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分认同新闻资料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文学意见.回应】胡玖洲/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答章楷治书

从近期审稿作品的经验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们似乎会围困在马华文学的框架里头，他们会有意识自己正在撰写“马华文学”的作品。为了彰显自己的马来西亚人特性，而刻意使用马来西亚的词汇，口语，或塞一堆跟剧情推进毫不相关的马来西亚背景，只为满足人们对马华作品的想像标签，以及向马来西亚读者展示自己是个道地的马来西亚人。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文学即是文学，无论你在撰写什么文类，一部作品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前提，必须是这是一部好作品，是否拥有好的剧情，精炼的手法，巧妙的布局，说故事的方式等，或最基础的这篇作品是否有趣，而马华元素与否都不会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于我而言，马华作家与马华文学作品都只是国别身分上难以磨灭的标签——我们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是马华作家，如此而已。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内容取向的关键，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说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如何说好一个马华文学故事。这才是应该关注的事情，如若纠结于马华的题材，想要展现马华文学的特殊性，只会限缩自己能撰写的内容。如同你谈及自己喜欢上新诗的契机是源自阅读陆颖鱼的《淡水月亮》和参与徐国能的新诗课而感发，这是你对文学纯粹的喜爱，而非陆颖鱼是个香港人，徐国能是个台湾人，抑或你是个马来西亚人所以对文学有感而开始写作。我们当然可以去书写我们所生活过的故乡场景，将听过的历史故事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调度进我们的作品中，这里头所出现的马来西亚背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马华文学放置在世界华文文学当中的特殊性，不应局限于热带雨林或地方书写的想像与撰述，或在句子中穿插几句附加注释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无意义马来语，其实也可以是写作手法的创新性和说故事的能力。如同你在《凋零与丰收》中使用的外来者视角，就是以自身的经验去区隔出与台湾作品的差别。这层身分的隔阂自然能令读者察觉出你与他们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潦草地塞入几条马来西亚河流或通俗用语能展现的特殊性。虽然马华背景的题材在国际上或许因稀缺而具有令异域读者惊喜的优势，我们能看见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畅销，但我们同时也能发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在不依赖自身马华作家的身分与题材在读者群中享有声誉。与其令读者因马华作家的身分或题材而关注到你的作品，为何不使用写作技巧令读者信服呢？更何况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成就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现马华文学的元素，更多的是那些说故事能力。我们需要思考的，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相关文章：【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专栏.老练习】黎紫书/因为你不值得拥有胡玖洲/昨日故乡

3星期前

【背着岛屿的人】误译之城/黄言丹（香港青年作家）

还是得承认，刚来到槟城时，有一件令我摸不着头脑的事。我说的是在乔治市内，那些稀奇古怪的地名街名。不得不说，槟城人改名字有自己一套独特的、想学也学不来的哲学。举个例，Lebuh Chulia中的Chulia据说是指泰米尔人，或是来自一个古印度王朝的族人，可中文“干冬”二字却是马来语牛栏（Kandang）的福建音译，两者之间无论音译意译都差天共地，不过成就了一个带点牛肉干香气的街名，倒也显得朴实可爱。小镇“浮罗池滑”则自带异国风情，又像一个放在泳池边提醒使用者不要乱跑的告示牌。“浮罗池滑”的马来语Pulau Tikus以附近的老鼠岛命名，这是意译，但中文名字却是根据闽南话音译的，唔咸唔淡，古怪滑稽，但有几分脆口的俏皮。无关爱情的爱情巷更神奇的是“爱情巷（Love lane）”，虽然路名是直接的意译，但当你顺着载有历史资讯的蓝色路牌往下看，竟会看到5个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旧街名。上网翻查，据说原来是因为以前在这里居住的广东人根据地形，把路分成两段，上段叫“十字架礼拜堂边”，下半段因为有两条大水喉，便叫“孖水喉街”。可是呢，福建人因经常看到欧亚人在附近天主教堂进出，便把这巷起名为“色兰乳巷”（色兰乳，Serani，指混血儿）。不同种族叫不同名字，颇有自说自话、鸡同鸭讲的意味，却无一与爱情相关，大概在那个艰难的年代，谈情说爱只是有钱人的专利。所以槟城人是误译了、乱译了这些路名地名吗？我想，即便是乱，也是乱中有趣，乱得理直气壮。殖民时代的统治者素来以外国人名字为街道起名，作为权力的象征，但槟城人民似乎一概懒理，依然故我地以最贴近日常生活的语言和方式，保留属于自己族群的共同回忆。一条路的名字虽然只是寥寥几字，但承载的是当地人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及身分认同，亦是让外地人了解这个地方、窥探这里历史原貌的窗口。只是作为过客的我们，大概要放慢脚步，好好观察，细心研究，不然便会错过字里行间的文化遗珠了。

5月前

黄婉玮.从敦马之言再思华人认同

新一代的马来西亚华人身分认同早已淡化中国因素，年轻群体抗拒被当成“中国人”。

5月前

张创荣.人权与公民权的平衡考量

人道主义和国人应享有公民权的原则，应该在政策制定中得到平衡且慎重的处理，才可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5月前

张晋玮.当经济学遇上身分认同政治

在身分认同政治的框架下，政党不需要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亮眼的成绩，也可以通过其他渠道，如满足选民身分认同的需求而取胜。

6月前

黄婉玮.台湾意识分裂是两岸的隐忧

无论是国民党的衰败还是民进党的独大，又或是能左右逢源的非绿联盟等等，皆共存并竞争于意识形态的体系中，外界所见的也仅是台湾意识的分裂恶化，而无推进融合认同的政治议程。

7月前

大马导演刘国瑞 / 做电影需思考作品的价值

由刘国瑞编导，黄秋生、林诺及周国贤主演的《白日青春》于2022年在香港上映。这部讲述着陈白日和莫青春等“外来者”在香港生活的困境、歧视以及身分认同的故事，是否也是刘国瑞作为人在香港的大马人心境写照呢？报道：本刊叶洢颖摄影：本报黄冰冰和刘国瑞的初次见面是今年6月初于大同韩新学院举办的“马台中文电影交流会”——“新导演电影分享会”上，当时他身着浅色的简洁休闲西装，与出席者们分享他的故事。中学毕业后，来自柔佛麻坡的他，在没有半点粤语根基、对香港影视了解不多，甚至对香港全然陌生的情况下，在诸多深造地点中选择了香港城市大学，也由此决定他的人生走向。 “因为我的兴趣很多，对文学、历史、传媒等等很感兴趣，于是折中选了市场营销学系，（以为）做广告包含设计、商业的元素。” “结果到了才发现香港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城市，有很多东西可以学，只是不清楚自己未来想做什么。” 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一直到大学毕业，仍未找到答案。他留在香港生活，参加许多与纪录片、编剧有关的工作坊和课程，渐渐觉察影像创作对他的吸引力，并且在创作过程收获快感，于是毅然投身到电影行业。 “当时，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拍摄纪录片。有很多事情在这世上发生，你可以用摄像机去捕捉属于你的视角，然后通过剪辑剪成属于你的故事，这是我最初对于电影制作的感受。” 那时刚踏入影视制作领域的他，实际上并无“非当导演不可”的决心，尤其是初始他接触的大多是纪录片和独立电影，很多时候需要一人分饰多角，从摄像师到剪接等多个岗位皆一手包办。 “纪录片的成品需要靠剪接来完成，这是由于拍摄初期，你并不是很清楚这些素材会怎么用。我会觉得说，这某种程度能打开你对电影的想像。因为很多人会认为电影是按照剧本去拍和剪，但其实不是这样的。透过剪接可以完全颠覆你一开始想像的东西，所以后来我做剧情片，也不会拘泥于一定要把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拍出来。” 藏在电影背后的身分认同电视广告副导演这工作锻炼了他的技术和沟通能力，纪录片拍摄则赋予他人文关怀的视角，如此经过长达数年的历练，在成为香港永久居民，拥有参与一些竞赛的资格后，成功获得拍摄基金，2017年第一部短篇电影《九号公路》便出炉了。尽管《九号公路》是表达他对于身分认同困惑的作品，可是他依旧认为，这还不是最切中他生命的议题，于是又开始继续摸索，寻找他作为一个在香港生活多年的大马人视角和意义。 “做电影，尤其是当导演要不断地思考为什么需要你去拍这部作品？这部作品对你自己本人和现代电影有什么价值？那你的作品才会有存在的意义。” 尔后，2018年承载着他浓厚的情感投射，以巴基斯坦裔的Uber司机为主角的《末路穷途》诞生了。而从《九号公路》、《末路穷途》，乃至自编自导首部长篇剧情片《白日青春》，实际上是在讲述关于人在异乡和身分认同的故事，他不讳言这与他自身经历有关。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议题，所以我不会停止思考。假设我在马来西亚，这种感受会轻一点，毕竟我是这里的公民，我拍的每帧画面、说的每一句台词都无需解释、说服别人：这是马来西亚电影。但是，若我作为移民到香港的马来西亚人，然后我拍的香港电影，必须要说服大家这是什么电影？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概念。” 希望拍“自由”的作品由于刘国瑞同时也是一名职业编剧，加上多年的观察和思考，创作过程自然水到渠成，仅用３个月就完成《白日青春》剧本第一稿。从筹备、拍摄、成片到上映，算上疫情的耽误，也只花三年多的时间。 “我花很多时间去面试素人演员，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喜欢拍素人演员，也不害怕用素人演员，因为我很有信心会把他们调整成适合这部电影的演员。” 饰演主角莫青春（哈山）的小演员林诺，也是他通过海选一眼相中。《白日青春》上映后成绩斐然，曾入围第18届大阪亚洲电影节、第25届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竞赛单元，也一举获得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最佳男主角以及最佳原著剧本奖项，并在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获最佳编剧、最佳男主角、最佳新演员及新晋导演四项提名等辉煌成绩。但是这部作品却一直等到7月27日“第6届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上才有机会登上我国的大屏幕，且这一天甚至发生了一个小意外：举办活动的商场发生大停电，差一点与我国观众缘悭一面，所幸电影顺利播完。我们第二次会面就在电影上映后的隔天。戴着红色鸭舌帽，搭配一身黑的刘国瑞更显白净斯文，说话语调依然甚少高低起伏；由里到外的平和，从上到下透露出“佛系”的气场仍保持不变，于是我不禁好奇情绪如此稳定的他，亦会出现波动吗？ “也有，但是解决问题的手法永远比问题多。 “我可以很好地区分创作跟社会的生活，因为我认为创作的生活需要我去发挥很多能量，所以我希望把最大的能量和生活感悟都放在创作里。” 但“佛系”如他亦会感到焦虑，只是他的“焦虑”显然跟如今内容创作者的“焦虑”不同。 “我人生最大的焦虑肯定是来自于创作，可是若完全没有焦虑，就不会创作。因为焦虑是一个创作人会有的动力。 “对我来讲，不是因为焦虑而‘一定要去拍什么’，是要到‘非拍不可’才去拍。” 何谓“非拍不可”？比如2015年左右，他已经了解在港难民的议题，也希望能拍出什么作品，当下觉得自己和他们的处境产生共鸣。于是，他在这段时间搜集资料，甚至去当义工权当积累，并没有强迫自己马上推进《白日青春》项目。 “当我不觉得足以完成让我引以为傲的作品时，我不会去做。” 后来，万事俱备只欠他自己这股不可替代的东风，就是到了“非拍不可”的阶段。 “如果我这么放下，就没人会捡起来拍了。换个香港人拍这个题材，可能就不是这个味道了。” 他坦言，在筹备工作中，许多挑战是可以解决的技术问题，最难以攻克的莫过于“钱”。 “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你没法变出钱来。” 但这不意味着他会为了资金选择让步，至少短期内他并不打算拍摄“不自由”的作品。 “至少未来几年，我觉得还是要花时间去做自己觉得新鲜好玩的东西。” 他曾在分享会提到，他下一个目标是拍摄马来西亚的故事，只是目前还只是一个雏形，仍需要继续摸索。 “我跟居住在本土的大马人不同，我是一个失去‘细节’的大马人。可能我最熟悉的是成长的地方——麻坡，但我并不熟悉麻坡以外的地方，所以我没有细节的东西。核心肯定是普世的，但我还在寻找载体。” 畏惧自己的作品能量太大讲述性侵儿童问题的韩国电影《熔炉》上映后，引起社会大众关注有关课题，巨大的舆论压力不仅重启故事原型——光州仁和聋哑学校的性侵犯及暴力对待一案，还推动修法即《性暴力犯罪处罚特别法部分修订法律案》，又称熔炉法。由此可见一部电影的力量之大，只是这种改变社会的力量，并非人人希望拥有的，比如刘国瑞。 “其实我对于影响这么多人，我会觉得很害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能量，而且是集体性的。” “年轻一点的时候会很喜欢这种东西，但是年纪越大，我会越怕。反而，我觉得一个真正运作良好的社会应该是在保持集体的同时赋予最大的个人自由。” 相比起推动社会改革的巨大力量，他倒希望自己的作品是对个人造成影响，赋予每个人追求属于他自己的幸福和自由，不要害怕成为社会中不一样的人。更多【人物】内容：作家张贵兴 / 用动物书写人性的复杂与阴暗 Dondang Sayang传唱者巴哈林 / 传唱民间歌谣当年的甘榜男孩走进宫殿作家黃山料 / 被骂亦是被看见中国小说作家丁墨 / 机会永远留给做好准备的勇者香港网络作家蓝橘子/ 删减素材比创作更难

8月前

吴添泉：乡团早期设国语班证明“大马华人”归属感

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披露，独立后初期，许多乡团纷纷成立的“会员学习国语国文班”，以及延续迄今的会员子女学业优良奖贷学金等，都充分证明了大马华人对这个国家的融入、向心力和归属感。

9月前

【新栏上阵/周游霓虹国】关于身分认同这件事……/周蔚延

查看了一下明年的农历年在2月，和先生商量明年一起回家过年，毕竟疫情暴发以来已整整3年没回马过年，而今年先生因为工作关系请不到假，就我一人孤零零回家过了年。先生问我说∶“那我该怎么样跟老板要请假呢？” 我∶“就直接说要回家过年啊！” 先生∶“不行！我不能让老板误认我是中国人！” 我惊呆了。先生居然有“不能让老板发现他过农历年”这样的意识。误认为中国人又不是什么大事……噢，不对，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有调查结果显示，疫情暴发后，日本人比美国人更不喜欢中国。初到日本的时候，我去一家语言中心面试当英语老师。面试官看到我的履历表上写着精通英语、中文、马来文，便问我是否也能教中文。我老实告诉她，虽然中文是我的母语，但因为日语能力欠佳的关系，恐怕不能胜任。面试官让我当场示范教学，我胡乱拼凑当时脑海里仅有的日语单词，教了她拼音，结果意外被录用，就这样在语言中心当起了英语兼中文老师。上班第一天，语言中心负责人给我准备了一面小旗子，旗子上写着我的姓，方便我跟学生做自我介绍。但那是一面红彤彤、左上角有5颗星星的中国国旗。我跟负责人说，旗子搞错了，我的国籍是马来西亚。负责人表现出抱歉，但却没有即时更换一面旗子给我，而我也不想为难她去画一面有14条红白条纹，还有一个14个角的星星的旗子，就动手给自己画了一面代表自己国家的马来西亚国旗。想起初来乍到日本的自己，也曾努力地向别人解释的自己身分。日本人对于马来西亚的认识不深，说起马来西亚，一般会问马来西亚是不是那个有鱼尾狮的地方。顺着他们理解的鱼尾狮，我进而解释，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位于泰国和新加坡之间的国家。但地理位置搞清楚了，关于我为什么长得不像他们想像中的“马来西亚人”，而且为什么马来西亚人会说中文等问题，又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而往往长篇大论后，过不久大家又以为会说中文的我来自中国。渐渐地，对于向别人解释自己的身分，也不再纠结。但有一阵子却也曾为身为马来西亚华人而感到沮丧。原因是，总感觉自己哪里也不属于。国内一些政治家，总是三不五时发表一些种族言论，而政策体系也总是把一些族群排除在外，即便你认定那就是你的国家，但国家并没有完全认同你。反观在日本，很多时候，外国人和当地人可以获得同等的福利待遇。马来文在日本有市场近几年，马来西亚在几项民调中被投选为日本人退休后最想移居的国家而在日本逐渐打开知名度，加上在马来西亚居住的日本著名艺人GACKT和一些日本YouTuber的影响，马来西亚对于日本人不再陌生，想去马来西亚看看、旅游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因为这样，马来文在日本有了市场，而我也因此获得了马来语的配音工作、受邀在大学、私塾里开设马来文班，也曾为即将外派到马来西亚的日本公司职员讲授有关马来西亚工作文化。大家总说马来文没什么用途，但多掌握一门语言，其实就是一种优势，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自此，我不再因为“不属于哪里”而沮丧，而是为自己能够生长在多语环境、并拥有到哪都可以快速适应并生存的能力而感到庆幸，及一点点骄傲。其实，关于身分认同这件事是非常政治性的。人在不同场合会有不同的身分认同，就像马来西亚华人在国外说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但在国内却又无法不在填写一申请些表格的时候，在族群的那一栏填上“华裔”，强调自己的“华族性”。然后在异国生活，却又无法不融入当地社会，而将自己原本的身分隐藏起来，塑造新的身分。无论是什么样的身分，或许只有懂得在对的场合套用对的身分，并满足当下利益，才是最佳的生存之道。我跟先生说，无论你以什么理由及身分请假，反正，我们明年一起回家过年去！

1年前

方言与历史息息相关方言传承保障身分认同

方言，曾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的口头常用语。然而随着华语盛行，许多家庭的沟通用语从方言转为华语，加上“方言不规范”、“方言不重要”等误解，导致如今年经一代能掌握方言者已经越来越少。

1年前

杨布易.东马或可解套半岛政治死结

如果以经济主导的政治可以成为主轴，那么马来西亚就有机会“摆脱咒语”，不再纠结于什么华教、统考和土著特权，重新走上政治正轨。

1年前

翁俊民：华裔寻找身分认同应先反省是否为国贡献

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翁俊民说，华裔在寻找自身定位和身分认同的时候，应该反省自己是否为国家做出贡献，而非怪罪到其他种族身上。

2年前

翁俊民：不仅是组同乡会 “贡献国家就是团结”

印尼国信集团创办人翁俊民认为，华人团结不意味着组织同乡会，只要在各自的领域为国家做出贡献，就已经算是团结的一部分了。

2年前

“用筷子是华人习俗” 陈德钦：无关国家认同

马华副总会长拿督陈德钦认为，用筷子是华人文化习俗权利，马哈迪无权过问更无权批评。

2年前

吴添泉：认同是我国华裔身分华人早已融入大马社会

华总会长丹斯里吴添泉强调，尽管祖籍国是中国，但大马华人早已是我国华裔的身分认同，并融入大马社会。

2年前

青年：不只有关种族宗教更宽视野看待“多元”

每当提及多元，很多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有关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因“马来西亚有三大种族”的概念从我们小时候便已经深深植入在我们的脑海中。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