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工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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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的电召车生涯01】移工都有故事/程飞（吉隆坡）

尝尽甜酸苦辣，载过国内外乘客，每一次风雨兼程，未必彩霞满天，每一次翻山越岭，未必春暖花开。这一路的驰骋，始终不曾让我失望…… 移工是电召车的主要客源，其中以孟加拉移工为主。他们大多数变卖家乡田地、屋子，筹集了一笔资金来到马来西亚或到中东寻找新生计，那是因为当地难找工作，而且薪酬微薄，根本养不起家人。他们大多奉公守法、辛勤工作、自己做饭以节省开支。每到月底移工都会把大约1000至1500令吉寄回乡给日夜想念的父母、妻儿，足以让他们以当地的生活水准过得较舒适的生活！每次遇到代理卷款而逃的倒霉移工，或是遭受不良雇主拖欠血汗钱的移工，他们都会很愤怒地提高声调，像遇到同情者，把满肚子的冤气、心中的郁闷，向我倾泻而出。有一位移工告诉我他和他的同事被雇主拖欠了4个月薪资，最后消失无踪，他三餐不继，被迫投靠同乡以解燃眉之急。更新工作准证要4000令吉从移工口中得知，他们每年更新工作准证要花费4000令吉，而10年满期更换准证为8000令吉，都要自己支付，花费极高。他们为了节省开支，只好选择集体购买食材，轮流烹煮，尽量减少外食。他们克勤克俭，不惜在膳食方面亏待自己，以求回国之前，有一笔储蓄带回去养家。也有孩子刚来到世间，便离家数年未返家乡的移工，我问他将来你的孩子如何认得你这位爸爸呀？他说他每天和孩子用视频聊天，带着开心的笑容很自信地说，他确信未来返乡时，孩子必会喊他为爹的，我听了也为他开心…… 最难忘的一次是一位移工上车后，频频说他在巴生工作的哥哥昨夜去世了，还开了视频给我看他的父母、嫂子伤心哭泣的画面。下车时，他对上我的眼睛，还喃喃自语地说，我哥没了……我哥没了，回身渐行渐远，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中…… 我也曾经在月黑风高、漆黑一片的夜晚，载着移工经过荒山野岭，没有路灯，惊险万分。我一路提心吊胆，以为从此就要人间蒸发，幸好吉人天相，最终毫发无损安全回家。

3天前

新加坡的最后一个渔村/鱼儿水中游（新山）

“再警告一次，那里的环境真的很恶劣，没有厕所没有水没有电，蚊虫也多，你记得多带两罐防蚊喷雾下去。” 我紧张地点点头，套上防晒外套、脖子贴了防蚊贴、袜子拉高、喷两层防蚊喷雾后，再将喷雾依次传给导演、演员、摄影、灯光师等等。副导E看起来如临大敌，蚊香都准备了几盒，还像是学校的巡察员在巴士上来回监督，确保每个人都喷上了防蚊喷雾。巴士停下，一位身材肥胖的印裔妇女坐在小屋里，握着她那表面龟裂，因为持续使用行动电源而微微发烫的智能手机看些短视频。对于自己的工作，她有一种过于漫不经心的自在，只有等到E自行推开厚重的大门给巴士进入，她才拿出一本沾满褐色油渍的蓝色记账本，让E登记所有人的资料。记账本迅速地传到我手上，与商场苛刻地一张张检查所有人的身分证不同。在E的指示下，我只在上面写了其他人简短的洋名，电话号码统一给了一个。那印裔妇女打了一个哈欠，突然雷声作响，导演看了看天，对着道具师说道：“快点，快点，我看待会儿天都要帮我们拍戏。” 今天的戏只是荧幕上的一段回忆，事业有成的女主角回忆起小时候和妈妈住在破旧的渔村，和妈妈一起盯着漏水的天花板，心想以后一定要住进大洋房，给妈妈一个好的生活。负责找景的人替我们寻了这个号称是“新加坡最后渔村”的地方——Jenal Jetty。所谓的渔村，其实不过是3栋小屋子连在一起，屋子中间有一片课室大小的农地，种了些番薯叶、菜心和青葱。农地对面有两个大鸡笼，几只肥硕的大公鸡困在铁笼里拘谨地左右转身，互啄同伴，一声声鸡鸣听起来都有气无力，仿佛只是对这有点闷热，又始终不下雨的天气发出两声牢骚。农地左边则是3个一人高的塑料盒，专门搜集雨水。塑料盒上装着漏斗，暂时看不见有什么过滤设施，就连黄铜水喉看起来都有些破旧，可至少没有生锈。往更里面走去，就是一条百米不到的独木桥，几艘装有电动马达的小船停在旁边，晒着一些绿色尼龙渔网。几个红色塑料箱零零散散地倒扣在桥上和船上，应该是仔细清理过，鱼腥味竟没有想像中的重。就这？我不禁在心底咕哝。这座渔村不似村，要说环境艰苦，那情况更糟糕的渔场或新村在马来西亚比比皆是。我搓了搓鼻尖，不晓得是不是雨水浸湿土壤的味道太强烈，盖过了那应有的鸡屎或鱼腥味。一条粪便滑过蓝绿色的海面。啊，原来还是有厕所的，只怕是没人敢上。在我看来不算艰苦的环境，却迅速地给今天的小演员带来过多的冲击和伤害。小演员一下子挠挠大腿，一下子搓揉眼睛，只差下一秒就要嚎啕大哭。我们等了一会儿，等不来理想的倾盆大雨。道具师只得匆忙地拿着便携洒水器去装塑料盒里的雨水，再和摄影小弟合作，一位按压抽气泵，一位抵着天花板的下方，做一个小型的雨幕，营造倾盆大雨下屋顶漏水的假象。屋主H一开始还告诫我们别弄湿外面的地板和家具，但剧组就像一组不容拆卸，运转迅速的机械，副导E不断催场、摄影和灯光师烦恼着如何营造出下雨的效果、化妆师拿出褐色粉底涂黑小演员白嫩的脸颊。我打了声简单的招呼，询问时已经把晒在屋檐下的衣服收起，给屋主H的晚餐盖上防水的盖子。H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子前，两碗绿得发黑、只有拳头大小的蔬菜，还有一条10厘米不到的煎鱼都装在传统的公鸡碗盘里，最后盖上挡水用的罩子。屋角传来砰砰的搬东西声，水管里的水像是不要钱一样从屋檐泄到地面，一束水在演员头上，一束水在镜头前面。再怎么珍贵辛苦收集的水，几个镜头后也消耗了一半。H一闪而过的心疼表情没入任何人的眼，大家都只在别人的家里鸠占鹊巢般地工作。一个丑陋的，被涂上黄漆的塑胶娃娃塞到了小演员手上。导演蹲下身给今天的两位主演讲戏，语速极快：“妹妹你要想想看，喜欢这里吗？要住在这里吗？不要住是不是，要想‘我不要住在这个漏水的房子’，把这个桶放这边，再把这个桶放这里，妈妈把桶递给她后，看着天花板，想这屋子那么破，天花板漏水漏成这样，这样的房子能住人吗？” 演妈妈的演员了解指示后确定地点头，而小演员似懂非懂，心急的副导E努力引导着小演员，询问道：“小妹妹你以前看过这样的房子吗？” “没有。” “对啊，你看你多幸福，可是这个角色要住在这里很久，看那边的妈妈，哇，她要拿好多桶装住雨水，屋顶漏水得那么厉害，你会不会心疼妈妈，觉得妈妈很可怜。” “导演，这个雨水下得有点小，你看这样可以吗？” 现场没有人为这荒诞的一幕发出一声嗤笑。哪怕水下得很虚假，打湿了屋主H不晓得储存了什么东西的红色塑料密封桶。我环绕四周，屋子外沿的栅栏是商店里买的那种绿色网格尼龙，从屋檐延伸出去的是透明的波浪形沙篱网，晒衣架是一条长长的鱼线，更后面的地方是一堆装卸渔获的透明保丽龙盒。一句咒骂突然钻进耳里，E说，她的脚被蚊虫咬了。人们对身旁的困苦视而不见一个半小时后，拍摄终于结束。小演员原本白嫩嫩的包子脸上如今有浅褐色散粉伪装的尘土痕迹，还有几个货真价实的蚊虫咬痕。她哭丧着脸牵着真妈妈的手，演妈妈的演员则匆忙赶去下一场活动。摄影师们拿着雨伞，在小雨下搬运器材。导演随口问了句这里哪里可以打车啊，屋主H像是终于把恼人的旅客送走，心情轻松了些，竟然主动回话：“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这辈子连MRT也没见过。” “哇，竟然还有这种事。”导演惊叹。是要说现代人对于落后的乡下生活毫无认识吗？电视上那些第三世界的贫穷和饥饿不停地作为奇观，带着悲情进入观众的视野，形成一种安全的戏剧效果。但回到了现实，人们却对身旁的困苦视而不见，对于所谓的低端收入人口始终抱着一种观赏珍奇动物的心态，恐惧与不解，好像我们踩着的地不是同一片地，我们拿着的并不是相同的护照或身分证。他们像是外劳移工，属于城市的幽灵，每日与我们在地铁贴肩，却视若无睹的存在。可就连我自己也从未想过，当我们将这些活生生的人、他们所居住的环境摄入镜头，那些被摄入的人究竟抱着怎样的心情看待自己。或许是我那初出茅庐的不自在被H察觉了，当我将衣服挂回鱼线，H主动伸出手来帮我，像是解答一些我未说出口的疑惑：“不用做了，我在这里很久了，知道这里的人有怎样的习惯。” 像是一张太过传统的渔网，或已经年老得无法发出响亮啼叫的公鸡，在这个高速发展的国家里没有任何的进步，在淘汰的边缘悠然自得的活着。说到底，我们也只是打在他老旧屋檐下的一声响雷，留下了恼人的焦恨，让那宁静的海面荡起不安的涟漪；可下一秒，海面还是海面，屋子仍是他打算住一辈子的地方，不会随着一群拿着相机的不速之客匆匆经过而有任何的不同。

4星期前

【移工自拍片／01】尼泊尔移工用镜头倾诉他乡点滴

在“一起说故事、拍影片！”计划，尼泊尔移工自己掌镜拍摄，内容不再是主流媒体常见的保安或取缔新闻，而是日常生活。

4月前

导演蔡崇隆／如果冷漠让你不舒服那请你不要继续下去

2022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九枪》引用警员密录器第一视角的画面，让观众隔着荧幕“眼睁睁看着”遭警员连续射击9枪的越南移工阮国非（Nguyen Quoc Phi），全身赤裸，流着鲜血沾满尘土，躺在警车旁垂死挣扎……这是片中最争议、最让人难以直视的画面。 “我让你不舒服，也就是让你没办法消费这个片子。”导演蔡崇隆希望观众带着这种没办法消化的心情离开，回到现实世界再次看到移工时，眼光可能从此不同。 “因为你曾经见证过一个真实移工的死亡，而且是在不合理的（社会）结构跟过程里面死亡的。然后你要不要继续让这件事情发生，你要不要再变成一个大社会的共犯？”蔡崇隆说，这是留给观众的道德选择。报道：本刊白慧琪摄影：受访者提供、《九枪》脸书粉丝专页 2017年8月31日，台湾新竹，27岁越南移工阮国非遭警方追捕，被22岁的警察陈崇文连击9枪倒地，约半小时后才送医，最终失血过多身亡。事件当时引起台湾社会舆论二元对立，有者质疑警方执法过当，有者认为死者是非法移工，支持警方。2019年，陈崇文遭判业务过失致死罪成，有期徒刑8个月，缓刑3年。 2023年10月15日，《九枪》在隆雪华堂放映，人在台湾的导演蔡崇隆特地与马来西亚观众连线对谈。他解释，以阮国非事件“借题发挥”拍成的《九枪》，还加入了几起移工工伤身亡事件，目的是探讨移工在台处境，延伸审视移工聘雇的结构问题。两周后，与蔡崇隆连线越洋专访，谈起两地的映后座谈，观众都聚焦那个赤裸移工与一批民防人员及警察对峙的画面。他会延伸讨论，把焦点从事主个人拉抬到结构面去讨论：移工为何从合法变非法，还要逃跑？中介制度怎么剥削了移工？警察为何对已经中弹的人连开那么多枪？警政训练有什么不足？那个对峙现场，蔡崇隆形容为台湾社会的缩影，一群人对一个移工不闻不问，甚至有点非人化。可是，纪录片拉长了时空距离，观众可以轻易对片中状况发表意见。他促请观众回看身处的环境，主流大众看到移工死于非命的社会新闻，不也见怪不怪？当把现象集中在一个纪录片里，观众不得不面对，就会有批评或讨论出来。“我觉得我的角色就是提醒大家，你批评现场那一群人没有错，”蔡崇隆说，“但是其实我们其他人也没有好到哪边去。” 他以汉娜·鄂兰说的“平庸之恶”来形容，台湾移工半奴隶的状态也是主流社会同意或至少默许的，或知道移工正面临压迫结构，却也真的没做什么。蔡崇隆拍摄《九枪》的主要目的，正是希望观众不要只把愤怒或不满留在观影现场，也要回到自己身上来想。马来西亚同样依赖移工劳动力，同样的移工议题是你我也该思考的。恐惧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阮国非事件的那场对峙也透露了一种莫名的恐惧——主流且人数较多的一群人，害怕一个没有穿衣服的移工。蔡崇隆认为不能以“歧视”一言蔽之，那种感觉混有漠视、无视、恐惧、排斥。 “那个恐惧怎么来的？”蔡崇隆的团队思考后认为是因为陌生而产生恐惧，“我可以再退一步，因为无知而产生仇恨。我们对特定族群的无知和陌生，可能带来没有必要的仇恨跟恐惧。 “对我来讲，有色眼镜跟语言跟文化有关。” 蔡崇隆还有一个身分——越南女婿。2009年他与太太阮金红结婚，还指导她拍摄纪录片《失婚记》和《再见可爱陌生人》。 2017年，两人在居住的嘉义民雄成立“越在嘉文化栈”，成为新住民（婚姻移民）姐妹、东南亚移工休闲玩乐、聚餐的地方。因此，蔡崇隆认识很多移工和新住民朋友。即便他只会说一些简单的越南话，双方有语言隔阂，“但是因为我相信文化没有高低，我不会因为他们文化和我不一样，就觉得高高在上。”说到吃，他也毫不挑剔，有些台湾的越南女婿一辈子都不敢吃鱼露，但他都敢品尝。蔡崇隆对不同生活饮食文化保持开放，让移工、新住民也接纳了他。“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善意，透过长期的相处是会感受得出来的。”他认为，换位思考，愿意了解他人的文化和语言，保持开放态度去与他们互动，这些差异就可以跨越了。制度下无声的他们早在《九枪》之前，蔡崇隆在2000年代初就拍摄了《移民新娘》三部曲，探讨台湾移民新娘的现象。他的作品都在关注弱势群体，包括移民、劳工、娼妓、死囚。但他其实不喜欢用“弱势群体”来形容他们。 “实地访问、接触他们，我都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人，只是因为一些制度或法令造成不公义，让他们变成结构下的弱势者。”他说太太会煮饭、捕鱼、种田，会做水泥、木工、电工，方方面面都比他强。“其实我们要反省结构造成的问题，不然的话就是一直给他们贴（弱势）标签和负面化他们。” 是怎样的背景打开他对结构弱势群体的关注？蔡崇隆想过，应该是源于自己曾活在升学主义结构下，一点也不快乐。长大后他看清很多社会问题源于制度和结构，移工议题也一样。既然有机会当记者，他又在公共电视拿着纳税人的钱制作纪录片，那就更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移工不是真正的弱势者。不只如此，他不想只是帮移工群体代言或诠释，“我希望他们自己也能够发展自己发声的能力。” 记住这个不舒服然后选择 “我常跟大家说，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光难过或无力感其实是没有用的。”很多场《九枪》映后座谈，蔡崇隆都会这么提醒观众。移工议题是社会结构问题，背后有不合理的聘雇关系、高额的中介费用、基本人权等。 “在私领域或公领域，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蔡崇隆以自己为例，拍摄纪录片，让观者更了解移工的处境。在越在嘉文化栈，他们找来律师、心理师、药剂师合作，东南亚朋友遇到问题可以来这里寻找专业咨询。担心语言不通？他们有很多新住民姐妹担任翻译。“让他们在问题刚发生的初期就能得到一定的关心或解决，而不用到后来发生很严重的冲突或人权问题，才只能靠一些移工NGO去抗议或法律途径。” 蔡崇隆强调，并非因为他是越南女婿才能做这些事。身为大学教授，他鼓励学生开线上中文班，依不同主题教导移工关键会话，学生和越南移工也慢慢变成好朋友。“这个就是学生可以做的事情，只是刚好我这个老师媒合了他们。” 在蔡崇隆看来，台湾同志人权走得较前是有其基础的，很多大学在十几年前就陆续成立性别人权社团，年轻人参与并努力着。移工议题也一样，他认为学生可以在学校成立多元文化社，在社团脉络下去倡议或支持移工。一个国家接受且仰赖另一个国家输出的劳动力，但回到人的根本，你我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了解对方？蔡崇隆自认，《九枪》传播的是负能量，但他真的希望观众记住这个不舒服，看到这场死亡更多是周边人的冷漠造成的。“如果你觉得这个冷漠是让你不舒服的，那请你不要继续下去。” 蔡崇隆档案 1986年毕业自台湾政治大学法律系，是戒严时期的末代大学生。不过当时社会早已松动，他看禁书、禁片，梦想当记者，用合法身分去探究好奇，了解台湾社会和整个世界。毕业后他如愿成为文字记者，后来进入电视台制作深度专题，再加入公共电视制作纪录片。现在，他是独立纪录片导演，也在台湾中正大学传播系担任副教授。更多【人物】文章：马来文学家林天英／一无所有的日子诗是逃离的出口台湾休闲农场之父张清来／开创农场魅力盼休闲农业能得诺贝尔舞蹈家林怀民／别离云门乐享云淡风轻华文文学评论家王德威／文学或有一天变小众但仍然存在艺术家Bono Stellar／创作不只是在画布上

5月前

张玉刚：加强接种信心应官宣不对付无证移工

社青团署理团长张玉刚表示，仅是卫生部长凯里的保证说辞不足够，首相拿督斯里依斯迈沙比利及内政部长拿督斯里韩沙再努丁应以抗疫的大局着想，官宣保证不对付前来疫苗中心接种的无证移工和难民，消除这群体对执法单位的不信任感，先完成充满挑战的群体免疫工作。

3年前

【惜缘惜福】在风雨中挣扎前行的移工/萧依钊（吉隆坡）

7月，“白旗”在全国各地飘扬。面临困境的平民，在家门口挂上白旗，寻求援助。但在这片土地上，有这么一群人，纵使走投无路，也不敢“挂白旗”求救，他们怕因此而惹祸上身，因为他们是移工，他们中有很多是没有合法居留证件的。／１／生活勇士瑪麗莎一天，接到菲律宾籍移工玛丽莎的求助电话：“我和我的朋友们仍然找不到工作，没有人要请我们做工，本地人见到我们像见到鬼一样，怕我们传染Covid。你能再给我们米粮吗？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向你开口。” 玛丽莎是代表和她同住巴生市某老街区的“难姐难妹”们求助的。这些移工原在附近的几所学校食堂、大排档及茶店当临时工，洗碗碟、洗菜、捧餐、打扫卫生……，工资以工时计算，从早到晚一天可赚50令吉左右。政府实行封锁政策后，这些移工失去了工作，坐困愁城。我带着歉意告诉玛丽莎：“政府禁止跨县，我现在无法送粮食给你们，非常抱歉！目前有些公司和团体响应“白旗”运动，我会将有关资讯传给你，请你向他们求助。” 过了两天，玛丽莎泄气地告诉我，她打了电话给这些公司和团体，但得到答覆是：“已经派完了”“你那儿不在我们的行动范围内”“我们只发给大马公民”…… 我上网搜寻，看到有组织或个人声称，会在加油站摆放免费便当，任由公众带走。建议她去碰碰运气。结果她驾车兜了一小时，才找到有免费便当的加油站，但一人只限取一盒，她无法帮其他朋友领取。在这期间，玛丽莎一直在想尽办法解困。她曾尝试卖椰浆饭。她烹煮了20包椰浆饭，在街区摆卖，一包3令吉。可是“我只卖出了3包，我的朋友都要我免费送给他们。到了傍晚只好把饭都送出去，血本无归。” 但她摆摊卖饭的举动引起了一位好心的华裔女子注意，这位女子拿出300令吉，150令吉当作她的酬劳，要她用150令吉买食材煮100包椰浆饭送给附近的贫民。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子后来又给了她两次钱，每次皆300令吉，并留下话说：“我以后还会给钱你，请你送饭。” 玛丽莎不断打电话询问认识的本地人，要不要请她上门做钟点清洁工。终于有一女商人请她到邻县的住宅做清洁工。可她途中遇到警察检查站…… 当她陈述她的遭遇时，一度哽咽，即使铁打的心也会涌起阵阵酸楚，我对她说：“目前巴生县疫情严峻。你等我打了第二剂疫苗两周后，有足够的免疫力时，我一定送米粮给你和你的朋友。” 玛丽莎的人生哲学是“God help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上帝只救自救者），不管生活如何困难，她永不放弃。对这样的生活勇士，我愿意扶她一把。／2／緬甸移工海外孤兒雪州的巴生市是全马工商活动最繁忙的港口城市，这里造就了许多富商，也招募了很多移工。疫情暴发后，巴生一直是全国疫情最严峻的地区，每天都有移工感染病毒及不治逝世。巴生市郊的贫民区，聚居着许多缅籍移工。21岁的阿蒙和5位同郷好友在这里租了一间廉价屋，月租400令吉。他们都在附近的工厂当电工，并非正式雇员，工资以日计，约60令吉。工厂停工后，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收入了。家住巴生的义工来吉认识阿蒙和他的朋友，当他知道我要到巴生去送粮食给菲律宾和印尼籍的移工们时，即对我说，这些缅籍客工也许比玛丽莎的朋友更需要援助。其实我是特别同情缅籍客工的。他们除了因贫困而出外谋生之外，当中有许多人其实是为了逃避战乱和政治迫害才偷渡来到马来西亚的。现在他们的祖国被军人夺权、暴行频仍，疫情迅速恶化，归家之路己断。他们的处境，比起我们华人祖辈当年“海外孤儿”的境地更为悲惨。阿蒙和他的同乡一见到我、来吉、义工晓君3人，以及一辆满载着米粮的货车出现时，便赶忙走了出来，七手八脚的帮助卸货，也帮助把要捐给另一群菲律宾和印尼籍客工的米粮扛去玛丽莎的车里。我试图和阿蒙他们攀谈，可惜他们只懂得讲几句简单的马来语，正在发愁时，救星来了——在难民学校教英语的女教师鲁莲充当我们的翻译。她告诉我们，她和来领取米粮的26位客工都是缅甸西部山区的钦族人。钦族是缅甸的第七大民族，约有100万人。钦族先民约在公元2世纪从中国内陆南迁至缅甸，几经辗转流徙，最后定居于西北部山区的钦邦。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钦族人多改信基督教。因此，在巴生的钦族人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因为逃避战乱偷渡进来马来西亚的，幸好在教会志工的帮助下，他们获得了联合国难民署所发予的难民证。鲁莲说，这几个月来，曾有一教会组织和两个民间组织派发米粮给他们，但都是一次性的，而且没有像这次祝福文化基金会所派发的物资那么多。“你们显然很有诚意。”她说。鲁莲表达了移工们的焦虑心情：“当前的世界让我们感到不安。我们不断听到同郷染病逝世，我们害怕被遣送，我们担心家乡亲人的安全。谁也无法预测灾难明天会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有的移工来了多年，在这里成家生子。看到他们的孩子，不由联想到8月19日在喀布尔机场，绝望恐慌的阿富汗母亲们把自己的孩子扔过铁丝网，乞求英国军人把他们带到安全地方的悲惨画面。愿这些缅甸孩子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3年前

百格大事纪

5新措加重负担雇主消费者叹2018为“双苦年”

还有几天就是2018年了，政府从明年开始将实行一些政策，包括针对外劳体检、90天产假、就业保险计划等，不过大马雇主联合会执行董事三苏丁认为……...

6年前

百格大事纪

政府说的家庭收入2年增817令吉

人人在说薪水起太少、物价涨太快、天天都钱不够用，可是今天政府却说，大马家庭每月平均收入在2年内提高了6.2%…… ...

7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