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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时节》
人物
作家杨双子/在虚构的时代游历 回答我是谁
杨双子近作《台湾漫游录》不仅在中文世界广受瞩目和好评,更是少数成功“出圈”译成外语通行的台湾文学作品。近期适逢吉隆坡诚品邀其前来讲座分享,故安排访问,讨论她如何看待自己的写作、创作小说的背后经过,以及现实环境如何影响她的个人写作。 报道:本刊特约 李宣春 摄影:本报 林明辉 杨双子本名杨若慈,“杨双子”原是她与已逝的双胞胎妹妹若晖共用的笔名。其成名代表作《台湾漫游录》于2020年出版,后由金翎翻译成英文著作。2024年,这本小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翻译大奖,也让杨双子及其小说被更多人看见。 杨双子将小说的发想推溯至2014年。当时的杨双子与妹妹决定要写历史小说,并思考台湾哪一段历史最值得描写,并能帮助台湾人理解自身历史与中国历史的差异,最后她们选定1930年代。 杨双子解释:“原因有几个:首先,我们是女性,也希望书写女性角色;其次,希望她们能从私领域走向公领域,成为故事的主角,并在现代化的脉络下展现行动力。因此,1930年代成为最佳的时间点。” 杨双子和杨若晖锁定日常生活的描写,包括衣食住行。食物是华人社会普遍关注的主题,旅行则是台湾人非常喜欢的活动。于是她先创作了长篇小说《花开时节》,从家庭与校园出发,再逐步扩展到旅行。虽然《花开时节》出版于2017年,但仍不足以呈现日治时代女性能够旅行的广度。 “后来我决定将女性旅行作为《台湾漫游录》的主题。查阅许多资料,发现1930年代旅行在台湾已相当普遍,甚至在1936年已有民间可搭乘的飞机。如果家境宽裕,搭飞机并不算罕见。虽然我的主角没有搭飞机,但她们透过火车与轮船旅行,这已经能展现出当时的现代性。” 逐步扩展的日治时期女性描写 2017年《花开时节》出版时,许多台湾读者惊讶于1930年代的社会样貌。到了2020年,杨双子继续创作《台湾漫游录》,并将查过的大量资料纳入,包括台湾铁道从基隆到高雄的完整路线。小说展现了早在100年前,台湾就有非常完善的交通建设,这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事实。 杨双子本身是铁道迷,对铁道发展有深厚认识。日治时期的台湾,除了有纵贯铁道,也因应林业需求而建设林业铁道、糖业铁道,以及部分矿业铁道。她解释:“殖民者为了彻底利用台湾物产,修筑了绵密的铁道网络。台湾是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因此日本全力经营,既要展示帝国的治理能力,也要将殖民成果带回本土。” 杨双子分析说:“这种(殖民者的)双重性格,让台湾人面对殖民统治时情感复杂,一方面确实遭受剥削,另一方面却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便利。蒸汽火车在西方早已出现,但在台湾却因清朝治理不善而无法发展。日本统治带来突如其来的现代化,台湾人很难用单一角度评价。” 铁道象征了文明与现代性,也促进了族群交流。台湾中央山脉阻隔东西,过去交通不便,加上语言差异,族群间交流有限。她又补充,但随着纵贯铁道与官方语言的推广,沟通变得容易,进而催生“台湾意识”。1908年纵贯铁道全线通车后,从基隆到高雄只需一天,而不再需要经过数日的船程。这对台湾的认同发展意义重大。 “百合”书写:殖民下的爱与情感 《台湾漫游录》的故事写到日本名门出身的小姐青山千鹤子前往台湾游历,结识担纲翻译和伴游的台湾女子王千鹤,两人从北走到南,一路上吃喝各地美食,更发展出暧昧情愫。 有些讨论点出了书中安插的GL(Girls’Love)因素。GL对应的是早已蔚为风潮的BL(Boys’ Love,男男情谊)。GL与BL与“传统”意义上的同志文化或同志文学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传统同志文学的一大特征在于探讨性别权力的对立与张力,经常回应现实社会中异性恋霸权、父权体制或身分认同等议题;然而在GL或BL的文本里,权力关系往往被转化为浪漫化、唯美化的叙事。此类作品更强调情感的浓烈与角色之间的亲密连结,营造出一种理想化的恋爱氛围,也就是常被读者形容为“美得冒泡”的沉浸式爱恋情境。 对于GL,中文世界发明了“百合”名词以代称。杨双子表示:“百合的定义其实相当广。最广义来说,只要是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关系——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甚至暧昧或敌对——都能算作百合。女同性恋自然也包含在其中,但百合不限于此。它也可以是单纯的友谊,甚至仇恨、嫉妒、亦敌亦友的关系,都可以被读者解读成百合。” 她又补充:“与此相比,过去娱乐文本里,女性之间的关系要么是明确的女同性恋,要么是互相竞争,例如后宫争夺。这样的描绘忽略了中间庞大的灰色地带,也就是‘女性情谊’。我希望借由百合的书写,探索并呈现这一块。” 由此回到《台湾漫游录》来看,当杨双子在小说里处理殖民与权力批判这样的“硬议题”,同时又描绘旅行过程、美食享受与女性情谊这些“软元素”,小说本身的“力道”会不会相互抵销? 杨双子表示,这可以从几个层面来看。1990年代中后期,台湾出现了一股言情小说热潮。她在大学时写过4本言情小说,硕士论文也以言情小说为研究对象。言情小说常见的设定是“爱情能克服一切”,例如总裁与普通女孩之间的阶级差距。 “然而,我认为爱情并不能解决一切。我在《台湾漫游录》里,刻意借用罗曼史的框架,却告诉读者:殖民带来的障碍,爱是无法克服的。这正是我想挑战的文化想像。台湾读者习惯了‘爱情可以化解困境’的叙事,但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再者,过去我们谈殖民,多半聚焦在战争、饥饿、剥削等‘硬议题’。但日本时代的台湾文学,其实也书写过人际往来的细腻面向。例如台湾人明知被剥削,却在生活中仍会遇到善良的日本人,这让他们难以将所有殖民者一概视为仇敌。这种复杂情感,正是我想要呈现的。” 她也提到皇民化运动时期,台湾人陷入两难:一方面被教育要认同自己是日本人,另一方面却无法真正被日本社会接纳。这种认同的矛盾与痛苦,战后一直少有人讨论。她希望透过小说处理这个长期被忽略的议题。 创作里的“台中精神” 杨双子的小说时常会出现台中。她说:“它的城市性格深深影响了我。台中和台北、台南不同,是一个比较新的城市。台湾有句俗语:‘一府、二鹿、三艋舺’——台南府城、彰化鹿港、台北艋舺,这些地方历史悠久。但台中其实是因为纵贯铁道而诞生的城市,只有百来年的历史。” 她认为,台中的特性就是“求新、求快”,愿意尝试各种可能,拼凑出火花。这样的精神也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对各种题材都充满好奇,总想尝试新的书写方式。台中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一个背景,而是一种精神。它不像台北或台南那样有深厚的历史传承,也不像鹿港那样带有宗族聚落的色彩。台中是一个因铁道而生的城市,充满移民与新事物。这种特质让台中人少了些历史包袱,更倾向于创新与尝试。 “在创作中,我自然也受到这种氛围影响。我的小说融合了历史、旅行、食物、女性情谊与殖民议题,看似元素繁多,但对我来说,这正是台中的样貌——多元、拼凑,却能碰撞出新的火花。” 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由文学弥补 食物和建筑都能保存历史痕迹。建筑在她眼中特别有趣,它一旦建成就不会轻易改变;但食物不同,菜单会调整、食材会被替换。“比如说古建筑——台湾人在这100年间平均身高已经改变了,走进旧建筑时,会感觉屋子很矮。这种不合时宜,正是历史痕迹。” 空间同样如此。早年的街道狭窄,是因为没有太多车辆,如今却经常塞车。“从食物、建筑到城市空间,这些都是文学能书写的素材。我希望透过这些细节,让人意识到‘历史与现在的不合拍。’” 访问最后的杨双子表示,《台湾漫游录》回应的是台湾人的国家认同,透过历史梳理,搭配饮食与旅行,帮助读者思考“我是谁”。她感谓:“历史研究偏向记录事件,很少描写个体的心理或情感。但文学能做到这一点。文学能补足历史的不足,把人的痛苦、快乐与挣扎呈现出来。” 对她个人来说,文学是一种让人静下来思考的方法。社会里存在太多难题,而她没有其他专长能回应。文学于她,就是唯一能够处理这些难题的方式。 更多【人物】: 王荣义解开梦谜 与最真实的自己相遇 司鼓唱戏,纸影人杜爱花 从街边演到舞台 台湾青年攻下印尼滩头堡,刘仕豪蜗牛哲学 练就火箭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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