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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翠梅

2月前
近年,大马中文电影在海外引起了关注,不少电影和新晋导演在各大影展和电影奖项中有所斩获,电影票房也有不俗的成绩。 6月初在吉隆坡举行的“台马中文电影交流会”,由摩尔娱乐主办,吸引了不少本地影视工作者包括导演、演员、幕后制作人员、网络内容创作者、电影爱好者参加,现场聆听来自台湾和大马电影人的分享,探讨大马中文电影的现况与未来发展。 交流会首场论坛主题“台马中文电影:过去发展以及未来趋势”由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资深监制叶如芬和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会长郑雄城分享,探讨台湾和大马中文电影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趋势,以及业界的挑战与未来。另一场论坛则由大马导演周青元和台湾导演程伟豪在“导演的视野:卖座电影不是梦?”中分享他们的导演经验和观察。 有关论坛由制片人、新世纪南向开发有限公司创办人张炜珍主持。(编按:活动另有资深剪接师廖庆松主讲剪接心法与经验谈,专访将刊登于《快乐星期天》【非常人物】) 本刊摘录交流会中的精彩讨论,大马中文电影究竟只是个梦,还是已经到了可以追求的事业? 记录:本刊 关丽玲 摄影:本报 黄冰冰 【分享人】闻天祥(台北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执行长)、叶如芬(资深监制)和郑雄城(马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会长) 问1:你们如何接触大马中文电影? 闻:我对马来西亚电影的认识,是从大荒电影如陈翠梅的电影开始,大概是数位拍摄器材以后,接着是台北金马影展的雅斯敏阿末(Yasmin Ahmad)专题,当时在台北引起了轰动,不只电影好看,从她透过电影让我们对马来西亚有全然不同的理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后来就有更多的交流,包括10年前大马中文影视协会第一次办金筝奖,认识了大马微型电影制作,以及电影中不同语言混合的交流。这些年我们也看了周青元、何宇恒、陈胜吉、张吉安等人的电影。透过电影节,我们都会有些新奇的发掘。 奇妙的是,可能在某个地方或影片的生产地,被认为是艺术电影或小众电影,但到了另一个地方,却是认识一个地方电影的关键。 叶:我是从釜山电影节认识大荒电影的一帮人,包括刘城达导演,他的《口袋里的花》让人印象深刻。之后是第一届金筝奖,也是我第一次到马来西亚。 2015年,我担任金马创投培训讲师,连续6年,认识了非常多的马来西亚很好的电影年轻人。他们的创作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很喜欢陈胜吉的《分贝人生》,2017年我的公司华文创拿下了该片的发行权,让台湾的电影观众有机会看这类电影。之后还有张吉安的《南巫》、廖克发的纪录片《野番茄》和《菠萝蜜》,这些导演都是讲自身的故事或是对大马文化背景的观察,如族群关系。但我觉得可否再多元化和类型化?台湾电影其实也会碰到这窘境,就是拍自身的故事。电影是一个想像的行业,有时候需要稍微扩展。如果要把电影当成你的终身职业,一定要想拍了第一部之后就要有第二、第三部……讲自己故事的时候,要先想一下观众在哪里? 郑:当我们在说马来西亚电影的时候,它包含不只是中文,可能会有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英语的成分,这是马来西亚的优势,优势在于多元,从中我们要找出其特殊和核心的价值,除了让本地观众,甚至海外观众都能产生共鸣,这样电影才能走出去。 疫情期间,电影院商发现,马来西亚电影贡献了30%的收入,他们意识到不只是靠外语片,本地片也可以做得很好。大马有600万华人人口,包括不谙中文的,那么真正看电影的剩下多少?所以要我们电影产业工作者,如果当成就是一个终身职业的话,不要限制自己,除了拍中文电影,可以探讨其他语言可能性。 叶:这也是台湾电影人碰到的困境,台湾对比马来西亚的电影人,其实我们比较劣势,因为语言的受限。我觉得马来西亚的多重语言,所开发的无限可能跟海外的合作会是很好的。 说回中文电影,对我来讲就是华语的电影市场。除了台湾和马来西亚,还有香港、新加坡、中国大陆、北美和欧洲华人圈子。懂得中文的圈子是非常大。做中文电影的人可以团结,在各个方面交流合作,这个也有力量。 问2:大马电影在海外接受度和制作成本如何? 闻:我纯粹只是观众,会从一个观众的角度去期待我要看的影片。如果我要看一部英雄电影,我会找执行得最成功的美国好莱坞电影。我看马来西亚电影,当然会希望能够看到只有马来西亚才拍得出来的电影,或者说在电影当中看到所谓的“马来西亚性”,比较清晰的马来西亚印象,如雅斯敏阿末的电影。 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在那个年代,很多人都觉得只是台湾一小撮人在看,但他的电影在三四十年后还在卖。马来西亚电影也是如此,我们看张吉安的《南巫》、王礼霖执导的《富都青年》,看完后都会有很多问题,可那些问题都是好事。 我觉得大家要思考你的那个期待是什么?把事情做好,不后悔比较好。不要做坏之后嫌东嫌西,那就是一个很糟糕的创作者。 叶:我有一个提议,就是回头来想电影的制作成本──学习控制预算。新导演最好实践又可以试验的方法,就是控制预算,试着在预算里头把故事说好,另一方面也可承受得住风险。虽说是制片人管理成本,导演只管创作,但是其实可以从这点学着做还是不错的,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郑:众所周知大马电影的制作都很低,普遍上大家面对的问题是拍完戏却没钱宣传,所以必须留经费在市场宣传。没钱拍电影千万不要去借高利贷,也不要抵押房子。以前菲林时代成本很高,现在相对来说门槛较低的。 大家可以留意各种辅导金资源,如大马国家电影发展局(FINAS)的FIMI、金马创投等等。 叶:我曾经为了片子抵押房子、贷款,努力当制片、监制工作还债,后来就坚决不再借贷拍电影了。凭自己的本事去找资金,找不到资金就不拍,那表示内容可能不够好,再花心血去经营。我是监制和制片人,可以同时进行很多案子,跟导演创作思维不一样。一旦导演的创作思维是很完整了,很快就会启动,我就要扮演说服者的角色去规划,当拿到80%的资金后就可以启动,剩下20%就会透过各种关系募资。 大银幕是从事电影创作最为期盼的,每年都拍电影是我们最伟大的目标。现在串流平台兴起,或许也可以先稍微转换一下,培养实力和功力,还有认识更多的团队和投资者,最后可能促使回到制作自己的电影是有机会的,所以千万不要放弃。人人都想拍电影,但是否可先想清楚,要如何找资金、说服投资人。我们不要跟投资方对立,而是要想办法以完整体系里试着去说服。 问3:金马创投如何协助新导演?尤其是寻找资金。 闻:每个地方的状态不太一样,台湾有各式各样的辅导金可以申请。电影节可教育和扩展观众的视野,竞赛可以奖励优秀的同行,两者结合就打造交流的机会。金马创投把影展的功能往前拉──就是电影还没有完成的阶段。金马创投就如媒人,将有创意的人和有潜力的案子介绍给有钱的人。参加金马创投,不一定要经验丰富,而是企划是否吸引。金马创投是个严厉的战场,提案入选后导演会经过工作坊训练 ,学习在短短的时间内简报,留给投资者极深刻印象。 有了金马创投的“盖章”,之后可以去说服投资者,虽然金马创投无法保证结局,但尽可能把前面的路铺平。 问4:投资电影的考量是导演、演员或剧本?大马电影是否欠缺明星养成? 叶:这是跟电影产业流动有关系,产业量多的话,从演员走到明星的培养,就会非常的快速。 我们是从剧本和创作者的角度来选演员,但是投资方就不见得是这样。投资方只注意到外在的表现和知名度,不知道所谓的演员内在潜质。所以我们也要先从投资方的角度理解来判断,当碰到这个难题,第一个方式只好想办法去说服,第二是作其他调整和其他方法,如改变明星的造型。 就算找明星来演,也不见得容易。他们也会挑导演、男女主角,我们还有要顾及合理的预算。要面面俱到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惟有想办法克服和突破。 (原稿发布于14/06/2023) 【点击】下一页,有卖座电影导演登场——周青元和程伟豪
5月前
8月前
(八打灵再也17日讯)由叶瑞良自编自导自演、陈翠梅担任监制并共同出演的《一时一时的》,2020年拍毕后曾于同年6月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单元世界首映,并在2020年金马影展放映。经历3年疫情后,电影在强制上映制度(Skim Wajib Tayang)协助下,将于本月24日在大马限量上映,叶瑞良更透露接下来想挑战商业片。 叶瑞良于2018年构思《一时一时的》故事,在2019年1月正式开拍,并且花了将近1年时间完成后期制作。陈翠梅和叶瑞良演出母子,电影讲述一对母子细腻的日常生活,叶瑞良表示:“这部电影和商业电影不同,叙事结构不是特别明显,是一部比较贴近生活的电影。这样的电影能在院线上映,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里要特别感谢强制上映制度的帮忙。” 叶瑞良知道普遍观众对于节奏慢、太过日常的电影接受度不高,“下一部电影我想要挑战商业片,让作品有机会面向更多观众。”值得一提的是,叶瑞良的第二部长片《家庭作业》曾在2021金马创投会议拿下“CNC现金奖”,讲述一个年轻演员拍完戏后无法抽离,因而搞乱自己和别人现实生活的故事,就不知道他将开拍的会否就是《家庭作业》。 《一时一时的》将于本月24日在马来西亚6家戏院上映,包括谷中城GSC Midvalley,TGV 1 Shamelin, TGV Cheras Selatan, GSC Plaza Gurney, TGV AEON Taiping和金宝LFS 。
8月前
9月前
【读家】破天荒,连续两期谈同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导读,也请来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凭《野蛮人入侵》荣获第3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影后的名导陈翠梅。他们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呢? 几次有人问,“你喜欢米兰·昆德拉吗?”我都无法回答。我的确很喜欢米兰·昆德拉,也自认为他对我的创作甚至世界观影响极大。但是我怀疑,昆德拉是厌恶“被喜欢”的。 “不可承受之轻”里,到了后半部,Sabrina到了巴黎。她和法国男人Franz约会。Franz是个知识分子,热情浪漫,健硕有力,他深深为Sabrina着迷,但也有可能是为她逃离的充满战乱的捷克所着迷。在Sabrina消失后,他和他年轻的学生情人出席一场捷克政治分子的活动,他为那个高昂激烈的、手指长长的、满头白发的捷克老者深深感动。但他不知道这些是Sabrina厌恶的,避之不及的人和事。Franz为了Sabrina,对被侵略和被压迫的小国家热血澎湃。被自己的正义崇高感动的Franz,去参加了反抗越南战争的示威。后来在曼谷街头,试图用他黑段柔道制服劫匪,而被一刀刺伤,最后死去。他深爱Sabrina,但是他对她充满误解。Franz就像我们这些热情的读者,因为昆德拉,对捷克充满幻想,却又是极其天真与荒谬的。 在《笑忘书》里,Tamina梦见她被困在一个满是小孩的岛上。我怀疑,昆德拉离开了捷克之后,可能觉得自己的生活里,充斥着这些很像小孩的人:急着说出自己的看法,也逼迫别人说出心里的想法。轻易地自我感动。 中学时第一次读昆德拉,好像才16岁。但是他给我对人类的复杂性做了很好的准备。包括对一切保持怀疑。对一切保持假想和戏谑。 他在小说里解释小说的方法。给读者展示如何虚构一个人物:一个男人凭空出现,他思考着自己的一个错误决定。或者一个女人从一个优美的手势诞生了。这是他的世界,他在虚空里召唤出不同的人物。这些人物也在思考自己的存在。人和人之间充满不可化解的分歧和误解,即便是相爱的两个人,也无法理解对方。 每次有人问,你喜欢米兰·昆德拉吗?我都会想起那个高大浪漫的法国人Franz,然后我从来不说“喜欢。”只是开始跟对方谈起里面的人物。 我2010年刚到北京时,跟一个要投资1000万人民币拍纪录片的老总开会。不到几分钟我就拒绝了案子。但是聊得很愉快,竟然聊起米兰·昆德拉。我记得他说起“为了道别的聚会“里,那个一直在衣服里藏着一颗毒药的男人。就是万一被逼做出违背自我的时刻,还可以有自杀的选择。我当时在心里默算他的岁数。也在想年轻的他可能也还真的模仿Jacob把蓝色药丸深藏在身边。或者一直这么想像的活着。 我很常把《可笑的爱》、《笑忘书》和《玩笑》这3本书搞混。因为这些书名都是可以相互套用的。 小说家离开了。反正这个再也没有隐私的世界他也待不下去了。但是他虚构出来的这些人,Tomas, Teresa, Sabrina, Franz, Tamina, Jacob会一直留下。不朽还是有点可怕的。 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延伸阅读:【重读米兰·昆德拉】龚万辉 / 阅读昆德拉的几个关键词 上一期:【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送别米兰·昆德拉
9月前
  【读家】破天荒,连续两期谈同一个作家——米兰·昆德拉。本期除了有马华作家龚万辉的导读,也请来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凭《野蛮人入侵》荣获第3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影后的名导陈翠梅。他们心目中的昆德拉,是怎样的呢? 米兰·昆德拉过世之后,社群媒体涌现了许多悼念和感怀之文。我想起的却是他另一篇,并不太被人注意,而无人引用的小说。那是德国画家布赫兹的插画集《灵魂的出口》,昆德拉为一幅插画配上的小文。这篇题为〈他〉的短文不足500字,而同一本书中,一同看图说故事的还有约翰·伯格、苏珊·桑塔格这些大咖。我记得,那幅画作里头,是一个穿着厚大衣和礼帽的男人,坐在旷野的一堆书本之上。他头顶似乎是冬日柔光的暖阳,而他一个人背望着空无的远方。 米兰·昆德拉为这幅画作而写的故事是这样的:他是一个离弃了人群的人,他弃绝了所有人际关系,走了很长的路,而决定一个人留在那荒野之中。但有一个画家,终究把那孤单的背影画了下来。那人背对着整个世界,而无从知道他变成了画作中的样子。昆德拉最后这样写道:“假如他一知道,那么他的幸福就完了。我不敢去想,我真不知道,他会变得怎样?” 米兰·昆德拉像是在写他自己(那幅画中人健硕而微驼的背影也颇像他),一种告别的姿态;又似乎是在说“写小说”这回事——一如昆德拉喜欢引用福楼拜的那句话:“艺术家应该尽量设法让后人相信他不曾活在世上。”但我们都知道,米兰·昆德拉总是忍不住从他写的故事中走出来。他会以作者的身分叨叨絮絮、滔滔不绝地为读者大段大段地述说他的哲学辩证,而打断了原有正在进行的故事。 他就是那个不该出现在画面里的画家。但他终究还是冒出头来,向读者眨单眼、吐舌头。他才不在乎小说人物幸不幸福,难道幸福不也可能是一种“媚俗”吗?而可以打破这个世界的“媚俗”的,终究只有嘲讽和玩笑。 ◢关键词:Kitsch 米兰·昆德拉爱用关键词应是众所周知的了。他在《小说的艺术》之中罗列67个小说的关键词,当然包括了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提出的“媚俗”(Kitsch)。他以“媚俗”嘲讽了盲目的从众者、爱国情操、各种各样的主义,以及俗滥的人生价值、美学和信仰等等——他嘲讽任何已经变成了口号、标语和样板的东西。 小说里叙述萨宾娜在苏联入侵捷克之时选择了流亡他国。她对极权统治之下的各种媚俗作态十分反感。比如说庆典游行的时候,“女人们穿上红色、白色和蓝色的衣裙,游行者队伍齐步行进时,阳台上或窗子前观看的老百姓便亮出各种五角星、红心、印刷字体。铜管小乐队伴随着游行队伍,确保大家步伐一致。”——这些都让萨宾娜难以忍受。然而当她看见所谓美国价值的生活,样板式的幸福和美好,对她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媚俗。 但我总觉得,中文的“媚俗”必定不能全然地表达德文的“Kitsch”,以至我们对于昆德拉的“媚俗”有了各种各取所须的诠译。于是这个词有了其他的译名,有人以音译为“刻奇”,而在台湾远景出版社的译本里,译者吕嘉行干脆翻成了“忌屎”。你没听错,这个译名延伸自昆德拉自己对“Kitsch”的解释——他发现信仰、权威和传统美学都拒绝承认大便的存在,“那么,无条件认同生命存在的美学理想,必然是这样的一个世界,在那里,大粪被否定,每个人都做出这事根本不存在的样子。这种美学理想可称为媚俗。” 所以明星和网红才不会上大号呢。又或者,我们要在小说家逝世之后,才又再一次热爱昆德拉先生,不断引用他写下的金句——被引用最多的应该是他在《笑忘书》里的那句:“人类对抗权力的斗争,就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媚俗呢?我们都不自觉地陷入了小说家一早就给我们设下的陷阱里。 ◢关键词:笑/玩笑 若世界真的如此荒谬,我们就玩笑以对,这其实非常存在主义。米兰·昆德拉有3本书名嵌着“笑”的小说:《玩笑》、《可笑的爱》和《笑忘书》,似乎都有一种苦中带笑的感觉。他在1985年获颁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典礼上他就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昆德拉说,人类越思考,就离真理越远,但听到上帝的笑声,就有了小说。小说家与不会笑、没有幽默感的人之间,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 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写到,幽默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使所有被它接触到的变为模棱两可”。而不懂得开心的人们,永远都不会懂得任何小说的艺术。 《可笑的爱》是米兰·昆德拉唯一一本短篇小说集,里头那些故事,说是爱情,仍带着各种各样的可笑与荒谬。小说人物总是在扮演,为了掩饰自己而故作姿态。比如〈搭便车游戏〉,轻挑调情的年轻恋人,若扮演的游戏玩得太投入,而终究回不去了。 又比如昆德拉在1967年出版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玩笑》,主角就是个爱开玩笑的大学生,有一次女朋友要去参加共产党训练营而无法相见。男生便写了张明信片开她玩笑:“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的氛围因为愚笨而发臭!托洛斯基万岁!” 明信片当然就被不懂幽默的大学党委发现了,男生被捉去盘问、被批斗,最后被勒令退学,下乡劳改。不作死就不会死,人生骤然巨变,那不过只是恋人之间的一个玩笑吧了。《玩笑》以玩笑开端,以玩笑结束,关于主角路德维克的整个人生,昆德拉以喜剧作家尤奈斯库的话说:“区别于可怕和好笑的,只是很少一点的东西。” 昆德拉认为,极权主义必然不会懂得幽默和玩笑(所以也就不懂得小说)。而事实也是如此,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玩笑》这本书就马上变成了禁书。1975年,米兰·昆德拉流亡法国。 ◢关键词:流亡 米兰·昆德拉本来用捷克文写小说,《玩笑》、《生活在他方》、《笑忘书》、《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至1988年出版的《不朽》,都是用捷克文写的。而定居法国之后,昆德拉开始用法文来写小说,也把捷克文旧作全数翻译成法文。 在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布拉格总是带着一种巨大的压抑感。政治压力下的铁幕城市里,永远充斥便衣警察和监听,似乎一切都那么不可信任。相对于卡夫卡,布拉格并不算是昆德拉的故乡。 这座城市也没有那种家国的依恋感,反而像是《笑忘书》里头写的,一座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早已经渐渐被遗忘,被另一段杜撰出来的历史给掩盖,“开始慢慢地忘记了他们现在是什么,过去是什么。他们周围的世界会更快地忘掉他们。” 摇摆在过去和现在的昆德拉,一直都是矛盾、复杂的混合体。他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也在往后弃绝了共产党。流亡在他乡的小说家,以另一种语言创作,即使后来捷克脱离了苏联统治,他也没有再回去了。若选择反叛,若选择孤独,我想作为流亡者,似乎是米兰·昆德拉的自我选择。因为流亡的小说家,可以轻易地拒绝任何定义,以及政治正确的限囿。 一如在《被背叛的遗瞩》里头,记者问他:“您是共产主义者吗?昆德拉先生?”昆德拉回答:“不是,我是小说家。”当别人问他是不是异议者,是左翼还是右翼?我们的昆德拉先生一概回答:“哪个都不是,我是小说家。” 流亡的昆德拉,此刻有了模棱两可的“自由”。 ◢关键词:肉体/性爱 或者让我们从家国情仇,回到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关系。不得不承认,谈论昆德拉就不能不谈论他专注描写的性爱和肉体。他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以三角关系讨论爱情和性爱、灵性和肉体、救赎和放逐、忠诚和背叛等等的矛盾。而至《不朽》,借以个性迥异的两姐妹阿涅丝与洛拉,更深入了肉体和欲望的哲学辩证,以个人的性爱经历交错于历史政治的大叙事里。 在昆德拉笔下,性爱往往并非依附在伟大的爱情之上,相反的,小说里的性爱总是怪诞的、不安的,甚至常常让人觉得好笑。 终于我们在米兰·昆德拉的最后一本小说(是的,是最后了)《无谓的盛宴》里,看见老人阿兰盯着路上青春少女的肚脐——比起乳房、大腿或者阴户,老人发现肚脐更吸引他。肚脐曾经是生命的纽带,毫无功能然而却是每个人身体上的印记。凡人才有肚脐,天使没有肚脐——我们还是又永劫回归到了“Kitsch”的辩证里头了。 关于凡人的性爱,在小说《不朽》里,昆德拉搬出了16世纪的画家鲁本斯,虚构他的如钟面数字排列的性爱经验:“指针已经在他的性生活的钟面上转过一圈了。他位于他的钟面时间之外。位于钟面之外这意味的并非结束亦非死亡。……一个人位于钟面之外,意思只是说不会再有什么新鲜事,也不会再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此时再读这段文字,又多么像是米兰·昆德拉在向我们扮着鬼脸道别。 延伸阅读:【重读米兰·昆德拉】陈翠梅 / 为了告別的聚会 上一期:【悼念米兰·昆德拉】王晋恒 / 生命轻重、媚俗与记忆的最后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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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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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脸书电影发烧友同心合力发动他们的影响力,推荐大家第一时间去电影院看陈翠梅的《野蛮人入侵》,给这部电影打气,多一点票房,院线就会延长上映期限。 记得《野蛮人入侵》特场首映时,有心人叫我去看,当时冠病病毒水深火热的扩散传染,我贪生怕死没去看,答应自己改日在电影院正式上映才捧场。没听脸书友的忠言赶在第一时间,拖了一阵子才想去看,我的天!刚上GSC网站,才发觉原来《野蛮人入侵》已下画!不到1个星期呀!票房真的如此惨败?难道陈翠梅本性难移,《野蛮人入侵》有几分像她的第一部电影《Love Conquers All》那部拿去参展的艺术电影,普通观众可能看到一半就睡着的电影?《Love Conquers All》我是集中精神看完,但是它没有conquered我。 华人在我国拍电影是不容易,作为热爱电影的人是要支持的,但不好爱之心切,盲目的支持。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太过博爱善意的赞美有时会有害。慈父慈母太过宠爱子女,不矫正他们的坏习惯,对孩子的成长是有负面影响。 下次有机会,我是会看《野蛮人入侵》,希望它能入侵我的心扉。 《野蛮人入侵》下了画,我去看了《The Menu》和《Bones and All》。看《The Menu》因为女主角是Anya Taylor-Joy。有看连续剧《The Queen’s Gambit》的观众,应该记得她。我钟意看她的那张脸。不知道是否她那双灵活大眼睛令我想起Altman一手发掘的珍宝Shelley Duvall,我当年的偶像。虽然她已退出电影圈,但还是念念不忘她。 看《Bones and All》不是因为甜茶和《Call Me by Your Name》的导演,是因为Mark Rylance有份演出。今年夏天在伦敦看了他演的舞台剧《Jerusalem》,两个字:震撼。 《The Menu》是很难看的电影,而且越看越生气。生气什么呢?生气为什么用那么多美食和时间来杀死那群莫名其妙不知所谓的美食家。第一道美食把全都毒死不就完事了吗!搞了一大锅,只为了讲汉堡包是最美味的美食,还可以救你一命。 《Bones and All》就好看得多了,又恐怖惊悚又浪漫。有时如坐针毡,有时景色怡情,Mark Rylance演得令我害怕,冒冷汗,但又几同情他,甚至有一场戏为他眼湿湿。故事是讲一个食人族少女寻根成长的路程,沿途遇上了一些同族人,让她更了解自己本性,爱上了一个和她“同病相怜”的食人族少年,最终以一场噬爱人的戏演绎了爱情的灵肉升华。 《Bones and All》不是容易消化的电影,它刻在我的心底下,离开戏院后,一些画面跟着我回家,不像《The Menu》,散场后,一切都留在戏院。 I made a terrible mistake,以为《野蛮人入侵》早已下画,其实是我糊涂,大糊涂!   更多文章: 牛忠/大选日记 牛忠/我看见 牛忠/晚节不保 牛忠/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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