩张、投资或拓展业务的资金，被迫用来缴付借贷利息，无形中推高经营成本。

其三，金融风险连锁扩散。中小企业退税受阻，转向短期融资；一旦经济下行或利率上升，倒闭风险将成倍放大，坏帐压力最终又回到银行体系。

退税慢，不只是行政效率问题，更是金融稳定与投资信任问题。

我们或许可以替政府辩解：“不是不退，是程序复杂。”但只要看看邻国做法，就知道问题并不单纯是技术限制。

在新加坡，只要企业资料完整、帐目清楚，正常退税只需数个工作日便完成，款项直接汇入企业帐户。流程高度数字化、透明化，退税进度可随时线上查询，行政责任清晰。

在台湾，对退税也设有明确作业时限，多数退税案件也都在数周内完成。若有异常或资料不足，税务机关会清楚列明原因，并有回应期限。

反观大马，许多企业退税案件“石沉大海”，既无明确进度说明，也无固定处理时限，更没有逾期问责机制。企业打电话追问，只换来一句：“还在处理中。”

所以退税问题从来没被大马政府视为“必须如期完成的优先责任”。

税务改革，必须包含“退得回”的承诺

从制度层面看，退税之所以长期被拖延，背后至少涉及三个结构性问题。其一，退税在财政排序中长期被边缘化；其二，缺乏法定时限与违约责任；其三，审核流程高度人治化。显然，迟退税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设计问题。

一个成熟国家的税务制度，从来不只是“多收多少”，更包括“如何准时归还不该属于政府的钱”。

若政府真心要改善商业环境，应立即著手改革：包括设立退税法定处理时限；建立专属退税资金池，明确与一般财政支出分离；全面数字化与透明化退税流程，让企业清楚知道案件进度、由谁负责？这不是“偏袒商界”，而是最基本的制度信用修复。

税，是国家运作的血液；退税，则是国家对市场信用的承诺。

当退税一再拖延，企业承受的不只是资金压力，更是对制度公义的失望。长此以往，市场会不再以“守法”作为行为准则。所以“政府应把退税，当成和追税一样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