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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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意安详】书藏我家/何国忠

罗孚在〈叶灵凤的后半生〉说叶灵凤藏书中有珍本，其中清朝嘉庆版《新安县志》，叶灵凤一提即眉飞色舞。《新安县志》在广州和北京图书馆各藏一部，叶灵凤检验后确认内地所藏有残缺，仅存3部中他的《新安县志》最全。新安涵盖今日之深圳及香港地区，《新安县志》所含历史及政治意涵不言而喻，英国殖民政府关注这部书。叶灵凤在世时有人以数万港元求让，价钱相等于今日币值数百万，诱惑力虽大，叶灵凤置之不理，只让香港大学图书馆复印一份，供学者参考，没有封锁知识。于公于私，两边平衡。定居香港以后，叶灵凤在《星岛日报》工作，收入稳定。女儿叶中敏在〈爸爸去世后〉回忆说“一家十一口的生活，全靠他一支笔杆维持。记忆中我们从小到大，没有挨过一顿饿，没有少穿过一件衣裳，家中还雇有女佣帮工，生活是中等或中上的水平。” 当爱书人易，当藏书家不易。王学泰在〈闲话藏书的闲话〉说他一度爱收古旧书，后来放弃，钱有尽，书无穷，古旧书市非他所能染指。藏书家都是有进有出，以书养书。王学泰只进不出，不愿将书当商品，终究无力和珍品周旋。叶灵凤虽不卖书，但是月月有余钱添购，积少成多。罗孚说叶灵凤家里“四壁图书，连中央之地也受到书的侵略”。爱书就会藏书。藏书不读书，多为书商。藏书又读书，多为文人，翻了再翻，将书读得破破烂烂，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爱书者珍惜品相，印刷、封面、纸张，样样讲究。收入多年，阅读时小心翼翼，书相完好如新。至于购买不同版本，做校雠工作，则进入研究行列。读研究所的中文系学生，都有类似经验。叶灵凤对郁达夫敬重有加。他说他的藏书“最初的胚芽，是达夫先生给了我几册，都是英国小说和散文。”郁风有一篇题为〈叶灵凤和郁达夫和书〉的文章，说叶灵凤和郁达夫有相似的读书、藏书、失书经验。郁风散文好画作好，她是画家黄苗子太太，郁达夫侄女。她说三叔郁达夫不管身居何处，“便如吸烟一样上瘾的不可一日不读书。” 用钱换书心诚始终郁达夫买书、失书的经历不断循环。他有不少书留在日本，带不回来。随后在北京、上海、杭州、福州、新加坡，甚至流亡印尼时，都存藏书。郁达夫在〈图书的惨劫〉大骂日军。他说战乱最难恢复的莫如文物图书。他在杭州所失之书有八九千卷以上。最可惜的是宋元以来的类书，上至《太平御览》及《广记》，下至商务、中华之辞典及名人年谱。他说“像同文石印的《骈字类编》等系精本中之尤精者，即使有了钱，一时也收集不到的。”他还收有明末清初禁书，大小三百余部。清初百名家词抄、诗抄及清末道咸以后的词集等近六百余种。另有英、德、法、日文书两万余册。郁达夫留下感叹：“经此大乱，殊不知其存否。” 温梓川编《郁达夫南游记》，序言说1939年1月郁达夫到槟城，温梓川到酒店看他。等了十多分钟，郁达夫出现，说早上7点出门找旧书店，在一家印度人书店买了一大堆好书。其中有几本是德文的王尔德，郁达夫说“买得很便宜，每本只花二角钱”。爱书是天生的，旅游时无论如何也要抽出时间逛书店。从前不管是从照片或亲身参观，对以书为壁的庄严布置，羡慕非常。书架直达壁顶，人在其间，文化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如今我有书架也有藏书，让自己开心的好书不少，但是都没有版本学意义上的珍本或善本，价钱与买入相比，只有贬值，离真正藏书家定义，相去甚远。马来西亚有人以销售名画致富，却没听过有人经营善本书维生。说来或是幸事，没有流连其中，少了诱惑，少了失书之悲凉。 “物莫不聚于所好，故叶公之好龙，则真龙入室。而况学士之于良友，贤君之于良臣乎？而独阿堵之物，好者更多，而聚者特少，亦以见鬼神之怒贪，而不怒痴也。”这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句子。我最近写“物莫不聚于所好”，挂在书房。任何物品都会汇聚在爱好者手中，叶公喜龙，真龙最后忍不住，走到叶公面前。渴求好友，渴求良臣可作如是观。阿堵之物指金钱，蒲松龄说爱钱者多，富有者少。因为鬼神不喜贪钱无度的人。面对痴心人，鬼神则不生气。爱书人将书藏于自家，用钱换书，心诚始终。蒲松龄和鬼神打交道，鬼神对痴书者是有怜悯之心的。

1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的星洲战友

与大多数曾经旅居新马的中国现代作家一样，郁达夫与南洋也结下了不解之缘，却因为他的性命终于南洋，铺垫了一场“生死恋”，这七十多年来终究叫新马的读者引以为憾。郁达夫旅居新马只有三年两个月的时光，然而他带给当时新马文坛的感染力和影响力，至今未退。 1938年底，郁达夫带着婚姻的伤痛抵达新加坡。“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这是《毁家诗记》的第16首，后来详加注解：“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此诗写于他前往南洋途中，隔年于香港的《大风》刊载。这话竟是一语成谶，“郁达夫”成为马来西亚一代写作人的“集体记忆”。郁达夫到任之后，开始接手《星洲日报》多份副刊的编务。对这位早在上海已办过《创造》季刊的专业编辑而言，这份任务绝对难不倒他。他先是接下《晨星》、《繁星》，之后又有《星洲日报》和《星槟日报》星期刊的 “文艺” 副刊，同时创办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所编辑过的文艺版位实不能尽数，郁达夫见证了马华文坛战前纷纭多元的文艺版位。郁达夫原就铁着“上南洋作海外宣传”的心志，这时期他已不再写小说，也不可能再有心思写小说，倒是抗战的政论和文艺随笔，他写了不少。郁达夫抵步南洋不久，即1939年1月1日，《星洲日报》的新年特刊即刊载他第一篇政论〈估敌〉，此后一周内每隔几天，《晨星》和《繁星》都有他的文章，从不间断，直至日军占领，郁达夫逃亡避难荷属印尼。 1939年，星洲日报拟出版《星洲十年》，记述30年代新马社会的发展变迁，找来了关楚璞任主编，其他编委则有郁达夫、姚楠、许云樵等。按姚楠的记述，郁达夫当时非常忙碌，社交应酬也多，《星洲十年》的编纂，郁达夫实际上是处于顾问的地位。当时姚楠已开始投身南洋研究的工作，隔年，他和刘士木、张礼千、许云樵等人于新加坡成立“中国南洋学会”，并创办《南洋学报》，郁达夫不仅参与了该学会的发起，同时担任了两届理事，对南洋研究的工作非常支持。他著名的南洋游记〈马六甲纪游〉即发表在第一辑《南洋学报》上。彼时正是烽火战乱之时，个人生死和国家安危，朝夕不保。郁达夫和他的南洋战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也为了学术与知识的推动，努力办报、写作、研究，同时协助促进马华文艺的发展。身陷绝境，他们更是惺惺相惜。郁达夫和王映霞破镜难圆，最终决定在星洲协议离婚，时任《星洲日报》总编辑的关楚璞即是见证人，他说郁王二人离婚后，郁达夫认为不做夫妻，作朋友也好，短期内仍同居，王映霞回国之前，郁达夫还在新加坡南天酒楼设宴，题诗送别。姚楠和郁达夫也是同仁编辑，私下交情甚笃。1939年，姚楠还在星洲日报报社工作。战乱时期，他想在南洋成家，举办婚礼，但因为双方家长都在上海，只好找来比他大十几岁的郁达夫作主婚人。姚楠回忆道：“他一口答应，后来我们结婚时，他在结婚证书上签名盖章，使我们的婚约产生了效力。《星洲十年》的编纂处同人那天大部分到场参加，并拍摄了团体照。这照片我至今还保存着作为纪念。” 1941年末，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逼近新加坡。不少南来的中国文化人陆续回国，包括姚楠。郁达夫这时已为儿子郁飞买好了船票，并请随行的姚楠照料，自己却留了下来。新加坡沦陷之前，郁达夫逃往苏门答腊。曾任《南洋商报》编辑的张楚琨，也是当时跟郁达夫一起逃亡28人中的战友回忆，郁达夫就在防空壕里问过他，“我仅仅是一个作家吗？”他的回答是——“您还是一个战士，达夫先生。” 身在战乱中的文人战士，命运堪虞难免。1945年初，他写下遗言：“余年已五十岁，即今死去，亦享中寿。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是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8月29日，郁达夫从此“消失”了。今天，我们再读郁达夫在南洋最后的文字，唏嘘无比。他于1940年4月19日《晨星》上写道：“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报刊上做过慷概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什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的表率，是我的精神上的指导者。” 郁达夫，一个真正的文人。

2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日式的裸露与坦荡

郁达夫总是自嘲自己是夹缝中生存的“零余者”，无一刻不是觉得自己是世上多余的人，或也因如此，他故意蔽美扬恶，让所有的目光聚焦在他的文字里。

2年前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死在南方的郁达夫

郁达夫于二战前的1938年抵达新加坡负责编辑《星洲日报》副刊，他对当时华人社会的文教工作发挥了一定的影响力，其人其事仍为后人所记挂。

2年前

范俊奇／郁达夫岁月如铅，少年初静

我想起郁达夫，往往先想到他对美食的奋不顾身，然后才慢慢想起他浪漫颓废的文体和风流成性的一生。郁达夫对吃十分讲究，胃口一点也不文艺，这恐怕是连鲁迅先生也都知道的事。有一次两人吃饭，边谈边吃，郁达夫竟然不动声色，吃掉了一斤重的甲鱼，还有半只童子鸡……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