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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的信

这本诗集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诗人成为困境的囚徒,诗歌是否也就成了一种自缚? 读楷治的诗,我想起大学时的自己。 那时的我误以为诗歌是天启,总觉得自己天赋异禀,甚至动过出诗集的念头。直到某学长问:“你真的写出了什么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的诗不曾被认可,也不曾写出真正有力量的诗,连诗句都常常零碎无力。现在回头看,当时更像是迷失在诗意里,而非真正在理解诗。 如今,面对这本《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我发现诗人在经历类似的困境?但他更为克制,更加清醒。他挣扎,他拆解,他对诗歌的怀疑与执著在文字间交错,最终让诗歌本身成为一种困境。 在这本诗集中,诗人不停叩问诗的意义。他写出生、成长、死亡、政治,写存在的虚无,写意义的消散。他不愿仅仅只是抒情,而是不断拆解诗本身。——但这会否窄化诗歌的路? 他在〈给Z的第二封信:读一首诗〉中说:“一本书:你必须将文字的主人杀死/方能在文字中,建立一座墓冢” 。这句话冲突得让人心惊:诗人要让诗自由,但诗的自由是否就是它的死亡? 诗人是矛盾的,他既相信诗歌的独立性,又害怕诗歌会变成一个空壳。就像他在〈诗人之死 I〉诗里所说:“或许诗人会死,但在那之前/文字将先一步消亡” 。 诗人既强调了文字的独立性,又暗示其终结性。文字比作者更为重要,它超越了个人,成为客观存在。但它也逃不过死亡;被遗忘、误读,乃至于消逝。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诗歌在文字过度的思辨下,是否正在远离它原本的力量? 诗歌的语言在这本书中被精心排列,冷峻而疏离。它在概念上精致,却拒人千里。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抒情?为什么不能再白话一点?这不是在否定诗歌的复杂性,而是想问:诗歌的深度,是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达? 可以知道的是,整本诗集没有明确章节,却在排序中藏了10封写给Z的信。Z不是芬妮,但又是诗人迫不及待想分享缪斯的对象。他想告诉Z怎么写诗,怎么读诗,怎么理解诗的跳跃与隐喻。但问题是,诗真的需要被“教”吗?还是说,诗的存在,本来就应该是不可言传的? 为此书写是痛苦的,诗人自己也坦诚:“迎来众多变故,让我不得不重视‘矛盾’一词。”(〈代序:致芬妮〉)这种矛盾感贯穿整本诗集,形成了一种不断内耗的痛感。而最终,他的诗歌在这种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但也可能让自己困在了这个节奏里。 在〈给Z的第十封信:实践一种别离〉中,他写道:“此刻,十封已寄出的信件/像摊开的金银纸,没有皱褶/等着火焰自己点燃/炙热,灵动且残破的/纸角沾附着火星/到阴暗的角落,像丰盈的”。诗人或许仍在试图寻求突破,但如果诗歌的全部意义只剩下对自身的怀疑与拆解,它最终会否走向自焚,而不是新生? 这本诗集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诗人成为困境的囚徒,诗歌是否也就成了一种自缚? 诗歌可以自给自足,如同雨水、阳光、月光、雪等意象,不需要诗人(或读者)的过度代入。但如果诗人持续在自我解构中打转,最终是否会连自我都一并泯灭?抑或,他能找到一个出口,让诗歌回归更本质的东西?——譬如抒情?譬如人与诗之间产生的真实意义? 整本诗集便在这样的纠结中循环往复,形成年轻诗人独有的追索。这世界值得书写,却无法被记住;诗人或诗本身的意义,终究无法撼动春去秋来,枯荣无常。一如他在〈请将我放归大海〉所说:“只为让它无法回来,却又希冀它回来/我们希望它存在,却害怕它存在”。 诗人面对生死之大事,亦仿佛面对诗歌。当我们试图定义这样一位年轻诗人,他的诗到底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时,他也只能如此回答着——“是脱离思想禁锢的自己/是自由的,是束缚的//是意识、是磁场,是可怕的/也许都是。都不是” 。 这或许还是他未来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其中文字的反复锤炼、推敲与准确传递,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更多文章: 苗不秀 / 献身乃至献祭成诗 苗不秀/诗歌的无赖与泼皮
5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