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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儿童

这天星期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小村子来,找我聊一聊。 小学毕业后,他辍了学,跑去新柔长堤彼岸做建筑,见识大场面。 我们都家境贫苦。不过,他虽然不能升中学,却可以走出村子去学得一技傍身,而我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升中学,看人家出去闯荡。 那时,我十六七岁,和他年纪相若。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14岁那年病逝(1957年岁末。同年8月,马来亚独立),母亲由于肾结石手术后体弱多病,也不能工作了。 我一共3兄妹。我排行老大,下来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必须尽力扛起这个家。 同时,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害怕她突然和父亲一样离我们而去。当时,村子里有一辆英国殖民地政府指派驻扎沙令的德士,和一辆私人霸王车。中午,从橡胶园割胶回来,我经常包他们的车,忧心忡忡地带母亲进出古来、士乃的诊所和药房,甚至远至新山的中央医院。 此外,还有一个困扰:我家没有自己的房屋,长年寄宿人家橡胶园的胶工宿舍。刚在紧急法令下迁入新村时,我们一如既往住在眼下的张秀科橡胶园胶工宿舍,父亲每天踏脚车载我赶去四、五公里远的橡胶园割胶,母亲和弟弟妹妹留在家,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不久,幸亏父亲找到和村子相距1公里左右一个印度人的小园丘胶号,一家人便搬去同在村里的小胶工宿舍。父亲上工如常踏脚车,回程时脚车后座的四方锌片桶装着胶汁;母亲、我、弟弟和妹妹一早步行去胶园干活,生计总算解决了。我们3兄妹下午工作回来才去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撒手尘寰。两个做管工的宗亲苦劝母亲搬回张秀科宿舍,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兄妹这时也学会了踏脚车,可以去较远的张秀科胶园割胶了。 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 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 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 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 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 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 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 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 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 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 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 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 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 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 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
12月前
1年前
编按:本地作家冰谷提起往事,曾说过作家何乃健早慧,小时候投稿《世界儿童》,编辑竟评价他的来稿“不得不用”,甚少投篮。 由此看来,此儿童刊物与马华前辈作家的渊源,可见一斑。那么《世界儿童》是怎么样的一种刊物呢?里头的世界,或许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观? 上个世纪50年代,儿童刊物雨后春笋般涌现,包括《小朋友》、《南洋儿童》、《小朋友画报》、《儿童乐园》等。而罗冠樵主编,香港出版的《儿童乐园》更是远销东南亚,成了香港及马新一代人的童年回忆。如果说1953年出版的《儿童乐园》,体现的是香港在地社会文化与儿童喜好,那么现今关注度相对少,似乎受遗忘的《世界儿童》,则是由新加坡世界出版社刊行,远销棉兰、雅加达、曼谷及马来亚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的本土儿童刊物了。 《世界儿童》1950年4月创刊,为新马战后首部中文儿童月刊,据创刊号首页告示,可知该刊原定1949年,于沪(上海)出版,却因“时局影响”(国共内战),唯有“延至今年始行付印”,虽然《世界儿童》从上海转至新加坡出版,然而内容早已编好,如中华民国时期,儿童节原定于4月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虽改作6月1日,不过《世界儿童》中,仍保持4月4日儿童节内容,据编者说明为“原版修改不易,故仍照旧”。 ◢第三期开始,本土味渐浓 或正因如此,在第一二期里,本土元素并不明显,只有〈南洋的鸟〉和〈南洋的水果〉图像介绍,但自第三期开始,也许为了迎合销售地,〈编后记〉就提出自本期起,将“增添南洋的历史,地理,风俗,人情,物产等类的常识,如‘马来亚树胶小史话’,及‘一棵树的自述’(按:谈榴莲树)”,往后几期也陆续新增一些相关内容,如〈槟城极乐寺纪游〉、〈可爱的太平湖〉、〈我是椰子〉、〈马来亚传说——剑鱼的故事〉、〈印尼民间故事〉等。简略视之,似乎《世界儿童》有趋向本土化的迹象,实际这些篇文相当稀少,有时整期内容唯有收录小朋友文稿的“读者园地”及〈印尼民间故事〉与南洋有联系(注:“读者园地”一栏,多收录马来亚地区小朋友文稿。第九期〈编辑室广播〉提及第一次“征文”收到稿件共计163封,“把本刊的读者数来讲……仅占读者人数的千分之一”,由此反推,当时每期销量可达16万3000份。)。 据李丽丹〈杨善才先生口述采访〉(杨为世界书局早年员工),提及当年除了出版的学校教科书较为本地化,其他刊物并未特意强调东南亚的本土意识,至于〈印尼民间故事〉相对自成一栏目,得以长期连载,可能与当时《世界儿童》编辑部设立在印尼,由旅居当地的南来文人编辑相关。 ◢图文有浓厚中华情结 回看《世界儿童》选文,蕴含不少中国元素,涵盖名人故事、历史故事、中国风俗节日、传统科技发明、民间故事神话等,或单篇或专栏,将中国风貌呈现小朋友眼前,怪不得香港资深出版人蓝真赞赏世界书局创办人周星衢“不遗余力地在南洋推广中华文化,希望远离故土的华人留下中华文化的根”。 因此,不难明白《世界儿童》图文会有浓厚中华情结了,如创刊号收录的〈航海家郑和〉,说到郑和巡游南洋,“那时的南洋,还没有开发,岛上都是野蛮的部落,当地土人很是野蛮”,在郑和的教导下,“土人没有吃的,他就给他们好东西吃;没有衣服穿,他就把中国带来的丝绸衣服给他们穿……并教他们许多中国礼貌……所以南洋群岛各地的土人,渐渐都开化了……”,因而该文认为郑和不只有开发南洋的功劳,更与欧洲“哥伦布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一样,“都是不朽的人物”。先不论上文所述是否正确,单看内容,编者明显带有华夷之分的大中华概念,处处渗透着中国开发建设南洋的念想,让这些“侨居”南洋的儿童,在阅读当儿,不自觉对“祖国”产生向往。 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祖国游记〉一栏,透过全彩双页图文,用“小芳”及其父亲两人视角,阐述中国大好山河的美丽风貌,标题“祖国”之名,将该刊立场显露无疑。第二期〈祖国游记之二——天堂苏州〉,就介绍苏州的饮食特色、苏绣玉器、当地名胜如北寺塔、玄妙观、留园、虎邱山,当中玄妙观一图说到:“玄妙观是不可不到的,它是苏州市民游玩休息的地方。里面货摊拥挤,人声喧闹,他们去时正有一个小型马戏团在开演,欣赏的人,正是不少”,简明扼要地显示一幅欣欣向荣,甚至有马戏团表演的游乐场形象。 虽然“祖国游记”专栏第九期更名为“中国游记”,但不意味要去中国化,摒弃中国本位的立场,观同刊于第九期的〈云儿的新年〉,说到“云儿今年六岁了,她是南洋出世的,可是人家问她‘你是那里人?’她说我是‘中国人’”,显现出强烈的身分认同感。 ◢刊物的政治倾向明显 且回看第七期的〈每月谈话〉,编辑以生日这个命题,从小朋友、亲戚、父母,一步步过渡到国家的生日。“小朋友们!你知道中国的生日是那一天吗?对于中国的生日又该怎样来庆贺呢?……有国才有家,热烈地庆祝国家的生日,是爱护自己国家的表现……任何国家的人民也都爱他们的祖国,中国人当然爱中国,这是应该的”,文末甚至叮嘱小朋友,在狂欢庆祝的当儿,也不要忘记努力学习,因为“有了真实的本领,将来才能替国家服务,使中国永远地富强”,透过上述记载,《世界儿童》的倾向不言而喻。何况世界书局当时还有香港内部公司,专门代为审查出版书籍是否有政治上的问题,是否符合新马需求,故“祖国游记”名称的更动,或与此相关也未可知。 ◢潜移默化教导道德观 “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基于这一理念,《世界儿童》在创刊号即鼓励孩子“多读书”,期刊除了中国元素的内容,还通过图像及简单的文字,向读者阐释国外的知识,如名人故事(〈邱吉尔与罗马颂〉、〈名人故事——伊索〉)、科学知识与新知(〈谁发明显微镜〉、〈飞机的过去和现在〉、〈科学小诊闻〉)、动植物常识(〈兽类的寿命〉、〈一粒核变成一棵树〉)、大自然现象(疟虫的自传)。并以〈小顽童画传〉、〈明儿日记〉、童话故事等,潜移默化地教导孩子道德观,期许他们能达成“儿童的责任”,也就是“在家要做个听话的好孩子”、“要有今天的事,今天做完的习惯”、“要有互助的精神”、“要富有同情心”。 《世界儿童》为新马战后的第一部华语儿童月刊,在南洋缺少儿童刊物的前提下,欣然举起培育孩子的旗帜,为他们介绍“国内外的消息”,虽然含有大量的中国元素,未能产生本土化现象,但里头介绍的南洋篇章,以及一些科学知识,对塑造孩童的科学新知与世界观无疑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中比照国外情况,提出建设“儿童俱乐部”、“儿童图书馆”的概念也颇具前瞻,无愧于“世界儿童”的名称了。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