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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

(北京30日彭博电)随著北京方面继续整肃高薪银行家,中国最大投资银行之一告诫其分析师不要唱空,以及不要炫耀奢侈生活方式。 《彭博社》看到,中金公司本月发给研究部门的内部文件称,分析师无论是在正式场合还是非正式场合讨论经济或市场形势,都要避免发表负面评论。文件还称,员工还应该避免穿戴奢侈品,并且不对外透露薪酬。 上述指示突显出,在当局今年抨击银行家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要求他们向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富裕”目标靠拢之后,中国的金融机构正在加强自我检查。同时,其也强化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日益限制外界获取其透明数据和研究报告的担忧。 虽然习近平誓言要加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但中国政府也一直在限制某些经济统计数据的获取渠道,并整顿帮助全球基金经理在中国做出投资决策的顾问。近期一个抵触负面言论的例子是,高盛分析师7月发布的中资银行股看空报告,引发了批评。 中金没有回复置评请求。 文件显示,中金公司还告诫分析师,在与海外客户交流时要格外小心,避免引发国家安全和政治方面的风险;在邀请专家之前,要提前进行尽职调查。 虽然提醒分析师谨言的事并不罕见,但这份最新文件涵盖了客户交流、社交媒体使用、费用报销等各个方面的行为准则,其中有些规定甚至还延伸到员工的家庭成员身上。 在利润下滑以及领导层改组之际,中金公司已然采取了降成本举措。最新文件显示,该公司将严格控费,告诉分析师在本地路演结束后不可以直接打车回家,招待的时候尽量不点酒水。今年早些时候,该公司将一些高级投资银行家2022年奖金削减了逾40%,并下调了差旅津贴。 银行家的苦日子可能还在后头。中国人大本月早些时候表示,金融业向实体经济让利的空间还很大,监管层也已敦促银行加大力度支持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周三,中国境内19家券商——包括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的当地子公司——签署了在投银业务开展中杜绝腐败的联合承诺书。 习近平标志性的反腐运动,光今年就让100多名金融高管和官员下了台。虽然中国正在努力恢复投资者对其疲软经济和市场的信心,但对其眼中的有害信息进行的历史性整顿可能还将继续。 根据文件,中金分析师在社交媒体发表评论时应保持谨慎,不得发布、传播政治敏感内容,并且还要“积极”按时参加党建活动。 中金对其分析师的要求还有: * 杜绝妄议国家大政方针、与国家政策不一致的言论 * 切勿在微信上就未发布报告的观点进行沟通,微信群内不能发PDF报告 * 保证自己的家人遵守社会基本道德准则 * 招待费不要卡著人均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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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贫富悬殊是全球性问题,很多国家也在试图寻找解决办法,中国明确提出既是一种理念、行动纲领,也是未来发展目标的“共同富裕”,因此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因为中国在探索中形成新的发展道路,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很好的借鉴。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特别是冠病疫情爆发以来,情况尤甚。因此,贫富差距是一道世界性难题。 根据联合国早前发布的最新政策简报,全球极端贫困人口于2020年3月至12月间,增加了1.19亿;瑞士信贷报告则指出,2020年底,全球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球82%的财富。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成为一项紧迫的全球性任务。 [nonvip_content_start] 西方国家收入差距于80年代初期一度降至历史低点,但过去40年多年间,西方国家贫富差距又不断扩大,而美国更是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明显的一个国家。根据相关指标,现在全球贫富差距已经回到1929年大危机之前的状态。 所以,当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向贫富差距问题发起挑战,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和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院长李实表示,中国推进共同富裕,将带来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消费规模扩张。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直面全球性挑战,如果在探索中形成新的发展道路,将给世界其他国家带来很好的借鉴。” 根据中新社报导,李实在接受专访时表示,三方面的因素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起了很大的作用,即:全球化、技术进步、以及分配、福利和税收等政策。 他说,全球化带来资本的全球流动,其方向主要是从资本相对过剩的发达国家流向资本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有资本流入,加之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收入增长相对较快。 “但是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后,一些传统产业如一般制造业出现萎缩,员工工资增长也相对缓慢甚至出现下降。与之相对,跨国公司及金融业大发展让一部分高收入人群收益大增,收入差距拉大。” 李实也是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说,技术进步大都由发达国家发起,而且技术往往与资本高度结合。随着技术进步,一方面资本收益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人等技术革新的出现,减少人工使用,对就业产生负面影响。技术越先进,在就业方面对人的替代也越大。 至于分配、福利和税收等政策这个因素,他说,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各种经济和社会政策发生调整。例如:减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政策手段,社会福利也被削减。如此,富人的税在减少,而穷人的福利在下滑,贫富差距就扩大了。 李实表示,一定的收入差距,有助于经济增长,因为发展所需的关键要素——资本,大多来源于收入更高的人。但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往往资本充裕,贫富差距的负面影响就更大。例如收入差距过大会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因为大量穷人没钱消费。 此外,他强调,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影响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低收入群体在子女教育上无法投入更多,限制下一代的人力资本形成。 “它还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不稳定。比如:美国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以后,社会撕裂愈发严重,其背后就有着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分裂往往从阶层开始,再加上种族等各种因素,于是又带来了社会骚乱和动荡,近几年这类情形频繁在美国上演。” 须协调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 针对中国在此时谋划共同富裕,三十余年来致力于收入分配和贫困领域研究的李实说,一方面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有一个新的发展目标,共同富裕就设定了一个更高标准。 他不讳言,中国同样面对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去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是0.468,而全球基尼系数超过0.5的国家大约在10%左右。从全球来看,中国收入差距属于偏大水平。 他说,尽管中国过去这些年的收入差距偏大,但社会仍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得益于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较高增速,各阶层人群的收入尽管增速不同,却均保持增长,低收入人群也同样从经济增长当中得到相应好处,贫困人口不断减少。 “这与全球很多其他国家,例如美国,情况不同:过去几十年,美国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长期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下滑。” 李实说,贫富差距对人们心理的影响来自横向和纵向的对比。横向是跟其他人比,纵向是跟自己过去相比。如果纵向对比收入持续增长,也会对横向效应产生对冲,有助于缓解矛盾。 他说,过去由于纵向效应的作用,贫富差距在中国尚未引发严重问题。但国际经验对中国来说也是一种警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放缓,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停滞时,社会不安定因素就会更加突出。 他强调,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直面全球难题,努力缩小在收入、财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差距,避免因贫富悬殊拉大而拖累经济、引发社会问题。 李实表示,公平和效率两个目标一直以来难以“兼容”。如何能让二者形成相互协调、促进的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或替代对方,是中国要探索解决的关键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一些创新机制或者办法,会形成一条新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能给其他国家提供宝贵经验。 他也表示,推进共同富裕无论对跨国公司还是本土企业来说都是利好。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必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这意味着消费需求的提升和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也能随之扩大生产、市场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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