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玖洲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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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投稿须知

3月底《星洲日报》副刊公告长期征稿，不久又在脸书发帖：“消息广传后，投稿量增加，投篮率也提高了呢”（编按：实是副刊脸书平台编辑的玩笑语）。大概能猜想有不少人在发现公告后顿时看到了希望的光芒，匆匆写下几段文字就寄了出去，最后收到“来稿收悉，惟不适用”的答复。无论未来是否要成为作家或只想赚稿费，投稿都是极其重要的事情，但似乎从未有人教导自己该怎么做？刚好想起几年前曾买过朱宥勋《作家生存攻略》，这是本对文学入门有用的工具书，那就来参考书中内容结合自己从投稿人到审稿人的经验聊聊吧。很多时候若想顺利在副刊刊登文章，投稿的篇幅不宜太大，也不要太小，有时候作品被刷掉的原因除了取决于内容是否合宜，字数多寡导致难以排版也是因素之一。如果观察每周两期【文艺春秋】的排版，会发现通常会有一篇附有插画的主文作为版面核心，如是散文大概2000-2500字，或多篇1000至1500字的短文和专栏组成。而小说的字数较多，通常要拆分两期至三期刊登，因为占据版面的时间较长，如果不是写得非常好，要想顺利刊登的难度会比散文来得高。那诗呢？残酷地说，现代诗的作用就是当版面的文章和插画被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后，用来填补剩余漏洞的拼图碎片，因此很难在副刊看到100行的巨作，反而30行以内的诗被待用的几率更高。较长篇幅的作品其实更适合刊登在文学杂志或投到文学奖中。但其实这两种发表平台也有潜在的字数要求，像是文学杂志的需求与副刊相反，不太喜欢篇幅较短的文章，不可能让1000字的作品或15行的诗浪费整张的页数，至少也得是2000字以上的文章或多首短诗组成一捆才有利于排版。而文学奖的字数限制更是硬性规定，不得超过多少字或行数。以散文和现代诗为例，假如主办方说散文不得超过4000字，潜台词是你最好写3000字以上，同样的现代诗是50行的限制，那你就最好写40行以上，否则无论写得多好，都有大概率会被评审刷掉。有时候评审从字数的潜规则就能判别菜鸟和老江湖的身分，这当然是后话了。寄给编辑的邮件内文除了简单的客套话外，个人资料和银行账户是否齐全，照片的像素是否合格，文件是否能打开才是编辑真正关心的事情，所以寄出Word档的同时，不妨也把PDF档附上，避免文件打不开的窘境（编辑补记：切勿只寄PDF档，避免转档拷贝时个别文字无端丢失的问题）。另外，很多时候善待看稿的编辑是很重要的，就像我最近在看某文学奖的稿件，倘若只有数篇当然可以慢慢阅读，但一次过来稿六十多篇，难免痛苦烦躁。为了让你的审稿人看得舒服，就不要使用奇形怪状的字型和文字大小，排版不要竖排，简单的左右对齐，标点符号不要乱使用，寄出稿件前务必反复检查是否有错字，就是对审稿人最大的恩赐。稿件寄出有时候这一等就是好几个月，审稿和刊登都需要时间，实在没必要一再询问稿件刊登的日期，因为你的编辑也不知道。这涉及的因素有许多，像是文学杂志一般会有专题企划，有时候编辑发现你的稿件与本期的专题不符，而刚好契合下期的企划，就会先把稿件录用但压着不刊登。抑或虽然稿件截止时间已经结束，但稿件数量或质量不佳，使得编辑需要特别邀稿来填补空缺，这一来一往就耽误了许多时间。而副刊每天的来稿数量是庞大的，如遇上特殊的专题企划更是拥堵，即便待用也迟迟难以刊登，当然还有的时候是稿件的字数比较特殊，找不到刚巧可以上场填补空缺的时机。最后是各位最关心的稿费问题，《作家生存攻略》书中谈及台湾副刊的稿费大约一个字1.5元，特殊邀稿可达2元，向台湾友人打听后，也有收过一个字1元的，这是台湾副刊的行情。《星洲日报》副刊的特殊邀稿是编辑会告诉你一个大概的内容要求，字数限制，交稿期限和固定价码，至于自由投稿的稿费是多少呢？想知道就自己去投稿吧，答案就藏在几个月后的稿费单里头。相关文章：【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文学网友见面记华作家——答章楷治书胡玖洲/昨日故乡

2星期前

【专栏.月儿弯弯照】胡玖洲/文学网友见面记

2月的某个星期天，气温异常寒冷，我从台北国际书展离开后，就搭乘捷运去参与“每天为你读一首诗”（简称每诗）团队的年度会议，地点选在台北民权西路附近租来的小空间。每诗是由一群现代诗爱好者经营的社群，主要工作是推广现代诗的阅读，成员每月根据当月主编设定的主题，分享并赏析一首自己选的作品给读者。一般马来西亚的读者除了在报刊偶然看见，或亲自去书店和图书馆搜寻诗集的架子，其实很难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现代诗这文类——小众，边缘，神秘，与生俱来“看不懂”的属性。作为每诗专页的长期读者，大约从2016年开始注意到这个专页，这么多年借由这个管道看下来，也免费阅读了上千首作品，自然对其有分情谊。半年前我经友人牵线才加入团队，里头的编辑部早已迭代更新数轮，当年最初的编辑们早已不知所终。目前的团队在扩编后内部有五十几人，成员的背景不仅限于台湾，还有来自香港、澳门和马来西亚等地的人参与。年龄层与职业也相距甚远，从高中生到社会人士都有，彼此根据自己学识、美学和阅读品味的选择，将自己私藏钟爱的作品分享的读者。平常团队都是透过Discord沟通工作的安排，只有在年度会议时才有机会聚集在一起，规划接下来这一年每个月份会进行的工作。扣除身处国外与其他县市的成员远端参与，当天仍有二十几位到场。一些人在会议结束后到附近的居酒屋聊聊天，畅饮，就像是网友见面会般，相互腼腆地使用Discord的匿名自我介绍，如摊开底牌般揭示自己的真实身分：我是玖洲，生于南国，现居台北，2019年来到这里，在公馆大学念书，著有一本诗集。而你呢？你或许是从其他县市远赴而来，会议结束后又要匆匆赶往火车站的博士生；或许是在台南兼职活动策划，同时领着政府补助写作的小说家；或许是从香港移居过来，目前从事英文报导的菜鸟记者；又或许是跨行在医学大学从事数据统计，人生与文学搭不上边的路人。还有大学新鲜人，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以及绝大多数寂寂无名的文学爱好者，因为同样喜欢现代诗而选择来到这里，用爱发电经营这个现代诗社群。有时也会遐想，是怎么样的环境才能培养出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他们的将来有许多其实并不会真的成为一个作家，拥有一本写上自己名字的出版作品。但他们仍会购书，阅读，偶尔将彼此私下撰写的作品交换欣赏，分享自己作品刊登出来的喜悦，最后人来人往凝聚成一个社群。这些社群拥有许多的名称，可以是“每天为你读一首诗”，也可以是“想像朋友写作会”，抑或遍布岛屿各大院校的 XX诗社。这令我回忆起远在2018年，仍在马来西亚读大学的时期。受友人邀约，特意从金宝跑到吉隆坡茨厂街附近的某间咖啡厅，只为参与一场当时举办的小小的现代诗朗读会经历。活动由若鹏建立和召集，到场的人其实也不一定是活跃于文坛的诗人，他们可以是播音员，是中学教师，是科技企业的高管，或纯粹对现代诗或朗读有点兴趣而来参与的听众。每个人轮流站上舞台，捧着一本自己带来的诗集，将文字一字一句朗读成声音。活动结束后，明志搬来一箱酒，将酒瓶在人与人的手间传递，畅饮，相互寒暄聊聊彼此的生活和文学的经历。让故事和时间在酒杯与酒杯的碰撞间消失。直到有人起身谈起末班车的时间，顿时如大梦初醒般惊起，向柜台询问价格后匆匆将款项留下，往民权西路的捷运奔去。当时正值冬天的午夜，屋外14度的气温，但我并不觉得寒冷。相关文章：【文学意见.回应】胡玖洲/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答章楷治书胡玖洲/昨日故乡胡玖洲/没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1月前

【文学意见.回应】胡玖洲/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答章楷治书

从近期审稿作品的经验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们似乎会围困在马华文学的框架里头，他们会有意识自己正在撰写“马华文学”的作品。为了彰显自己的马来西亚人特性，而刻意使用马来西亚的词汇，口语，或塞一堆跟剧情推进毫不相关的马来西亚背景，只为满足人们对马华作品的想像标签，以及向马来西亚读者展示自己是个道地的马来西亚人。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文学即是文学，无论你在撰写什么文类，一部作品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前提，必须是这是一部好作品，是否拥有好的剧情，精炼的手法，巧妙的布局，说故事的方式等，或最基础的这篇作品是否有趣，而马华元素与否都不会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于我而言，马华作家与马华文学作品都只是国别身分上难以磨灭的标签——我们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是马华作家，如此而已。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内容取向的关键，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说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如何说好一个马华文学故事。这才是应该关注的事情，如若纠结于马华的题材，想要展现马华文学的特殊性，只会限缩自己能撰写的内容。如同你谈及自己喜欢上新诗的契机是源自阅读陆颖鱼的《淡水月亮》和参与徐国能的新诗课而感发，这是你对文学纯粹的喜爱，而非陆颖鱼是个香港人，徐国能是个台湾人，抑或你是个马来西亚人所以对文学有感而开始写作。我们当然可以去书写我们所生活过的故乡场景，将听过的历史故事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调度进我们的作品中，这里头所出现的马来西亚背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马华文学放置在世界华文文学当中的特殊性，不应局限于热带雨林或地方书写的想像与撰述，或在句子中穿插几句附加注释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无意义马来语，其实也可以是写作手法的创新性和说故事的能力。如同你在《凋零与丰收》中使用的外来者视角，就是以自身的经验去区隔出与台湾作品的差别。这层身分的隔阂自然能令读者察觉出你与他们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潦草地塞入几条马来西亚河流或通俗用语能展现的特殊性。虽然马华背景的题材在国际上或许因稀缺而具有令异域读者惊喜的优势，我们能看见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畅销，但我们同时也能发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在不依赖自身马华作家的身分与题材在读者群中享有声誉。与其令读者因马华作家的身分或题材而关注到你的作品，为何不使用写作技巧令读者信服呢？更何况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成就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现马华文学的元素，更多的是那些说故事能力。我们需要思考的，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相关文章：【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专栏.老练习】黎紫书/因为你不值得拥有胡玖洲/昨日故乡

1月前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 1. 常有人说写作要有社会价值，但其实新生代作家关怀的主题，更多在于“私我”。请问“私我”的写作难道就不具有社会意义吗？胡：通常会提倡社会价值的都是些现实主义作家，现在这种类型的作家其实已经很少见了。即便我常说自己的作品和诗风是伪现实主义，许多的内容都是从社会新闻和日常生活的基础上截取，再进行部分虚化加工改造。但我的诗都是从我的视角出发，去书写我所历经和见过的生活。我并不博爱，也没有想要改变世界的野心，自然也不愿去灌输读者什么社会价值。其实每个人的作品只要能满足自己就无愧于心了。梁：我永远都围绕在这样的质疑中，直到现在不得不认真地去回答这个问题，便像是尝试说服自己——这样写也没关系。但首先什么是社会价值？社会又有广义狭义之分，回到最狭义它指的或许就是“民生”。你我为国家的子民，我们何以生存，何以存在？如此“存在的状态”，又间接把独立的灵魂串联而成一个大面积的社会。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陈：一度也有过这样的怀疑：我写的东西这么私密，它的意义是什么？更消极一点，它会不会是无谓的产物？再换个角度去看，充分具备众所期待的社会价值，以大历史为背景和叙事框架的书写，是不是就对社会产生了绝对的影响和作用？我总觉得，这两个是可以并列而论的，没有高低之分或有用无用之别，就是从不同的关怀进行呈现——你直写外面的世界，我写我从窗口所看见的世界。当前的生活形态例如城市生活，会更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以个体为主，这某程度上成为了我的书写取向。简单来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散文集中〈隔离的猫〉其实就是进行这样的实验。 2. 馨元说，这些年她已经从一个理想主义者，转换成为现实主义者。玖洲在后记中也提到圈外人对诗人的想象除了饱读诗书，也难逃“贫穷”的诅咒。也有人说，安逸富足的生活不利于创作。借此想请问3位，在创作生涯中，如何平衡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所有人）胡：我也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是个非常爱钱的人，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甚至可以说，所有最终能够出书的写作者都必须是现实主义者。平衡理想和现实最好的方法是能够将理想拿去卖钱，每个人的写作都需要有反馈才能有动力继续下去，这些反馈可以是读者、奖项、荣誉，尤其金钱，这都是一种写作的续命方式，只有能够在写作的路程中不断得到反馈，不断续命，最终才能支撑到出版一本自己的著作。虽然说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当然可以说书写是一种疗愈自己的方式，但空谈梦想的理想主义者都死得特别快，当理想无法支撑现实时，写作的动机就会消失。只有成功将文字转换成其他价值，才能有继续保持理想的动机。梁：有人会把理想放在现实里面，但我会把他们隔得很开，也算是对它的保护吧。一位很要好的同事在喝醉以后告诉我：“真是幸好，我认识的你，不是写诗的你。我常常在网上很多文学活动看到你的名字，我总感觉那是你的分身。”（当时的os：写诗的我真的有那么糟吗？）会这么做，是因为确信那个写诗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共存的了，她们只能彼此忍让。因而该现实的时候，我总会本能地求存。求存包括尽量让自己明亮起来，如一个正常人那样合群、说话，不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去赚钱。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陈：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道理像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给自己的情书》，林夕作词）；也像是最理想的写作环境：有一个自己的房间。已经在新加坡居留多年，当前傍着的教职工作也让生活算是稳定无虞，但我其实是抱着恐惧和怀疑，处在这种种许多人尽信和向往的安逸舒适之中，就算合约时期尚未结束，也经常会在离开和留下之间不断地思索去向。尽管繁重的工作量削减了写作的时间，教学语言的简化也让写作语言改变了不少，但这样的紧绷感是促使我不断找到方法写下去的原因。本身也知道成为全职作家以后是更艰巨的挑战，目前就只想照顾好自身的生活条件，同时能够保持敏锐的观察与觉知，继续书写下去。这便是理想。 3.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想问玖洲，在你的诗集中常见元宇宙、少女小冰等未来名词。比如〈观音嬷，诗，和元宇宙〉一诗，即将传统和未来的意象作了一次fusion。你认为，未来的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当代人的文学创作？胡：创作作为一种创造的结果，不仅局限在文字和文学，也可以转换成IG图文、Youtube、TikTok等影音载体进行，其本质都是在说故事。但科技改变的主要是读者接收内容的方式，读者不会有耐心在你的作品停留太长的时间。你可以发现短篇小说的读者比长篇小说多，而网络上的诗比小说容易引得关注，短诗又比长诗的传播效果更佳，最好能够在两三行的句子间就触动读者的内心。通俗、口语、直达情感的高潮成了当代文学的趋势，因此会发现这类口语文学的作品越来越多。而就科技写作的内容来看，我从来不看好AI的写作，就目前的水准要超越人类还要遥遥无期。当ChatGPT横空出世时，一堆作家开始感叹AI写作要取代人类时，我的感想是你居然会害怕AI写作的烂诗，看不出区别证明你的文字水准和AI写得一样烂。但蹭热度要趁早，科技迭代迅速，难保多几年就没人关注科技写作的题材了。 4. 愤怒出诗人，玖洲的〈红色〉、〈假装死亡很遥远〉等诗都批判着体制；馨元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则关心远方的政治难民。然而现实是，我们的呐喊似乎微乎其微，当权者甚至不愿审核我们的华文创作。在这个背景之下，写政治诗还有意义胡：我其实在整理打算出版的诗集时，才发现年轻时居然写了这么多政治诗，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这让我想起自己2015年写的第一首诗作〈城市〉，这其实是首政治诗，后来投去了中学的文学奖，那时的文学奖的规章写明，内容不得涉及宗教、政治等敏感因素，但保持着叛逆的心理还是投了政治诗。后来都很少碰政治诗了，像晋恒说的：愤怒出诗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早已没有那种愤怒的情感。政治书写固然重要，但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梁：写政治诗对我而言，并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想跳脱自我书写，看看在那以外还有什么可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去爬梳背景，研读大量资料，寻找打动自己的点。打动不一定是愤怒，或许是种共情也说不定。但有时我会怀疑，仅仅通过阅读二手资料，并未亲临过任何现场，走过田野便写就的诗篇，那样的“呐喊”会否片面与过激了些？我也还在寻找所谓意义。 5. 身体的即是政治的。凯宇和馨元的书写常常涉及身体和情欲，请问你们认为身体书写在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陈：我并没有特别思考我的书写面向对这个时代具有哪种力量，或对于马华同志文学有什么贡献，这多少有点妄自菲薄的意味。但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其实精准地点出，以身试险似乎是我的深层写作动机。我是非常认同的。书本收录的文章线索也相当清楚：原生家庭——情感——情欲——我与书写的亲密关系。我不太能够清楚界定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是因为早熟的缘故吗？），我发觉自己对于情感、情欲和身体的觉知，要比其它事物更敏锐。以此为始，很多时候我往往是经过这些去定义我的存在。也因为它们某程度上的抽象、看不见，我于是能够用自己的语言去建构出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梁：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都会为阳台的花浇水；突然某日才发现，我日复一日在做的，竟是滋养一盆盆近乎枯槁的花木。不抱任何期待地为将死的花木浇水，本就自带荒谬；以荒谬之姿行走人世，亦是写诗的冒险实验精神。那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就是那些被动且了无生趣的枯叶，但这个世界仍给我许多善意，还有人愿意为我灌水。写作是场坦荡的冒险，即是“身体帮我闯了祸，因而有了秘密，那无以言说的炽热的欲望”——欲望如此危险，却是异常迷人，像颗历经抛光的黑曜石；但它畏光，且光天化日无法明亮示人。因而我将它吞下，并直视它在体内发烫。直到那天，我们或许会发现它并不如想象中噬人，并接受它——也许只是一只黑鸟飞过，我们短暂经历一场颤抖；也许只是细叶芒搔过手臂，我们拍了拍，就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 6. 馨元在〈阿芙萝黛蒂的浴室〉中寄望阿芙萝黛蒂和象征邪恶的莉莉丝在一起。请问馨元，你认同我把你的诗集形容为“莉莉丝之歌“，其中的诗句，是为了拯救每个服膺于天神意志的阿芙洛黛丝吗？梁：我觉得晋恒这个诠释很有趣。莉莉丝是夜间活动的夜魔，她是世界上的第一个女人，女神之母。在苏美语中，Lil指暴风或恶魔，Lulu则指情欲。〈阿芙萝黛蒂的浴室〉里头写：“我允许你看你自己，看你的媚惑/看你眼角下的痣/我允许你看，你身体的每一处线条/言溢于表的写意”但为什么，凝视欲望这件事本身，需要被谁允许呢？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在这意义上，我无能于拯救，只希望多少能释出一些凝视欲望的勇气。 7. 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凯宇。董启章老师在序文中说“散文需要人设”。你对这个说法有何看法？延伸讨论，我想要问你一些老套的问题——你认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在哪里？在散文中揭露某些私事，你是否会加工处理某些情节以自我保护？陈：所谓“人设”，我想是看待事物的一套方式，那是一种聚焦，因为聚焦，所以清楚。因为书写和摄影一样，都是不断地框起和抓取角度，那很多时候都是作者自身的局部，而无法等同于他整个人。将内容连贯起来，不难发现一些有所冲突的地方，例如〈牛皮癣是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是相对温柔的，好像彼此一起找到了一个面对关系的方法；但在更多的篇章（时候），父亲是沉默不语、带着暴力和批判、说话不着边际的形象。这些都是真真实实的，来自于生活不同的阶段和事件。在奖制之外，我并不喜欢讨论散文与小说的分界，那更多是取决于读者愿意相信什么。毕竟当你愿意说真话的时候，仍然会有人可以认为你说的是谎言。很简单的说，就是对得住良心。关于对揭露私事与细节的加工处理，我在这之前有一个界定是，如果我必须把某个缺憾之情感对象、或悲伤事迹写下，他必须已经从我的生活完全离开而不会再有任何交集。这某程度上是对于对方的尊重。 8. 请问留学和行旅的经历如何影响了你们的创作？胡：留学最大的收获在于有机会接触其他的文学社群，进而认识更多在写诗的人，这都是无法透过出版品完成的。在马来西亚和我同辈的文学写作人大多都是中文系背景，但我在台湾与我谈论诗的都有着各自不一的背景：外文系、戏剧系、物理系、资工系等，他们不一定都是写作老练的写作者，但他们都是对于现代诗有热情的年轻读者。他们的阅读范围广泛，涉及多国语言诗歌的阅读，以及对文学的解读都能依靠自己的学识背景进行讨论，偶尔交换彼此的新诗作品，这是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景观。这是马来西亚作者和读者人数稀少，背景单一所无法望及的。留学的经历对写作的帮助更多是在视野和阅读上的补充，写作毕竟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说影响我的创作，可能仅有题材的扩充吧。陈：其一，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其二，因为展开了自己的生活，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房间，所有的新鲜事物无疑都是直面身体的碰撞，新的朋友、感情、地方，都方方面面地滋长了自己身在异地，或面对原生家庭作为第一张脸的书写。其三，因为大学正好有开设写作班、性别课、电影课，这种种课堂契机让我从中找到自己写作的声音，以及书写的面向，甚至结识了来自不同地方的写作者。即使时常身陷孤独、茫然和焦虑的挣扎，但把这些视为活着的常态，似乎就足以是活下去的理由。相关报道：【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6月前

【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我们易变、不稳定、模糊，且复杂的蓝色时期

你了解90后吗？九字辈马华作家，你认识的又有谁？且看同辈的王晋恆，如何呈现一起出书的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看看跟你想像一样吗？龚万辉于2022年花踪文学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说90后新秀目前处于“蓝色时期”。所谓的蓝色时期有两层意义，其一指的是动画《蓝色时期》年少的矢口八虎在绘画技艺上的磨练与追寻，其二是指毕加索在20至24岁时阴冷又忧伤的画风。龚万辉认为“在‘蓝色时期’的短暂的几年之间，却是他（毕加索）最真实地面对自己的时光。” 如果将字辈比喻作班级，马华文坛的九字辈可以95年作为分水岭。《蕉风》做过两期间隔10年的九字辈访谈，95前被喻为“先驱者”，95后则是“后段班”。分而治之倒也不是两班人水火不容，而是在这个时间点来说，不少95前早已出书，不在新秀之列。今年10月，轮到梁馨元、胡玖洲和陈凯宇的文字付梓出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字，通过以上3位青年作家的诗与文，我们读到这个世代在大环境的峡壁之间，如何自信却也迷茫地走在追寻的道上。90后的文字大多关注“私我”，但正如凯宇所说：“私我的书写其实也可以是以小见大，从个人经验投射出集体经验，无论是书写和阅读都有了更多的空间。” ◢身体是一座受伤的欲望森林 “诚实面对身体深处之需，总好过在青春的尾巴坐以待毙。”凯宇的散文集《深夜拾荒手记》如此写道。印度教把人的身体比喻成一座庙宇，所以书写身体，哪怕是最私密的部位，都可以被视作神圣的心灵活动。舌尖流溢欲望之味，逗引潜意识压抑的本我：“日久为常，对于七情六欲之口味的耽溺，自然不再只限于光照渐稀的黄昏，还有嘴馋的夜深、父母外出的时刻。”对镜审视身体，亦是直面父权和社会的压迫：“如何像个男孩子？那时候，这是一道生殖器官无论如何勃起或柔软，也无法替我定义的问题。”随岁月变化的岂止是人心，甚至包括私密的体味：“将错归咎于时间以前，止汗剂的变色最先让我想到的其实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决定从对方可见之处把自己深藏起来，也远远隔开，是一种明明相互记得，却拒绝了一切问候寒暄……” 凯宇赤裸袒露患有牛皮藓的身躯，同时反思畸形的拇指，连同其密友H的单眼皮，都是命运的注解，预示崎岖的人生：“唯独左手拇指的河岸地形一如最初，我站在河的一岸，H站在对岸。”谈及身体书写，凯宇说道，他通过情感、情欲和身体的书写，可以借语言去建构它们的真实样子——“从更私密（自私）的角度看，因为这些还原与建构，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去留下或接受，那些已经不再一样的旧地，以及离开的人——在这些人事物被时间篡改得面目全非以前。” 梁馨元的《我吞下一颗发烫的黑曜石》中的身体则迷幻且潮湿如一座丛林，可以纳含粗粝的岩石或灵性的黑曜石，常有奇异的生物出没，比如黑黄色马陆、火蚁、长脚蜘蛛、白角九色鹿……它们是青春爱欲的意象，其中更包括蝶豆花（clitoria）与性器的互相指涉。“当我写身体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生态’的身体。我们用四肢、五官去与宇宙万物连结，去抵达生态中巨大的静谧或翻涌。”馨元在访谈时这样说道。馨元的新诗集是“莉莉丝之歌”合集，以波德莱尔式的败德，拯救那些被男性凝视、意淫和道德规训的阿芙萝黛蒂。馨元如是回应我的解读：“说成拯救，或许有点言重了。我们很常羞于在光明之下谈论欲望，它被视为不道德的、污秽的，但实际上欲望不止局限于求性、求爱；求知与求生的欲望彼此等同，一样磨人，且没有谁能够更轻易地与新来的欲望共处。” 于是她写道：“我欲成为那样美丽的女子／在我还来不及／从善以前”；那个美丽女子“粗鄙而美丽”，养着恶灵并把信仰纹在眉头。馨元写诗，是在歧义的陌路上寻觅未被道德儒衣包裹的真我。 ◢忠心不二的孤独欲望与孤独是孪生的。叔本华：人生实如钟摆，在痛苦和倦怠之间摆动。因为有了欲望，人才会深陷“求不得苦”。馨元写欣慕之情：“爱完之后呢？或许是死／我羡慕那些怀着爱／奔赴死亡的人／但同时，替他们痛苦”；写自卑之情：“她们是天生的美丽／而我仅仅是，人造的赝品／住在一座满布瑕疵的人身城池／肤表尽是，上帝恩赐的碎屑”；写人与人不相通的情感：“人多的地方，会快乐／但快乐的人不清醒／孤立却并连的房／寂寞之时也能偷听”。那些细琐的孤独感，可有书写的意义？馨元答：“这个悲伤弥漫的时代，药物依赖、抑郁、自杀也早已是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自我书写如是苦行，它未必比其他书写来得轻松；而且书写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关系的过程，我们孤独地写，他们远远地读，我们的悲伤相互指涉。” 尘世索爱，等待果陀，情欲的变幻无定，是凯宇和馨元新书的重要主题。凯宇善于铺排长篇幅的散文，以承托绵长情绪。〈借火〉写的是作者在交友软体寻找爱与陪伴的经历。迷离、幽暗、孤绝、迷蒙，仿若一出王家卫的电影，纤细刻画当代人情感的易碎和空虚。其他写恋人的篇章比如〈两河〉、〈之间〉借偌大城市的背景，衬托人的孤独渺小：“作为重点交通枢纽，听闻地下街有二十几个出口之多，一如单字的Y可以孵化出许多关键词，Young、游人、愉快、永远、欲望、Yesterday，还有很多很多。” ◢偏不主义辛波斯卡：“我偏爱写诗的荒谬胜过不写诗的荒谬。”谈胡玖洲，我想先从“写诗的荒谬”说起。辛波斯卡的〈种种可能〉重复以“偏爱”昭告自己的价值观，而胡玖洲则在〈偏不主义〉一诗中表现他的执拗。如果时下的文青生活已经变成一种表演，那他的立场绝对是反文青，反美学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辑四〈文青生活手记〉讽刺伪文青的浅薄、附庸风雅是对文艺的亵渎，比如随便将句子分段即当成诗；故作含蓄换假文青头像；使用高深莫测的语词故弄玄虚…… 在影像时代写诗，搞文艺，注定是不入流的活动。于是才有了玖洲的〈我们在房里看A片〉，宁可“天未亮，我将诗集藏匿在A片的空匣子／以兽性包装诗性，融入日复一日的人群”。面对文艺的堕落，至终成为美丽空壳，诗人无疑是失望的，然而这已经不是煽情的抒情年代，所以我们读到诗人的语言一贯戏谑，借以挑战体制和俗众。愤怒出诗人，玖洲的新书同时收录很多政治诗。然而，在这个不读书的时代，文学人的呼声微乎其微，政府甚至懒于审查我们写的东西。被问及书写政治仍是否有意义时，玖洲这样回答道：“政治诗的书写其实是一种冲撞体制和规则的方式。”他忆起中学时故意投敏感的政治诗给中学文学奖的叛逆经验，却感叹如今“少了这种一腔热血的愤怒，最后就只剩下使用诙谐和自嘲的语言去写作了。” 馨元也写出不少具有人文关怀的新诗，比如关心远方事件的〈在田里睡觉的一株伤痕麦子〉、〈无用之石〉。但是她坦言写政治诗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是为了跳脱自我，寻找诗艺上更多的可能性。掀开历史的伤痕，她的文字轻柔：“月光缓缓降落在左手上／他终于看懂屋子、人和家国都向左边靠拢／的理由。而只有麦子，依然安详地／保持一株麦子应有的姿势／在田里睡觉”。花踪得奖作〈无用之石〉对照诗与强权、死亡、战争的关系。既哀伤无力，却又凸显诗意精神作为金刚石般的永续存在：而他终究被掏空。他们割开诗人的身体取出珍稀脏腑与无用的结石那闪亮之矿，说着诗的遗言—— “他们朝头部射击，却不知革命其实在心中” ◢流动，变幻中的蓝色时期 90后写作群中，最年轻的馨元也已经24岁，时近而立之年，书写主题自然难以和成长的失落感脱钩。凯宇行至人生路口，回望故乡，感叹道：“一个地方走向正确，往往不会有太多恋旧的负累、集体的抗议。好像本应是这个样子。”现代人因为交通便利总是处于流动状态，彼此交换着故乡，正如凯宇在〈填海〉所写：“当外坡人甘于远离海岸而纷纷涌入吉隆坡，我却自觉是一颗鼻牛，干燥且灰，因缺乏弹性而迫切往外钻；钻入半岛以北的槟岛和以南的新加坡，钻入冬天的港岛——那些被海环抱的城市。” 凯宇说：“留学使我得以拉开一个非常安全的距离，旁观我生长的地方，很多原先模糊的观念和来历变得清晰起来，与家人之间也因为离开而变得更亲近。”远走他乡，才能更全面地观照故乡。玖洲留学台湾的经验，让他对国家、种族、语言和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初阶语文助教心得报告书〉中，不同国家的留学生一起学习中文，最后挑起诗人内心的疑惑：“——是侨生吗？是侨生吗？仿佛沉默地／时间再次退缩回喑哑，连结与我共同的记忆”。罗伯特·哈斯：“因为初尝大人的悲伤让我们感觉长大。”我们的青春变化，或许是社会化的进程。沿途我们抛弃什么，收获什么？二十几岁，以凯宇的话来说便是我们“重新感受并且覆盖幼年第一次失衡、跌倒流血、撞破头割损手、第一天上幼稚园、第一次跟家人在超级市场走失等等生命经验。” 书写，会不会是无法割弃，保护自我的抵抗运动？询及现实生活和书写之间的关系，玖洲说：“如果有两个人同时找我合伙经营书店和杂菜饭，我绝对会拒绝前者。”凯宇直言：“必须要先有足够的能力养活自己啊。”而馨元倾向清楚分开现实的自己和写诗的自己，让她们彼此忍让，彼此共存：“只有现实足够丰厚了，积攒了足够的底气，再回过神来端详理想。且过程中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变得那么现实的理由。” “少年精力无穷，最具象的无疑是书写之欲。不怕书写的徒然，便是对于消逝和缺憾的补偿。”凯宇在后记的这句话很适合引为结尾。原本也想问大家有关未来五年还会不会写作的问题，却也知道人生之轨本来就无法预测。未来5年，我们没能预见自己身处何处，是否还有经济和时间的余裕去写作，至少这一刻，大家仍旧信仰着文学。纵观3本新书的内容和标题，一般人可能轻易以“私欲”、“身体”标签90后作家。但是分类帽总会失准。这里，想要以原是军事术语，后来被商人用来描述21世纪的概念V.U.C.A.定位我们的新时代书写。 V.U.C.A.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20世纪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艾略特的〈荒原〉推动了现代主义。到了21世纪，世界遭逢巨变，所以文学作品自是更难以读懂，方能应付时代之需。凯宇、馨元和玖洲的新书尝试捕捉的正是那些多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的议题。他们正是新时代之声。相关文章：【九字辈新晋马华作家探讨】王晋恒访梁馨元、胡玖洲、陈凯宇

6月前

胡玖洲/昨日故乡

时间的风，将海洋消瘦成一颗盐粒，含在嘴里而唇语喃喃在舌头之上读作故乡当飞机降落在陌生的土地仿佛昨天已经结束，从明天开始将会如旅人尾随一座城市的食道重新学会迷路，觅食，辨识硬币用食物绘制台北的想像地图然而，故乡的食欲被篆刻在舌尖如雕塑在基因与生俱来的味觉以不妥协的姿态，不断指向比海，更远的方向偌大的台北市，宛若一张张文凭堆砌而成的迷宫之书被压缩在宿舍的小小窗台偶尔吹来一阵乡音的西南季风更多时候浸泡成为乡愁我依旧穿着人字拖，在台北重复南方的步伐想像，有无数的光，清透地连结从赤道飘来的雨季，一颗颗水珠夹带故乡的气味落下落成一地的水洼，还有低低飞过的候鸟送来远方的盐粒如一本从故乡抄录的食谱在记忆铺张开来。很多时候闭起眼，轻轻一碰，一些味道便在舌尖慢慢散开，仿若再次回到那遥远的昨日故乡

2年前

【岁末特辑/90后】我所不了解的邀稿/胡玖洲（新山）

11月4日，6点。从教室下课步行回到房里，躺在床上处理疫苗预约的事宜，刚完成所有的注册流程，就收到了靖芬捎来的邮件，一封【星云】岁末征文——“我所不了解的____”稿件邀约。在决定要怎么回复之前，首先的第一直觉是不可思议，何德何能，我从未在【星云】版位投稿，怎么找上了我？其次，平日都在写课业上的学术论文，并没有写过随笔，一时间不知道一般副刊发表的文章要如何下笔？第三个冒出的念头是收到相同来信的人，除了我，还有谁？细读来信，刊出的作品会以年龄区分刊期，于是开始试探性地询问周遭友人：“你觉得你有什么不了解又迷人的地方吗？”看他们认真地回答，虽然没道明用意，但能够意识到，嗯，收到这份稿约的只有我一人，于是又回到了第一个疑惑，世界那么大，为什么找上了我呢？后来因为诸事耽搁就把回信的事暂时忘记，直到4天后又收到了靖芬的来信：“邀稿邮件发出后，仍未获回讯，不知您考虑得如何？”顿时“垂死睡中惊坐起”，好像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简单回信后坐在书桌前，想着要如何完成这篇文章。第一个问题估计一时间是无法解决的，毕竟要询问怎么看上了我，也是件挺奇怪的事情，先想想要写什么吧。平时都在脸书写些一二百字博君一笑的废文，突然要写个正正经经的1200字文章，相当于要将平日灵机一动的幽默感来个6倍的爆发才能顺利交差，这可真是个既不了解又迷人，莫名其妙还有所疑惑的任务。凭借多年的学术训练，首先要去找“前人研究成果”，看看前几年的岁末征文有什么可以借鉴的。于是打开星洲网搜索关键字——岁末。有人种菜，运动，断舍离等日常生活小事，中间夹杂各种人世间的快乐和烦恼，最后来点人生真谛。这类充满正能量的真善美式文章还真难倒了满肚子坏水的我，我有什么人生道理能够和别人分享的吗，似乎没有，我也写不出什么漂亮又文绉绉的句子，只懂得写一些无意义的废文，就像你们正在读的这篇文章一样。所以靖芬为什么找上了我呢？我仍在思考，步行的时候思考，看一片树叶萎落的时候思考，走在寒冬的台北巷弄里看路灯忽然亮起时思考，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思考者雕像一样坐在马桶上看着邀稿的邮件思考，啊，原来写了好几年的作品，我也变成能够收到副刊编辑邀稿的名人了。打开电脑翻查以前写过的稿件，从18岁写下第一首诗投稿后，至今已经6年，得过一些奖项，也积累了四十多首的作品，一本诗集不足，半本有余的重量。顺势回看以前年轻时候完成的作品，虽然不少稿件现在读起来稍显稚嫩，都是乱写而成（现在依然也是），但一条路走了6年也挺不容易，路上不断踩着前人的尸体，以平均每年六、七篇作品的产出，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投稿者，到能够骗吃骗喝，受邀去中学社团分享写作、文艺营主讲人、评审、文学杂志编辑，都在朝着一个“作家”的名号步步前进。所以靖芬为什么找上了我呢？不清楚，怕问了之后得到回复：“你想多了，预算有限，而你只是比较便宜而已。”还是要先决定这篇邀稿要写些什么吧，诶不对，字数刚好达标了。

2年前

胡玖洲/没人问我公理和正义的问题

我对未来抱有崇高的理想准备了充足的讲义和两百分的热情想要控诉法律与社会不公的禁区却只能向杂菜饭的老板娘提出抗议，质疑为何明明一样的菜色都会算贵我五毛的定律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