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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蛇毒血清小小一瓶竟是解毒剂

如果不慎被毒蛇咬伤，正确做法不是吸允伤口也不是用止血带绑紧伤口，而是应该尽快去医院，医生评估后如果觉得情况需要就会提供解药，也就是抗蛇毒血清。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陈世伟武侠小说常出现各种解药，而在现实生活中，蛇毒的解药是抗蛇毒血清，这种解药不是随便能从药房买到，医生也不会随便给病人注射，到底这是一种怎样的解毒剂呢？蕉赖国大医院急诊专科医生兼国大医学院副教授卡顿依斯迈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冰箱，冰箱里除了有蛇的标本，还有几瓶已过期的抗蛇毒血清。这些解药虽然小小一瓶，但价格可是很昂贵。他指着其中一瓶说道：“这瓶大约需要100美元，而如果你需要10瓶剂量的话，那就是1000美元了！” 这瓶从泰国进口，专对付陆蛇蛇毒的解药还不是最昂贵的。他说，如果伤者是被海蛇咬伤，本地医生会使用从澳洲进口的抗蛇毒血清，每瓶要价大约17000令吉。根据他的经验，被海蛇咬伤的伤者可能需要用上1至3瓶抗蛇毒血清，可想而知被毒蛇咬伤的代价有多惨痛。 “因为如此，我们医生在给予抗蛇毒血清时必须很谨慎，我们要确保病人真的需要才会给，不然会浪费纳税人的钱。” 依照蛇品种对症下药抗蛇毒血清不是一种药就能对付所有蛇毒，因为不同种类的毒蛇可能会有不同的毒性，医生必须先辨识伤者到底是被哪一种毒蛇咬伤，才给予对应的解药。像卡顿医生展示的5个小瓶，就有专门对抗马来亚蝮蛇、眼镜蛇和眼镜王蛇的单价抗蛇毒血清，还有一种三价及一种四价抗蛇毒血清。问题是，医生要如何辨认毒蛇种类？难道急诊科医生个个都是蛇专家？这就要说到卡顿医生的贡献了。他和其他4位两栖爬行动物学专家合著一本马来西亚陆蛇图鉴（Land Snakes of Medical Significance in Malaysia），里面有超过30种陆蛇图片，还有一些关于本地陆蛇及抗蛇毒血清的资讯。这本图鉴可说是医护人员的好帮手，他们可凭此辨识陆蛇种类，有兴趣了解的民众也可上网免费下载这本图鉴。除此之外，卡顿医生还是中毒远程咨询服务（RECS）的顾问。如果医护人员束手无策，他们可随时致电RECS团队，RECS团队会远程协助，例如跟医生讨论应该用哪种抗蛇毒血清，以及如何减缓伤者的并发症。RECS于2012年由卡顿医生和其他几位急诊科医生创立，目前全国有十二三位顾问，由于是24小时服务，因此卡顿医生在凌晨3点接到医护人员的求助电话也不奇怪。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设有蛇咬中毒问题工作组，他是工作组的成员之一，协助世卫为对抗蛇咬中毒问题制定战略。在本地医学界，论经验和贡献，称他为蛇毒专家一点也不为过。一起事件意识对蛇的认知太少卡顿医生之所以成为蛇毒专家，原因是多年前当他还是初出茅庐的急诊科医生时，有一个人被蛇咬伤来就医，他感到一筹莫展。他说：“我当时问了很多人，包括问到底如何辨识蛇的种类，结果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是2009年的事，我发现原来我不是唯一不晓得怎么做的人，许多人还在使用很老派且非实证医学的方法。” 因为这个原因，他认为自己需要提升，也认为我国医疗界需要改进。从那时起，他和志同道合的医生通过各种方式提升大家对蛇毒的认识，《马来西亚陆蛇图鉴》和RECS就是在那样的机缘下诞生。多年来，受惠的对象不只是医生，还有药剂师、护士和医务辅助人员。RECS甚至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国家，在菲律宾、泰国、印尼、越南等国也有同行一起努力。参与临床研究测试抗蛇毒血清功效除了在急诊科救治病人，身为副教授的他也有参与研究，例如试验从外国进口的抗蛇毒血清。他巧妙比喻：“即使是同个种类的蛇，但泰国的蛇吃泰式炒粿条长大，马来西亚的蛇吃椰浆饭长大，因此它们的毒液可能会不同。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试验，功效如果不好我们就不会采购。” 他说，以往实验室通常会用老鼠做试验，比如给老鼠注射蛇毒后再注射抗蛇毒血清，观察抗蛇毒血清需要多久才会发挥功效，以及会不会引起副作用。然而，动物权利现今备受重视，因此目前的实验室多使用仪器做试验，例如色谱分析仪器。但不管怎样，他说，实验室的试验结果跟实际在人体产生的作用可能会有偏差，例如实验结果显示，某种蛇毒的毒性很猛烈，可是当这种蛇毒进入人体，其毒性其实并没有像实验所显示的那么迅猛。这是为什么关于抗蛇毒血清的研究，需要结合实验室还有临床两方面的研究。由于他是医生，因此他的角色主要在临床这方面，例如观察病人被蛇咬伤后的症状。被蛇咬伤后有什么症状？他举例，如果被无毒的蛇咬伤，症状可能只是局部疼痛；要是被毒蛇咬伤，症状跟被何种毒蛇咬伤有关，例如假如呼吸困难、无法张开眼睛和不自主地流口水，那有可能是眼镜蛇干的好事，因为眼镜蛇的主要毒素是神经毒素。被蛇咬伤后的首24小时是关键时刻，为避免症状恶化，他劝告伤者一定要尽快就医，医生会视情况使用抗蛇毒血清。受访时，他展示的抗蛇毒血清都是粉末状，使用时会先以生理盐水稀释，然后进行静脉注射。如之前所说，伤者有可能需要不止一瓶解药，像如果被眼镜蛇咬伤，他说，首剂可能就需要5瓶或10瓶，但医生通常会先做血液检查，“我们会根据伤者症状以及血检报告给予抗蛇毒血清，不是说任何人只要被蛇咬了，我们就二话不说注射抗蛇毒血清。” 抗蛇毒血清不是哪里都有对于坊间有种说法：如果被毒蛇咬了不要去私立医院，应该直接去政府医院求医，这是真的吗？ “不，”他说，被毒蛇咬后最重要是赶快求医，别纠结到底要去私立医院或去政府医院。但确实目前在马来西亚，绝大多数的抗蛇毒血清都在政府医院和大学的教学医院，因此如果私立医院认为伤者需要注射抗蛇毒血清，院方很可能还是会把伤者送去政府医院，但至少伤者在私立医院先接受了初步治疗。那么到底为什么私立医院缺乏抗蛇毒血清？他说：“这点我没办法回答。” 事实上，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超过500万人被蛇咬伤，其中约8万至13万人因此死亡。世卫在2017年将蛇咬伤列为被忽略的热带疾病（NTD）*，并把抗蛇毒血清列入热带国家的《基本药物清单》。然而，被毒蛇咬伤毕竟不是经常发生的事，加上抗蛇毒血清会过期，因此不是每个私立医院都会采购，怕买了浪费钱。注：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09年将蛇咬伤列为被忽视的热带疾病（NTD），但一度将之从名单中剔除，2017年才重新把蛇咬伤列为被忽视的热带疾病。世卫也曾指出，由于需求低，一些制造商已停止生产抗蛇毒血清，导致一些产品的价格在过去20年大幅上涨。价格上涨也进一步抑制了需求，致使抗蛇毒血清的供应大幅下降。在我国，卡顿医生说，抗蛇毒血清是管制药物，意味民众不可能随便就能从药剂行购得。即使在政府医院，医生也不能轻易取得，每小瓶抗蛇毒血清都是可追踪的。生物毒素学与毒理学稍有不同卡顿医生是马来西亚毒素学会（MST）前主席，跟他一起创立RECS的同僚都是研究生物毒素的专家，他强调是“Toxinology”而非“Toxicology”（毒理学），因为如果是毒理学，毒理学研究外源因素（化学、物理和生理因素）对生理系统的有害作用，而他们研究的生物毒素亦称天然毒素，是来自动植物和微生物的物质。他说，临床生物毒素学在我国仍然是一门很新的学科，一般医学士课程并不重视，他和同僚能做的是当有实习医生到急诊科实习，他们会向实习医生介绍临床生物毒素学。而由于蛇毒是马来西亚比较常见的生物毒素，因此他们会着重介绍蛇毒。他觉得眼下最重要的事是继续提供培训，因为他这一代医生的年纪越来越大，终究需要年轻医生来接手。刚好在2025年也就是蛇年，他和志同道合的同僚成立了一家叫TOXED的公司，这家公司将从多个面向提供关于生物毒素的教育与培训。比起一些国家的民众未必能够及时得到治疗，他认为我国算是很幸运，因为我们有良好的医疗体制，任何人被蛇咬伤都依然有得救的机会，前提是肯就医，而且是赶快就医。万一民众被蛇咬伤，不管蛇有没有毒都好，他提醒大家谨记RIGHT原则，即： R：Rest（休息） I：Immobilize（别乱动） GH：Get Help（求助，可拨打999） T：Transfer or Transportation（前往医院）更多【新教育】：稚气未脱却久经沙场幼狮队舞出风采【klpac Connect社区连接计划】跨越视觉障碍一场可触摸的音乐会【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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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爬世界大探索蛇年来场山里寻蛇

两栖爬行动物学（Herpetology）是研究两栖动物（如青蛙、蟾蜍等）和爬行动物（如蛇、蜥蜴等）的动物学分支，国内外有很多人虽然不一定是两爬学家，可是他们热爱到野外寻找两爬，这种活动在英文叫作“Herping”。由于我国大部分的两爬都是昼伏夜出，因此观察两爬的最好时机是在晚上。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黄安健 2024年12月22日星期天雨配合蛇年主题报道，今晚的采访任务是到山里寻找蛇。马来亚大学体育与运动科学系副教授刁荣华是资深的两爬爱好者，他答应为我和摄影记者安健带路，我们约好晚上7点在雪州一个森林公园的入口处会合。然而到了晚上7点，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只好坐在车里等雨势减缓。刁老师提醒我和安健要有心理准备，今晚我们可能会败兴而归，因为大多数的蛇在下雨天都会躲起来。 7点15分，雨终于停了，我们整装待发，最重要是确认手电筒有充足的后备电池，还有带上足够的水。才出发没多久，刁老师就指着山径旁的树丛说“你们看看”，我心想难道我们那么幸运，这么快就见到蛇？可是眼睛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任凭我怎样眨眼瞇眼都看不见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再往前一指，我才稍微看清楚原来他指的是一只比拳头还小的青蛙，如果不仔细看还真的不容易发现。一路上，我们就这样走走停停，每当他看见特别的两栖爬行动物，他都会停下脚步向我和安健介绍。不得不说，他的夜视能力非常强，即使像手指头那么小的甲虫，或是隐身于枝桠的小蜥蜴，他都能在黑暗中一眼就发现，而我却只会问“老师你到底指哪里？” 走了一个多小时，蛇没出现，我和安健倒是向水蛭贡献了不少血，而且有几次因为雨天路滑而差点摔跤。想起来也觉得好笑，我们一心想着要提防被蛇咬，没想到最困扰我们的其实是水蛭。这时候我们距离山顶还有很长一段路，因为考虑到时间不早了，我和安健决定折返，反倒是刁老师不好意思让我们空手而回，一直留意沿路有没有蛇出没。我其实并不感到失望，因为当初联络刁老师时，他就强调在雪隆这样高度开发的地方“herping”要看运气，未必能遇见蛇。而就在我们折返的路上，他终于发现树上有一条蛇，虽然那条蛇不足一公尺长，但我们却是如获至宝的样子。回到山下已是晚上十点多，刁老师看起来意犹未尽，但我和安健光是拔水蛭就已经很狼狈。这是我第一次“herping”，因为有资深向导带路，所以是相当安全和不错的体验。最佩服一点是刁老师的好眼力和观察力，我问他怎么能够好像装了侦测器那样在黑暗中看见两爬，他说这是可以锻炼的，“你们很少在晚上用手电筒找东西，眼睛还没被训练过。多练习几次，你们的眼睛会变得比较敏锐。” 如果有下次，一定还是要找像他这样经验丰富的向导带路才行，不然只怕什么两爬都看不见，自己先趴倒在地上。那一晚去野外寻找两栖爬行动物的一周后，刁荣华发来简讯，说他重回那座山林，1小时内就找到两条蛇，所以有没有收获除了要看经验之外，其实也很讲运气。他的正职是马大体育与运动科学院副教授，学科专业跟动物没有关系，之所以对去野外寻找两爬产生兴趣，源自十多年前从美国留学回国后，因为参加马来西亚自然协会的活动而接触了这种活动。屈指一算，他参加这类活动已有至少10年经验，在COVID-19疫情暴发之前，他还经常带队去野外寻找两爬，不过近年已较少带队。蛇不会无端端攻击人类通常他都是在晚上去探索，因为他说，马来西亚90％的蛇都是晚上才出没，白天不常出来，晚上遇见它们的几率比较高。没参加过此类活动的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活动很危险，比如担心会不会被毒蛇咬伤。但他认为，如果大家好好注意安全就不会有大问题，例如不要故意去惹怒动物，动物就不会反击人类。如果要说危险，“那是因为晚上的关系，晚上天色很暗，行动要很小心，而不是担心被蛇咬。” 事实上，他说蛇不会无端端攻击人类，因为人类不是蛇的食物，而且它们的毒液很珍贵，不会随便浪费毒液在人类身上。不过，确实有些蛇的防御性比较强，人类如果太靠近而惊吓了它们，有些品种例如红树林竹叶青蛇可能会发动攻击。假如遇见品种不明的蛇，他劝告大家不要去惊动那条蛇。要是遇见的是大毒蛇，那么最好慢慢退后或从它旁边绕过，千万不要用树枝或木棍去打它。他说：“我们进去森林，其实就像是进入它们的领地。你进去别人的家你却打人，这样对吗？” 两爬爱好者的乐趣这种活动其实也适合儿童参加，不过儿童走的路线肯定比较安全和平坦，不能让他们冒险。根据他的经验，小孩子尤其男生都很喜欢这种活动，因为不但可以去野外，还可以找动物，对他们来说既好玩又刺激。因为工作忙碌的关系，他经常都是晚上一个人去野外探索，那样就不用迁就其他人的时间。一个人的话，他只会去熟悉的野外，不会去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假如要去一个未曾去过的地方，他必定会在早上先走一趟熟悉环境及路线，晚上才不怕迷路。去年底，他刚去了砂拉越一趟，惊喜看见俗称龙蛇的爪哇闪皮蛇。虽然那不是他第一次看见龙蛇，但因为这种蛇在马来西亚不普遍，所以见到的时候还是很兴奋，这应该就是去野外寻找两爬的乐趣。两爬爱好者的乐趣不只是遇见稀有物种，他说，即使遇见很常见的蛇，有时也会因为看见它们的罕见行为而感到很兴奋，例如偶然看见它们正在交配，或是看见平时爱吃青蛙的蛇突然吃起了鸟，这些发现都会叫两爬爱好者激动。拍摄动物与拍摄人像的感受不同他的成就感还来自于摄影。不能不提的是，他除了是经验丰富的两爬爱好者，也是优秀的野生动物摄影师，作品收录在《马来西亚陆蛇图鉴》（Land Snakes of Medical Significance in Malaysia）。这本图鉴现在是我国急诊科医生重要的参考书，当他们无法辨识病人到底是被哪一种蛇咬伤，他们就会参考这本图鉴。除了拍摄两栖爬行动物，他也喜欢拍摄野鸟，而这两种拍摄其实不太一样。他说，拍野鸟的话，摄影师可以躲在隐蔽设施，像守株待兔那样等候鸟类出现，然后拍摄鸟类的自然行为。拍摄两爬的话，摄影师需要主动去寻找拍摄对象，拍摄时还要跟它好好“沟通”，让它知道“我不是要伤害你”，它才会保持冷静，而这些安抚和沟通其实都需要技巧，否则很难拍出好看的照片。以前他也拍摄人像，但他始终觉得拍摄野生动物比较好玩，“因为如果拍摄人像，他会明白你讲什么，并根据你的指示摆出你要的姿势，可是野生动物不一样，你要找动物就已经很难了，找到了它也不懂你在讲什么，你必须用行动去跟它沟通。所以，如果能找到动物又拍出很美的照片，那份成就感会很甜美。” 刁荣华作品：对大自然保持一颗敬畏的心我国很多山林都有他的足迹，但他不会随便向公众透露哪里可以找到蛇，因为过去曾经发生一件事，有人于社交媒体打卡分享在哪里找到稀有品种的蛇，结果一星期后有人闻风而至，成功找到那稀有的蛇并把它捉了起来。他至今不曾在野外遇过很危险的事，一来因为他谨慎，二来因为他尊重大自然。他说，不管相不相信超自然力量都好，只要我们进入山林，最好还是对大自然保持一颗敬畏的心，包括珍惜栖息在那里的动物，无论它们是不是稀有品种。更多【新教育】：稚气未脱却久经沙场幼狮队舞出风采【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3天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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稚气未脱却久经沙场幼狮队舞出风采

舞狮是新年团拜的必备助兴节目，很多醒狮团都会在这时候到处表演，包括出动越来越多的幼狮。比起成人队，幼狮虽然比较稚嫩，有些高难度动作他们做不了，但恰恰因为童稚，他们的吸睛程度不输成人队，尤其在讲求欢喜热闹的农历新年，他们的表演更是受欢迎。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黄志汉视频：本刊林佳莹近年我国有不少幼狮比赛，像农历新年前的这一个月，雪隆地区就有至少两场幼狮观摩赛，有些团体甚至派出两个队伍参赛，由此可见现在的幼狮还真不少，彼此间的竞争也愈来愈激烈。顾名思义，幼狮队的成员都是小孩，年龄通常是十二三岁以下。人称“马来西亚狮王”的萧斐弘说，很久以前就有小孩参加醒狮团，跟着大哥哥大姐姐一起练习。但全员都是小孩的幼狮队其实不多，因为要凑足人数不容易，加上小孩总会长大，他们可能练个三五年就不再属于幼狮，需要不断有新血加入。现今很多活动若有舞狮表演，主办单位都会希望幼狮队登场。他说确实有这样的事，“毕竟小孩充满童真”，而且以往的舞狮都是大人表演，现在如果由小孩来舞狮，大家比较有新鲜感，所以很多主办单位都喜欢邀请幼狮表演。教小孩或教大人其实都一样幼狮都是发育中的小孩，他说，论力气和速度，幼狮都不如成人，有些动作他们做不来。但整体而言，他们的基本功还有技巧其实跟成人没有差异，甚至也会练习上桩，只不过为了避免小孩失手从高处坠落，幼狮的高桩肯定会低矮许多。狮头方面，他说，幼狮的狮头尺寸通常比较小，半圆大约48吋，成人的狮头则是60吋左右。至于乐器，幼狮使用跟成人一样的锣、鼓和钹，但有些小孩因为个子比较矮小，为了迁就鼓的高度，他们会在脚下垫些木板或木箱。很多人可能没想到的是，有些幼狮学习器乐其实比大人更快上手。他分析原因，“可能小孩子比较纯真嘛，不像大人想得那么复杂。” 然而，小孩子毕竟不像大人那样能够自立，很多方面都需要别人照顾，所以他说，无论是办幼狮比赛或带幼狮队去参赛都不容易，“打个比方，一支队伍有10个小孩，他们的父母都跟来的话，那就是二三十人了。” 身为马来西亚弘德龙狮体育总会创办人，他说，不管是教小孩或教大人其实都一样，大家都是一步一步把基本功练好。 “作为教练，我们不能说小孩子不可以啊，女孩子不可以啊，高一点不可以啊，矮一点不可以啊……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心态，我们只要求头脑不要简单，四肢健康就好！” 练体能也练意志力学舞狮不只锻炼体能，也锻炼意志力和塑造品格。甲洞弘德体育会教练黄益孙说，有些家长惊讶表示，他们的孩子平时在家不做家务，但参加幼狮队一段时日后，居然会主动收拾东西，变得比较懂事。这跟幼狮队的风气有关，他会严格要求小孩子保持练习场的干净和整洁，渐渐这就变成一种好习惯。他不讳言，从前的社会对醒狮团有负面印象，包括他小时候跟家人说想要学舞狮，他妈妈也说：“不要啦！醒狮团很多坏人！”因为这个原因，他和弟弟在2014年成立甲洞弘德体育会的时候，就立志要建立一个恪守纪律的醒狮团，希望改变社会对醒狮团的看法。甲洞弘德体育会目前有三四十位13岁以下的成员，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黄益孙说：“我们有control（管控），5岁才给他来，”因为担心小孩太年幼的话，要学舞狮也不容易。训练幼狮时，他通常首先会注重体能的锻炼，尤其是提升幼狮的下肢力量，因为小孩的腿脚一般都比较乏力。之后他会视情况逐渐增加动作难度，比如当小孩的马步扎得够稳后，他就会给他们练习上腿。舞狮对小孩到底难不难呢？他说：“懒惰的就会觉得有困难，因为很辛苦，会一直流汗。” 如果要说辛苦，他认为，比赛前的备战往往是最劳累的时候，因为比赛前的一段日子通常都会加练，包括晚上也要练习，而小孩第二天又要一早去上学，所以可能睡得比较少。平时没有比赛的话，他们都在星期五晚上练习，那就不必担心第二天还要起大早去上学。对幼狮严厉是为避免意外发生黄益孙的两个儿子都是幼狮团成员，尤其长子黄皓哲（11岁）更是团里的“元老”，自3岁就常跟着父亲的醒狮团到处登台，从小耳濡目染，自然而然就喜欢上舞狮，现在在幼狮队里负责舞狮头。身为父亲，黄益孙对儿子就像对其他队员一样严厉，他说：“他（儿子）练习不认真的时候我会骂他，因为如果在凳子上不认真，万一跌下来受伤是自己大意造成的，这就不值得。” 黄皓哲曾经在比赛中打败年纪比他大的对手，很多人都看好他，觉得他未来可期。可是黄益孙说，醒狮团是团体活动讲究团结，无论狮头、狮尾或负责器乐的队员，都必须一起练习培养默契，“所以厉害的不会只有一个人。” 幼狮团会大受欢迎，说起来黄皓哲占了很大功劳。黄益孙说，他以前带队去表演时经常会把儿子带在身边，而因为儿子本身很喜欢舞狮，所以他都会准备一个小狮头让儿子去玩玩，结果别人看了觉得很有趣，自此以后，每年农历新年都会有很多人询问“有没有小狮子？”大家都觉得小孩子舞狮特别可爱。虽然收到不少演出邀约，但他会视情况决定要不要派幼狮去表演，因为幼狮毕竟还是小孩，不能够让他们太劳累。不过根据他过往的经验，有些小孩本来很内向，但体验过大伙儿新年热热闹闹去舞狮之后，性格变得比较外向。经费来自农历新年收入幼狮团不只有男生，也有女生，女生通常负责器乐，基本功一样要练。黄益孙说，有些家长会有刻板印象，认为女生舞狮不够优雅，但如果把狮艺视为传统表演艺术和运动，就不必担心优雅与否的问题，事实上现在也已经有女生上高桩和舞北狮，表现得英姿飒爽。幼狮队在他的带领之下逐渐壮大，不时会有家长主动询问入会详情，所以幼狮队基本上不用特地去招生。他说：“很多家长打电话来问多少钱（学费），我们说‘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收费，但如果有活动，你们要参与。’” 甲洞弘德体育会近年的经费都是来自农历新年的表演收入，包括去外地比赛，机票和食宿等支出都是由体育会负责，队员不需自费。把握花期培养幼苗目前许多幼狮队都是由体育会这样的社团经营，也有一些幼狮队是由小学或小学的校友会创立。黄益孙说，校方通常会顾虑比较多问题，例如担心小孩子受伤。如果学校三机构都支持幼狮队当然是好事，只怕领导层换了人，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支持搞幼狮活动。若要壮大幼狮队，萧斐弘认为应该从幼儿园就开始培养新苗和巩固基础，等这些新苗升上小学便越发成熟可以参赛。要是等到他们快小学毕业了才来开始栽培，只怕没多久他们就变得超龄。假如能趁早将这些幼狮培养起来，也许不久的将来，他们就会在世界狮王争霸赛的舞台上闪耀。黄益孙和弟弟当年创立甲洞弘德体育会，梦想是把狮队带上国际舞台，在国际舞台闯出名堂。这个梦想也许过几年就会实现，因为当11岁的黄皓哲被问及目标是什么，他剑指“云顶比赛”（世界狮王争霸赛）。更多【新教育】：【klpac Connect社区连接计划】跨越视觉障碍一场可触摸的音乐会【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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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pac Connect社区连接计划】跨越视觉障碍一场可触摸的音乐会

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klpac）秉承“艺术无类”的理念，一直努力建构起艺术与社区之间的桥梁，让不同阶层、各年龄段的人群都能轻松触及艺术的魅力。为了进一步达成目的，klpac于2024年5月正式启动了“klpac Connect”社区连接计划，吸引更多元的观众走进剧场，期望通过生命影响生命的方式，促进艺术活动的发展。 klpac副总经理（宣传和行销）翁美琪指出，剧场不仅是艺术演出的场所，更是推动社会共融的重要力量。因此“klpac Connect”通过艺术与社区的深度连接，使艺术成为凝聚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帮助人们在后疫情时代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看一场演出，走进剧场，应该成为一种日常的体验。” 报道：本刊杨林宜摄影：本报陈敬晖 2024年12月15日，klpac弦乐团举办了一场由沈怡贤指挥的“A Christmas Playlist”音乐会，并在“klpac Connect”计划下，邀请了13名年龄介于二十多岁到70岁的视障者，在活动的开场前来一次“Touch Tour”，通过触觉和听觉的互动，深入了解舞台的布局、乐器的外观及音色等，为接下来的音乐会体验做好准备。翁美琪说，与其停留在让视障者于黑暗中聆听音乐，还不如通过互动的方式，让视障者先“感受”剧场。团队深知体验的深度和细腻程度，往往取决于每一个细节，为此，他们在活动前夕包括制作触觉模型，让视障者通过触摸感知场地的布局与规模；并在活动当天带领他们参与导览，触摸乐器，并通过解说员的讲解和演奏员的小段演奏，聆听每个乐器的音色。音乐会上半场以比较经典的圣诞歌为主，下半场则是现代流行乐。每位视障者都配备了一副耳机，聆听导览员的口述解说。在听觉、触觉与无限想像的交织下，他们全身心投入到这场音乐盛宴中。除了视障者，许多家长也带着孩子参加了音乐会，活动充满了社区的温暖与力量，展现了艺术的包容性。音乐会结束后，视障者的正面反馈让团队深感欣慰与鼓舞。 “我们不希望视障者仅仅是在黑暗中聆听音乐会，而是通过事先的接触让他们对场地的大小、舞台与观众的距离、乐手的位置、乐器的外观和音色等有所了解，心中有了画面后，再去聆听一场音乐会。我们相信，这将是一场完整的体验。” “音乐会期间，投影仪上播放着雪花纷飞、温馨小镇的画面。我们在编写口述文案时，反复调整表达方式，既让视障者通过耳机聆听口述，想像出冬季的景象，又不干扰他们享受音乐。” 视障者也有权享受文化生活马来西亚盲人理事会执行董事黄永隆受访时表示，他之前并不了解音乐会中乐手的位置安排，如今通过这场极富意义的活动，才得知演奏员需要站在特定的位置。 “我一直以为他们就只是站在任何地方，或者是排成一排，今天终于知道了这些细节。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体验，也让我们有机会触摸到不同的乐器。比如大鼓（定音鼓），它很高很大，能触摸到它让我觉得非常开心。” “我希望能看到更多类似的活动，让视障者也能享受这些文化艺术。毕竟文化和艺术对我们来说也同样重要，视障者也有权享受文化生活，因为这也是马来西亚《2008年残疾人法令》的一部分，我不希望错过这些体验。” 因糖尿病并发症而失去视力的阿米拉（Ameera Ramli），并没有让困境打消她回馈社会的决心。失明之前，她曾在剧场工作，并与同样从事剧场服务的触觉导览员何侣菁结识。她回忆自己失去视力的过程，“我从小就有糖尿病，但不知道自己得了糖尿病。直到在进入马来亚大学之前做身体检查时，发现血糖异常高。”2018年，她检查时发现两侧肾功能仅剩5%，开始了洗肾治疗。一年后，视力出现问题，经过手术后，她彻底失去了视力。尽管失去了视力，阿米拉依然投身于多个社会角色，目前担任特殊人士以及自闭症患者的辅导员，尽可能回馈社会。何侣菁是一名演员，她和慧琪（Nephi Shaine William）为这次的“Touch Tour”担任触觉导览员。翁美琪提到，尽管何侣菁患有妥瑞症（Tourette Syndrome），即抽动综合症（Tics），但当她站上舞台，面对需要演出长达两小时的戏剧时，那份对舞台的使命感让她全身心投入。尽管身体可能会受到疾病的影响，何侣菁依然能够在演出过程中保持高度的专注，没有因疾病引发的抽动，成功地完成了整场演出，让大家折服于她的专业和对艺术的执著。设立“刚刚好”的剧场门槛 “klpac Connect”计划获得森那美基金会（Yayasan Sime Darby）全心相挺。在计划推进的过程中，翁美琪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家长的反馈，该家长带着孩子参加亲子音乐会，感谢团队提供亲民票价，使他们能够负担得起并与孩子一起享受音乐会。 “其实，我们希望能将剧场的门槛设定在‘刚刚好’的位置，包括亲子音乐会，让家长们在可负担的范围内，带孩子走进剧场，感受艺术。看到这些细节被大家注意到，我非常感动。虽然这些看似小小的细节，但我们投入了很多心思，力求让社区与艺术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她说，“klpac Connect”计划的每个项目都建立在“将心比心”的基础上，旨在让艺术不再只是‘touch and go’，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机会深入了解艺术和剧场的运作。为此，在该计划下推出的学生赠票、增加演出导聆次数、提供触觉导览、免费租借抗噪耳机和增高坐垫等服务，都尽量满足每个人的需求，特别是孩子们和弱势群体，希望每个人都能开心地走前来开箱klpac。 “我们相信许多家长并非不喜欢艺术，而是由于各种限制，过去无法带着孩子好好欣赏音乐会。通过这些活动，家长不仅重新找回对艺术的热情，也能让孩子从小接触艺术和剧场。” “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弱势群体的需求。通过接触视障者，我们了解他们的无奈，他们或许不想麻烦他人而选择待在家中，或者因为外头的无障碍设施不够完善，最终选择放弃外出。我们希望为他们提供更适合的设施，让他们能够无障碍地享受剧场的空间。” 盼通过互动交流带来更多力量翁美琪表示，klpac非常重视艺术的影响力，因此希望通过互动将这股力量传播开来。 “团队会在活动开始或结束时进行剧场导览和互动反馈，帮助观众了解演出的幕后工作，如展示舞台灯光设计，让大家看到台前幕后工作人员的长时间付出与尝试，才成就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她还分享了一个故事，曾有一所儿童福利之家带着20名孩子前来观看音乐会。负责人提到，这些孩子在上课时压力很大，但看过音乐会后，她发现他们更容易吸收知识。音乐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远超过预期，它成为了他们放松的一种方式。 “那群小朋友是第一次来看演出，看完后还会哼唱里面的歌。其实，他们只是缺少接触艺术的机会。一旦给了他们机会，就像是在他们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什么时候发芽不知道，也许它不会发芽，但也许有一天，它会茁壮成长。这正是我们所期望的。” 更多【新教育】：【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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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莱大学服装设计工艺课程学生国内外参展成果丰硕

2024年对于泰莱大学服装设计工艺学士课程学生来说，是丰硕的一年。学生通过在国內外参加的一系列国际服装展，展示个人独特作品，体现他们对创意、可持续性和技术创新的成果。课程主任玛丽亚Maria Sandra Wijaya表示：“课程结合了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融合了创意设计、技术技能、可持续发展、行业实践和创新。这为学生应对成功时尚职业的多方面需求做好了准备，赋予他们引领时尚科技未来的实际专业知识和经验。” 越南国际儿童时尚周这场儿童时尚周展示了16款儿童服装，由最后一年的学生设计。从这经历中，加强了学生的技能，尤其对成人尺寸技术的知识，同时强调在应对不同年龄段的多样体型和尺寸时的灵活性。 Live Cool Live Green 2.0: 时尚课程革命快闪活动在2024年6月，27名学生参与了在吉隆坡Fahrenheit88举行的“Live Cool Live Green 2.0时尚革命快闪活动”，将时尚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通过创意设计和公众互动，学生展示他们对环保时尚实践的热情，激发关于可持续时尚选择的可能性。 THE SHOW毕业展与服装设计毕业生意大利展今年的亮点是7位最后一年学生精心制作的42件独特服装，分别在吉隆坡的两场活动 THE SHOW毕业展和2024服装设计毕业生意大利展（FGI24）上亮相。主题为“Ethereal”（空灵）的THE SHOW毕业展，于The Starhill Gallery举行，通过可持续性、技术创新和文化，呈现融合现实与幻想的设计。两名学生荣获“最具潜力设计师”奖项，由吉隆坡时装周（KLFW）赞助，她们有机会在2025年KLFW为6位前排明星设计服装。同一系列的作品随后在FGI24上展示，学生在此获得了与国际时尚领袖和观众接触的宝贵机会。FGI24以其严格的选拔过程和卓越的声誉著称，为学生提供与行业内重要人物建立联系的机会。 2024年曼谷儿童国际时尚周在2024年11月，泰莱大学服装设计工艺课程学生参与了2024年曼谷儿童国际时尚周（BKIFW24）。学生的表现得到了时尚界领袖的赞誉，例如Runway Productions by Catwalk Guru创始人Benjamin Toong。他表示：“见证学生们的专业表现令人欣慰。他们在处理后台挑战的同时，能够呈现出精致的设计，充分反映了该课程的质量，并为他们在竞争激烈的时尚行业中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 更多【新教育】: 设计，为全球问题寻方案 2024 AYDA设计奖成绩揭晓克丽蒂依莎《Tomorrow is Spring》荣获2024年BMW短片奖大奖 SEA Kre8tif！年度创意大奖，The One Academy学生动画作品大放异彩

2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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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VE纪录片放映讨论会】扭转旧叙事说好原住民的故事

如何长远改善一个族群的生活现状？说好他们的故事，扭转社会大众的陈腐叙事，是张永亮现阶段的答案。 5年前，他与原住民合创社企Native，将旅客带入原住民村庄交流、探索。“旅游业也是关于说故事的产业，我们想，怎样可以说出更好的故事，一个可以empower原住民的故事？” 5年后的今天，Native自资拍摄纪录短片《Jiwe Kitak》（我们的精神），让原住民以第一人称出现在自己的故事里。这是一部原住民与非原住民携手完成的作品，片名中的“我们”包含了谁？想刻画什么“精神”？报道：本刊李淑仪图：受访者提供黑幕渐亮，镜头跟随Ayah Inde一家到咖啡店喝早茶，用蒸面包和生熟蛋，开启寻常一天。喝完早茶，载送孙子上学，Ayah Inde回到村庄，准备带领游客走入森林探险。 Ayah Inde是特姆安族（Temuan）原住民，定居雪兰莪双文丹村（Kampung Serendah），一个占地200公顷、住有180户约700人的原住民村庄。2018年，村子迎来张永亮与Native进驻，同是村委会成员的Ayah Inde加入Native团队，成为一名向导，自此学习向村外人诉说原住民的故事。这一次，获得村民推举，身兼Native森林徒步团团长的Ayah Inde跃上荧幕，充当纪录短片《Jiwe Kitak》主角，用另一种方式娓娓说出他的故事。纪录片由卫美娟导演、霹雳原住民文化和艺术协会主席罗尼（Ronnie Bahari）担任文化顾问，并在2024年11月30日（星期六）于吉隆坡植物园森林学习中心放映。十余分钟的纪录短片，前后一共剪辑了11版，为何最终决定以咖啡店的画面拉开序幕？ “它有多层涵义，”卫美娟解释，“首先我觉得很有趣，我们没有故意安排，有次Ayah Inde叫我们别太早来拍摄，因为他要喝早茶，我说那不如跟着他去。某种程度上，这一幕也向观众暗示着他们有多‘马来西亚人’。我是华人，咖啡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两个族群之间虽有差异，但也有相似之处，这不该成为我们害怕的事。” 卫美娟想要挑战像她一样的非原住民观众，撬动他们的惯常认知——原住民的真实日常，或许跟你我没有那么不同。短片是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开拍前，摄制团队挪出大量时间对话、思考，渐渐锚定短片的叙事方向。 “我们不想用悲情叙事，聚焦在负面事情上，我相信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够多。我们想要突显原住民的能力，另一个面向的故事。” 事实上，在卫美娟看来，这部短片更像是她与原住民互动经验的反射。 “第一次进村，很多事情都不懂，而Ayah Inde和村民张开双手欢迎我。每次见面，会有很多食物，吃饱了，Ayah Inde还会拿出榴梿、蔬菜来招待。”拍摄的过程，与其说改变了她对原住民的看法，更精准的说法是，她对原住民的理解范围拓宽了。“有时看到一些东西，我会发现，诶，原住民是这么做的？华人也是！后来我们都成了好朋友。” 罗尼的身分较为特殊。他也是原住民，却是来自不同村庄的色迈族（Semai），多年来积极捍卫、宣扬原住民文化。这次担任拍摄团队文化顾问，他自谦这个头衔实在太重，反而是他学到更多。 “团队成员来自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有不同的思维，我们可以做的是互相学习。有时美娟会问我很难回答的问题，我就向Ayah Inde请教。生活每天都是学习的旅程。我们尽了最大努力，将全员集体学习的成果，以视觉方式呈现，浓缩成这部10分钟的纪录短片。” 纪录短片概述的，是Ayah Inde加入Native后，一路走来的蜕变。其中最有成就感的事，他说，是自己从原本“零”的状态，走到如今充盈的模样。原住民所说的精神 “以前我是kosong，很害羞，不能跟外人讲话。”他会疑惑，来自远方的陌生人，真能明白自己的故事吗？后来见到旅客积极提问，他很高兴，因为这些人真的在乎他说的话。“现在我有勇气了，以前顶多跟一两人沟通，现在可以同时跟二三十人讲话。” 不单是勇气的积累，关于旅游业的经营窍门，Ayah Inde也是从零起步。 “一开始真的不容易，比如森林徒步需要开拓路径，后来发现，我们也必须准备适合小孩和行动不便者的路径。”有了路径，还得有故事，走到哪里要停下来介绍什么草药，都要精心雕琢。食物也不得马虎，“要考量旅客的宗教信仰。后来我们也盖了民宿。”难关处处，他一一克服，“以前团队很小，现在我有很大的团队，轻松多了。” 至今，Ayah Inde与村民已经接待超过3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可以跟他们说自己的故事、过往的坎坷、情况如何好转等等，我感到很自豪。” 他的故事，如今凝结成一部名为《我们的精神》纪录片。那是一种怎样的精神？ “我们相信，周围存在着微妙的事物，”Ayah Inde所说的精神，是原住民与大自然相处的哲学。有时带队到森林徒步，“我呼唤风来，风就会来。这就是原住民的精神。我们跟自然环境关系密切。所以我不想要森林灭绝。我更喜欢住在森林，自己用木材盖房子。可能人们会觉得这样很穷，但我感觉自由、愉快。” 那些逐渐剥落的东西纪录片放映会紧随一场讨论会，现场坐有来自双文丹村的原住民，以及其他关心原住民课题的人。谈及原住民生活在大马的愿景，Ayah Inde不失认真地笑说，“我的愿景很大哦，我想要保留剩下的森林，我担心很多草药会灭绝。” 草药的灭绝，意味着很多原住民习俗恐怕无以为继。关于森林的话题，罗尼自知有些敏感，但也不怕直言。“我们用来维护传统习俗的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比如手工品，比如节日仪式，需要使用特定的草药和植物。在双文丹村，我留意到那里的森林面积只剩一点点，不足以让村民贯彻传统习俗。” 遵循祖辈教诲，原住民一直扮演森林守护者，“我们只拿需要的，不会拿多余的。”可是城市化的发展列车碾来，原本充裕的资源很快消耗殆尽。现场观众提问，有可能重建森林吗？“我们喜欢这个想法，但现实是，有些权力我们无法对抗，今天这群人重建了，明天那群人就来拿走。”直至各方达成全面共识之前，这仍会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现代化发展有其代价，罗尼看见的是，他所珍视的团结精神，逐渐在原住民群体里剥落。 “我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都能观赏《Jiwe Kitak》，”里头埋有他想传递的讯息。“我想对原住民朋友说，团结精神很重要。”他以自己的村庄为例，大约70年代以前，有人购买10公斤的米、1公斤的糖，都会平均分给所有村民。“有人举办宴会，整个村子都会帮忙。以前我们做任何事都很团结。” 团结精神根深蒂固，以致半岛18族原住民的语言里，无需存在“谢谢”这个词汇和概念。 “当现代化渗透进来，宗教也进来，这份团结逐渐稀释。”他也说不清为什么，或许是大家追寻的目标不再一致。“短片里，我们可以看到Ayah Inde与家人、邻居，大家同心协力策划所有活动项目，”罗尼希望这些画面可以唤回原住民的团结精神。盼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合作不会止步对于非原住民观众，罗尼也有话想说。 “我们想给外面的朋友知道，原住民必须适应现代化潮流，随它进化，以致我们必须使用不同的方式传承习俗。以前我们办热闹仪式，现在我们必须把传统的智慧跟外人分享，让它流传下去。可是这很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透过短片展示的，希望可以让大家多少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重要的是，罗尼希望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的合作，不会止步于此。卫美娟认同，各族之间的多元与包容，也是她以非原住民视角诠释的“我们的精神”。“虽然短片里发声的都是原住民，但不管是镜头前或镜头后，”她说，都有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共事的身影。创业5周年，张永亮一路不乏向别人说故事的机会，“关于Native创办的历史、未来的走向，这些故事常常是一样的，可是随着我的生活阅历增加，它的意义已经不同。” 这些年，他深切体会，一个组织的影响力相当有限，“因此现阶段，我们更专注于腾出空间，让原住民决定自己的走向，无需依赖任何外人。同时，我们也会努力创造更多让非原住民支持原住民的空间。” 拍摄纪录片是第一步，初衷是想构建一个更有力的叙事，提升原住民的地位。“纪录片也是为了引发对话和讨论。”接下来，张永亮想要将作品带入大学、校园，创造更多原住民与非原住民相互理解的契机。 “我希望每个人都有机会在自己的位置上，找到影响世界的方式。” 更多【新教育】：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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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为全球问题寻方案 2024 AYDA设计奖成绩揭晓

立邦涂料（Nippon Paint）最近公布2024年“AYDA设计奖”得奖名单，其中马来亚大学的刘怀烽及赤道学院（Equator College）的陈一维分别赢得了建筑及室内设计金牌奖。除了表扬金牌奖得主，来自拉曼大学（UTAR）的吕笪豪更凭作品“Framexus文化中心”主打以文化汇聚连接传统与现代之框架（Framexus Bridging Heritage and Modernity through Cultural Convergence）创下了历史里程碑，成为“AYDA设计奖”有史以来首位入围决赛的不同能力人士，并荣获最佳色彩运用奖。刘怀烽与陈一维将代表马来西亚出征区域赛理念为“汇聚：全球在地化设计解决方案”（Converge: Glocal Design Solutions）的2024年“AYDA设计奖”，旨在结合本土与全球议题。它的核心目标是汇聚一群热爱改变世界的设计师，共同设计出创新的解决方案，为全球问题寻求突破。刘怀烽和陈一维将代表马来西亚出征即将举行的区域赛，与其他19个地区的选手一较高下，争夺“年度亚洲青年设计师”（Asia Young Designer of the Year）桂冠。优胜者将有机会赢取高达6000令吉的奖金，他们还将获得全额资助，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参加为期3周的“设计探索学程”（Design Discovery Program），这个价值高达1万美元的学程预计将在2026年6月开办。参赛作品充分展示本地特色大马立邦涂料（Nippon Paint Malaysia）集团商用部业务总经理曾利祥对优胜者赞誉有加，他说：“今年的‘AYDA设计奖’发人深省。参赛者不仅充分展示了对本地丰富文化遗产的珍视，也展现了对解决与大马人民所面临的挑战息息相关议题的深厚热忱。” “现在的设计师不再只是解决问题，他们更像是创新大师和变革推动者。他们能将多元文化融合，创造出既有本地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的设计作品，这种能力将为下一代优秀设计师设下标准。‘AYDA设计奖’就是为了鼓励年轻设计师们不断突破自我，我们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工具丶指导和经验，希望他们能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 【建筑金牌奖】丹绒比艾红树林生活博物馆彰显马来西亚的自然遗产建筑金牌奖得主刘怀烽的作品“丹绒比艾红树林生活博物馆”（Tanjung Piai’s Mangrove Living Museum）以独特的设计，将环境保护与文化传承完美结合，彰显出马来西亚的自然遗产。这座博物馆不仅向游客展示红树林的生态价值，更唤起人们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让人们深刻认识到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生态的重要性。 “丹绒比艾红树林生活博物馆”不仅是个寓教于乐的场所，更是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它展示了建筑如何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破坏环境。同时，这座博物馆更是一个能激发灵感的作品，鼓励更多建筑师将本地文化和生态元素融入到设计中。刘怀烽对于获奖表示感谢：“‘AYDA设计奖’是一次难忘的旅程，它不仅挑战了我的创意思维，也让我得以提升自我。我希望通过这个作品，展现马来西亚自然瑰宝的美丽，并激励他人将本地元素融入设计方案中。” 【室内设计金牌奖】HOMESEED为无家者打造心灵停靠空间以“扎根播种，培养未来”（Planting Roots, Growing Future）为主题，室内设计金牌奖得主陈一维的作品“HOMESEED：无家可归者韧性培训中心”（HOMESEED: Homeless Resilience Training Centre）脱颖而出。这个计划旨在为槟城乔治市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温暖的家和学习场所，通过精心设计的空间和全面的培训，帮助他们重拾信心，重新融入社会。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9月，槟城共有67名无家可归者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另有32人毒品成瘾，凸显了急需一个安全且支持性强的空间。为了解决这一社会问题，“HOMESEED”计划致力于提供一个转型环境，项目包括两座主要建筑，即前方的商业中心为居民提供销售商品并与公众互动的机会，后方则是住宅与培训设施，以促进技能发展与个人成长。其中一大亮点是灵感来自蜗牛壳的设计，这是一种多功能结构，象征安全丶隐私和流动性。这个独特的庇护所可以在白天转换成手推车，方便运输，同时兼顾功能性与舒适性。陈一维表示：“赢得‘AYDA设计奖’的室内设计类金牌奖是一次非常充实的旅程。这个平台不仅提升了我的设计技能，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以设计解决社会问题的热忱。” 新晋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的重要平台 “AYDA设计奖”评审团由建筑类评审主席Sarly Adre Sarkum副教授和室内设计类评审主席Ooi Boon Seong博士领衔。他们高度评价获奖者的周全设计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并表示两位获奖者展现了卓越的创造力，成功平衡了美学与实用性，以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他们的作品充分体现了“AYDA设计奖”所推崇的创新精神与社会责任感。 IJM Land首席营运长拿督蔡建顺说：“与‘AYDA设计奖’的合作，是我们持续承诺培育下一代设计人才的一部分。我们专注于推动创新，营造以创意丶可持续性和卓越为核心的文化。通过这项合作，我们为年轻设计师创造了更多机会，提供一个展示创意丶提升技能的平台，最终推动打造能够提升生活品质的空间。” 自2008年创立以来，“AYDA设计奖”已发展成为新晋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的重要平台。今年，“AYDA设计奖”共收到来自全马各大专院校的1536件参赛作品。 AYDA设计奖详情及入围作品设计概念：www.asiayoungdesignerawards.com.my

3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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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事件发生前后校方能做些什么?

没有人会希望校园发生自杀事件，但万一真的发生了，校方总得面对和介入，那么怎样的危机处理机制，才能够把事件的冲击和伤害减至最低？危机处理不只是解决当下的突发事件，更是为了预防下一个危机出现。学校平时就应该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理机制，因为唯有未雨绸缪，才能临危不乱。报道：本刊梁慧颖当校园发生身亡事件，校方需要做的不只是清理现场和安抚死者家属，因为如果处理不当，事件也可能会在其他学生心里留下创伤。加上现在网络流言传播速度非常快，校方既要安内也要攘外，增加了校方处理危机的难度。这种时候非常考验学校的应变能力，以下是一个真实案例，校方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起，就马上启动连日的介入和支援工作：事情发生在学生放学以后，校方得知后即刻联络救护车还有警方，同时总动员行政处和辅导处老师回校支援。回到学校的老师立马分头行事，有的人负责联络和陪伴当事人家属；有的人则负责把还在学校的学生带去礼堂安抚，避免他们靠近事发现场。当时候，消息其实已经在网上迅速传开，包括各种耸动人心的谣言。为了避免谣言影响学生，辅导主任说：“我们在礼堂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告诉他们学校会全面配合警方的调查，同学们要做的是尊重逝者和尊重家属，不要传播任何照片或未证实的消息。”此外，“我们也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个时候可能会有怎样的情绪反应，比如慌张、害怕、低落和愤怒，而这些都是危机事件后可能出现的正常情绪反应，如果有需要，他们可以如何向校方求助。” 另一边厢，各种不实消息在网上如雪球般越滚越大，校长说：“这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沉重的压力，所以我们决定当天就发通告，把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告诉家长，让他们知道学校正在处理这件事。”同一时间，学校也联络媒体，请媒体不要发布未经证实的消息。当天的紧急会议直到深夜才结束，学校行政处第一件事是通知全体老师第二天早点到学校开会，因为要先让他们了解事情，以便学生来询问和求助时知道如何回应。提供团体辅导安抚学生情绪事发后第二天，全校氛围可想而知非常低迷。教师会议结束后，校长在早上通过广播向全校学生说明这个事件。同班同学是跟死者关系比较密切的一群人，他们受事件影响的风险较高，所以当天下课后，多位辅导老师一起进入死者的班级，将学生分成小组进行安心团体辅导。辅导主任说，安心辅导的目的是安抚学生的情绪，“让学生有机会表达他们的心情，我们也借此了解他们的状况。” 除了死者的同班同学，辅导老师也找出并关怀其他未必认识死者，但属于高风险的学生。所谓高风险，是指那些本来就有心理创伤或精神困扰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因为死亡事件而产生负面念头，所以此时他们成了重点关注对象。接下来几天，陆陆续续有几个非政府的辅导团体前来学校提供心理辅导支援，任何年级的学生只要觉得有需要都可以报名参加团体辅导。同时，学校也打印卡片发给学生，这些卡片列出校外辅导团体的电话号码，起码让学生知道当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找哪些外援。教职员也需要情绪疏导到了死者出殡那一天，校方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丧礼，大多数同班同学都出席了。辅导主任说：“印象很深刻是一位在事发当天帮忙急救的学生。出殡那天他是有考试的，但他说他想要跟他施救的这位同学好好告别，所以我们也尽量安排他去参加丧礼。” 由于死者是佛教徒，学校为了表示尊重，因此恭请法师在校园进行洒净仪式，并同样让学生自由决定要不要参加。那天因为是周末，来学校的学生本来就不多，校方过后告诉学生已进行宗教仪式，好让他们安心。除了学生需要心理支援之外，老师的情绪其实也需要疏导，尤其是忙碌了多天，从事发后就一直站在最前线的辅导老师更需要解圧。丧礼结束后的那一天，辅导处召集了所有辅导老师来个分享会，英文叫“debriefing”，主要目的是帮助辅导老师纾解积压的情绪。更早之前，学校也有为全校教职员提供团体辅导，教职员可自由决定是否参加。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早在这个事件以前，这所学校其实已建立起一套危机处理机制，包括处理流程和人员架构，所以当学校发生如此大事，校方能够迅速反应，不至于茫然失措。以往大家总觉得，当学校发生大事，善后工作只需要交给某个单位，例如训导处或辅导处处理就行。但受访的校长说，学校危机影响的范围可大可小，全校教职员其实都应该对危机处理有基本认识，“如果老师能够及早看见问题，学校就可以帮到更多学生。” 事实上，学校危机不限于自杀事件。任何事件只要危害学生和教职员的安全都属于学校危机，例如自然灾害、实验室爆炸、暴徒闯入校园挟持师生等。董总近年都有主办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上述受访的学校主管就曾经参加董总的培训，学习应对校园可能发生的各种各样危机。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是基本原则工艺大学教育学院辅导与咨商系高级讲师陈如湘博士是董总校园危机处理工作坊的导师，她早在大约2003年就开始推广校园危机管理，曾连续多年邀请台湾教授来授课，可是直到Covid-19疫情以后，“危机处理这种事才得到学校更多的重视，你会发现台湾跟香港都走在我们前面。” 她说，处理校园危机难有一套标准作业流程（SOP），因为学校有大中小之分，不同规模的学校在实际面对危机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处理方式，不过有一个基本原则是肯定的，那就是要把对师生的伤害减低，所谓伤害包括意外伤亡和对心理的冲击。危机通常是突发的，意思是它不是学校日常运作里会预想发生的事情，因此她说，处理危机要有一个基本观念——没出更大的错就是最好的事。 “通常我们在处理危机时，我们不是在挑错，也不是在找谁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如果紧要关头大家还在互相指责，可以想像危机的负面影响可能会愈加扩散。此外，处理学校危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俗话说的“危机就是转机”。如果危机处理得好，她说，学校在生命教育这部分会有所强化，同时可以借这个机会使校园变得更友善，“总之不是事情发生后我们赶快来处理，然后就算完结。” 未雨绸缪：成立学校危机管理小组学校内部如果能成立一个危机处理团队自然是好事。通常学校会按照行政人员职位来分配职务，比如讲到心理辅导，大家会认为这是辅导处主任的责任，但她说，危机处理团队的职务不能完全按这样来分配，因为假设庶务处主任是一个很怕血的人，当坠楼现场满地都是血，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履行职责。因此，“危机团队的成立，是把适合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而不是因为你是主任，你就必须扛下这样一个任务。” 危机团队成立之后，成员需要经常演练，以及了解校园内可能发生的危机事件有哪些，并且为此做好预备。她举例，危机团队应该视察校园环境有没有地方需要改善，比如高楼天台是不是任何人都能随意上去？校园里有没有隐秘死角？万一学校真的发生危机事件，危机团队的责任是统筹和协调校内外资源，再按情况调动人手。避免围观和拍照假设校园发生自杀事件，校方首先除了要联络救护车和警方，还必须确保在校的学生远离事发地点，避免他们因目击现场情况而可能留下心理阴影。然而经验告诉我们，一旦学校发生坠楼事件，网上就会很快流传现场照片，哪怕那些照片是多么令人不安。若要避免这样的情况，陈如湘说，校方须确保学生跟老师一起待在教室，防止学生跑去现场围观和拍照。同一时间，老师应提醒学生保护当事人隐私和考虑当事人家属感受，老师的用词应该是“我们一起来帮助别人”，而不是命令学生不准这样、不准那样，因为在那种非常时刻，大家思绪肯定都很混乱，老师要做的是让学生知道“我们可以一起保护彼此”，先在学生之间搭起安全网。危机处理包含对媒体的回应，因为在网络时代，校方不太可能隐瞒消息，所以不如主动发布消息以正视听。校方可以做的是委任一个发言人统一回复媒体询问，扼要交代校方的跟进工作，不需要透露太多细节。拉曼大学咨商与辅导课程主任彭开贤说，校方可以发布简短的声明，承认学校有人身亡，但是否说明是自杀事件则要很小心，因为真正的死因只有警方和法医才能确定，校方不能自作判断。另外，校方也不宜透露死亡方法和细节，例如别吐露当事人是从第几层楼坠落，因为要避免这种行为引起其他人模仿。评估事件对学生的影响学校接下来需要评估和识别可能受事件影响的学生，例如： ˙目击者 ˙跟死者关系密切的同学 ˙高风险群体一般来说，跟死者越要好的同学，受到的心理冲击会越大，但彭开贤提醒，跟死者不见得很要好的同学也有可能受影响，例如当天早上刚好跟死者一起搭校车或坐在一起吃早餐的同学，他们也有可能会受冲击，甚至那些经常跟死者作对的同学更需要关注，“因为这些孩子可能会愧疚，担心是不是因为他的原因导致死者自杀。” 那么是不是完全跟死者没有接触的同学就不会受影响？其实不是。彭开贤说：“还有一群需要关注的学生是高风险群体，也就是那些本来就有自杀念头的孩子。当学校有学生自杀，这群孩子很容易产生共鸣，心想‘竟然有人跟我有同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早完成了这件事情，’所以这群孩子需要特别关怀。” 评估哪些学生受影响之后，校方接着应该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但这里头有一个原则必须很清楚，即校方不能强迫学生接受心理辅导。 “每个人处理创伤的方式不太一样，”彭开贤说，有些人需要把事情讲出来，讲出来心情会好一些；但有些人则需要多点时间消化情绪，没办法马上把心里话说出来，如果逼他接受辅导，只怕会对他造成更大伤害。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王韵畅说，校方这时候应该让学生知道任何反应都是正常的，有些人可能会用幽默带过，有些人可能根本不想谈论，不是说一定要有怎样的反应才是对的。如果学生不愿意谈论就别强迫他，但要让他知道大门随时敞开，当他想要找人聊的时候可以回来找负责的老师。通常，校方会根据学生受影响的程度来决定采取哪种措施，例如提供团体或一对一辅导。如果是团体辅导，王韵畅说，理想情况是由心理健康专家或有经验的人来主持，最重要是给这些学生有发言的机会，让他们倾诉对事件的想法与感受（但还是那句——如果他们不想讲就别强迫他们）。假如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学生依然备受情绪困扰，校方就应该评估有没有需要提供进一步支援。勿美化自杀行为当校园发生重大的不幸事件，学校可能会举行宗教仪式以安抚大家。陈如湘认为，如果学生能够从信仰上得到安抚也很好，但现场一定要有老师，如果学生想要参加，老师可借此机会观察学生的状况。至于追思活动，虽然不是不能办，但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是让学生自己决定要不要参加；第二是不能美化自杀行为。王韵畅认为，事情发生后，校方当务之急是尽快让学校恢复日常运作，如果这时候办隆重的追思活动，恐怕会影响学校“复原”速度。倘若真要有一些仪式，校方也许可以安排学生在周会时为死者默哀，并将重点放在生命教育，例如教学生怎样帮助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如果要办追思会或向全校发公开信，彭开贤认为其作用应该是呼吁学生多关怀身边的同学，同时明确向高危险群体释出善意，让他们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帮助。他印象深刻是10年前台北捷运发生震惊社会的砍人事件后，凶徒郑捷的学校发了一封公开信，内容除了交代学校的立场，也呼吁学生“多走一步、多看一眼、多聊一句”，他觉得这样的讯息更有意义。预防胜于治疗危机事件的善后及介入工作固然重要，但就像俗话说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学校平时能够做好预防工作，那才是防止悲剧的最有效方法。诸如生命教育讲座和自杀防治课程，彭开贤认为平时都可以办，不需要等到出事了才来办。 “我们有个课程叫作自杀防治守门员，主要训练参与者更加敏锐地觉察身边的人有没有自杀的念头，或有没有心理健康的危机。如果有，那么他可以如何有效地倾听和回应这些朋友？“ 此外，“这个课程也教导如何降低即刻性的危险，比如最近有个同学一直提起自杀念头，而我们的课室在六楼，我是不是应该跟班导师和辅导老师通报这件事情？还有，我们有没有需要暂时搬去底楼上课，直到情况稳定下来？这是一种急救，至少把表面的危机先解除。” 如果学校平时都有在做这些宣导和训练，他觉得一来可以降低事情发生的风险；二来如果真的发生事情，大家能比较从容应对危急情况。一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筛查不能准确反映学生情绪？根据卫生部2022年全国健康与发病率调查报告，我国每4位青少年中，有1位有忧郁症状；每8位中有1位有自杀念头；每10位中有1位曾企图自杀（右图）。学校到底要怎样知道谁有自杀念头？彭开贤说：“这就很靠学校平时的工作了。” 目前，政府中学的做法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心理健康筛查，所以辅导老师照理说会掌握学生的资料，当学校发生危机事件，校方应该把特别容易受负面情绪影响的学生找出来，先为这些学生提供心理支援。然而，这个筛查一年只有一次，彭开贤试问：“有没有一种可能，即回答问卷时我的心情很好，可是两个星期后，我的女朋友跟我分手，我很忧郁想要自杀，但那个资料库是没有我名字的，因为这件事发生在筛查之后？” 心理健康筛查固然可以作为校方的参考，至少发生事情的时候，校方知道应该重点关怀哪些学生。但如果要预防学生自杀，那还得靠校方长期的关怀和跟进，以及向全校学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彭开贤说，欧洲曾经针对中学生自杀防治做过一项大型研究，研究者比较3种方法：第一种是展开全校筛查，把高风险群体找出来，并安排他们见辅导员或心理师；第二种方法是训练教职员成为自杀防治守门员，希望教职员敏锐觉察哪些孩子需要帮助；第三种方法是在全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例如告诉学生什么是忧郁症、什么是焦虑症，如果患上忧郁症可以怎么做。 “结果哪一种方法最有效呢？答案是第三种方法，所以心理健康教育很重要，而且刻不容缓。” 家长须正视危险讯号万一校方能做的都做了，但有学生的心理状况依然不理想，下一步也许就应该由医院接手跟进。王韵畅是儿童与青少年精神专科医生，跟他同样专科的医生在我国估计不超过40位。他说，如果学生出现忧郁症状但没有自杀念头，通常做法是先去政府诊所求诊，政府诊所再转介到医院。一旦学生有强烈的自杀意念，就应该直接到医院急诊部。 “而不管是去医院或去政府卫生诊所，都必须是由家长带孩子去，所以家长的角色很重要。” 他说，精神科医生有时会遇到一种状况，“就是老师觉得这个学生有问题，跟家长讲了，但家长认为没有问题，觉得孩子在家很OK，不需要心理辅导。这跟心理健康问题被污名化有一定关系，有些家长很难接受自己的孩子需要心理辅导，但如果老师提出了孩子的问题，家长就应该正视，而不是觉得老师针对孩子，或觉得老师没事找事。如果家长不把孩子带来，我们（医生）其实做不到什么，学校也很挣扎。” 彭开贤曾经到一些学校办自杀防治讲座，他觉得这些学校有一点做得很棒，因为这些学校总共办3场讲座：1场是给学生；1场是给教职员；还有1场是给家长。 “我觉得家长也要学习多理解孩子的需求跟状况，因为心理健康问题在我们现代青少年中已经是非常普遍的一种状况。”他说：“很多家长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自己的青少年经验，但现在的时代已经不一样，如果你的小孩告诉你他需要见心理师或精神专科医生，那表示他真的想要自救。30年前我们是青少年的时候，自杀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可是30年后的今天，这个情况已经不一样了。” 编织自杀防护网关于自杀防治措施，学校有没有可能从硬体设备上加强防护？陈如湘说，这个问题有点棘手，以装监控器为例，学校也许能防止学生在校园自杀，但这项措施到底会让学生觉得校园更友善，或是觉得更压抑？假如学校环境令学生觉得很压抑，只怕他想自杀的话去到校外一样可以做，到头来这对保护生命并没有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以校方必须好好斟酌。各种自杀防治措施中，彭开贤说，安装安全网是其中一种普遍做法。全世界很多热门自杀地点在安装安全网后都大幅降低自杀事件，可是要如何使校园不因为安全网而显得压抑？这就视乎怎样安装安全网。他见过一些地方利用设计巧思，把安全网变得好像装饰的一部分，达到一举两得的作用。不管怎样，这种措施都不如在学生心中建立安全网来得有效。陈如湘说，学校的重点应该是教学生怎样爱惜自己、怎样爱惜朋友、怎样跟同学建立友好关系，因为这些都是心理的安全网，只有心理的安全网加固了，才接得住坠落的灵魂。【预告】一时间，校园自杀事件频传，是否就是“维特效应”，或白话来说“自杀模仿”。当新闻、社交媒体充斥自杀资讯，会带来什么影响？请留意12月29日星期天周刊专题。更多【新教育】：【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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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为推动华文工作寻更多的可能

编按：报考SPM华文科学生日渐减少的新闻每年都能看到。究竟如何才能让学生对华文产生兴趣？文学作品要如何走进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世界？推动华文工作这条路又该如何走？翻开这期的【新教育】一起来找答案吧。报道：本刊特约杨林宜摄影：本报黄冰冰推动华文工作在马来西亚一直不是易事，如今身处在科技与网络飞速发展的时代，静下心来阅读对许多人来说愈加困难，学习华文和亲近文学也逐渐从日常清单中淡出。这背后其实涉及多方面的复杂因素，或许是教师日常工作繁忙，或许是学生课业繁重，抑或是社交媒体五花八门的内容充斥着他们的生活，使得他们难以抽身，去享受阅读的乐趣。然而，依然有一群华文教育与文化的推动者，在这数十年间孜孜不倦、默默耕耘。他们怀着“能做多少是多少”的信念，坚定守护着华文文学的沃土。如今，马来西亚华文教科书中已收录二十余篇马华文学作品，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与肯定。尽管如此，他们也意识到，推动马华文学的阅读不能仅仅停留在教科书的层面上。他们希望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能深耕其中，让文学创作、讨论和分享的风气在校园内蔓延，感染更多人自发阅读，点燃大家对文学的兴趣，种下热情的种子，让它在日后的岁月里发芽并茁壮成长。 11月30日在加影新纪元大学学院举行的一场华文文学与活动交流会，邀请了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副教授兼院长伍燕翎博士，以及马华作家吴鑫霖，与华文教师分享如何将报章和马华文学作品带进学生的阅读与写作世界，交流会由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曾毓林主持。出席者有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事务处总监戴庆义、中文系讲师吕鸣仁、吉隆坡班登英达国中华文科主任李淑君、雪州蕉赖柏林本国中华文科主任陈晓伟、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主席甄子云、乐学华文班授课教师颜音玉、柔佛拿汀翁惹化国中华文科主任江美年，以及森美兰利民济达哈中学华文科主任张俊荣。曾毓林：华文教育工作决不能停滞曾毓林在20年前担任《学海》主编时，便陆续推动了“我讲华语我考华文”、“拯救华文”和“爱华文”三项运动。他以“三部曲”来形容这3个阶段，虽然如今回首，推动华文学习的障碍和问题依然存在，但他依旧坚定地认为，华文教育的工作决不能停滞。 “不管有没有成果，我们一天还在岗位上，便是一天也要发声。若是连我们（华文教育工作者）都不发声，那就太可惜了。我不奢望这次的交流会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改变，但至少能让更多人听到推动华文教育的声音，尤其是教育部、家长和教师。” 他说，星洲日报在推动阅读和写作上始终不遗余力，尤其通过“花踪”让马华文学持续开花，并将马华作家带入校园，推广本地文学的阅读风气。最近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中，许多参赛者选择了本地作品作为朗诵题材，可见马华文学已开始渗透校园，学生在教师的推荐下接触更多马华文学作品。他认为这股“劲头”不能停滞，否则一切都将重新开始。他说，教师在鼓励学生阅读和写作上扮演了要角，而教师本身其实也具备出色的写作能力。因此，他认为，若教师能多写作，便可更好地带动学生一起投入创作。他指出，教师不一定需要博览群书，就像导演不必是影帝影后才能执导电影。然而，教师需要把开启阅读之门的钥匙递给学生，让他们自行进入那片广阔无垠的书海。 “并非每位教师都需要为学生创造一片辽阔的海洋，只要给他们一艘船，让他们去闯荡便很好了。” 伍燕翎：AI流行当下应让阅读更有温度伍燕翎在会上分享时表示，随着人工智能（AI）日益深入人们的生活，除了课业辅助甚至在某方面替代教师的角色，华文教育的推广应更加注重文学阅读的提升，让阅读更有温度、更人性化，并富有深度。她向华文教师推荐了20部马华文学作品，希望通过教师的阅读与分享，将作品带到学生群中。通过阅读优质作品提升教师和学生的个人涵养，激发他们对马华文学的兴趣，从而深入探索，进行创作。她说，教育和文化工作者这些年来一直在推动华文教育，但除了推动之外，还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思维，才能将教育和文化工作带入下一个阶段，推到更高层次。 “我们应该从更加乐观的角度来看，虽然教师的工作非常繁忙，要求他们阅读更多文学作品似乎有一定难度，但如今全国中小学的诗歌朗诵比赛中，许多参赛者选择了马华文学作品作为朗诵题材，全国创作比赛也是华文文学推广的重要一环。既然马华文学的推广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将这一推广工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探讨如何让马华文学的阅读更具深度。” 伍燕翎经常通过各种活动与教育工作者进行交流，这包括日前举办的华文教师文学教学研讨观摩会。她指出，尽管学生在文学创作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借助AI的帮助，他们不仅能够写作，而且写作的速度也比以前更快。这个现象令人担忧，但也提醒着教育工作者必须尽快做出改变。她认为当前华文教育和文学培养的重点应当是如何引导学生如何让读写变得有深度，并达到一定的高度。教师在这个过程发挥重要作用，引导学生接触和鉴赏有内涵的文学作品，激发他们的思考与兴趣。吴鑫霖：识字量有助于与文学作品产生联结吴鑫霖则认为，在探讨适合学生阅读的马华文学时，也应当关注学生的“识字量”。唯有储存一定的识字量，读者才能真正理解并和文学作品产生联结。他说，许多马华文学作品因内容在地化，易于读者与文本产生共鸣。比如马华作家冰谷受邀到校园，带着小朋友一起阅读文本。他的教师朋友在教学中展示实物，如橡胶果和古早味雪糕，带领学生体验文本中的元素，让他们通过感官参与其中。这种方式帮助学生打开想像的画面，将他们带入作品所描绘的时代和故事。长期教导相同的内容可能会让教师产生倦怠，学生也可能因应付考试而缺乏对内容的真正理解。为了避免课本成为“作家的坟墓”，让教育真正做到“生命影响生命”，吴鑫霖认为在选择文本时，应该尽量选择那些既能激发教师教学乐趣，又能让学生感到愉悦的作品。他说，文学的推广应回归创作本身的意义，即通过文本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情感与社会背景。在引导学生阅读时，应该帮助学生建立与作者的联系，同时让他们通过阅读与自身的生活经验产生共鸣。他举例，方北方的作品描绘了一代人的生活，孟沙写的是报人生活，李天葆小说中的茨厂街等，学生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揭开文本中的画面，比如将文本化为影像或有趣的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与文本产生更多的互动，去想像那些时代背景，感受人物的情感，并参与故事情节的发展。他也建议通过活动将马华作家带到公众面前，比如文化讲座，甚至是医学讲座，如著名医生作家欧阳林，这可以提高作家的曝光率，让作家形象化，进而吸引更多人阅读文学作品。他说，这也是生命教育的体现，通过作家的影响力将学生从现实社会带入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重拾“写诗”传统表达情感吴鑫霖认为写诗也是学生参与创作的其中一种方式。他说，过去写诗是人们表达情感和叙事的常见手法，但这种“传统”如今正在消失。他希望重拾这个传统，鼓励学生以各种形式作诗，包括不拘形式的打油诗，都能让他们轻松地享受创作过程。他理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教师推广文学教育的无可奈何。他特别提到吉隆坡中华中学一位教师，因学校图书馆位于10楼，愿意上楼阅读的学生很少。为了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这名教师推着小车在走廊上“叫卖”，其灵活变通源自那颗对文学充满热忱的心。陈晓伟：教学方法需适应时代变化陈晓伟则坦言，推动华文文学在国中总是面临一些不确定因素，然而唯一较为稳定的，便是教师的带动和教学方式，但教学方法也需要适应时代的变化。过去，教师通过剪报和读社论来帮助学生增加词汇量，学生也可以安静地坐在课堂上听讲；但如今，几乎一切都依赖电子设备，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教学生态。他指出，现实压力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可能会忽视不在考试范围内的内容。因此，要在校园内推动文学教育，不能单纯依赖教师来扮演推动者的角色。反而，学生可以通过社交圈持续带动志同道合的朋友和新人，形成自发的传播和参与。他认为学生的影响力极大，而推动阅读和创作正需要这种动力。学生自发学习能让自己沉浸在文学中，并尝试创作和参赛。教师的任务是尽一切努力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他们的鉴赏能力，让校园内的文化氛围持续发酵。他也直言，文学作品中的情感和内涵往往很有深度，但对许多现代学生而言，这些内容显得深奥难懂，主要是因为他们目前所接触的内容多为表面，甚至肤浅。作家或专家的研讨会和讲座虽为教师提供有价值的见解，但并不适合直接应用于学生。教师需要消化这些内容，并在课堂中引导学生去尝试理解富有深度的文学作品。戴庆义：推动阅读需有全面统筹计划教育界资深工作者戴庆义分享了他在独中、国民型中学和国民中学教授华文及掌校期间，推动华文阅读和学习风气的经验。他回忆道，当他还是教师时，他鼓励学生养成剪报的习惯，并分享有关内容；掌校后，他则要求教师们采用类似做法，也鼓励学生引用文章来分享。但他坦言，推广工作经常面临的阻力包括教师非自愿参与，这可能源于教师忙碌和缺乏动力，以及教师华文素养的不足。如果再加上缺乏上级支持，教师往往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学生自然也难以得到鼓励，从而导致华文阅读风气难以持续，相关活动的效果也不彰显。他认为要激发教师参与推动华文阅读，还必须有一个全面的统筹计划。他建议先成立一个华文阅读委员会，并由各州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负责带领和同步推动该计划。然而，戴庆义也指出，非华裔校长或非中文背景的校长通常不支持此类活动，这会给推动工作带来困难。无论如何，要让推动工作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必须获得各方支持，包括教育部和督学，而媒体在宣传方面也发挥着重大作用。不过，若活动能够在全国同步推广，还需要有后续准备。若动力无法持续，推广效果将迅速减弱。因此，他认为需要一个监督单位，定期推进相关活动的进程。李淑君：善用科技便利让学生阅读李淑君表示，科技改变了许多人阅读的方式，她并不认为教师和学生阅读量减少，而是阅读的途径不再仅限于书本。她认为，要鼓励学生阅读更多马华文学作品，可以善用科技的便利。例如，现代人习惯分享新闻链接并展开讨论，李淑君认为同样的方式可以用来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她建议通过挑选一些精彩的文章，发送链接到学生手机上，让他们随时随地接触这些内容。她也指出，当前学生面临过多的诱惑，短视频等娱乐形式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因此她提议通过有趣的方式，比如结合优质游戏，让学生在玩的过程中接触文学，逐步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她曾要求学生固定写日记或周记，但发现学生的写作逐渐缺乏新意，于是她改变想法，鼓励学生分享在短视频平台看到的有趣句子并记录下来，由小分享来推动阅读。 “这就像我们偶然听见一首歌，喜欢上了就会凭着歌词去找到那首歌。同样的，先让学生接触他们感兴趣的部分，激发他们主动去探索和寻找更多文学作品。” 李淑君认为，一旦学生具备自主学习的能力，便会在自己的社交圈内传播并带动他人参与阅读。颜音玉：挑选精彩篇章更有效颜音玉也赞同李淑君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如果直接将20本书单交给教师并要求他们阅读，教师的常见反应可能是“等有时间了再看”。她认为，比起让教师或学生一次性阅读大量书籍，不如挑选其中精彩的篇章来分享。当读者看到吸引人的内容时，他们会更愿意继续阅读，而不是因为时间或其他原因错过推荐的好作品。她分享了自己在参与大马爱心协会主席张瑞慈督学在疫情期间举办的线上爱心读书会时的收获。她说，张瑞慈挑选了一些文章，分享阅读心得并与大家讨论。这样的分享不仅有趣，还能从中获得启发，促使她更参与更多。她认为，只有当一个事物引起兴趣时，读者才会主动去阅读，否则外部压力反而会引发抗拒。 “就好像你给了我鱼饵，让我自行去钓鱼，那效果可能更好。” 她也说，学生接触马华文学的机会较少，原因在于许多马华文学作品不像其他书籍那样容易获得，网络上也难以找到相关的参考资料。此外，现代人一机在手，阅读方式也从纸质书籍转向电子形式，如果直接把书籍送给学生，他们可能不会感兴趣。她建议一些团体或媒体如星洲日报，可以设计一些互动游戏，通过让学生阅读文章并参加游戏，让他们在游戏中参与阅读。江美年：赛事可激励学生完成阅读江美年则表示，20本书对于师生而言可能过于沉重，但如果减少到5本，则建议可以通过全国赛事来激励学生完成阅读。例如举办全国马华文学问答赛，通过选择题的方式进行。如果学生反应良好，下一届赛事可以增加更多的作品。她提到，学校举办的诗歌朗诵比赛和文学创作比赛，参与的学生通常只是少数，无法扩大到更多的学生，文学创作比赛则侧重于学生的写作和创作能力。相比之下，选择题问答比赛更为简便，通过督学的支持可以在全国各校同步举办，线上形式也能解决交通和住宿等问题。此外，她希望伍燕翎能举办更多与马华文学鉴赏相关的研讨会，让更多教师了解马华文学及其作者的背景等信息，从而丰富自己的教学。张俊荣：作家亲自分享能更好理解作品疫情期间，伍燕翎安排马华作家与教师们接触，张俊荣特别喜欢这样的安排，因为通过作家的亲自分享，教师们能够更好地了解作者的创作过程、背景和写作心得，从而理解作品背后的情感，并进而与作品产生共鸣。但张俊荣坦言，虽然马华文学的优势在于它与本地人的生活背景相近，但由于文本中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年龄与学生的生活经验之间存在差距，产生了“代沟”，因此当教师与学生分享作品时，教师可能已充分感受作品的情感，但学生却难以理解。 “当我和我的中二学生讲解文本时，我讲得很生动，但他们却只能看着我。” 他不赞成直接要求师生阅读20本书，而是认为挑选几篇精彩的篇章更为实际，这样教师可以更轻松地引导学生接触到作品。虽然一些马华文学作品很有深度，但对于年纪较小的学生（例如中一、中二学生）来说，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困难。然而，他提到像“红蜻蜓”这样的作品，学生普遍喜欢，因为它具有小说性的情节和吸引人的元素。张俊荣认为推动马华文学阅读的方式可以分为“自愿”和“强制”。自愿方式是教师出于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和兴趣，自发地进行推广；而“强制”方式则是通过如江美年所建议的全国笔试比赛或星洲日报推动的时事问答比赛等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学习动力。甄子云:“进”与“出”的方式推动华文学习活动甄子云则建议从“进”和“出”两个方面来着手推动华文阅读风气。他认为，先通过“进”，如广播节目让听众（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通过听来了解更多书籍的内容。这可由一些媒体团队如星洲日报来推行，让听众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也能接触到文学作品。 “我以前去教课需要开一小时的车，每次在车上，我都会听书，很少有时间看书。对于教师来说，要抽出时间来看书确实有些困难，但如果是需要阅读的书籍，他们还是会尽力去完成的。” 甄子云还提到，介绍书籍的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直接介绍书籍的内容，另一种则是朗读。他说，如今有不少YouTuber通过举办线上读书会或电影分享会，推荐有意义的书籍或电影心得，这种做法对观众也能产生积极影响。 “出”的方式则是通过教师的书写来激发学生的动力，例如，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师联谊会季刊《芒种》鼓励会员笔耕，促进华文教师的交流与资源分享。他也建议组织教师和学生的读书会，但这些读书会不应以学术性的形式进行，而应更加自由和轻松，让参与者通过读书会既能“进”，也能“出”。可以通过线上平台举行不同类型的读书会，大家可以根据兴趣自由选择加入，由群主引导大家分享阅读心得，增强互动与参与感。更多【新教育】：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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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丽蒂依莎《Tomorrow is Spring》荣获2024年BMW短片奖大奖

以“PULSE”（意指脉动）为主题的2024年BMW短片奖（BMW Shorties）圆满落幕，万众期待的最佳短片大奖桂冠花落于克丽蒂依莎（Krityishaa A/P Karunagaran）执导的《明日是春天》（Tomorrow is Spring）。马来西亚BMW集团（BMW Group Malaysia）董事经理本杰明内格尔（Benjamin Nagel）指出：“BMW短片奖是我们举办时间最长的文化活动，始终致力于发掘和表彰马来西亚卓越创意人才。过去18年来，这个平台成为创作者分享新兴故事的跳板，亦体现了我们推动创新和艺术的决心。” 作品深刻表达困境中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勇气获得大奖的《明日是春天》是一部时长15分钟的剧情短片，故事围绕着保安Menaga这个角色展开，她表面看似于满足于在社区公寓内的生活，然而与伴侣发生争执后，她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影片中通过细腻且具引人入胜的生活镜头，表现了她的心路历程，同时揭示了我国低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并展现了一名女性在挫折面前坚持不懈追求美好生活的勇气与韧性。克丽蒂依莎凭借着《明日是春天》这部作品脱颖而出，获得评审团的一致青睐，成功赢得8万令吉的制作奖金。今年的评审团由马来西亚创意行业的权威人士组成，包括了、珍妮阿米尔、苏忠兴、Tunku Mona Riza、Ghazi Alqudcy，以及纳狄雅韩沙Nadiah Hamzah。克丽蒂依莎分享道：“这个奖项对我而言是荣耀无比的人生里程碑，也是我电影创作生涯中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明日是春天》是一封充满希望和韧性的情书，不仅仅是写给我自己，也写给每个经历过人生不同季节的人。这部作品深深表达出即使今天未如所愿实现目标，但也许明天就会迎来春天。我由衷感谢优秀的演员和幕后团队，感谢他们所付出的信任和努力，让这个故事成功搬上荧幕。能在BMW短片奖此平台上获得认可，既让我感到莫大的鼓舞，也让我更加确信真实故事所能传递的力量，尤其是在马来西亚。” 出色的故事叙述与表演揽获众多奖项出生于怡保的克丽蒂依莎带着《明日是春天》首次参与BMW短片奖。拥有超过7年导演、编剧和制片经验的她，最初毕业于生物技术专业。但她抱持着对故事创作的深厚热情，而后在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获得了数码影视专业学位。目前，克丽蒂依莎是Buzzworks Films的导演兼编剧，致力于创作贴近马来西亚观众生活的精彩作品。《明日是春天》深刻探索了静默坚韧的精神，以出色的故事叙述和卓越的表演，打动了评审们的心。这部作品不仅获得了BMW短片奖大奖，还包揽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项，剧中人物Piravina Ragunathan更通过出色的表演赋予影片强大的情感力量，而摘下最佳女演员的殊荣。除了给评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丽蒂依莎的故事还引起了BMW短片奖广泛社区的共鸣，在为期数周的网络投票中深受喜爱，最终斩获“全民推荐奖”。观赏入围作品：BMW短片奖的官方YouTube专页www.youtube.com/user/bmwshorties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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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 Kre8tif！年度创意大奖，The One Academy学生动画作品大放异彩

SEA Kre8tif！年度创意大奖是马来西亚数字创意节（MYDCF）中的一项享有盛誉的竞赛，旨在发掘并表彰动画内容创作者的才华。今年，该奖项吸引了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三百多份参赛作品，涵盖25个类别。对细节的执著是成功关键这部由The One Academy学生团队90 GB Productions制作的动画短片《All We Have Left》（我们仅剩下的），凭借其卓越技术荣获“最佳动画技术奖”。短片由18名数码动画专业和22名插画专业的毕业生共同完成，讲述了天真女孩莉莉在生日当天发现父亲一直隐瞒的残酷真相——他们是被遗弃的反乌托邦地球上仅存的少数居民之一。对团队而言，这次获奖不仅是一次成就，更是对他们投入时间与精力的认可。导演陈政维将成功归功于他们对细节的执着，无论是全息图的故障效果、蝴蝶闪烁的光芒，甚至是一滴完美呈现的泪水，都是他们精益求精的结果。陈政维说：“即使面对诸多挑战，我们依然坚持最高标准，不断打磨每个细节，最终成就了一部让我们真正自豪的作品。” 影片传递的意义最重要这部短片传达了深刻的环保信息，探讨了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忽视与不平等主题，激发观众思考：我们会及时行动拯救地球，还是将面对无法挽回的后果？制作历时一年，插画师与动画师在前期制作阶段密切合作，共同确定艺术方向。插画团队以2D形式设计角色、道具和场景，而动画团队则将其转化为3D作品。美术总监上官越桐表示，面对如此庞大的制作团队，每个人既是主导者，又要兼顾多个角色。她说：“通过有效管理工作量并保持清晰的沟通，我们确保每个人都能按计划顺利完成。” 陈政维还提到，制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之一是面对自我怀疑时，及寻求解决方案。“有时作品效果并不理想，但时间紧迫。经过团队讨论，我们决定投入额外精力改进。尽管耗费了大量时间，但最终成果证明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首席动画师冯紫仪强调，角色的情感表现是动画成败的关键：“角色的情感与对情境作出的反应方式让故事鲜活，因此理解如何表现这些细微之处至关重要。”她还指出，接受建设性反馈并根据建议调整动画，是提升作品品质的关键。“结合扎实的动画原理与对细节的关注，确保动画自然流畅、吸引观众。”她补充道。对于陈政维来说，《All We Have Left》是他们在The One Academy所学技能与知识的结晶。“影片传递的意义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提升醒觉、传达信息、娱乐观众，还是引发情感共鸣。只要你用心制作出一部对观众有意义的作品，他们脸上的笑容与享受比任何奖项都更有价值。” 通过此链接观看《All We Have Left》：https://youtu.be/HZfiVqP0qRI 更多【新教育】: 2024戴森设计大奖公布两份创新解决方案获国际大奖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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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锐导演卡蜜拉·安迪妮／镜头底下的女性角色是对社会的观察

卡蜜拉·安迪妮（Kamila Andini）是当今备受国际影坛瞩目的印尼新锐导演。自2011年以首部长片《海洋魔镜》（The Mirror Never Lies）一鸣惊人以来，她迄今已完成5部长片、两部短片及一部Netflix影集。一转眼，幼时从未想过要步上父亲后尘的她，竟已在电影路上走过13个年头，还成了柏林影展、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电影艺术殿堂的常客。在大马艺术电影圈，卡蜜拉的名字并不陌生。《海洋魔镜》及其第二部电影《舞吧舞吧，孩子们》（The Seen and Unseen）都曾先后在吉隆坡播映。今年7月底，她的第四部长片《娜娜：逝水年华》（Before, Now & Then》在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播映，她也应邀来马，参与映后座谈。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娜娜：逝水年华》讲述的是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她后来再婚、嫁入豪门，却面对丈夫外遇、旧爱往事频繁入梦的生活挣扎。有一天，她结识了丈夫的情妇伊诺，对方竟成为她唯一信任的朋友，间接推动她迈开脚步、追寻自由。此片最深入人心的部分，莫过于其华丽的画面、梦幻与现实的交错，及魔幻写实的处理手法。2022年甫上映之际，美国知名文娱媒体《综艺报》（Variety）就曾赞誉它“如王家卫遇上阿比查邦”，两位香港及泰国名导，确实是卡蜜拉的心头好。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因此，她用历史碎片，为《娜》蒙上的一层面纱，还原当年对时局的困惑，也让不熟悉印尼当代史的影迷对那段日子倍感好奇。 “新秩序在我念中学时坍塌。那时的我虽尝试去理解，却不太能搞清楚背后的意义，仅是对新秩序前后的社会氛围差异记忆犹新……因此在电影里，你会一直看到某些事件、持续听到某些资讯，但无法知悉全貌。” 卡蜜拉出生于1986年，而《娜娜：逝水年华》的故事背景，是她未曾经历的印尼新秩序（New Order）威权时代初期。《娜娜：逝水年华》讲述主角娜娜在1960年代，因印尼政治动乱失去爱人与家庭，后来再婚却面对一堆挑战与生活挣扎。（取自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官网）让女性角色的塑造自然而然发生卡蜜拉镜头下的作品，皆以女性为主角。《海洋魔镜》讲述12岁少女学习接受出海失踪的父亲已经死亡的漫长旅程；攸关峇厘岛文化的《舞吧舞吧，孩子们》呈现一名峇厘岛女孩在双胞胎弟弟重病期间，带着悲伤进入灵性舞蹈世界的故事；《第三次求婚》（Yuni）则讨论少女Yuni对于是否该三度拒绝求婚的挣扎——人们相信，3次拒绝求婚的女子，就再也嫁不出去。然而，女导演并非希望借此彰显女性主义主张，而是在借由影像表达意见时，自然而然的创作抉择。 “我不是能言善道的人，电影让我能转译想法、感受和点子，让我看见自己。我的作品多少会与自己的事有连结。拍《海洋魔镜》时，我确实热衷潜水、热爱探索印尼的海洋。我对印尼的海有很深的情感，亦有许多疑问。” “（所以，在说故事时）我更能贴近女性角色的内心世界。当我不断地塑造女性角色，人们渐渐看到并给予肯定。” 卡蜜拉直言，过去的印尼社会，大声疾呼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换来的往往是异样眼光及距离。因此，她选择把焦点放在如何说好故事、处理故事脉络，让女性主义的实践在创作过程中自然地发生。 “我不喜欢太刻意或局限，倘若有个故事更适合用男性角色去呈现，那也没问题。重点是我要说怎样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有非常不同的需求。” 父亲光环下的挑战与不安卡蜜拉已是万众期待的电影人，但即便是在马来西亚提及她，熟悉印尼电影者仍会立刻联想到她的传奇父亲、印尼当代最重要的电影人嘎林·努戈罗和（Garin Nugroho）。 1990年代，新秩序来到末期，印尼本土电影几乎死亡。卡蜜拉如此形容记忆里的那几年：“没人在做本土电影，电影院不放映印尼电影，只有好莱坞制作，电视时代也来了。我父亲是当时唯一还在拍片的印尼导演。” 嘎林声名在外，卡蜜拉小时候却不曾想过要学拍电影。转捩点出现在她中学时期。威权政府垮台，印尼迎来民主转型的契机。人们再次享有创作的自由、加上操作简单的手持摄录机问世，拍电影成为青年间最火热的潮流。迫于同侪压力，卡蜜拉不得不拿起摄录机。 “我很多朋友也想拍片，他们认为必须邀我加入团队，因为只有我有个导演父亲。我当下才发现自己对拍片一无所知。父亲常在其他城市拍片，我没机会参与；但朋友们总认为我懂得很多。我忽然觉得很羞愧——怎么会这样？” “我开始觉得自己应该要对电影有些了解，当时又心系人文情怀的摄影创作，因此选择学拍纪录片。” 尽管卡蜜拉后来爱上了纪录片，她的电影路并未就此展开。喜爱观察世界的她，中学毕业后远赴澳洲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主修社会学系。与此同时，也小心翼翼地处理自己与电影之间的关系，不把“想拍电影”挂嘴边，毕业后投入拍摄时，她也不轻易说出自己是名导演或电影人。 “那种谨慎是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对电影有天赋、这是否我的天职？” “当你的父亲是个伟大的导演，人们会期待你从一开始就那么优秀。有人说，我得和父亲有区别，不该拍艺术电影，而应做商业片。可我是在他的熏陶下长大的，我要如何非常不同？我不知道。我也不晓得自己究竟擅长商业片或艺术电影。” 在拍电影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寻找自我”常是创作者的起点、作品的第一个命题。为确认自己是否是“被电影选中的人”，卡蜜拉大学毕业后终于着手边拍电影、边找答案。带着“我是怎样的创作者、是否有热情和天赋？”这个疑问，她完成了首部长片《海洋魔镜》，找到自己做事与说故事的方式、听见自己的声音。这还无法满足她的疑问。怀抱着另一些问题——“身为印尼人、我是谁？什么是印尼人？”，她继续往前，拍出《舞吧舞吧，孩子们》。 “让我确定拍电影是终身志业、我非常清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刻，是在完成《海洋魔镜》后，先后制作两部短片《Following Diana》和《Memoria》的时候。有个非常短暂的瞬间，我看到了一种召唤、找到了自己的愿景。” 现在，卡蜜拉不再介意人们将她与父亲相提并论，也不纠结创作路径是否需与父亲有区别了。相反，她在一些作品中与父亲合作，两人甚至曾在澳洲的一个影展竞逐同个奖项。 “我可以因为他庞大的身影而感到负担，但这是所有孩子都会面对的课题。即便你父亲是个生意人，亦会面对其他冲突或困难。” “我也必须承认，我在这里（电影圈）是占优势的。有些我无法解释的能力，是源自父亲的教养，我在他给的书籍、他听的音乐、他说的故事、他批判思考的教育下长大。我的观点和同理心，很多时候同样来自于他的影响。” 坦然面对个人成就与父亲、与身边人、与大环境的因果关系，正是社会学习惯探讨的议题。是一名导演也是一名母亲 2021年至2024年，卡蜜拉接连3年推出长片（《第三次求婚》、《娜娜：逝水年华》、Netflix影集《香烟女孩》），冠病疫情的暴发期，意外地成了她的多产之年。眼前身形娇小的卡蜜拉，似有用不完的精力。育有一双子女的女导演，如何在拍摄与家庭间分配时间？她笑言，自己的主业其实是一名母亲，没有固定的日程表，“我正好碰上这个温柔教养（gentle parenting）成为主流的时代。所以我们没找保姆，亲力照顾两个小孩。” “我的一天通常很混乱。清晨5点多起床，为孩子做早餐、送他们去学校或去上才艺课的空档，我会抓紧写剧本、处理些工作或阅读。” “在印尼，妇女会带小孩到菜市场或田里工作，所以我也尝试把小孩带到片场。我会先告诉团队，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只是在跟一名导演工作，也是在跟一名母亲工作。这是我的责任。” 卡蜜拉的伴侣亦是印尼新生代导演及制作人依发依斯凡沙（Ifa Isfansyah）。生儿育女后，两人互相协调，只要其中一人在执导电影，另一人就会配合转当制作人，将时间留给孩子。印尼影坛素有女导演的历史，首名女导演拉特娜· 阿斯马拉（Ratna Asmara）早在1950年代就推出过3部作品；改革时期，印尼本土电影回到影院，女性导演及制作人同样功不可没。卡蜜拉说，“或许也因此，我不曾（因为性别）而质疑自己是否做得到、或担心影坛是否女性友好。前辈们珠玉在前，她们有份打造这个产业。” 更多【新教育】：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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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儿水中游／中国大学生，实习越早开始越好？

马来西亚实习生的薪资低已不再是新闻，许多在本地大学最后半年或一年的朋友就经常和我抱怨实习完全是倒贴上班。不论是在吉隆坡或新山，一个月几百块，勉强补贴了车油以后连吃饭都不够，要不是学校有硬性毕业要求，需要他们去相关产业实习，那直接进入职场做全职员工或打工更划算，毕竟很多实习生的工作量基本和正职员工无异。不过在中国，实习薪资相对好一些，而且中国的实习工作对未来就业影响大，所以有些学生甚至会提前自主实习，完全不仰赖学校的帮助。由于疫情，我在去年9月才来到了北京，想着大三要探索北京和好好学习，却没想到提前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的槟城室友，在大二结束，准备迈入大三的暑假就找好了一份中国互联网大厂实习，这才给迟钝的我科普了中国实习的“潜规则”。学生最在意大厂暑期实习中国大厂其实指的就是大型公司，一般以互联网公司、车厂、上市金融公司等超大型企业为主。这些大厂一般会在暑假期间到学校展开校园招聘，但针对的并不是大四毕业生，反而是特别针对大三或研二学生。暑假实习一般分为暑期实习和暑假实习，暑假实习就是简单的利用暑假两个月去帮忙一些公司打杂，可暑期实习才是重中之重，而学生最在意的，莫过于是大厂的暑期实习。暑期实习的目标是找到适合的公司人才并进行招揽和培养。这类实习生面试流程更加繁琐，经常需要5到8次面试，如AI面试、笔试、HR面试，群体面试、上司面试、情商测试等等。工作量会比普通实习生更多，工作内容也更接近公司核心业务。在实习1年以后，实习生可以参与就业答辩，需要一场+1（上司）+2（上司的上司）面试，若是你的实绩佳，工作成果好加上答辩顺利，就有机会签署三方协议，约等于是公司提前预定你，你不需要在大四期间再去参加春季招聘和秋季招聘，只需要毕业以后直接来公司就业。若是你答辩不顺利，无法成功晋级，那你也有了一段在大厂实习的经历，大四寻找一些中大型公司的实习就会更加容易。大厂暑期实习性价比高为什么大厂会有暑期实习，而且不是招聘能在毕业后直接就业的大四或研三，反而针对大三或研二的学生？毕竟若是你在大三结束后签署了三方协议，还需要一年才能入职公司，而互联网公司的发展瞬息万变。在和室友讨论以后，我们都得出了结论。暑期实习一般是有资本，有时间去挑选人才的大厂才会展开的。他们能优先挑选一些最有潜力的人才，并且在暑期实习期间培养、观察并选择实习生，选出最好的那位。这样一来，每个实习生都是彼此的对手，竞争会更加激烈。赢了你就进入了大厂的人才储备计划，输了你还有大四一年可以重振旗鼓，拿着镀了一层金的简历往金字塔第二层的公司实习就业。以大四学生的角度出发，除非他们接下来准备攻读研究生，否则实习期间能不能转正成为正职是重要的一环，所以他们不会拿着自己最后一份实习去暑期实习计划冒险，更不会花费接近一个月的时间就为了应付各种面试。不过太多的暑期实习在筛选简历期间就已经不给大四学生任何机会，因为社会里已经有个潜规则，那就是大三暑假的第一份实习最重要。你不加入就是不去卷，就是打算大四躺平找一份普通实习，而有能力的人就会越想要提前进入职场，了解职场动态。一些学生为了累积优势，甚至会提早在大二就开始实习，至少我班上有一位女生，在大三前就已经累积了6段短期实习经验，并且仍为下一段实习是否能更上一层楼而焦虑满满。不被淘汰是大学生刷实习经历的原因大学究竟是学习的地方还是进入职场的预备役中心？其实大一的课程是最多的，经常会出现早上8点到晚上10点满课的情况，每一位学生都在努力修学分，抢限选课，但课程名额有限，所以免不了大二和大三还有会一些学分需要修，以及自己专业内的必修课要上。但实际来到了中国大学教室，我赫然发现课堂内的出席率堪忧，尤其是大三期间，很多学生早已经找到实习，几乎九成九的实习是要求五天到岗工作，所以学生们必须请假来上课，或者直接花钱请人帮忙点名上课，最离谱的是甚至有人花钱请人来做期末课堂展示。这种全职实习生，兼职学生的情况屡见不鲜，在一些学生的作业展示或言谈中，你也可以察觉他们对自己的专业并没有足够的基础知识，但履历表上却光鲜亮丽，写满不同领域的实习工作经验。老师们也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是尽量让学院将重要的基础课排在大一大二，以及专注于那些想要认真上课的同学。因为一个专业会有一定的保研名额，也就是不需要经过特别考试，在大三结束后以平时成绩和表现给予优秀学生直接入选本校的研究生名额，约等于是校园版的暑期实习offer。有些学生在入学一年就迅速决定了自己不找大厂实习工作，而是要专注于得到学校的保研名额，在每堂课必到的同时还要坐在第一排给老师留下深刻印象。期末作业的要求是3000字，那就要写5到7000字，甚至会出现1万字的期末作业。是为了学习，还是为了就业，多数人在踏入大学的第一年就有了答案，因为如果你不够快，有得是比你更快的人。虽说有些时刻留学生还是能找到第三条路，那就是好好享受国外的校园生活，在最后一年才找喜欢的实习工作，但周围的中国同学几乎都没有所谓的第三条路可走。或许有，那就是从大二开始努力学习英语，准备去欧美国家升学的作品集，就连所谓的“润”（run）出去，也要提早规划打算。我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这种进入大学只为了履历表上好看的学校名称，而不是因为学校能教给你什么，你能在大学认真发掘你的兴趣和潜力等等。小组作业时，我和几位留学生也经常遇见中国小组成员因为工作实习无法出席讨论，不能积极参与小组作业。一学期下来，只见过一些同学一两面，其余时刻都在坐在出勤率未过半的教室，听着教师和小部分准备保研的同学展开学术讨论。在我看来，美好的大学生活是交友、学习和探索自我，在踏入职场前最后的喘息空间，是一座象牙塔，但对于多数大学生来说，却更像是累积更多实习经验，并为踏入高竞争的就业市场，做好全副武装的准备。更多【新教育】: 2024戴森设计大奖公布两份创新解决方案获国际大奖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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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颜思海／手绘人文地图留住老社区记忆

随着数码地图的发明，人类将城市街道的住址记忆“外包”给手机的导览功能。当人们掌握街道空间的能力渐弱，对城市的理解趋向碎片。在面临突如其来的失去，我们又该如何捡起散落的片段记忆，证明自己确实属于这片土地？为了恢复人们对社区空间的认知，本地视觉艺术工作者颜思海，用炭笔绘制社区阡陌，重新拉近社区和人的关系。他说：“只有画出地图，大家才知道自己生活的社区是那么‘大’，这些地方都属于‘我’。” 报道：本刊陈星彤摄影：本报谭湘璇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颜思海生于1977年，是土生土长的吉隆坡人。有关童年到年少的记忆，离不开何清园（Kenanga）一带。周边的茨厂街和半山芭社区，亦是他放学后溜达的范围。 “我小学读坤成，以前很安全的，放学后就走路回我爸爸的店，我也会在社区一边走一边画。”他观察建筑和邻里互动，将走过的路，看到的风景，定格成漫画，由此开启了对社区的想像。 2000年，他从吉隆坡中央艺术学院油画系毕业，但没有继续创作的路，“我没有当画家，而是帮我爸爸打工，做批发卖衣服。”兴许是自小对社区的情感驱使，他才会在吉隆坡苏丹街老店面临征地危机时，选择重返艺术。守护苏丹街，自此踏上手绘地图之旅 2011年7月，苏丹街百年老店面临迫拆，在民间掀起反弹。颜思海在好友，同时也是文化工作者杨两兴的号召下，加入“茨厂街社区艺术计划”（PSCAP）担任志工。该组织收集街道旧照片、口述历史，举办一场又一场活动，唤醒社会对苏丹街的重视。 “慢慢地，我内心有了一个‘可以画地图’的想法。”在他的记忆里，地图是权威的象征，“在古代画地图，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地方是我的。”更准确来说，他认为大众对于苏丹街范围的认知过于笼统，“我想告诉大家苏丹街、茨厂街那么大，它是完整的不可以被分割。” 因此，颜思海试图将区域内所有的建筑物连接起来，“一间（店）都不可以少，不可分割，我想带出这样的意思。”这是一幅带有目的性的社区地图，他这么形容。地图保留拆掉建筑，守住社区记忆当时，颜思海使用鸟瞰绘画技巧画出一幅6呎高、8呎宽的地图。这幅耗时5个月的画，目前珍藏于国家美术馆。问起创作过程，他说先从最北边开始下笔，“像是精武体育馆，我一定要画下去。南边是Kota Raya，最下面是Center Market（中央艺术坊），这边是中华大会堂。”即便是早就被拆除的巴生车站，也存在画里。 “保留旧时建筑，为的就是让现在的人看了有个概念，好像这里现在是酒店，但以前不是，他就可以重看这个地图，回望过去。”地图里的一间间老店，都是颜思海按走访时拍摄的照片绘制。不只是建筑物，他将那一年遇见的人事物，听到的故事，都用炭笔一笔一画记录下来。 “这幅地图里的人是细节，都是我那段期间遇到的人。”画中有理发师、茶餐室老板、算命师傅、游客等，人们可以将磁铁小人随意摆放，创造属于自己的街道，增加对社区和人的情感连接。 “我把茨厂街、苏丹街整个样貌呈现出来，大家才惊觉原来这里这么大，这么完整。” 在那两年，靠着文化艺术化为行动力量，当局原本要强制征收的34栋建筑物，后来近80%都保留了下来。深信艺术有力量，助文丁客家村fight back 茨厂街征收风波过后不久，森美兰文丁客家村在2013年发生强迫拆迁致冲突事件。跟随“文丁之友”（Rakan Mantin）组织，颜思海来到了文丁客家村，”我也尝试用苏丹街地图的概念，应用在文丁客家村。希望吸引更多人关注这里，让当地村民获得更多的力量fight back。” 客家村属于原生态部落，没有苏丹街来得有规划。这里的巷弄没有名字，他只能挨家挨户记下门牌，试着从这里看出规律。地图上不单是将村落画上，颜思海也把大街上的圣类思教堂、印度族裔的坟墓等，有别于华人文化的元素也囊括里头。 “这里有教堂也有庙，教堂边又有印度人的坟墓，马来人、华人的坟墓也在那边。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老社区很有趣，全部种族文化都在一起。”按照文丁原本的样貌，适时加入绘画技巧，“比如我会用透视法，从房子慢慢变小的设计，让观众认为地图有不断延伸的错觉。” 两个月后，一幅宽约5呎宽，4呎高的客家村地图呈现眼前。10年过去，客家村住户减少，日晒雨淋的板屋坍塌，原貌改变不少。如今，只剩下客家村生活馆中那一幅手绘地图，向人们展示着这里曾经的繁华。他坦言，若不是当年苏丹街事件，或许后来的创作只是专注在旧式建筑，少了点讯息。问起他口中的讯息，指的又是什么？想了想，他说：“我们真的需要新的建筑物吗？其实很多空的，为什么还要建呢？然后建了又再拆？” 到台南艺术驻村，连接社区庙宇今年，颜思海成功申请台湾绝对空间艺术进驻，名为“唤神x起舞x狂欢x艺术行动计划”。7月，他画出了第3幅地图，说的是台南古城的庙宇风情，主题为“神隐迷宫”。 “台南街头街尾都有很大很完整的庙，庙和庙的距离也靠近。我印象中天后宫、关帝庙都是面向大路，但台南的庙都在后巷。由此，颜思海决定以台南中西区的天后宫作为起点，将这些散落各个角落的庙宇连接起来。 “台南那时很热，早上考察会非常热，我也不能看着Google Map画，需要亲自到各个庙拍照记录。所以我都很早起来开始画地图，到了下午4点就骑脚踏车寻找巷子里的庙宇。”一幅10呎宽的画作，在两个月内完成。上图为台南“神隐迷宫”展览在台南驻村的3个月，颜思海画了一幅10呎宽的地图，画中更加入天神等神学元素。为了方便带回家，他使用A4纸张，一张张画，拼成大幅图。除了地图，颜思海在台南也以门神为题材，画出千里眼（图左）和顺风耳（图右）。同时，他在台南驻村时也举办地图工作坊，邀请当地民众绘制社区地图，获得正面回响，“他们说‘我住这里这么久了，社区还可以这样呈现’。” 后记：那些科技留不住的过去在没有作画的日子，颜思海会到不起眼的老旧社区走走逛逛，“随着时间流逝，我们生活的社区也会不一样。（店）老了没有人要，挂着 “for sale” “for rent”和电话号码在门口。”时不时，他参与联合展览，展出的画都围绕着社区作为主题。 “艺术是软实力，很广泛也很有生命力。我们成天把社区挂在嘴边，人家也不懂。但能透过游街、戏剧或绘画凝聚大家，把要传递的message传出去。”即便最终文丁客家村的诉求未能达成，但吸引了台湾、中国学者的关注，他认为成功达到传播的目的。或许90、00、10后，目前对于“守护消逝”的感觉没那么深刻。但时间一直走，人会老，从前的记忆某一日终会袭来。他说：“比如说以前在餐厅跟谁谁，一起唱生日歌，但现在这个建筑物却不在了。”而这些消逝，正是时时刻刻处于更新状态的Google地图，无法保留的。更多【新教育】：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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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曼大学成立佛教研究中心盼带来更多本土学术研究

说到佛教研究，很多人可能想到的是研究佛教经典与教义。但大学的佛教研究更多是跨领域的学术研究，比如从医学、语言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佛教对社会的影响。报道：本刊梁慧颖摄影：本报苏思旗全球很多顶尖大学都有专门研究佛教的机构，像牛津大学和北京大学有佛教研究中心；香港大学有佛学研究中心；美国哈佛大学也有长期办讲座的佛学研究会。而在马来西亚，马大于2022年设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拉曼大学也在2024年初成立了佛教研究中心。佛教研究范围很广泛，未必是研究佛教义理。拉曼大学校长拿督尤芳达教授说，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会根据社会需求展开各方面研究，比如探讨佛教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优大（拉曼大学简称）之前甚至有一项医学研究跟佛教有关，这项研究主要分析内观禅修对激素水平的影响，论文已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优大其他跟佛教有关的研究还包括马来文和梵文的关系，本地街道名称中的佛教元素，还有怎样应用科技传播佛法等等。本土问题本土学者最了解早在三四年前，优大就与马来西亚佛教发展基金会合作展开关于佛教及传统信仰的研究。当时的研究由个别学院和中心展开，后来因为觉得有必要把研究整合，所以成立了佛教研究中心。马佛基金会主席拿督洪祖丰说，我国佛教在讲经说法、艺文活动、出版等方面该有的都有，唯独学术研究这方面仍有待加强，因此马佛基金会当年与优大协议合作，由基金会赞助大学的研究项目，以及建议研究方向。他说：“学术研究是开拓知识，有知识就有力量，我们不能只依赖外人的学术研究，因为有些本土问题比如政府政策和医学伦理，只有我们马来西亚人最了解，所以由本土学者来研究是最好的。” 综观佛教的发展脉络，尤芳达说，马来西亚恰恰是不同派别，例如北传佛教和南传佛教汇集的地方，加上马来西亚还有其他宗教，这种宗教交流的现象就非常值得学者去研究。佛教学术研究可以很有趣虽然宗教在我国是敏感课题，但洪祖丰说，从学术角度来看，宗教并不敏感，像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就有一个聚焦于比较宗教学的学系，他本身也不时被马来学者访问，例如曾有博士生请他谈佛教徒怎么看伊斯兰恐惧症。他以往参加一些关于安乐死、堕胎等医学伦理主题的研讨会时发现，大会通常邀请的伊斯兰和印度教代表要么是学者，要么是专业人士，反观佛教似乎缺乏学者代表。这是为什么他认为佛教需要有更多学术研究，以便佛教的声音被听见，而且这些声音都有学术依据。目前，优大佛教研究中心还没有比较宗教学的研究，最新一项研究是关于我国的儿童佛学班，洪祖丰说，很多佛教团体都办过儿童佛学班，但有些佛学班办得很成功，有些则很艰苦地撑下去，“所以我们要探讨到底是什么原因。” 截至2024年10月为止，优大佛教研究中心有至少7个研究项目已展开或完成，其中一个项目是研究街名中的佛教元素，当时研究人员出动全景相机拍摄，以生动的方式呈现。洪祖丰说，由此可见佛教学术研究未必是枯燥的，“佛教学术研究也可以很有趣。” 优大佛教研究中心主任黄先炳说，佛教的研究主题可以非常多元，该中心的研究重点不在于佛教义理，欢迎任何科系和佛教团体建议研究项目。更多【新教育】: UNICEF儿童保护总监希玛森古达／推动儿童保护系统改革让受害儿童能被接住绘本雨林协会办绘创客孵化本地绘本创作梦 APU工业设计系学生展才华家具设计比赛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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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跟拍3年揭露苗族少女消逝的童年

编按：你看过纪录片吗？是否有留意过纪录片导演？这期【新教育】的主角是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她用3年时间跟拍北越苗族女子，以纪录片的方式揭露“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 “抢婚”文化是什么？经历“抢婚”文化的苗族女子命运又如何？现在就翻开【新教育】，看何黎艳如何用镜头说故事。报道：本刊特约叶蓬玲摄影：本报林晓慧 2021年，越南青年导演何黎艳（Ha Le Diem）以一部揭露北越苗族“抢婚”文化的纪录片《迷雾中的孩子》（Children of the Mist)，成为各大国际影展的新宠儿。这部1小时半的纪实长片，呈现苗族少女在抢婚文化下消逝的童年，激起各地观众共情，更在纪录片最高殿堂——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影展（IDFA）夺下最佳导演奖。今年7月底，乔治市艺术节“女性影展”单元邀请何黎艳与这部作品来马放映交流。33岁的她看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谈吐间亲和力十足——初次光顾大马嘛嘛档，她兴致勃勃分享嘛嘛档与河内印度餐厅的异同、盛赞印度芝士馕饼与咖哩的味道，又主动与新识的朋友聊起对《龙猫》动画的喜爱。不难想像，她何以能赢得受访者信任，以镜头直面传统与现代的拉扯、家庭与情感的冲突，编织一部充满张力的纪录片。精准的镜头捕捉让观众误以为是摆拍 “抢婚”是越南少数民族苗族（Hmong）的传统习俗，男孩会在新年庆典期间，“绑架”心仪女孩，将她藏于家中，迫使双方家长见面谈判，促成一桩婚事。《迷雾中的孩子》（以下简称《迷》）正是记录了主角笛（Di）在雾气氤氲的北越沙坝（Sapa）度过的13岁到16岁，从天真无邪的童年，到经历抢婚的3年时光。何黎艳的镜头陪伴笛走过情窦初开的青春期、带领观众了解笛的姐姐与母亲如何因抢婚而出嫁，还有苗族父母、师长、乃至越南政府对抢婚文化的不同意见。面对苗族女性谈及性事的开放态度、见证当地的饮酒文化，乃至笛与家人激烈的争执，导演毫不避讳，如实呈现。全片高潮，是笛恋爱不久后被男友“劫走”。笛的强烈反抗，使所有人的神经线绷至最紧。《迷》最突出是它丰富的故事性与起承转合，打破了“纪录片沉闷”的刻板印象。特别是导演以精准捕捉突发的抢婚过程，甚至让一些观众误以为当中牵涉摆拍。在映后座谈回应观众提问，何黎艳解释，从不要求受访者配合镜头做事；实际上，抢婚发生前，笛的家人已有心理准备，并向她说明可能的情景。这侧面反映了导演与受访者间的信任关系。有趣的是，何黎艳本身是傣族人，属另一少数民族，笛与家人混杂苗语和越语的日常对话，她并非总能听懂。拍摄后，她得向受访者确认情况与对话；作品公映前，除了聘请苗族翻译兼文化顾问，她也率先前往笛的村子播放，确保受访者能够接受这部电影。毕竟这可不是一则揭弊报道，而是攸关他族的文化与情感。自《迷》闯入多个国际影展，笛数次与何黎艳一同出席映后座谈，双方情谊一直延续至今。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周遭作为新生代导演，何黎艳无疑是早慧的，她迄今完成3部作品，每部都在国内外影展收获肯定。在《迷》之前，她的处女作是大学尾声完成的20分钟短片《I Go to School》，讲述一名感染HIV的母亲独自抚养孩子、对抗“世纪病毒”的故事，于2013年获越南电影协会奖短片类“银风筝奖”。今年，她的新作《Dear Mom》，一部探讨北越孩童思念离家母亲的短片，则入选了韩国EIDF国际纪录片影展。不难发现，何黎艳的创作主题始终聚焦在北越的社会问题，源自于她对生活周遭的观察与反思。这或许与她新闻学背景脱不了关系。 33岁的何黎艳毕业于河内国家大学新闻系，全职投入纪录片创作前，曾先后在越南国家电视台（VTV）与主流报章《越南快讯》（VN Express）担任记者逾四年，算是圆了儿时梦想。她对媒体工作的憧憬，始于幼时对村外世界的想像。何黎艳出生于越南东北部北干省（Bac Kan）的偏远村庄。小时候，她会到另一个村子与爷爷奶奶共度暑假。“他们家有个小电视，能收看多个频道。我记得有个节目，是两个记者四处采访、介绍各地的文化习俗。它让我开始想像外头的世界。我那时想，记者应该是非常酷的职业吧，可以去很多地方、接触许多人。” 这念头成了她日后离家200公里、到河内读大学的种子，也是她踏入纪录片世界的伏笔。大学时期，何黎艳在同学的鼓励下参与纪录片工作坊，自此结下不解之缘。即便毕业后进入媒体工作，她对影像的热情不减，持续报名参加各式课程，继而结识了越南重要的独立纪录片组织 Varan Vietnam。《迷》的制作人，就是该组织创办人兼导演Tran Phuong Thao及法籍丈夫Swann Dubus。相较于新闻采访，何黎艳认为，纪录片的难，在于需和主角长时间相处，且每启动一项计划，便得研究不同课题。比如，拍摄《迷》时，她就投入学习苗族文化与历史。 “但我还是很喜欢电影，影像能在数十分钟内激起各种情感、让观众了解许多事情。” “当记者期间，我遇到很多人、听了许多故事；但媒体节奏很快，少有空间报导普通人面对的问题、我也不太有时间处理有兴趣的题材。” “我不是一开始就能有明确想法的人。拍电影时，我可以花数个月建立故事的架构、做研究、慢慢厘清自己要说的故事。所以我在2017年辞职了。” 那年，何黎艳因为一个工作坊而来到沙坝老街（Lao Cai），寄宿笛的家中，与13岁的笛成为朋友。这让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她想用影像为笛记录“童年的消逝”。更难得的是，笛和父母也同意了这个提案。她还记得，初次到访那天，笛的父亲到镇上的巴士站接她后，就直接载她到田里，“那时大家还在工作。我一放下行李就开始帮忙种稻，然后跟着他们一起吃饭。他们没什么吃肉，大多是米饭与蔬菜。” “笛的家人前阵子告诉我，他们是见我能在村子存活，才决定让我待下来。其实这种生活与我出生的村子相似，只是苗族住在更高更冷的山上，冬天有时会下雪。” 之后，何黎艳每年到笛的村子住上四五次，每次3周至1个月，但真正开机拍摄的时间或许只有四五天。余下的日子，她跟着笛的家人一起工作生活，偶尔还受邀出席村里的红白事。当时的她应该没料到，这会是一趟3年的旅途。探讨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是拍摄初衷笛在2019年遭遇抢婚，但那并非电影终点。事件落幕半年后，何黎艳回到村里，把拍摄期间的误会摊开谈，双方冰释前嫌。她继续跟拍笛，直到2020年7月，她看到了“童年消逝”的信号。 “笛某天放学后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鲁莽，有时在朋友和聚会上喝太多酒。她怕自己以后也会因酗酒而成为社会问题。以前她不会有这些恐惧。她说了那番话后，我想她已经步入了人生另一阶段。我知道我可以停拍了。” “我的初衷一直是要探讨笛如何向童年说再见，抢婚只是其中一件大事，把她一下子推向成长。” 在苗族文化里，女孩遭抢婚后，大家会将她看作成年人，她必须像个大人一样思考与沟通。所幸，何黎艳说，随着教育机会增加、网络与社媒带来的资讯流通，抢婚文化渐渐被青年世代拒绝。比起早婚，年轻人更向往完成高中、大学学业，争取到城镇工作。 “当然它偶尔还是会发生，但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父母都不再接受这传统，有些更会要求老师或警方介入。” “我想这取决于当事人所处的环境。若他们能看到生命中还有许多其他选择，情况就会不一样。笛的妈妈和祖母没有机会上学，非常贫穷。但过去10年到20年间，政府开通了许多道路，城乡得以互相衔接；也广建学校，扩大网络覆盖率，许多事情正迅速改变。” “虽然网络也带给越南少数民族新的挑战和社会问题，但我想整体情况在变好。” 很多故事想说但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一转眼，何黎艳成为独立电影人已7年。创作之余，她靠接案为生，有时会协助国外拍摄团队做研究，制作团队亦不时转介兼职机会给她。何黎艳说，河内生活成本不高，尚能让独立电影人生存。“我和朋友合组一间小公寓，父母会从村里寄许多蔬果给我，我的治装费也很低。” 现在，何黎艳正把新作《Dear Mom》的题材，即北越孩童逃家寻母的现象，发展成剧情短片。她说，这些离家的妈妈有些是到了城市工作，有些则是受不了贫穷和家暴离开了，亦有妇女逃走后已另组家庭。从纪实到虚构，何黎艳将之视为一个必要挑战，“我有很多故事想说，但有些碍于伦理界限，不适合做成纪录片。例如，我们不能去拍摄逃家的孩童、跟拍他们在外头受苦流浪的样子，我们首先就该阻止小孩逃家。” 回首创作路径，何黎艳纪录的主角多是女性及孩童，“我确实更喜欢与他们合作。他们富有能量，热爱分享生活。从他们眼睛里能看见很多东西。” 更多【新教育】：让数学有温度开启孩子的数学探索之旅台湾学者兼诗人杨宗翰／我喜欢刺一些最极端的问题新加坡诗人林艺君／对身分感到混乱时写诗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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