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新闻资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如意安详】行有余力/何国忠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句出自《论语·学而篇》。为人弟为人子，进家孝顺父母，出外顺从兄长，行为谨慎、守信，有爱心，并且亲近仁者。上述几点做到之后，若有余力，则应研习六艺之文。白先勇在《蓦然回首》说他在成功大学念了一年水利工程后，发觉没有兴趣，第二年转台湾大学外文系，事先没和父母商量。其父白崇禧秉性刚毅，喜怒不形于色，知道儿子善读书，在水利工程系考第一名，不解。儿子说了半天，父亲知道大势已定，没有坚持，但忍不住用“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发出惋惜话，白先勇说他只能含糊回应“人各有志”。其母发挥慈爱本色，“行行出状元”，她说。几年以后，母亲病故下葬，白先勇按伊斯兰教仪式走40天坟后，出国留学。白崇禧送机，步步相依，送到飞机梯下。“暮年丧偶，儿子远行，那天在寒风中，竟也老泪纵横起来。”白先勇说。文章有感情铺垫，就是耐读。读胡适《南游杂忆》，想起中学时白崇禧名字如何进入眼帘。胡适书中两篇文章〈广西〉和〈广西的印象〉提白崇禧，以其字健生称呼，印象是好的。1935年1月胡适由广州飞梧州，第二天在南宁见白崇禧。胡适被力劝延后归期，增加演讲次数，顺道旅游。住了15天。胡适因反对读经、拜孔、拜关岳等复古活动得罪广东政府，不获准在广州演讲。走后第二天，广州各报刊登中山大学中文系古直、锺应梅及李沧苹三教授联名电文。他们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意料之外是李沧苹发表声明否认参与此事，胡适将此闹剧记在《南游杂忆》里。广东将领有流氓气，白崇禧有文化气。他礼贤下士，作为邀请人，一切安排妥当。胡适乘坐飞机，除梧州和南宁，又到武鸣、柳州、桂林、阳朔等地。胡适说读经、拜孔、拜关岳、修寺、造塔等迷信或恋古风气，他在广西境内看不到。白崇禧有幽默感胡适提广西家喻户晓故事。白崇禧下令将香火鼎盛的桂林城隍庙摧毁，地方绅士担心得罪神灵，要求白母出面劝阻。白崇禧回应方法独树一帜，他在庙墙贴上公文，声明如有灾殃，与人民无干，他一人承当。地方绅士接受解释，负责人则在拆庙时事先烧香，说明上命差遣，概不由己。白崇禧破除迷信有法，不惹民怨。胡适又记有一次收到祀孔通令，白崇禧幽默地说“得造个新孔庙”，因为原有孔庙早已移作他用。胡适在《四十自述》回忆自己11岁时受范缜和司马光文章启发，成无神论者。有过将泥菩萨抛毛厕建议，虽因同行者反对作罢，但是却大无畏拿着石子丢掷神像。白崇禧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魄力，胡适竖起大拇指。白崇禧外号小诸葛，有运筹帷幄军才。他与同学李宗仁、黄邵竑在军阀混战时崛起，建立新桂系，成功统一广西全境。三人团结一致，后来黄绍竑离开广西，投靠南京政府，位子由黄旭初取代，但无损分工合作氛围。胡适南游时，是广西最稳定时期，胡适借用美国传教士艾迪（Sherwood Eddy）的话，称广西是中国模范省，爱国者“必然感觉广西是他们的光荣”。又借艾迪的话对比广州政府，艾迪“很明白地赞美广西，而大骂广东政治的贪污”。《南游杂忆》还附录大公报主笔胡政之文章，里头称赞“广西改革力量达到下层”。国民党失守大陆，蒋介石将不少责任推给白崇禧。1994年白先勇在美国提早退休，那时他57岁，希望重写民国历史，为父亲讨公道。他与廖彦博合著的三册《悲欢离合四十年：白崇禧与蒋介石》最为人所知。白崇禧在大陆三次反蒋，埋下祸根。他在台湾虽持陆军一级上将职位，却无实权，且被特工监视，外出有黑色吉普车跟着。“车子号码是155429”，白先勇记得一清二楚。白崇禧有幽默感，一次吉普车抛锚，白崇禧要侍从告诉特工不必紧张跟丢，他们的车子会等吉普车修好才开走。 1952年11月，胡适自美返台，白崇禧及一些国民党将领到机场接机，白先勇所编《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收有当时合照。胡适捧着花，白崇禧在旁，灿烂笑容掩不住沧桑历史。二人晚年都在台湾，都因心脏病去世，都回不了中国，都带着遗憾。

1月前

【如意安详】赶上春了/何国忠

1935年元旦上午，胡适南下，1月4日天未明抵香港。“我在船面上眺望，看那轻雾中的满山灯光，真像一天繁星。”胡适住香港大学校长William Hornell家，香港1月天气好，满山绿叶，到处浓艳鲜花，胡适形容自己有“赶上春了”的快乐。我寻览胡适著作几十年，一些片段印象深刻。念本科时在图书馆找到《南游杂忆》，中文藏书在图书馆主楼第4层，假期人少，随兴阅读。看到“南”字，本能反应，南至何方？到马来西亚否？果然非我希望之南，香港是最远处。为了接受港大名誉博士学位而有此行。〈香港〉一文中着墨最多的是海景。看海湾，看远近岛屿，胡适说气象比青岛、大连壮丽。又说晚上登高，天黑轻雾，朝山下望，全市灯火，比纽约和旧金山夜色更壮丽。再借朋友话加持，香港夜景，只有巴西首都丽阿德耶内罗和澳洲的西德内可以相比。拥有的总是不珍惜，胡适笔锋一转继续发挥：“香港应该产生诗人和画家，用他们的艺术来赞颂这里的海光山色。有些人听了颇感觉诧异。他们看惯了，住腻了，终日只把这地方看作一个吃饭做买卖的商场，所以不能欣赏那山水的美景了。” 胡适短时间掌握地方特色，演讲即席发挥是其长处。他说港大医科与工科表现最好，文科最弱，掌校英国人对中国文史隔膜，港大中国学者则是旧式文人，教学跟不上时代，还好新任校长和文学院长有改革意向，请了不少著名学者拔刀相助。 5天里演讲5次，3次英文，两次中文。其中一场题为《新文化运动与教育问题》提广州。胡适说很多广东人反对语体文，主张用古文，又提倡读经，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何如此？他“真不懂”。《南游杂忆》正文包括〈香港〉、〈广州〉、〈广西〉及〈广西的印象〉。胡适一生和权力中心纠缠，香港和广州之行展现他典型面貌。读经由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提倡，胡适在香港演讲内容传到广州，外号“南天王”的陈济棠大发脾气。船一靠岸，胡适收到朋友纸条，要他“诸须谨慎。”不久又有人劝他离开当地，以免发生纠纷。知道行动被限制，胡适心中不快。他不畏惧强权，在友人安排下，胡适拜访陈济棠讨公道。拜访陈济棠是高招陈济棠说读经、祀孔、拜关岳都是他主张，他认为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之“本”必须到古文化里寻求，他骂胡适忘本。胡适不认可，但是语调平和。“本”是分歧点，胡适说陈济棠要的是“二本”，他要的是“一本”，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一本”之学是胡适一贯主张，不同的社会问题有不同药方，国家内忧外患，旧有的文化思维有碍科学或现代技术的学习，教育制度不改革，中国不可能有足够理工人才。他不反对经典研究，却反对借经典做复古运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这是《礼记·儒行》的句子，儒者可以亲密而不可以威胁，可以亲近而不可以强迫，可以杀头而不可以羞辱。胡适写过送人，不过将“儒”改为“士”字。胡适在舆论界声名显赫，要对付胡适，须三思而后行，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说主动拜访陈济棠是高招：“尽管两人谈话并不投机，但仅仅是陈济棠总司令接受胡适拜访并交谈了一个半小时这一事实，就足可保障胡适在广州绝不会发生安全问题。” 行程却完全被打乱，依旧不能演讲。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原本宣布停课两天，方便学生听胡适演讲，看到势头不对，宣布取消节目，学校照常上课。其他主办单位也害怕出事，计划在4天中10次演讲全部告吹。只能随遇而安，走访名胜。游览已作为第一中学的广雅书院旧址时，被学生认出并要求合照，回程竟引起七八百名学生跟着胡适一起步行，都不说话，送他到校门口。“他们脸上的神气都很使我感动”。胡适不忘调侃，他说演讲虽然热闹，结束后即散。无法演讲影响更大，鼓励大家思考不允许理由，“我最大的辩才至多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演讲却可以让他们想到无数的问题。”胡适说这是不言之教，并称“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白崇禧、黄旭初1月8日发专电给胡适，说广东广西相距不远，希望胡适“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天地大得很，胡适在广州停留两天半，11日乘飞机去广西。

1月前

【如意安详】腾云无碍/何国忠

温源宁写胡适，文章不长，却因为和胡适共事过，借近距离之便，捕捉到不少特征。他说胡适和蔼可亲，招人喜欢，是许多人眼中的老大哥。胡适“并非风流绅士，却具有风流绅士的种种魅力。”他说在社交场合中，胡适是夫人、小姐们喜欢谈话的对象，他具备“有一搭、没一搭，说些鬼话”的本领。他有妙法，“能叫人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傲慢的人，受到他的殷勤款待就高兴。愚拙的人，看他平等待客也觉得舒畅。” 文章写于1934年，原文是英文，最初发表在《中国评论周报》（China Critic）“知交剪影” 专栏。〈胡适〉一文发表后，林语堂觉得有趣，译成中文。1935年1月温源宁将17篇英文小品，包括〈胡适〉一文结集出版，1988年中文本面市，书名取《一知半解》，翻译者南星。后来江枫增加温源宁另外26篇小品，重新翻译，附录英文原文，以书名《不够知己》在2004年出版。南星和江枫所译〈胡适〉虽然忠于原文，却不拗口，功力还是好的。林语堂则取其貌，意译之处甚多，例如以梁潄溟、吴宓、徐志摩等人对比胡适，原文不见。林语堂也熟悉胡适，译文因此增加亲切度。林语堂译文说胡适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克逊留学生，又说不能称胡适为风流才子，因为“他的立身行事，也颇谨严，如对冬秀之始终如一便可看出”，译文还说胡适“在女子前献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这是许多学者所不会而是适之的特长。” 至于“见女生衣薄，必下讲台为关课室窗户。这是适之的温柔处，但是也不超过盎格罗撒逊所谓‘绅士’的范围。”李敖的〈播种者胡适〉中引过同样故事。胡适作风，迷倒过李敖。柳存仁在〈北大与北大人〉谈温源宁文章，说这样的事情他在胡适课堂上目睹几次，“每一次的关窗都是关得恰到好处的，他从来没有在6月17号以后还去关教室里的玻璃窗。”为何特别提“6月17号”，生前在马大中文系讲学多次的柳存仁没有说明。只能用常理推断，大概是天气转热，不怕着凉，但是点出这么详细的日期还是让人不解。是不是绅士不重要柳存仁提胡适其他特质。他说胡适谈吐可爱，讲课有趣，条理不紊，清清楚楚。神态和姿势恰到好处，他“将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的抑扬顿挫”。胡适有纯正学者气息，“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傻气，所以特别的能够感动人。”胡适“被列为世界十大演说家之一”的传说，他深信不疑，因为胡适说过：“我对于演讲，也可以算是久历疆场的老将了。”胡适说话不会让人觉得自夸。“这是胡先生的妩媚处。”柳存仁说。说胡适是绅士，是往他身上加持。林语堂译文暗中一讽，说在激进作家眼光，绅士是让人“极讨厌”的名称。鲁迅是其中一位对绅士一词敏感的作家，他认为文人中有不少惺惺作态者，喜爱模仿西洋绅士，有机会撕掉这些人的假面具，何乐不为？梁实秋后来以〈绅士〉为题，撰文辩护。他说绅士是尊称，指“有资望有财产有体面的人” ，不料“有土皆豪，无绅不劣”却流行舆论界，绅士成不祥之物。梁实秋自嘲活在黑白颠倒的年代。梁实秋引维多利亚时代作家牛曼定义。牛曼说绅士“就是一个从不令人感觉苦痛的人”，从不妨碍“他所接触的人们之举动的自由和坦然”，绅士努力让自己所接待的人处于宾至如归的状态。泰然自若是制造良好气氛的关键词：“对于羞怯的人他要温柔，对于疏远的人他要和蔼，对于蠢陋的人他要宽厚，他要能知道和他对谈的是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定义符合温源宁对胡适的描绘。牛曼又说绅士有惠于人时，行若无事，“非不得已时不标榜自己，从不以报复的口吻维护自己，流言毁谤从不入他的耳，对于妨碍他的人们，他也不轻加揣测，无论什么事总是向最好的方面解释，与人争论从不卑陋小器，从不起不公允之优势”，我们读不同学者所撰写的胡适研究，大体能够理解胡适做人原则，离此不远。 1935年，胡适发表小诗〈飞行小赞〉。诗分两节，第一节为“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第二节胡适写“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腾云无碍。”是不是绅士不重要，虚名或头衔不重要，骨子里的气质和作风才会激起我们谈兴。乐人乐己，不负人不负己，觉得自己腾云无碍，也希望别人一起同行。

2月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

许地山当年因心脏病在香港猝然去世，震惊了许多朋友。台湾籍作家南渡却在异乡获得众多中国现代作家和文友的珍贵情谊，这与许地山乐于助人、开放大度的为人处事相关。尽管他在在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担任主任仅6年光景，却给香港的教育和文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他之所以到香港任教源自胡适的推荐。1935年，获颁荣誉博士的胡适前往港大。当时英殖民底下的港大希望加强新文学，即试图邀请被誉为近代中国“白话文之父”的胡适，但遭到了婉拒。港大选拔人才的要求极为严格，提出了五大条件：一、拥有国际认可的高级文科学位；二、国学专家，具备10年以上的大学授课经验；三、最好是广东人，可通粤语；四、通晓英文；五、具管理才能。当时胡适力荐许地山，他说：“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好，值得佩服的，除了二周（周树人和周作人）之外，许地山是第三名。” 胡适引荐许地山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那次他到香港，先是实地考察了香港的中文教学实况。他的〈南洋杂忆〉中记录道：“这是因为此地英国人士向来对于中国文史太隔膜了……大陆上的中文教学早已经过了很大的变动，而港大还完全在那变动大潮流之外。”他频频在香港公开演讲，认为香港应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许地山的背景很契合此一构想，因此对于胡适的推荐，中文学院最终一致接纳。1935年，许地山遂举家迁往香港。胡适将许地山引入了港大，5年后许地山则引进另一重要人物陈寅恪。陈寅恪一家也在1937年南渡至香港，原来他计划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授课，却碍于夫人唐筼患有心脏病，不便前往高原，所以陈寅恪只好将妻女暂托给当时也在香港的许地山照顾。不久，陈寅恪又获得了英国牛津大学之聘，却在赴英之际碰上二战爆发，暂无法离港。此刻，他一家生活相当拮据。 2010年，陈寅恪的三女儿联手撰写了《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记述了他们当时滞留香港的境遇：“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字里行间透露出女儿们对许地山的感激之情。尽管许地山和陈寅恪学术专业不同，分别专攻于新旧文学，又在宗教史研究上各有心得，却是彼此尊重。陈寅恪曾撰写〈论许地山先生宗教史之学〉，许地山更是推崇这位著名的史学大师，还亲自主持了陈寅恪到港大的欢迎大会。陈寅恪在港大的时间并不长，他专注授课，课余之时完成校对其代表性专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许地山积劳成疾辞世后，陈寅恪还曾代他接管业务。在悼念许地山的挽联上，陈寅恪寄寓了他们之间难得的私交：人事极烦劳，高斋延客，萧寺属文，心力暗殚浑未觉；乱离相倚托，娇女寄庑，病妻求药，年时回忆倍伤神。上联叙述了许地山在人事纷扰之中仍致力于读书作文；下联则感念曾交托他照顾妻女，如今斯人已逝，回忆伤神。英文有一句话是: live life to the fullest（将生命发挥到极致）。这些作家学人在那个动荡贫困的岁月里，却能够保持内心平和，沉潜处事，完成使命。许地山南渡之前已完成了他大部分的小说，港大的日子他虽忙于行政，却还坚持每周教学20小时以上。已有学者考证，张爱玲于1939年在港大就读时曾听过许地山的课，或至少也听过他公开演讲“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这在日后直接影响了她的英文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以及后来自译的《更衣记》。许地山自台湾到大陆，南渡香港和东南亚，最终与他的父亲许南英一样长眠他乡。这一身世，似乎在他写于20年代的南洋小说系列已埋下伏笔。其中〈海角底孤星〉这一篇写新婚夫妻迁居到槟岛，“自然他们此后定要享受些安泰的生活。然而在那邮件难通的林中，我们何从知道他们的光景？”那个时候，远方是未知，但并非不知。许地山和陈寅恪都晓得这道理。相关文章：【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她们在半岛写作【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许地山做个有用的人【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徐志摩的才情与星洲情欲

6月前

【如意安详】适之先生不在了/何国忠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1954年10月25日，张爱玲在香港寄《秧歌》给胡适。胡适在1955年1月25日回信，给予这本书正面评价。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引录全信。他称赞她写人情很细致。还问英文本何时出版，又要她多寄两三本中文本，他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胡适认为“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张爱玲认同：“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因为担心故事平淡，不合读者口味，她特别提“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她和东南亚，主要是马新一带读者原来如此接近过。我将“东南亚”三字加圈，就不知后来此地销路如何。 1955年11月，暂居纽约的张爱玲和锡兰朋友炎樱，拜访住曼哈顿区一座普通公寓的胡适。这一次见面张爱玲对胡适着墨不多，反倒提江冬秀多一点，似说夫妇二人不般配：“她也许有些地方永远是适之先生的学生。”又说他们是“旧式婚姻罕有的幸福的例子。” 炎樱到处打听，对张爱玲说不大有人知道胡适，“没有林语堂出名”。张爱玲为胡适辩护，这些人“不知道五四运动的影响”。张爱玲在父亲的书桌读完《胡适文存》，父亲和姑姑闹翻不来往，但二人都是胡适读者。父亲说“你姑姑有两本书还没还我。”姑姑直接说“这本《胡适文存》还是他的。”她母亲和姑姑都认识胡适，一起打过麻将。姑姑在报纸上看到胡适照片，胡适打大圆点的蝴蝶式领结，姑姑说他“笑得像个猫脸的小孩”。二家早有来往。1882年，张佩纶推荐胡铁花给东北边境钦差大臣吴大澂，胡适说这是其父事功开始。张佩纶贬谪时，胡铁花远道寄函安慰，并寄银二百两。张佩纶似甚感动，遗集收推荐胡铁花信。可见张佩纶“亦不是轻易写此信也。”胡适在1955年11月10日日记叙述渊源，他那时方知才华横溢的女生是张佩纶孙女。她最后一次见胡适张爱玲对两家交往所知不多，小时听父亲跟客人谈“我们老太爷”，牵涉许多人名，她不喜政治，听不了两句就听不下去了。张爱玲在〈忆胡适之〉将她和胡适的互动都记下来。她说和胡适交谈，如对神明。每一次见面大部分时间都是胡适说话，她当听众。感恩节那天，怕她寂寞，胡适和太太约她到中国餐馆，接到电话时她已吃过，还闹肚子呕吐，也就没去。又提有一次胡适去看她，她住专门救济贫民的救世军女宿舍。她带他到足有学校礼堂大的客厅，胡适直赞地方好，“不像是敷衍话。”张爱玲说。小坐片刻后，她送他，又在大门外台阶说了些话。冷风从赫贞江上吹来。胡适望着街口露出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他竟怔在那里。围巾裹得严实，脖子缩在半旧的黑大衣里，厚实的肩背，大大的头脸，整个凝成一座古铜半身像。张爱玲也往河上望去，“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她最后一次见胡适。漂泊处境，无需明说。“醉何如，梦里不知身是客”，胡适留有这样一幅字，送给姚鹓雏，落款没有年月。胡张二人纽约相遇，李煜词句最能道出心情。张爱玲初到美国，生活不安定。胡适则寂寞凄清，面对财务困境。1956年11月18日，他给赵元任写信：“我老了，已到了退休年纪，我有一点小积蓄，在美国只够坐吃两三年。”这也是他后来回台定居的其中理由：“因为在台北或台中可以够我坐吃十年而有余。” 1958年，张爱玲申请参加南加州一个艺文作场，为期半年，胡适替她作保，又借通信顺便把她送的《秧歌》寄还。通篇圈点，她说“适之先生的加圈似是两用的，有时候是好句子加圈，有时候是语气加重。”他又在扉页上题字。胡适的认真让她震动：“感激得说不出话来，写都无法写。” 1962年胡适过世，张爱玲没有立刻写纪念文章，她的心情惘惘，不愿意朝噩耗方向思索。直到她译《海上花》，突然想到胡适若在，请他帮忙介绍，他一定会感到高兴的。“这才真正觉得适之先生不在了。往往一想起来眼睛背后一阵热，眼泪也流不出来。”

8月前

【如意安详】他很少出门/何国忠

“我读了你的信，才知道令堂和你一家都在台湾，我非常高兴，请你替我向令堂请安……静安先生最后的遗稿，想大都留在北平。如今令堂和你带得有他的遗存文件在台湾，如需人相助整理，或需人照相保存，敝院很愿意效劳。” 1960年12月18日，胡适回信给王国维的女儿王松明。两个月后，王松明和夫婿柴克青到中央研究院探望胡适，王松明母亲叮嘱要感恩，因为王国维生前承胡适帮忙。胡适聊起王国维未到清华以前，他用自己的车子“送他先去看看，再把他接回来”。他们走后，胡适对秘书胡颂平说“其实我对国维先生的帮忙不算顶多。”《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这么记。胡适小王国维14岁，二人在政治和文学观念南辕北辙。胡适是文学革命发起人，王国维对白话文运动不以为然。胡适在中国积极推动民主人权，王国维从不放弃满清遗老身分。虽然坚持不用白话文，但是王国维不像黄侃、章士钊、林纾等人公开唱反调。他和《新青年》诸人也从没针对文化改革有过辩论。胡适一向佩服王国维，1917年从美国留学回国，他在上海考察当时的学术氛围后，写〈归国杂感〉。他说“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他对王国维的推崇一直不变。1922年4月15日，日记中说：“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则写：“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 叶嘉莹说王国维身上有灵光，天分让人高山仰止。王国维研究范围虽广，却从不会眼高手低，他在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古文字学等领域，都留下深刻痕迹。他居上海，蔡元培担任校长期间，好几次邀请他到北京大学任教。北大是新文化运动大本营，他有格格不入之预想，最后“以迁地为畏事”婉拒。北大后来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希望他任通讯导师，送修金200元，他把钱退回。一个月后北大再发邀请函，又托人把钱带上，说不必上班，只做函授指导，他勉强答应。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最后还是赴京，却和北大无关。1923年4月溥仪宣谕王国维担任“南书房行走”。南书房，是清代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读书和做机要工作的地方。“南书房行走”指的是在南书房里执勤的翰林。用今天的话，就是皇帝御用秘书，若是鼎盛时期，绝对可以光宗耀祖。北上半年后，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痛不欲生。北大考古学会发文指陈皇室占据官产，“将历代相传之古器物据为己有”。王国维看到后发火，为清室辩陈，措辞强硬，自此和北大脱去关系。 1924年，清华学校“改办大学”，同时设立国学研究院。校长曹云祥请胡适出任院长，胡适推辞。又提出让胡适担任导师，胡适觉得资格不够，转而推荐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赵元任四人。后因章太炎拒绝，由陈寅恪代替。聘请王国维一事，国学研究院诚意十足。曹云祥亲自拜访，王国维却婉辞不就。溥仪迁出皇宫后，住醇亲王府，王国维随行，不忘君臣纲纪守则。胡适托溥仪帮忙，溥仪写诏书，王国维才心安理得，奉旨赴清华就任。此举实则解决王国维财务困境。他写信给好友蒋汝藻，说自己“所不足者钱耳”。胡适居中斡旋，适时出现，减轻他及家人压力，王国维遗孀说“承胡适帮忙”，应指此事。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为柳永名句，胡适常写来送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谈“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时，被他借用来形容“第二境”的便是此句。“伊”指人，若引申成愿望或理想，则其厚重度，可涵盖不少人一生之写照。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投湖自尽，胡适人在欧洲。他把剪报贴在日记本上，感叹王国维悲剧性格，又说“其学问之博而有要，在今日几乎没有第二人”。胡适晚年常提王国维，他对助手胡颂平说：“凡是有大成功的人，都是有绝顶聪明而肯作笨功夫的人”，王国维是其中之一。胡适偶尔也闲聊花边小事，他说王国维人丑，“不修边幅，再有小辫子，又不大会说话，所以很少出门，但他真用功。”

8月前

【如意安详】清宫少年/何国忠

“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得很。他虽只17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 1922年5月30日见溥仪，胡适在日记中这么写。两个星期前，溥仪致电邀约。胡适有些怀疑，约庄士敦见面。庄士敦来自英国，二人结识于文友会，先后担任这个国际组织的会长。庄士敦教导溥仪英语、数学、地理等西方学科，著有《紫禁城的黄昏》回忆宫中岁月。溥仪见胡适，庄士敦是始作俑者。他叮嘱溥仪注意五四运动以后的文化和思想界动态，选了文章当课外读物，当中不少是胡适作品。胡适送庄士敦《胡适文存》时，也送溥仪一部。庄士敦说溥仪不受宫中人牵制。把辫子剪去是一例。老师陈宝琛病重，宫中人认为出宫不妥，他不听，雇车探望，又是一例。溥仪见胡适，也是自行其意，连庄士敦也不知。知道宫中不必行三跪九叩仪式，胡适放了心，对溥仪不眷恋辉煌过去的作风起了好感。当天溥仪派太监接他，胡适是“危险思想”传播者，怕受阻挠，事先没通知内务府人。胡适到神武门，护军不让进。几经交涉，溥仪才出面。见到溥仪，胡适行鞠躬礼，称他“皇上”，溥仪称他“先生”。溥仪说他们做错许多事，如今还是糜费民国钱财，心里不安。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宫里老辈反对：“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二人闲聊文学和人生，因为在神武门耗时太多，胡适只留20分钟，便匆匆赶赴另一约会。“咬不开，捶不碎的核儿，关不住核儿里的一点生意。百尺的宫墙，千年的礼教，锁不住一个少年的心”。胡适回去后有感而发写了一首小诗。二人见面被媒体得知，谣言四起，指胡适想做皇帝老师，又说胡适当面跪拜，忘记自己身处民国。胡适写〈宣统与胡适〉澄清，认为不应该将小事放大：“清宫里这一位17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这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他批评造谣者脑筋死板：“一件本来很有人味的事，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便成了一条怪诧的新闻了。” 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庄士敦说他在皇宫经历3次小地震，胡适和溥仪会面，宫中人不满是其一。外头的非议不比宫中轻微，几年以后鲁迅还拿此事嘲讽胡适。 1923年11月，胡适又牵扯清室另一宗案件。北京政府修改对清优待条款，要求溥仪出宫，暂住醇王府。舆论普遍赞同，胡适却持异议：“堂堂的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为清廷辩护，再一次让他处在刀口尖上。多位朋友公开表示不满，他们认为面对封建遗物，无需温文尔雅。周作人的话最有代表性：“受过革命及复辟的恐怖的经验的个人眼光来看，这乃是极自然极正当的事。” 误解了。胡适并不是因为对溥仪有好感才发文，对民主制度的认知才是他不平则鸣的原因。胡适说他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但优待清室，牵涉国际信义，有条约依据。条约可以修正或废止，前提是政府必须先和清室讨论，达成新的共识。见溥仪是人情味，反对强逼溥仪离宫则是对契约意识的坚持。胡适对腐朽文化极力批判，背后有学理支撑，他从不信口开河，不打落水狗，也不因人废言。对民主制度、对人权、对科学、对自由，他紧追不舍。平日生活，则不离温情。所谓人味，不过是相信人和人之间有同理心的存在。“要知处世似临阵，终想做人如作诗。”这是胡适名句。处世不难，坚守原则不易，大体如人临阵，不可行差踏错。充实人生可求，有感情者自会像诗人般悲苦领会，从中找到生活意义。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也有记录和胡适见面片段。溥仪被刚引进中国的电话吸引，翻着电话本，先是打给京剧演员杨小楼，不等他回应，把电话挂上。又打给杂技演员徐狗子，开了同样玩笑。又打给餐馆，用冒充地址，订上等酒席。最后打给胡适，后来见面纯属玩笑结果，并非认真。书出版于1963年，胡适仍被视为洪水猛兽，戏谑文字不过是因时而制，前因后果还得和胡适、庄士敦的回忆共同比较，才见全貌。

8月前

【如意安详】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何国忠

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不想到这小生命，向着太阳发笑。上帝给他的聪明，他自己知道。他的欢喜，他的诗，在风前轻摇。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春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 1931年1月20日，胡适从上海乘船去青岛，航行中读《梦家诗集》，内分4卷，诗40首，包括写于1928年的〈一朵野花〉。胡适在日记中说陈梦家的文字“爽快流利处有时胜似志摩。” 陈梦家本科未毕业时，已是新月诗派大将。他小胡适20岁，二人没见过面。女诗人方令孺当时在青岛，聚会中听胡适赞扬《梦家诗集》，转告陈梦家。受宠若惊，陈梦家写信致谢。胡适回一封长信，以〈评〈梦家诗集〉——复陈梦家的信〉为题，发表在《新月》第3卷第5-6合期上。胡适说：“我最喜欢〈一朵野花〉的第二节，一多也极爱这四行。这四行诗的意境和作风都是第一流的。” 陈梦家在中央大学法律系读书时，闻一多在该校任教，徐志摩是兼课教授。受二人影响，他也写新诗。毕业后追随闻一多，当其助教，没当律师。杨牧1966年到柏克莱加州大学读书，师从陈世骧。有一段时期专注先秦文学，诗少写。陈世骧担忧，不希望杨牧纯粹只是一名学者：“我真怕你走了陈梦家的路，梦家是我的好朋友，我看你们的性格很像，梦家后来都不写诗了，跑去搞甲骨文、搞先秦。” 我没进大学以前，以为一样沉浸于方块文字，研究和创作理应相去不远。杨牧在〈柏克莱：怀念陈世骧先生〉所记纠正我的认知。学术规范百年不变，唯有研究成果才是判定学者水平的标准。我进研究所时，更能感受当中鸿沟。创作只能当成兴趣，不是重点。诗人变成学者和创作一刀两断赵萝蕤的母亲期待和赵家有同样地位的乘龙快婿，陈梦家除了诗名，一无所成。赵萝蕤的父亲赵紫宸虽然没有反对二人交往，却要他规划未来，继续深造，在学术上建立地位。从诗人变成学者，陈梦家曾经挣扎。本来可以在课余间兼顾诗作，但是陈梦家考进燕京大学后，就一心一意研究古文字，并且发现其中乐趣，心定以后，就和创作一刀两断。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就读期间，陈梦家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探讨商周时代的宗教、神话和礼俗，在《燕京学报》、《禹贡》、《考古》等杂志发表长短不一的论文，才华和功力高于同辈，一出手就让专家前辈另眼相看。他的老师闻一多诗名赫赫，对甲骨文、金文和神话研究都有心得。他不觉得陈梦家不写诗有什么可惜，上天自会安排康庄大道。他对梁实秋说：“一个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陈梦家算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考古学家对古器物常爱不释手，私人收藏更是司空见惯。陈梦家1944年至1947年在美国讲学，回国后开始花心思收藏明清家具。赵萝蕤博士论文未完成，多留美国一年，陈梦家省吃俭用，将收藏的各种成果，一一告诉妻子，为这一批家具添更多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收藏被没收，1978年被平反后，旧物陆续归还。赵萝蕤将手稿、日记、资料全部捐给考古所，在所长夏鼐的建议下，考古所整理出版陈梦家著作。陈梦家遗留下的明代家具则搬到赵宅。赵萝蕤晚年和弟弟赵景心及弟媳同住，原本想按陈梦家遗愿，将家具捐给上海博物馆，因赵景心绝食抗议，只能作罢。赵萝蕤去世后，赵景心将家具卖给上海博物馆，以1000万人民币成交。一捐一卖，境界不同。方继孝不认可赵景心做法，认为有损陈梦家高度。方继孝尊敬陈梦家，偶然在北京潘家园买到大批陈梦家原件书信。他说陈梦家一生重情义。徐志摩去世，他帮忙整理遗诗遗稿。闻一多去世，他不停资助闻家。翻译家芳信去世，陈梦家和赵萝蕤在经济上一直照顾其遗孀和两名孩子。知道赵洵美患病，他立刻将半个月工资寄给好朋友。这些事在他所写的《陈梦家和他的朋友们》记之甚详。陈梦家1966年第二度自杀时赵萝蕤卧病在床，死后没有丧礼，骨灰也没有留下。浙江上虞老家有陈梦家衣冠冢，碑上刻〈一朵野花〉，写此诗时陈梦家18岁。赵萝蕤说诗作中他自己最喜欢这首。相比第二节，我更喜欢第一节，第二节文字欠缺第一节的含蓄。以前练字时抄过。最近重写一次，还是停留在第一节。知道陈梦家悲凉人生后，第一节最后两行让我恻然。

11月前

【如意安详】师门/何国忠

1955年1月，中国大陆展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参与人数众多，包括胡适学生罗尔纲。他在〈两个人生〉庆幸自己经过改造，摆脱胡适影响，告别“灰冷的、虚无的、无可奈何的人生”，走向“热爱的、满怀信心的乐观的战斗人生”。 “胡适思想批判”百余万字文章，远在美国的胡适篇篇看过。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说胡适有时在“那些文章上写了有趣的眉批”，没有学术自由的书写，胡适认为不值一驳。他找出《师门辱教记》问唐德刚：“你看尔纲会那样批判我？” 上个世纪我以胡适写博士论文，这一段内容没用上，却没忘记。胡适在1928年至1930年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罗尔纲是校内学生。1930年5月毕业，罗尔纲大胆写信要求胡适引介，“以便在国内的历史研究院或者大图书馆中半工半读”。胡适知道不易实现，他读过罗尔纲文化史论文，对这位校内奖学金得主印象不错，建议他毕业后当其助手，帮忙整理其父胡铁花遗作，并且辅导两位儿子读书。罗尔纲前后5年在胡适身旁。免去衣食住行烦恼固然是收获，奠定人生方向才最珍贵。胡适学生不少，罗尔纲唯一住在府中。前期他偶涉胡适研究领域，例如协助《醒世姻缘》作者考证以及《聊斋全集》的校勘等工作，后期几乎完全自由，除了处理书信往来，胡适让他全面投入个人研究，要他每天到北平图书馆看书。胡适对罗尔纲研究方向，包括他专注的太平天国历史，一向有话直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反复强调。胡适不只教他做学问，也教他做人。从罗尔纲回忆里，可以看到胡适夫妇视他为子侄，江冬秀还为他缝过棉裤。有客人到访，胡适必介绍罗尔纲，随之夸奖一两句，不当他外人，“使客人不致太忽略这个无名无位的年青人”，让他不起自卑感。家中若有宴会，他都受邀列席。“叫我高高兴兴的也做了一天客。”罗尔纲说。求学问道经历，以及长者对后辈的嘘寒问暖，是罗尔纲写《师门辱教记》的动力。罗尔纲说胡适的严切，“不同夏日那样可怕，却好比煦煦的春阳一样有着一种使人启迪自新的生意，教人感动，教人奋发”。但是他却常感觉“辜负了适之师的教训与希望，因此，把书叫为《师门辱教记》。” 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这本书1944年在广西桂林出版当天，桂林人民被令紧急疏散，《师门辱教记》不曾在外间流传。战后罗尔纲做了修订，打算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其总经理卢吉忱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秘书，建议增加胡适序文。胡适在1948年3月写成后，抄了一份寄给罗尔纲，信中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 1949年春，胡适带着太太江冬秀，飞往美国。和罗尔纲没有再见过面。毛泽东点名批判胡适后，《师门辱教记》出版无望。1950年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儿子胡思杜写文章批判父亲，罗尔纲插上一脚。他说胡思杜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他也和胡适划清敌我界线。罗尔纲和胡适晚年秘书胡颂平对书的出版经过都做过交待。1952年，从美国到台湾的胡适向卢吉忱取得《师门辱教记》修改稿本。1953年，胡适去美国时将书稿带去，后又带回台湾。1958年，胡适将《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己题写书名，他在后记中说：“我现在自己出钱把这个小册子印出来，不作卖品，只作赠送朋友用。”1962年2月24日中午，离胡适心脏病发作去世前几小时，从海外到台湾参加中央研究院会议的院士吴健雄、吴大猷、袁家骝及刘大中和胡适聊天，《师门五年记》是其中谈话内容，胡适嘱咐胡颂平各送他们一本。《师门五年记》是一本好书，受此书感动的人不计其数。史学家严耕望写信给胡适说“深感罗先生真璞可尚，而先生之遇青年学生亲切、体贴、殷殷督教，无所不到至极，读之令人神往”。李敖说胡适想拉他做徒弟：“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 1995年，罗尔纲从胡适之意，将书名改为《师门五年记》，外加《胡适琐记》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书终于在中国大陆流传。罗尔纲为人谨慎，情谊摆不开政治考量，《胡适琐记》虽看出二人密切关系，但是罗尔纲对一度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恐惧犹在。“适之师”变成“胡适”，走过的都是痕迹，他没有对自己批判胡适的文章做任何解释。

1年前

【如意安详】旧梦/何国忠

1917年1月蔡元培被聘到北京大学担任校长。在北京医专校长汤尔和推荐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务工作的陈独秀受邀担任文科学长。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也名列在内。这些年轻教授有抱负，想施展却找不到方向。摸索之余，“他们忽然感到清凉了，爽快了，豁然开朗了。他们兴奋的互相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有阵风来了，那是东风。东风来了，来自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 高中时读李敖〈播种者胡适〉，茅塞顿开。“东风来了”一句，让我心潮澎湃。1917年9月，胡适到北京大学教书。“蔡校长仔细看了看他，然后露出高兴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他最需要的酵素，他立刻喜欢了这个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轻人。”李敖这么写。东风即春风。陈之藩写胡适时用书名《在春风里》，形容后者风范。9篇纪念文章中，5篇以胡适给他的信作内容。1947年，陈之藩大学三年级，在广播里听到胡适演讲后，给胡适写信，表达其中不同意见。胡适很快回信，此后通信不断。陈之藩形容胡适“没有进亦忧，退亦忧，他是进亦乐，退亦乐。他看到别人的成功，他能高兴得手舞足蹈，看到旁人的失败，他就援救不遑。日子长了，他的心胸，山高水长，已不足以形容。”胡适写信都有年份，省得后人考证麻烦。陈之藩若疏忽年份，收到回信必是“不要忘了写年”。让人如沐春风的智者世间不缺。遇上最好，遇不上则从书斋中填补遗憾，从他人文字感受人间美好一面。蔡元培和陈独秀长胡适不少，陈之藩比胡适年轻几十岁。思维开阔始终是前提，情谊不一定从同辈中取得，忘年之交所散发的人性光芒，一样让人读得津津有味。虎年一过，就是兔年。胡适属兔，所以想起他。胡适初到北大，不足27岁。个人学养与才华，是他名满天下的凭藉，但是蔡元培和陈独秀对他的知遇，却为五四运动增添温情。陈独秀在蔡元培去世后有感而发：“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蔡元培和陈独秀也属兔。胡适出生于辛卯1891年12月17日，被称小兔子。陈独秀出生于己卯1879年10月9日，为二号小兔子。蔡元培出生于丁卯末1868年1月11日，是老兔子。胡适随陈独秀的话戏称“北大是由于3只兔子而成名的”。无意中背熟胡适的诗胡适眼中的蔡元培德高望重，无权位欲，无名利心，雅量让人难忘。掌校北大后，采取新旧俱罗，兼容并蓄方针。当时新旧之争不断，非常热闹。胡适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其中不乏国学根底深厚者。只看胡适几篇文章就断定他为人中豪杰，蔡元培胸襟之大，至今熠熠。陈独秀推荐胡适，慧眼一样独特。1916年底，在美国读书的胡适，将〈文学改良刍议〉寄到《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紧接下来一期，陈独秀刊出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声援胡适，铿锵有力的话是这一段：“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胡适“暴得大名”，陈独秀是始作俑者。蔡元培、陈独秀、胡适3人都和政治牵扯不断。蔡元培表面文质彬彬，温和宽厚，但是革命情怀一贯始终，该离开书斋时就不躲于人后。陈独秀为人满腔热血，有不羁之才，从不缺席轰烈运动。胡适为人冷静，虽然强调容忍，却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为座右铭。3人除了在学术研究上有争议，在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常归向不同阵营，彼此不会强求对方，不曾影响友谊。 “山下绿丛中/露出飞檐一角/惊起当年旧梦/泪向心头落/对他高唱旧时歌/声苦无人懂/我不是高歌/只是重温旧梦。”李敖在〈播种者胡适〉篇首引胡适〈旧梦〉，这是胡适在另一个兔年，丁卯1927年7月所写。余光中在《左手的缪思》中引此诗说胡适在诗史上重要性“大半是历史的，不是美学的”，他认为台湾“几乎任何新诗人的作品都超越了《尝试集》”，又说“不该把他的新诗登了又登”。李敖不会同意余光中看法，他引过几次，应该是喜欢这首诗的。确实不必一刀切。胡适有不少诗的意境让我读后难忘，也无意中背熟。春节到了，写字送给和我一样兔年出生的同学。兔年来了又走，走了再来。梦虽旧，有梦还是好的。

1年前

台湾知名作家华严病逝享年100岁作品曾受胡适追捧

据台媒周五报道，笔名华严的台湾作家严停云已于本月10日在台北振兴医院病逝，享年100岁。家属拟于家祭之后，择期将其骨灰植存于法鼓山。

1年前

【如意安详】解谜/何国忠

胡适说中国散文缺乏诙谐风味，作家爱板面孔说规矩话，无趣文章比比皆是。他对梁漱溟说，避免烦闷，他“作文往往喜欢在极庄重的题目上说一句滑稽话，有时不觉流为轻薄，有时流为刻薄。” 1923年，胡适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读后感觉不舒服。文长万字的文章对梁书批评严厉，没有好话。梁漱溟说胡适“语近刻薄，颇失雅度”，又说二人“原无嫌怨，曷为如此？”梁漱溟生气了。胡适为人厚道，这一回却无退缩之意。文章风格因人而异，平常不过。“如此文中，‘宋学是从中古宗教里滚出来的’一个‘滚’字，在我则为行文时之偶然玩意不恭，而在先生，必视为轻薄矣。又如文中两次用‘化外’，此在我不过是随手拈来的一个Pun，未尝不可涉笔成趣，而在‘认真’如先生者，或竟以为有意刻薄矣。轻薄与刻薄固非雅度，然凡事太认真亦非汪汪雅度也。” 辩驳文字有其依据。耐读文章，内容固不可缺，但是作者灵巧文笔也是优劣衡量尺度，偶有俏皮语或加添点缀文字，更见性情。在他看来梁漱溟太过正经八百，没有幽默感。不管是写文章或教书，胡适都注意呈现方式。张中行在《负暄琐话》说他就读北大时，胡适教中国哲学史，每周两小时，张中行从不缺课。“现在回想，同学们所以爱听，主要还不是内容新颖深刻，而是话讲得漂亮，不只不催眠，而且使发困的人不想睡。” 五四运动以新旧对峙出现于历史舞台。胡适是新式人物领袖，是旧式或保守人物心目中的洪水猛兽。旧式人物早已隐没历史，新式人物在我们眼中也是旧式人物。百年过后，说新说旧，都无贬义。我得空时翻看藏书，寻找前人风骨，寻找智慧，做些眉批，让日子充实。胡适得罪过不少同时代文人。政治态度、文学思想、学术理念都是导火线。将面红耳赤放一边，一些争论确实可以引发思考，让人轻松发笑的故事也随处可见。张中行说林公铎不赞成白话文，反对新式标点，上课时常借题发挥骂胡适。“有一次他看到胡适写的什么，里面提到他，旁边有个杆子，把他气坏了。往下看，有胡适自己的名字，旁边也有个杆子，他的气才消了些。”张中行说听课的学生大笑，林公铎才像是满足了。往赤子之心处着墨笑人，当然也会被人笑。季羡林有一篇感人文章〈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里头提胡适一件小事。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来到，却说要赶另一重要会议，将提早退席。会议开着开着走了题，“有人忽然谈到《水经注》，一听到《水经注》，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一直到散会，他也没有退席，大有挑灯夜战之势”。季羡林说胡适一生在学术、政治和社会活动中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不管适之先生自己如何定位，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书生”或“书呆子”都是称赞话。季羡林敬佩胡适，往赤子之心处着墨。书生或书呆子情怀在胡适日记中经常可见。1921年6月9日，胡适说他共还书店120元，“现在只欠100块钱的中国书债了。这个端午节，还亏三日政府发了两个半月的钱，今天亚东又筹100元给我，更不愁过节了。” 胡适收入尚可，钱不够用，皆因助人或大量买书。施恩不图报，前者在日记都不说，后者他则不讳着墨。他有大学教授薪水、有稿费、编辑费，文人中收入虽属中上，每一个月还是欠下书店不少钱。 1954年10月30日，胡适寄信给在哈佛大学教书的杨联升，内容是1932年1月21日旧日记一则，说故宫博物院发现许多“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九字牌，不解何义，有人猜是从前宫人召幸的牌子。“今日在厕上看江阴金武祥的《粟香四笔》卷六，有此一条：道光朝，宫中做九九消寒图，成庙书‘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各九画，每日书一笔，至81日始毕，宫人皆效为之，这个谜被我解答了。”旧日记后加一句，“寄给LS一笑”。字各九画，说的是繁体字。门前垂柳与人一样，都期待好时光。宫中人无聊，在春联上一天一笔，81天前倒数迎春。“钱文忠在《末那皈依》说如厕解谜让他“大吃一惊”，胡适平时所读之书证明其“中学修养固无论矣”，钱文忠说批评胡适学问“浅”的人实在是信口雌黄。

2年前

【如意安详】我不信此谣言/何国忠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也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山’……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193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后，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匪帮的行动，成为反动政权的忠实走狗……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 文章在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报》发表，撰文者为胡思杜，题目是〈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路透社香港电文标明“胡思杜宣布与胡适脱离父子关系”，台湾和美国报章都转载新闻。寄居纽约的胡适把英文剪报贴在日记上，并留批注：“儿子思杜留在北平，昨天忽然变成了新闻人物。此当是共产党已得知我发表长文的消息的反攻。” 长文指〈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胡适8月底用英文写成，《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10月刊登。倒戈的岂止是儿子？胡适入室弟子罗尔纲在胡思杜小时辅导他读书，既然胡思杜可以和父亲划清敌我界线，做为学生，他更应该如此。“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罗尔纲说胡思杜的文章让他豁然开朗。人性被扭曲了，“忠实走狗”成了形容词，傅斯年担心胡适难堪，写了一篇文章刊登在1950年9月29日的《中央日报》。他说胡思杜“因失学之故，养成不读书的习惯，对于求学一事无任何兴趣，连续两个大学，均未毕业，并于适之先生回国后染上吃喝之习惯，遂于1948年夏随父亲的朋友回国。”又说胡思杜少年多病，学业虽然不成，但天性醇厚。这是“别人代他为文，我们也不必责备他了。” 是的，不必责备他。胡思杜文章发表前，曾写信向母亲江冬秀问安，信中致意父亲，希望他“少见客，多注重身体”，又说“书都还存在北大，安好无恙”。胡适坚信儿子身不由己。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胡适和江冬秀生有3个孩子，依次为祖望、素斐、思杜。祖望为工程师，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曾任台湾驻美国机构“经济参事”，为人四平八稳。素斐则在5岁因病夭折。思杜最令胡适头疼。在美国念不成书的胡思杜回国后，因为胡适关系，不少单位希望聘他入职，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但是胡适以“思杜学业未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婉拒。胡适最后安排他在北平图书馆工作，希望他利用藏书增长见识。 1948年12月，胡适和家人在蒋介石安排下飞往南京，但是胡思杜不愿离开，他说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胡适的老师杜威1919年5月到中国演讲，胡适陪伴在侧。杜威太太在一封家书中提胡适，说他是一个对家事三不管的男人。江冬秀生祖望，胡适不在场。江冬秀生素斐，胡适将预产期搞错。她说“他是不会让家事或任何其他事务去妨碍他的事业的。” 胡适是朋友们心目中的好人，是不是称职的父亲则见仁见智。周质平在〈胡适与赵元任〉中比较二人家庭生活时，说胡适著作中看不到天伦之乐，但是赵元任却经常替孩子写歌，为他们弹琴，乐在其中。 1957年3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7年来收到胡思杜第一封信，是平邮，50日才到，“信是写给妈妈的，信凡4页，末后说，爸爸那边，已另有信去了，但那封信至今没有收到。”胡思杜后来因为胡适关系被定为右派被批斗多次，不堪折磨，1957年9月21日上吊自杀。1958年5月，胡适回台演讲，从泛亚社香港电文中得知胡思杜于“去年8月自缢身死”，胡适怀疑是假新闻。1958年5月12日，他致信学生苏雪林提此事：“我不信此谣言。” “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这是杜甫五律〈宿江边阁〉中最后两句。公元765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东下，当时蜀中大乱，杜甫留滞夔州。飘泊羁旅，辗转忧思，难以入睡，起坐眺望，徒叹自己没有能力可以回天。漂泊美国的胡适不只一次写这两句抒怀。 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时，胡祖望由美国赶回台湾奔丧，江冬秀要他传达胡适死讯给胡思杜，胡祖望硬着头皮说，从大陆去美国的朋友告诉他，弟弟早已去世。江冬秀听后当即晕倒。《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篇初稿》记胡适遗嘱，他把财产遗留给妻子，若妻子比他早走，则留给祖望和思杜。遗嘱立于1957年6月4日，他完成溃疡大手术后。他从来没和妻子提所听消息，也始终没有更改遗嘱。

2年前

【如意安详】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何国忠

1962年2月24日晚，苏雪林一如以往，看完书洗浴后，打开收音机，听到胡适心脏病突发新闻，以为只是入院受罪，往下听，竟是救治不及。“广播员以悲怆声播出胡先生在院士酒会上的演说辞，称为最后之音。”苏雪林痛心不已，收拾行囊，决定第二天一早从台南北上瞻仰遗容。“胡适之之逝，举国同声悲悼，无论识与不识，莫不伤痛，这种情感，出于自然，谁也没有勉强他们，我以为这便可以证明胡先生的伟大。”苏雪林自传里这么写。转眼间，胡适逝世60周年。苏雪林说举国同声悲悼，并不包含中国大陆。那儿的朋友、学生、亲人，早和胡适切割。毛泽东认为“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毒害青年，1954年下令对胡适展开全面批判。胡适从此成了禁忌，避他唯恐不及。1962年壬寅虎年，历时3年大饥荒余波未了，知识分子自顾不暇，只是没有料到未来还有文化大革命等待他们。不看大陆，只看葬礼，胡适死后殊荣。冯爱群在胡适去世后所编《胡适之先生纪念集》提及几万人参加胡适丧礼。书中汇集媒体报道说“送殡的车队，像一条蠕蠕而动的长龙……两旁群众如堵，确是万人空巷。”又说从胡适所住的南港镇2公里外开始，“几乎是家家燃香，户户路祭。” 1917年由美返国到1962年过世，胡适无论在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上都处在枢纽位置。在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也是后来研究者绕不开的名字。胡适死后，学者对其生平、思想、学术与人格研究不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当我还未投入胡适研究时，已有几十人以胡适为题材完成博士论文，专书出版也不少。其中Chan Lien用英文撰写的〈中共和实验主义的对弈：胡适思想批判〉应该一说，此文刊登在1968年5月号《亚洲研究学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那些年读胡适纯粹个人喜好，没有和人分享。后来一查，知道Chan Lien即连战，有些始料不及。这位国民党大佬研究胡适比很多人都早，他以共产党批斗胡适思想为题得到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从前我爱收藏有关胡适研究的著作。2008年从政以后，少逛书店少买书。这两年日子清闲，又找回昔日爱好，书架上胡适研究书物逐月增加。我认识的欧阳哲生和沈卫威耕耘胡适研究数十年，早就成为权威，受各方重视，90年代初期大陆年轻一辈专攻胡适研究只他们几人。如今有兴趣者越来越多，已然成为显学。经过60年的考验，胡适的言论并不过时，始终有参考价值。用唐德刚的话：“他既不流于偏激，亦未落伍。”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统帅。他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把古老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为了让民主思想生根，他奔走呼号，不平则鸣。他关心后学，扶植青年。他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优点有弱点，有无力感也有幽默感。一边继承儒家伦理道德，一边拥抱西方自由主义。 “刚忘了昨儿的梦/ 又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这是胡适的〈一首小诗〉。他在〈谈谈“胡适之体”的诗〉说“初稿是三段十二行，后来改削成两段八行，后来又删成一段四行。”最后决定“把前两行删了，只留下最后两行。”诗不应有浮词凑句，胡适现身说法：“抓住最扼要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达出来。” 胡适的笑有点狡黠话虽如此，胡适以这首诗当墨宝送人时，常常四句都抄。在《尝试后集》里，胡适自注说“原有前两行：放也放不下/ 忘也忘不了。”他不断提醒读者被删的前面两句。既去掉又不舍，他放不下，也忘不了。胡适经历誉满天下，谤亦随之的一生。从爱情，从婚姻，从政治，从学术，从理想，从他完成的事，从他失望的事，里头牵扯太多放不下，忘不了的人。董桥写《读胡适》，印证胡适在不同领域留下的蛛丝马迹，仍有探索和开拓的研究空间。董桥十几岁读胡适，接近80岁仍是旧日情怀。他缅怀的是胡适“对世界、对国家、对山河、对生灵的关爱和担当”。董桥念大学时随学长参观中央研究院，恰巧胡适带客人参观展览。“胡先生走出来一脸微笑，头发斑白，光影下脸上的皱纹很深……但见他一边走一边跟身边的客人低声说话，斯斯文文拐了个弯不见了。”胡适有很多故事耐读。“分明看见梦里的一笑”，胡适写别人笑，自己也爱笑。董桥说胡适的笑“有点自得，有点智慧，有点谦逊，偶尔甚至有点狡黠。”

2年前

【如意安详】依旧是月圆时/何国忠

依旧是月圆时，依旧是空山，静夜；我独自月下归来，── 这凄凉如何能解！翠微山上的一阵松涛，惊破了空山的寂静。山风吹乱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这是胡适的〈秘魔崖月夜〉。疫情时期通过优管视频听歌成习惯，都是旧曲，聆听频繁的包括上个世纪台湾校园民歌。包美圣传来婉转空灵的“圆月”二字，一觉，中秋到了。曲和词相得益彰，作曲者苏来估计和我一样喜爱诗中欲语还休意境。包美圣音色清亮，哀怨声调徐徐将幽情铺开，让我们对无奈之事兴起悲感。诗写于1923年12月22日。胡适从上海返北京，借宿翠微山朋友家里。翠微山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秘魔崖是附近证果寺中天然崖石。不少学者花心思细读〈秘魔崖月夜〉，因为胡适难得触及不易释怀的心灵寄托。沈卫威、周质平、江勇振等对比胡适日记，断定胡适人在翠微山，心却盘旋在杭州烟霞洞。 1923年4月底，胡适因肺病从北京到杭州休养。6月24日，搬进烟霞洞清修寺。曹诚英就读于杭州女子师范学校，暑假时过去照顾他。曹诚英别字佩声，小胡适11岁，是少数有机会受教育的女性。她和胡适一样逃不开父母安排的婚姻。由于婚后3年未生孩子，丈夫纳妾。曹诚英不服，1923年初与丈夫离婚。曹诚英是胡适三嫂表妹，胡适也称她为表妹。1917年胡适和江冬秀结婚时，曹诚英为伴娘。既有亲戚关系，照顾胡适本也寻常。胡适在烟霞洞住三个多月，除了到学校演讲和接待访客，完全放松自己。游湖、赏花、看月、下棋、读书、写诗，曹诚英陪伴在侧。胡适为人谨慎，日记中提她，都有其他友人同在。10月3日，胡适离开烟霞洞前夕，在日记中说：“这三个月中在月光之下过了我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枕上看月徐徐移过屋角去，不禁黯然神伤。”1923年的中秋节落在9月25日，那几天曹诚英在胡适日记中出现频密，中秋节当天胡适似有意避开，没有片言只语。胡适奉母命和江冬秀结婚，二人并不般配。胡适才华横溢、风度翩翩、学识渊博，江冬秀姿容平平、识字不多、性格强悍。杨步伟在《杂记赵家》提胡适多次，和江冬秀却几乎没有交集，聚餐时也不见江冬秀身影。赵元任和杨步伟都经历过包办婚姻，虽然成功解决婚约，但也理解苦痛。杨步伟在《杂记赵家》回忆1924年在德国经历，“那时还有一个风行的事，就是大家鼓励离婚，几个人无事干帮这个离，帮那个离……首当其冲的是陈翰笙夫妇以及徐志摩和他的太太张幼仪，张其时有孕呢。”为追求自由心灵，鲁迅、徐志摩、梅光迪、郭沫若、郁达夫都有新的婚姻生活，但是胡适和江冬秀却没有离异。胡适学生唐德刚在《胡适杂忆》说胡适的小脚太太没有“空床孤寂”，是同时代“千万个苦难少女中，一个最幸运、最不寻常的例外。” 没有结果的恋情胡适和曹诚英的恋情最后没有结果。1924年胡适日记还有和曹诚英书信来往记录，此后名字出现越来越少。曹诚英于1925年进入东南大学，主修农科，1928年5月19日胡适在南京开会，记有“下午去看佩声，两年多不见她了。”1934年在胡适推荐下曹诚英到胡适母校康奈尔大学深造。1937年学成归国，在安徽大学任教，是中国农学界第一位女专家。抗战全面爆发后，胡适被派往美国，二人音书断绝。1949年后曹诚英先后在复旦大学、沈阳农学院执教。她把胡适当成生命中最重要男人，自此未婚，1973年去世。我博士论文的两位考委是苏文瑜Susan Daruvala和贺麦晓Michel Hockx，答辩环节贺麦晓特别问了胡适和曹诚英恋情，他是汪静之专家。曹诚英是汪静之夫人曹秋艳的小姑，汪静之身无分文时，胡适多次接济。汪静之《蕙的风》序言，由胡适执笔，汪静之诗人地位确立，胡适功不可没。抗战初期，曹诚英将所写日记交胡适好友汪孟邹侄女汪协如保管，文革时曹诚英所留胡适书信则交汪静之。沈卫威先后找上二人，可惜材料一半遗失，一半烧了。当然也并非一无所获，汪静之说曹诚英告诉他，胡适提离婚，江冬秀从厨房取菜刀说“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胡适强忍伤感，挣扎一番，和曹诚英恋情从此打住，这些史料沈卫威皆载入其研究胡适专书。沈卫威任教南京大学，来过马来西亚多次，十多年前我们在马大宾馆吃饭谈胡适时，也谈1923年中秋前后的烟霞洞。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