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洲网
星洲网
星洲网 登入
Newsletter|星洲网 Newsletter 联络我们|星洲网 联络我们 登广告|星洲网 登广告 关于我们|星洲网 关于我们 活动|星洲网 活动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唱片

三番四次在各种随兴重读重看重听中,书本唱片与电影,回想自己少年与青年时期,也算是丰厚的收获了。 中学时期在图书馆借了许多书,名家琦君的一系列散文小品,就是那时候囫囵吞枣看了一遍,三更有梦书当枕,少年爱说愁,身边友伴几乎不爱文学与文艺,爱的是篮球羽球足球,爱的是街头电子游戏机里头的快打旋风,爱的是如何泡上一个女朋友,当然以上这些我也爱。 那自己对文艺的嗜爱,就只能对着自己心里的小宇宙默默自语了,偶尔读到书里头发亮的字句,也没有同好可以分享,那时候最喜欢哼唱的是李宗盛的〈寂寞难耐〉,就很可以理解了。 所以不是我要骄傲,在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很能体会孤单的滋味,且乐在其中。 90年代吧,滚石唱片众多创作歌手滋润我的青春,很喜欢有点怪的陈昇但更爱的其实是写出许多人心事的李宗盛,想成为他歌词中那个和自己赛跑的人,果不其然,岁月像爬山一样上坡下坡,老李的歌声依然像招魂曲,招手邀我入阵。2005年左右吧,副刊工作时的前上司知道我是老李的信徒,派我去梳邦某间酒店随队采访老李,那时候他在北京创办李吉他,已经在开拓新版图,依然是那个说起故事来滔滔不绝的好家伙,采访内容大部分都记不得了,但你们或许可以想像,端坐在青春期就跟随的大偶像面前时我差点克制不住想要唱一小段〈爱情少尉〉给老李听,幸好最后一刻精神力量战胜心里的莫名欲望,才不至于太失礼。 那已经是可以说上好多年的奇幻相遇了,我其实并没有想要跟偶像有更进一步的交集,在不打扰的距离下感受自己内心的惊涛骇浪,就心满意足了。 许多人说纸本阅读已经是落日黄昏,长过1000字的文章都没什么人有兴趣阅读了,视频要越短越好,语速能快就不要慢,我看着自己店里满满一墙书,想着这些书如果不被阅读,藏匿在书里头1001夜的故事,不就慢慢被消失掉了吗? 我现在当然离阅读琦君和林清玄的年纪很远了,三十多年前一边阅读一边稍微理解外在世界的人情世故,少年从学校安静图书馆走到户外,内心焦躁不安,老是觉得好戏要开演了,但大家都不要等我!就像住在朴素济州岛的少女卢允瑞急着挣脱家乡的锁链,奔向首尔,一个无比宽广的世界,成就了韩剧《我的蓝调时光》里头最固执也最漂亮耀眼的身影。80年代成长的小镇少年用阅读提早撬开观望世界的窗口,气喘吁吁慌不择路,跌跌撞撞走向自己预设不到的远方,想像中的远方变得如此真实,攀爬过年纪的山丘,终于在原乡的隔壁,建立自己与孩子们的家乡。 老朋友那天晴探望我们 前阵子写小说的老朋友那天晴从LegoLand水上乐园北上时绕进居銮探望我们,20年前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孤岛少年的盛夏纪事》由有人出版社出版,当时就透过报馆友人与他结识,后来在不同的饭局与书展碰面时,都不忘关心一下这位电脑程序工程师的写作进度。这次除了来我们店里吃黄酒肉碎面线品蛋糕,也聊中年身体的各种衰败进行式,各种力所不及的流失,聊完就带着各自自嘲笑声划上句号。此人真是老派够意思,还将一箱书套日本漫画带来给我,说自己都不再看了,你放在店里给缘分足够的顾客翻阅吧。我后来开箱,几套漫画书况良好,可见收藏人这些年来多么爱惜这些书本,里头有佐藤秀峰的《海上保安员》与《海猿》,竟然还有柴门文的《东京爱的故事》与《新同居时代》,翻阅良久,窝踞在漫画出租店翻看这些漫画的微风往事,通通飞跃在眼前,灵动如初,这一套又一套的漫画,滋养我的青春。 如果我们的语言充满预言,那我的语言但愿是一种不断追求的远方。
5月前
几年前的清明还是春节期间,回到老家的那几天,我心血来潮把房间“神坛”上供着多年的所有滨崎步专辑捞出来,搬到空旷的客厅地板上一字排开,才再度惊觉这个我追随了二十几年的女人让我自愿洒下了那么多钱。 同时间别有一番感慨的,是这个时代面对实体专辑的态度。 从早期的盗版山寨CD在夜市随处可见,到中间过渡到音乐数位化时CD销量惨澹,直至近几年,随着黑胶唱片和卡带的重新回流,光碟作为音乐载体的地位似乎也跟着稍微回升。年轻世代购买实体专辑的人数逐年趋多,将光碟或唱片从盒套里拿出来,摆放在播放器上,按下播放键聆听已蔚为风尚。 我很庆幸自己在年少时代就一股脑地投入那个收集喜爱歌手专辑的潮流,尽管当初身为乡下的中学生,必须靠微薄的零用钱入手想要的东西。如今回头来看,在那个资源不甚流通、资讯不够普及的年代,尤其要买进一张海外正版J-pop专辑,确实需要经过重重难关。 每每和热爱音乐的表弟聊起我辈时代的音乐盛况,都有一种“话当年”的老调重弹。除了不遗余力赞扬90至00年代的华语和日本流行音乐高峰,我也不时回忆起自己购买实体专辑的经验。 整个乡镇几乎没有一家正规的唱片行,加上那个年代人们的版权意识不足,音乐这种通俗的娱乐活动通常被视为靡靡之音,不必太考究音质和智慧产权的问题,于是小地方的人习惯到夜市摊贩选购各种“拷贝”(年轻人还认识这个词吗?)的光碟,装在印刷拙劣的封面封底外加一层塑料套里,很阳春但也很抢手地贩售着。 严格说来,高中附近有一家贩卖正版CD的小店,说是店面但又三面无墙,仅靠一个简陋的顶棚和梁柱撑着,唯一的一面墙装置成CD架,嵌入了各种流派的专辑盒子,隔着一条马路对面就是本地湿巴刹。 回不去的美好年代 我记得我在这里买的第一张CD是玉女始祖苏慧伦的《Happy Hours》,好像唯有这里可以找到当时最流行的正版专辑,只要跟老板说一声,他就能帮我们下单代订,耐心等个几天至几个礼拜,就能拿到来自台湾或日本的最新大碟。我大部分的孙燕姿专辑应该也是在这里买的。 对于一个甘榜小镇的青少年而言,这里就是最近的天堂。没有网络,没有智能手机,没有Spotify海量的音乐库存,仅是从电视广告或收音机音乐节目中听到滨崎步独特的嗓音唱着:“どうして泣いているの?どうして迷ってるの?”(为什么哭泣?为什么彷徨?)然后跑到这家小小的唱片店,像投币到许愿池般,老板就会将遥远东瀛的歌声带到我面前。 二十几年前,一张进口唱片不算便宜,我记得都要马币四十好几,那时还会跟老板硬拗个几块钱折扣才甘心;现在回想,买CD还能讨价还价,真是个回不去的美好年代。 就这样,每个礼拜用心把父母给的零用钱存起来,作为通往广袤音乐汪洋的入场券,打开每一张专辑都像登上一座岛屿,上面承载着让人眼界大开的精彩世界观。我们是寻宝的水手,循着Tracklist的路线指引,一首接一首地往前走。 很多年以前,这家唱片店因为市区规划被推翻了,听说后来搬到另一处重新开业,那时我刚好高中毕业,独自到外坡升学,也就没再踏进小镇的唱片店了。网络逐渐普及后,上网买CD也就变成顺理成章之事,如今走进一家店购买专辑已是宛若考古的复刻行为。 或许正是我们每一次焦急期盼一张专辑问世的心情,让薄薄的一片CD因而有了难以取代的分量。即使经过时光残酷的淘洗,音乐不再只是音乐,而是透过一枚实体压藏了属于我们每个人的独家记忆。
6月前
约访王礼霖时他正准备出国,在一周满满的行程中挤出两小时。当天他稍早的会议耽误了,事先来讯通知;匆匆赶到现场随即拍摄一组照片,像艺人一样在快门间变化了几个眼神、姿态。语速和动作一样快,访谈结束下楼,电梯门一开,高个子的他就迈开长腿,消失在人群中。 与其说快,不如说有效率。这大概与唱片宣传企划出身有关,日常工作琐事,唱片、影视案子,一切早就安排妥当。导演处女作《富都青年》一样,从制作到宣传策略算尽,成功全无侥幸。多那一份特别的,大概就是生命与二十多年工作经验的积累。 报道:本刊 白慧琪 摄影:本报 谭湘璇 2023年第60届台湾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入围名单中,王礼霖年纪最长。但他并非电影圈新人,在马来西亚娱乐圈更是资历深厚,是当年的金曲新人王林宇中、偶像团体东于哲(郭晓东与陈泽耀)的幕后推手。 “以前哪里会想要自己当导演,我又不是科班出身,当导演很难的你知道吗?”涉足电影,王礼霖一开始先当制片、监制,因为擅长统筹和寻找资金。“只要我有开案子,是不是能让马来西亚的演员、工作人员开创一些新的可能?” 王礼霖的电影梦,从小就开始了。小时候与外婆同住,跟着舅舅看电影、听流行音乐。年纪还小,先追唱片,买了很多天王巨星的卡带;上了中学才比较有能力买戏票,自己跑去看电影。 中学毕业后,王礼霖从太平小镇来到首都吉隆坡修读广告设计课程。离家,等于更方便实现追星自由,每个星期留守杂志《偶像杂志》《生活电视》,追踪艺人明星的动态。和很多电视儿童、港剧捞饭长大的人一样,他向往娱乐圈,但那把钥匙在哪? 学院毕业后王礼霖从事广告工作,也面试过唱片公司宣传、电台DJ。就在1999年,人生磕绊一下,才在网络媒体《红人馆》重新开始。他是编辑也是记者,负责娱乐内容,理所当然靠近娱乐圈了。 王礼霖进入唱片业,为艺人着想,他一一打电话给各种厂家,“May I speak to marketing department?”请总机转接到行销部门。但当时也是流行音乐的最后一个大盛世,后来MP3横空出世,唱片业受到打击。总不能让旗下歌手闲着,要替他们寻找出路,于是他也开始涉足电视,拍了《高校铁金刚》和《逆风18》。 王礼霖自认有不服输的性格,或确切来说,他的原则是凡事给自己50%去争取的机会。“不管做什么事都去试一试,失败了,心甘情愿。”他说,过程不需要多说,间中还可能遭受一些委屈,但成果会说明一切。 《富都青年》的成功“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富都青年》火红,王礼霖简单总结“刚好天时地利人和”。他也不想过分谦虚,因为团队在每个阶段都非常努力,例如一开始决定做社会题材,就想好策略路线。《富都青年》和上一部监制的《分贝人生》一开始就定位为影展片,用影展成绩开始发酵口碑,先让观众注意到新作。 第二波宣传关系到上映时间点。在台湾,金马效应是不变的定律。王礼霖跟团队说,就当作品一定会入围来做,早在名单公布前就先敲定在金马奖隔周全台上映,再顺势带回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跑影展时,《富都青年》在3个不同国家都拿下观众票选奖,王礼霖认知到那是指标,这部电影与观众是能产生连结的。“算计”的部分就在这里,他看到机会,选了吴慷仁在监狱无声控诉的15秒片段作为入围片段。在那之前,所有释出的剧照、海报、预告片段都没监狱画面,大家都在颁奖典礼上被影帝演技惊艳到,也好奇故事转折。 “如果真的没得奖,至少大家可能会被吸引。”王礼霖说,“没有人跟我们说会不会成功,可是我们就判断,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个事。” 从企划、宣传策略来看《富都青年》,有王礼霖过去工作二十多年来的经验累积。唱片制作与宣传、歌手定位、选歌、合作对象、形象包装等,每一步都在算。后来做电影,他也清楚知道案子的目标方向。 台湾移工经历成创作养分 而从故事、情感来看,《富都青年》乃至先前监制的《迷失安狄》《分贝人生》,都有他的部分生命印迹。 金马奖期间,王礼霖接受多家台湾媒体专访,自揭25岁曾到台湾当外籍移工。住在潮湿寒冷的宿舍,大冬天吃着冰冷便当,报道一出还引起当地市议员关注。回想,他还是不懂为什么命运之手会把他推去台湾当半年移工,也就是人生的那次磕绊。但无可否认,这段经历在20年后成了他的创作养分。   当年广告设计课程毕业,投入相关行业,浮浮沉沉,因为他对广告兴趣不大。当时又流行跳飞机,他选择合法途径出国工作赚钱。当时姐姐在台湾当人力中介,原本介绍他去组装电话,却不想意外到铁厂当劳工。 1999年,已是25岁的大男生,在台第一个月几乎每晚哭着写信回家。可王礼霖说起这段过去已不悲情,还声情并茂讲到曾在工厂宿舍遇到邪门的事。妈妈在马求了平安符寄给他,当地打扫阿姨却说,“台湾的鬼要用台湾神啊,你马来西亚的神救不到你。” 化作养分的是其他菲律宾移工对他的关心,带他去邮局,认识附近环境,告诉他去哪里买东西。“所以是那个情感启蒙,为什么异地来到这里生活的人,互不相识,他们要给予我这样一个人关心和爱护?” 叙事中带出社会议题 还有《富都青年》的Money姐、《迷失安狄》的Evon(Andy)。王礼霖从小在太平湖常见跨性别者拉客,“他们也是人嘛,可是我们没有再往下去看他们的世界……”又如一次随艺人拜访贫户,让他看见繁华都会常被忽视的角落,于是有了后来的《分贝人生》。 “我每次带出(这些议题)只是想提醒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在马来西亚发生着。”王礼霖说,“可是我不会给你任何答案。”他没有太大的抱负,不全然想探讨社会议题,而是喜欢讲人与人之间情感浓郁的故事,叙事当儿顺便带出一些马来西亚的社会议题。 不过,就在《富都青年》上映后,政府正草拟公民权修宪案,并在3月提呈国会。很多人因此透过电影了解无国籍人士的处境。王礼霖欣慰,电影让这个议题被看见,让大家对这些群体有多一点同理心。 “我也一直很希望能带着马来西亚的电影到海外跟不同地区的观众去讨论。电影是很好的说故事媒介,我们也是透过不同电影看到不同国家的生态、环境啊。” “《富都青年》后我要做什么呢?我会继续做的,希望能带动一些可能,比方说跟更多不同的电影人或单位合作。因为我一直觉得,马来西亚这个产业还有很多很厉害、有潜力的人。如果大家觉得《富都青年》是一个成功案例,那它同等会开拓一些资源,我愿意跟这些人一起共享……” 对行业的“一厢情愿” 访谈尾声,王礼霖看似总结,却又突然反问“这会一厢情愿吗?” 不打扰,让他继续说,慢慢厘清。那些疑惑在于,他很热血在推动一些事。例如办过3届AIM中文音乐颁奖典礼,让歌手感觉到鼓励,不要放弃梦想。又如去年贴钱办了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还特地引进台湾经典电影《悲情城市》,做了一晚特映会。 “我会质疑是不是做太多了?”王礼霖强调一切不为掌声,而是希望那些事能创造一些可能,例如《分贝人生》后,把金马执委会执行长闻天祥请来,让大马电影人多一个寻找资金的选择。“那我不晓得是自己爽,还是一厢情愿,还是我就帮到这个产业一些些?” 其实这些付出他都是心甘情愿的。这一番话看似是在安慰自己,但他可能不知,其实也抚慰了许多在不同路上努力的人。“辛苦的……可是我们永远要知道,当你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些辛苦是ok的!” 更多【人物】文章: 装束复原造型师刘蕊/连接古今桥梁 重现装束古韵之美 歌手阿莲娜·沐塱/一把加贝琴 说加拉必族故事 浅堤鼓手黄堂轩/组乐团玩音乐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事
7月前
1年前
她是70年代的唱片歌星,先后出过4张唱片。退隐歌坛逾20年后,她在上世纪的90年代开始,再次站在舞台,却是华丽转身,成为慈善歌手。 她今年70岁,原名黄四妹,当年的艺名为黄淑丽,在重返舞台后,她不时受古来、士乃及新山士姑来一带的社团邀请,上台为他们的活动助兴或为慈善筹款献声,更在多个社团义务教唱歌。 这名土生土长于柔佛古来士乃的歌手,是士乃闻人黄子松的孙女。生长在比较保守的家庭,少女时期出唱片时,她遭遇祖父及父亲的热烈反对,力阻她从事“抛头露面”的歌唱生涯。 自小爱唱歌 扫把当麦克风 黄四妹告诉星洲日报《大柔佛》社区报,她自小爱唱歌,经常拿着扫把当麦克风,在一次机缘下,被一名到士乃加油站添油的唱片行老板相中,邀请她到古来的一家俱乐部练唱。 她披露,在练习唱歌数个月后,她便受邀录制第一张唱片,随后被安排前往北马巡回演唱造势。 她说:“就在要出发前,受到父亲的力阻,但因为我们的团队都已经准备就绪,在经过多番争取下,父亲同意让我在姑姑的陪同下北上。” 她笑言,本身爱唱歌,可能也有一些天赋,所以一直有机会展现才华。然而,她的歌唱事业却并不顺利。 父藏护照 力阻当歌星 发表了第一张唱片的约半年后,她打算出发前往新加坡录制第二张唱片时,却发现到新加坡的护照被父亲藏了起来。 她说:“当时我很伤心,我只是唱歌而已,父亲却坚持不让我唱,但我的团队已为我做好一切凖备,我不能害他们的心血付诸东流,当时只能不断地要求父亲,让我重新申请一本护照,并承诺在录制了第三张唱片后,便不再唱歌。” 实践对父亲诺言 第3张唱片后退隐歌坛 黄四妹为实践对父亲的诺言,在录制第三张唱片后,便收起麦克风退隐歌坛。 逾20年的时间,她在孩子成年后,再次受一名导播的力邀,重返歌唱舞台,除了参加慈善义演,她也重唱当年的拿手好歌及自资将这些歌曲收录在一张纪念专辑内,重温昔日情怀。 黄四妹表示,由于受邀到新加坡电视台《黄金年华》的节目献歌,结识了一些新加坡歌手及演员,如黄文永、曾晓英等,偶而也在社团的要求下,牵线安排他们前来助阵。 也为歌赛担任评审 她表示,除了偶而在社团的活动上客串唱歌,更多时候是受邀为歌唱赛担任评审,也在士乃村民协会、柔南黄氏公会等,与歌唱爱好者分享心得。 黄四妹最为津津乐道的,是在1998年以一曲《王昭君》为皇后花园小贩商公会义唱时,成功为大会筹得2万8280令吉的义款,打破了当时本地歌星有史以来的最高额记录。 她说,这是她的歌唱生涯中美好的回忆。
2年前
2年前
3年前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