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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

今年我常因口腔溃疡受苦,也就是人们说的ulcer。这不算什么大病,偏要折磨人。年轻时,我最爱说话,巴不得一日里把满肚子的话都倒给别人听。偏偏一遇这毛病,连开口都成了折磨,痛得像被人扼住了嗓子。如今倒好,性子静了下来,话也少了,发作时反倒不觉有多碍事。只是想想,这“不碍事”,怕也不是什么修养,而是棱角早已磨平,凡事都习惯忍着。 起初,我把病根归咎于“发热气”。这在马新一带,是稀松平常的毛病。究竟怎么来的,我也说不准,只知碰了煎炸油腻之物便会遭殃。奇怪的是,在南部那片土地时,少有发作;到了北方,却如期而病。当时暗自嘀咕,或许是水土不服。这里的口味,相对那里重得多,对我这副身子,倒像是难以调和。 算算,今年平均每月发作一次。最厉害的有两回:一回在新年,口腔里冒出两点白痕,饭也咽不下去;一回在5月,舌头两侧也各开了口子,山珍海味在前,依然动不得筷。那时我想起《目连救母》的故事——目连的母亲入口便是火炭;莫非我也那般罪孽深重,所以被折腾得七荤八素? 去看过几回医生,吃药便好,却总不过两三周又复发。后来查些资料,大抵说是压力太大、免疫力失调。我想想自己:每日5点半起身,洗漱后读书一小时,下楼上班。放工便吃饭,翻翻闲书,10点半睡觉,天天如是。这算不算“夕惕若厉”?若真如此,倒也有些可笑。 然而我这样的人,偏好在书里找依据,似乎生活总要凭借些什么才安稳。于是学了网上的偏方:随手翻开眼前的书,第一句就是解答。果然翻到《论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句话历朝历代的说法不少,有人说是修身次第的道理,有人说是安身立命的根柢,各有各的解析。我却偏偏只看重最后的“游于艺”。至于道也罢,德也罢,仁也罢,都顾不得。想到这里,我便跑到葛尼商场的某家书店,买了几本“读书人看不上的杂书”,心情舒坦了些,钱包却空了一截。病没好,反而添了个新窟窿。 溃疡里悟出的世道 后来又翻到《周易》:“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说得好听,是居安思危;说白了,就是提醒人,别等火烧上来才找水。我读到这里,忽然觉得,溃疡也正是如此——未发时潜伏着,一旦发作,便烧得彻底。若真要应对,怕也只能在“未济”之时下手为强。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于是我一见苗头,就急忙敷药,果然至今少有发作。 事后想想,这些举动实在滑稽,却也值得一记。如今这世道,少有人还会如此认真地替一个溃疡翻书,或拿小病当作劫数。可溃疡算什么?真正的病,大概还是日子,一点一点地把人磨钝,待回过神来,已不见血色——说穿了,不是什么长进,只是时世暗里操刀,把锐气削去,留下几枚钝角罢了。 难道这便是“大器晚成”么?一笑。
18小时前
换书活动最有趣的地方,不只是遇见新书的惊喜,还常常在意料之外,勾起旧日的记忆。这一次,我在书堆里,忽然瞥见两本书,心头猛地一颤——它们看起来实在太眼熟了。 封面微微泛旧,书脊有几道折痕,连内页翘起的弧度,都让我生出一种“似曾相识”的错觉。它们明明只是普通的旧书,却让我想起当年借出去、却始终没能回到我书架上的那几本。 我愣在那里,手悬在半空,迟迟没有翻开。要真是它们,那岂不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我眼前?但我随即想起,自己从不在书上留下记号,也没有落款或藏章。书一旦离开我的手,就彻底自由,去过谁的书架,经历过谁的日子,我根本无从得知。 于是,我只能在心里打转:它们,会不会就是我的旧书?抑或只是“长得相似”而已?理智告诉我,这种猜测没凭没据。可那股熟悉感,却像潮水般涌上来,让人无法轻易否认。  放手也是一种温柔 就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书的命运,其实和人的命运一样。所谓“拥有”,不过是暂时的保管。书被借走,有些会回来,有些不会;就像人与人的关系,有些能久伴左右,有些终将离散。强求不来,也无须追问,只能顺其自然。 更何况,连我自己都记不清当年借书的场景,想必借书的人也早已忘了。书没还,我也不好意思催,最后只能在心里轻叹一句:算了,缘分到了,自会重逢。或许借书人真的忘了,或许看完后收了多年,最后干脆一并捐出来了。 如今在换书会上遇见这两本“熟悉的陌生书”,不管它们是否真的是我的,我却仿佛重新拾起了一段旧时光。或许这才是换书的妙处吧。书在流转,人也在流转。我们谁都无法为一本书画上永久的界限。它曾经属于我,如今属于别人,将来还会被另一双手带走。它在一次次的传递中留下新的折痕与注解,就像时间在我们身上留下的印记。 最后,我还是没有把那两本书带走。不是不舍,而是明白:既然它们已经走过一段旅程,又何必急着把它们拉回?有些东西,一旦放出去,就要允许它继续自由。书也好,缘分也罢,都是如此。 走开的时候,我心里泛起一股淡淡的释然。曾经的遗憾,也许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流转的美。我们无法永远拥有一本书,但在重逢的瞬间,能体会到一种“似曾相识”,也算是再续前缘了。
2星期前
连续在【星云】版读到几篇关于榴梿的文章,不禁令我有所感触,因为吾师唐承庆先生曾经出版过一部专谈榴梿的论述。 专谈榴梿的书,的确不多见,尤其中文方面的,更如凤毛麟角。所以老师文本《榴梿诗话》出版之后,成为我争读之作。也属巧遇,我和文友们的合著《我们的歌》也在香港艺美同年面世。唐老师的《榴梿诗话》出版于1961年,也由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出版。 《榴梿诗话》薄薄的一本仅有63页,若要与今天动辄三四百页的著作权衡,真个天差地别,难以定调。但在当时,百页以内的作品不在少数,时代风气使然吧﹗ 唐老师崇尚“我手写我口”黄公度浅白易懂的五言诗,本身也善于五言诗创作,而且能够“出口成诗”。记得有一回,有位日本柔道武术家到学校推广柔道,说得天花乱坠,口沫横飞,什么一个妙龄懂得柔道少女足以轻易扳倒几个壮汉,柔道最适宜妙龄女子防身云云……。说得不只男生怦然心动,连女学生也痴迷入醉,忘记了唐老师还有一堂课。等到我们回到教室,见到黑板上留下一首五言诗。诗云: 弃文而就武,不知师心苦; 儒林传一序,明日再来补。 (当天正好教到〈儒林传序〉一文) 当年掌校的是广为人知虚怀致祥的陈致超校长,据悉陈校长与唐老师属旧识,招聘唐老师到校教授华文乃理所当然、顺应所需。记得开学当天,陈校长请唐老师上台演讲,只见唐老师神情淡定,炯炯有光的眼睛横扫一下台下的学子,开腔说: “我从繁荣而带点浮华风气的新加坡,来到这个宁静朴素的小镇江沙,心情也从激烈的跳动恢复了安详平和。从学生服装白衣黑裤和白衣黑裙看来,小地方也凡事黑白分明,毫不含糊﹗” 唐老师的演讲声音宏亮,内容也掷地有声,非常吸引台下的我们。 讲声落下,掌声立刻“啪啪”响起。我还记得,那掌声悠扬闲适,仿佛今天依然回荡在我心窝,袅袅不去! 那年我升读高二,刚好唐承庆导师成为高二班华文导师,让我于第一时间有机会受教于承庆师。我猜测,唐老师年龄莫约四十出头,国字脸,嘴唇边长着一颗黑痣,整个脸颊型态具备威慑力。 唐老师讲课,抓住课本从容不迫,缓缓演绎,从不翻书后的注释。可见唐老师的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书中答案早已镂刻心扉。 唐老师的书斋,叫随斋。关于随斋,也有个故事,值得一提。 根据唐老师自己的说法,早年他壮志凌云、心怀大志,所以书斋取名“三立斋”。三立者︰立德、立言、立行也。可惜后来年纪渐长,感觉一事无成,所以把“三立斋”改为“三不立斋”。又过去几年,认为“三不立斋”仍然坠入“三立”的构想,念念不忘原意,随后又把“三不立斋”改为“随斋”。 看来唐老师费尽心思,将书斋一再改名,确是有一番人生沧桑的回忆与感受。唐老师原是台湾驻新加坡大使的特派秘书,后因联合国转向承认中国大陆,唐老师失却了秘书一职,唯有改任教职。所以被陈校长招聘到崇华母校,同时也促成了我们难得的师生缘。 随着唐老师来到崇华母校执教,他的大公子唐中也转学到崇华就读,所以我们成了同窗。崇华中学毕业后,我因经济关系无法深造,进入园丘当督工,一呆消耗尽是25个春秋岁月,山岚云海,一飘而过。 那次火锅成了最后一面 回忆唐老师,真是无尽的思念,一缕一篇,都是长长的缅怀。 再提唐老师的五言诗。他出入随意,出口皆文章,举手尽诗意,完全是黄公度的追寻者。 就因为随斋关系,唐老师又被称为“随斋诗人”。举个实例,就像他在教室等待我们太久而闷然而去,也会用五言诗表达,足见他在这方面的随意潇洒,唾手可得。 《榴梿诗话》原文,连载于60年代的《南方晚报》的〈晚园版副刊〉。《南方晚报》虽是当时唯一的一份晚报,销售却也极其有限。所以,当时读过《榴梿诗话》原文的人可能不多。可经营晚报的出版人在编排方面却毫不含糊。 也即是说,《晚报》的编排十分讲究,非常精美,唐老师连载的《榴梿诗话》自然更不例外,除了绘制一幅版头画,另外还加了一个框图,看去十分炫眼。可见编者对唐老师的作品另眼相看,更因为与品质有关。当时我有一位同学订阅晚报,我几乎每晚出入他的家,为的是不想错过唐老师在该报连载的《榴梿诗话》刊载。 《诗话》连载结束不久,香港艺美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本《榴梿诗话》,原来这本就是在《南方晚报·晚园》刊出的《榴梿诗话》,书市上架我就马上采购了,以免向隅。 唐老师的大公子唐中,崇华毕业后到台湾深造,我因家境拮据,独靠家母执胶刀维持,没萌发升学的梦想。所以高中后离校,就拿起割胶刀回到绿色树林里“切切切”割取胶乳液,讨取三餐温饱。不久获得机会,陟升为一名督工,有机会对胶工指指点点,纠正他们的错误。 回说唐老师的《榴梿诗话》。能够把有关榴梿的诗词搜索收录成书,的确不简单,而且也很耗时间;但是,唐老师实现了。可惜的是,唐老师只重视旧体诗,对有关榴梿的新诗,一概不录。新诗一不仄韵,二不讲对仗,三不讲音律,在唐老师的眼里,完全不被看待为诗的。 其实,这和多次与唐老师对话时,老师对新诗所持的态度,我心中就有了答案;唯我们师生的情缘,并未因此而疏远;对唐老师的谆谆教诲、意犹未尽,这令我始终难以忘怀。尤其是老师所著的《榴梿诗话》,展读回味时而有之,更觉得《诗话》对榴梿的陈述,非一般普通作者所能详尽。 自陈致超校长退休之后,唐老师也告别崇华母校,回返新加坡养老,我们的师生缘暂时告别。直到有一天,我不经意间想起“随斋”的往事,唐老师所著的《诗话》涌入脑际,就直接写了一篇回忆唐师的文章,在《南洋商报·商余》副刊发表。陈校长读到,把报章剪寄给唐老师,我和唐老师于是又恢复了联系。 感激陈校长的热忱,让我和唐老师用文字恢复了师生缘。原来唐老师退休之后回到新加坡,并没有停歇手中笔,以金礼生笔名写专栏,每天一篇千字,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时事短论。后来还将这些论述收集出版,书名为《金礼生文集》和《金礼生二集》。 这期间,唐老师在新、台之间时有往返,因为唐中在台湾的清廉署任职。1980年我出席亚洲作家大会,唐老师刚巧也在台北,我们便相约在唐中家里吃火锅,想不到,那次竟然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缘聚。因为不久唐老师的健康出现了问题,进了老人院。 继《榴梿诗话》之后,《金礼生文集》已成为唐老师的遗作。
2星期前
换书活动的会场里,在一堆旧书中,我的目光停在一本封面朴素的《修行日记》上。它没有鲜艳的色彩,也没有名家大作的气势,只是安静地躺在那里,像在等待一个懂得的人来翻开。 我随手拿起它,翻了几页。书里是几位作者的修行札记,字里行间记录着修行的点滴。纸张还带着新书的气息,几乎没有被翻阅过的痕迹,让我暗暗好奇:是谁如此舍得,将它捐出?那一刻,我心里微微一动,仿佛听见书在向我招手。但犹豫之间,我还是把它放回原处,心想:等等吧,或许还有更合适的书。 然而转身之后,无论我翻到怎样的书,那本《修行日记》的影子始终在脑海里浮现,像一粒石子投入湖心,涟漪久久不散。我终于忍不住回头去找,却发现它已经消失,被别人先一步拿走了。 我在原地徘徊了半个小时,假装继续翻书,心里却默默祈盼:也许那位拿走的人只是暂时好奇,翻几页后又会放回。到时候,我便能顺理成章地把它带走。但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书摊的书换了一摞又一摞,那本《修行日记》却始终没有再出现。 一念之间的领悟 失落之余,我忽然想到:也许这就是一个提醒——修行要及时。犹豫和拖延,往往让人错过机缘。那本书或许并不是我要修行的开始,而是来告诉我,机缘的把握就在当下。正如生活中许多机会,我们常常因为“再看看”“以后吧”,而与之擦肩而过,最后留下的只是追悔。 可转念一想,错过本身,何尝不是修行?若注定无缘,再多的不舍,也只能学会放下。修行并不仅仅是读一本书、写一段心得,而是学会在得失之间安放自己。当我站在会场,看着那本书曾经停留的位置,心里涌起的失落、等待与释然,本身就是一段修行。 人生就是不断的遇见与错过。书如此,人亦如此。我们遇见一些人,也会错过一些人;收获一些故事,也会遗落一些片段。无法强求,也不必执念。重要的,是在当下真切地翻阅、真切地感受。 回家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仍回荡着:修行要及时。或者,是我还没到修行的时候,所以,那本书,随着它的缘分,走进了另一个人的手里。 我离开换书会场时,没能带走那本《修行日记》,却带回了一种心境:修行并不遥远,它不在未来,也不在别处,就在当下的一念之间。
2星期前
我毎日坐在后厅玻璃台的一端,阅读和写文章,不论是日还是夜,我都愿意坐上一整天,因有强烈的兴致所至,才如此投入。 除了干些家务与农作,我才愿离开桌面。前厅后厅各有一扇门,累了,可以通过前厅的门遥望屋外的果园,乐见翠绿色的香蕉树收入眼里,蕉叶随风摇曳多姿,我来个深呼吸,感觉疲惫消失了,捧起书来精神多了。 屋外的果园是我栽植蔬菜与果树的乐土,我善用毎一寸土地,栽植多种水果,从家里接出水管,田里的蔬菜水果靠它浇灌,才能长出绿叶青枝。 后厅两面一边是书橱,一边是书架,桌子中间触手可及的是书本、杂志、剪报等。渴了,泡一小壺普洱靓茶品茗ー番,毎日每夜,总是坐在固定的座位,既可以斜靠着墙壁,又可以望出去果园,堪称好磁场。 我和丈夫都有买书与藏书的嗜好,尤其丈夫,酷爱读书。数十年来,后厅是我与丈夫两口子的小天地,丈夫毎日坐在电脑前忙于写新闻稿件、忙于设计报馆广告,我有时从旁协助,倒也自在。但好景不常,丈夫在去年尾离世后,剩下我孤零零一个,一桌一椅、一堆读不完的杂书,我经历了多少个昏暗的日夜,经历人生中最久的隐居生活,我大约有半年足不出戸,以前坐月子顶多隐居三十多天,但有丈夫呵护,再苦也甘之如饴。自隐居后,深知尽头一无所有,唯独看破红尘,那又何必害怕命中注定的事呢? 莎士比亚说:“世界是个舞台,人生是一幕戏。”我对这两句话实在的感叹!人,活在舞台上,就看如何去表演;戏,如何圆满落幕,应该靠演技与际遇,这是我深思后的看法。 后厅摆着一架电动缝纫机,30年前,它是我赚取生活费的工具。当年缝纫是我首要兴趣,收入及打发日子则另当别论。 工作台上,扭开音乐取乐,可令人精神抖擞。在这个非常时刻,音乐绕耳,还是贝多芬的交响乐最迷人,真要感谢历史上最有创作才华的作曲家贝多芬。 三十年后重拾笔杆梦 1970年,我爱上写文章,当年我小学刚毕业,便无缘读中学,从此在胶林混日子。每天割胶回来打理完家务,我便练习写文章,那个年代,物资缺乏、落后,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流供应,每到夜晚,客厅点燃大光灯,房间的油灯特别昏暗,我每晚在昏暗的房间爬格子,至少到深夜。我常提醒自己,像我一个失学的人应该发奋图强去自学,但当年,我连想拥有一本杂书的念头都是奢求。书籍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对自学的人很重要,实不可无。其实,我的文章都是描写身边的芝麻小事,可能孤陋寡闻,文笔太拙,寄去的无数文章都不获发表,我不免自惭形秽,但兴趣与执念没有使我知难而退,即使像是一个被遗弃的人,我还是坚持写好自己的文章。我认同“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勇气,不断挑战失败,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的文章被编辑先生看中了,陆续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版。记得当年我那篇割胶生涯的文章发表后,还引起一位文坛高手跟我打笔仗。 屈指一算,我曾经停笔长达三十多年,衰在没有恒心,堂而皇之以忙碌为理由,彻底丢尽写文章的兴趣,却不觉惭愧。最近几年,我在创作路上重新提起笔杆,如是抓住好题材,我大有破釜沉舟的决心,虽然文笔太拙,却有反映社会的一角,有其意义与认识价值,符合《民生报》的条件需求。因此,所有寄去《民生报》的报导都得到发表,使我得尝所愿,乐得在写文章的道路上继续向前奋斗。
3星期前
这张椭圆长形云石桌置于饭厅以来,就注定要兼当我的工作台。用餐通常只占用右半边桌面,左边的空间成为我二十多年来的住家“办事处”。 我坐在面向内墙壁的椅子,椅面木框围着的是冰凉的云石,即使没冷气,久坐也不觉得热。工作台上,当然要摆放处理事务需要用到的东西,尤其是文具。四方笔筒里圆珠笔黑、蓝、红各一支,还有2B铅笔、短尺、麦克笔、涂改液。透明的小碟子中,则装有橡皮擦、曲别针、铅笔刨等。长方形的硬纸盒内有小笔记本和眼镜盒,而花盆型小木夹供竖起备忘录,提醒待办事项。桌上还放着每天晚上要写的日记本及一两本随时可以翻阅的书籍。一个盛满白开水的杯子是不可少的,投入劳作不忘润喉解渴。近来桌面还添加了一小罐自烤的坚果,偶尔可取几颗咀嚼提神。 工作台这空间是我在家时呆蛮长时间的地方,不管白天黑夜。还在职场时,这里主要是我批改作文或试卷以及处理校务的地方。接近政府大考时,几个及格边缘的学生就会被请来这里坐坐,恶补学习上的不足。去年退休后,以上工作都没了,此处瞬间变成笔耕的好地方。有年龄的人都爱怀旧忆往,如今终于有闲情在草稿纸上诉衷情。完成手写初稿后,再打入电脑,之后再反复重阅修改。若想分享的篇章获得副刊编辑的共鸣,那完稿的快乐就翻倍啦!我偶尔也会参与一些线上课程。时间到,手提电脑放上台面,接好电线,备好笔记本,那又是另一个愉悦的学习时光。 岁月静好的小天地 有时,这个工作台要兼裁缝的细活儿。家人的衣物若有破损,我就坐在原处,或缝纽扣,或剪出裂口大小的布块,再拿去缝纫机车。近日,我还为外甥女的小宝贝缝制了小抱枕与抱枕套。只要把桌上的物品稍推开一边,就可腾出空间,摊开布匹,开始测量与裁剪工作。在这老地方劳作已成为日常习惯,整理文件、填写资料、回复手机信息、阅读书刊或电子报、做笔记等,就此一处,不做他想。 一日将尽,临睡前,我打开日记本,向它报告当天生活的点滴与思绪。倚靠椅背,稍抬头,就可看到木橱上与工作台相伴多年的盐晶灯。它散发出柔和的橘黄色光晕,打造平静舒适的氛围。旁边一瓶摘自庭院的万年青,生气勃勃,增添了讨喜的绿意。视线移至正对面壁上的一幅水墨画,好友相赠的画作与题字,呼应了这个空间的意境——岁月静好。
4星期前
与女友双双远调沙巴,预感几年内必会另调他方,所以没有为出租屋添置太多家具,但求齐全,不求铺张。书桌只购入一张,用马来西亚华语来说,就是“公私用就好”。这样的安排其实另有更深层的心理暗示——此乃暂居之地,不宜久留,我们迟早调回家乡。 书桌面积不大,也不重,两个客工即能轻轻松松搬上二楼的出租屋,再跟着我的指示,将之置在前房较高的平台。女友精心挑选配色,让浅灰的书桌与地板木纹相融一体,和谐悦目。虽言不过暂时的人生过渡,类似战时仓促迁徙的临时司令部,唯在室内设计这环节,女友自有其坚守的生活美学。 书桌上的漂泊时光 略显局促的书桌其实不利书写。女友一整排的亚克力彩笔占据过半空间,以致电脑屏幕无法完全打开,打字的双肘悬在半空。手写初稿时,每次行文到下半部分,纸张总会微微翘起。书桌交替着用,轮到女友绘画,则需要搬走我的手提电脑、记事本、草稿与零零落落的几本书。身在异乡,没有书架,所以无论是珍贵的签名本,还是图书馆借来的旧书,都只好随意叠在桌上,因应需求而移位,然后每3个月就要随我回乡,换走一批。 “公私用”的书桌,永远处在混乱多变,随时撤走的“战斗状态”,近似我们这些年不停迁徙,不停适应异地的生命历程。桌面残留的颜料像是时间走过的痕迹,一个刻度一个刻度记录着沙巴的日与夜。忽而走远,权宜之计已经不小心延长成不见尽头的异乡生活。 不工作的周末,动笔书写前,都会花上数分钟静默凝望窗外——晨曦和煦,树影摇曳,蓝天浅浅,绿草芊芊——接着,便从那张专属于我的老家书桌开始,连点成线,回顾这些年曾经错身的书桌与房间,傍着各地窗景,写过的作品与读过的书。 终有一天(其实无非几年之内),我们也会离开,不确定未来会否想念,像一个退岗将军活在往昔的峥嵘岁月。但是,如果怀旧情怀尚有余额,值得回望的,也许是这张书桌对两种生活内容的兼容。一如俩人挤挨同一屋檐下,相互陪伴的背面即是抵牾与纷争。是为爱情实相与同居常态,我与女友提早实习着尊重与妥协。
1月前
读过古典书籍的文人,多半喜欢为书斋起个名字。这些斋号,或标榜志趣,或寄托抱负,或聊作陶冶,全凭主人一念。在马来西亚,我所知道的,就有萧遥天先生的“姜园”、王宓文先生的“惕斋”、管震民先生的“绿天庐”,既风雅又顺耳。 像我这种读过几页书的人,也免不得附庸风雅一番。似乎不如此,便难在爱读主义、谈玄论理的圈子里显得与众不同。于是翻检古籍,觅得一个顺眼的词,便给自家安上“夕惕斋”之名。这句话出自《周易》:“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作“夕惕若,厉无咎”,大意差别不大,不过是时时自警,勤而又谨罢了。 恰好我身边有几位喜好篆刻与挥毫的朋友,其中一位我称作易学长,闲来便替人刻章题字。几年前,他还在新山的时候,为我刻了一方“天南夕惕斋”的印。天南,自然是新山。我其实不太喜别人口中的“边城”二字,总觉得不够文雅,又带几分自贬意味,便自作主张改了称呼。后来北上槟城,大概是怕弄丢了这方印,也就没带上来。 怪念头省钱不成 然而人生免不了诸多不如意,我也不例外。离家北上时,心里总压着一块古人所谓的“块垒”,久不能散。于是兴起怪念,便把“夕惕斋”改作“莒斋”,提醒自己“勿忘在莒”,记得为何来、为何去。其后写文章,有时署名“庇能莒斋”,有时署名“吉礁莒斋”,全看人在哪儿。如此一来,“夕惕斋”便算是过去了。 不久前,骆兄回槟,约我吃饭。我称他师兄,那是因为天狼星诗社的交情。骆兄文笔不俗,书法亦佳,性情爽朗,谈吐间常带几分风趣,又透着冷面笑匠的味道。去年我出版《夕惕斋诗稿》,扉页题字便是他的手笔。骆兄说,那是临黄庭坚的字,笔势清劲沉着。我这外行,虽不识笔法之精微,却也看得出那几个字落笔有骨,收放自如。 见面的那天晚上,他大包小包而来,不仅送了我好几本管震民先生的诗集,还从袋里取出两幅“夕惕斋”。我爱不释手,回到大伯公街便收得好好的,打算哪日装裱挂在书房。然而人一奇怪,便连想法都怪了。看着那两幅字,我忽又起了用回“夕惕斋”的念头。原因有二:其一,字实在好;其二,更实际的,是省钱。怎么说呢?用回“夕惕斋”,既不用另刻印章,也不用再求人题字,能省下不少。至于什么“勿忘在莒”与“不忘初心”,就让它们随风去吧。若一定要文雅地解释,那便是——莒斋,太戾气了。 于是,世上又多了“庇能夕惕斋”、“吉礁夕惕斋”这样的署名。至于它能延续多久,还得看我哪天又起了别的怪念头。当然,“预先”省下来的那点钱,终究还是花了——在岛读书店买了朱正先生的《鲁迅百图》,又顺手带走了李欧梵先生的《铁屋中的呐喊》。回到住处,心里盘算着:这一趟,不亏。只是想着想着,又觉得像是省了钱,却又什么都没省下来似的——究竟是钱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
1月前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那一年是豆瓣年度图书的第一名。作者胡安焉做过很多零工,多年在互联网论坛笔耕不辍,这次争取到了全职写作的机会。我见过他两次,是位内敛诚挚的写作者。 “素人写作”这个词越来越深入人心,编辑、读者、媒体都津津乐道。上网搜搜,原来已经有论文研究了。 这里的素人,就是把写作当成副业的作者,平日还有正式职业。近10年来,网上出现了大量非虚构写作平台给素人发表作品的机会。再回溯到2012年,美国作家彼得·海斯勒写中国生活的《江城》出版,一下子让非虚构深入人心。 那么外来的非虚构和特别本土化的报告文学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新鲜,一个老土,两者的区别可能也没那么清楚。总而言之,非虚构刺激了记者们的创作热情,也让很多素人有机会实现自己的写作梦。 我刷小红书就常常看到大家分享经验。投稿获选必然高兴,退稿信里哪怕有三两句交流也深受鼓舞。杳无音讯最煎熬,就像小船开进大海,周围全是未知。 体力劳动者的精神书写 众多素人中,体力劳动者的作品好像特别容易激发读者的兴趣。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成为现象级作品,那一年是豆瓣年度图书的第一名。作者胡安焉做过很多零工,多年在互联网论坛笔耕不辍,这次争取到了全职写作的机会。我见过他两次,是位内敛诚挚的写作者。 这本书的巨大成功,甚至影响了编辑们的起名思路。短时间内出现了若干类似书名:某某人+某某地方+某某工作。这种起名方针其实早就出现了,但没那么惹眼。 同一年《我的母亲做保洁》出版。2024年有《我在上海开出租》《我在岛屿读书》,后者是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们的旅行真人秀,让人瞬间想到那一系列《他们在岛屿写作》。2025年最新一本《我在乡村做书店》,是南京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的自述。 就体力劳动者写作而言,陈年喜和王计兵两位诗人分别以矿工和外卖员闻名。 因为一篇自述〈我是范雨素〉为大众所知的育儿嫂范雨素,与体力劳动者们组成的北京“皮村文学小组”定期交流切磋。她也出版了自己的小说。 一两本书出现可能是孤立事件,一批书涌现就有些普遍的道理。读者们大概非常希望了解别人的生命历程,非虚构又比小说来得直白,更易于理解。庶民的生活历程,更能激起普通人共鸣。 他们既陌生又熟悉。比如经常见到一样的快递员,也许哪天会点点头,说不定哪天他离职或者调走了,就再也不相见了。你也想不到,他会把你写进书里。 更多文章: 【书市小耳朵】低薪、高压、升迁难:台湾出版业的结构性疲乏 【书市小耳朵】独立书店办书市:感性读书 理性祭改
1月前
3月前
与其让孩子当个手机低头族,是否宁可让他看看妖怪呢? 我跟孩子追看日本漫画改编动漫《胆大党》,喜欢他们新颖的敍事手法,而且青春、爱情、冒险、超能力、咒术、外星人、妖怪、怨魂……既热闹又紧凑,两个月前在电影院上映先发电影续集《胆大党:邪眼》,当然不会错过,最近也在串流平台上播放新一季了。 故事中没有朋友的宅男高仓健爱看神秘杂志、相信UFO、不相信鬼魂,女主角绫濑桃则相信鬼魂、不相信UFO,结果两人遭遇一连串登场的外星人和怨灵,在最新一季中,还出现UMA“蒙古死亡蠕虫”。 看完电影后,回家赶紧查手上的《UMA大百科》,果然有蒙古死亡蠕虫!(按:在封面右下角。) 过去水木茂漫画《鬼太郎》、梦枕獏小说《阴阳师》等大量作品皆从日本妖怪传说取材,现在则开始引用都市传说(urban legend)了。 UMA即“无法辨识的神秘动物”(Unidenfied Mysterious Animal)简称,不像西方人出版这些神秘事件的书给大人看,日本是出版给小孩和大人都有,这并非新鲜事,三十多年前就在本地图书馆借阅过这类书籍的中译本,可是一路着迷到长大。 原出版者是专门以学习为取向的老字号“学研教育出版社”(Gakken),在日本的书店可看见他们铺天盖地的出版品,比如针对各年级的《一年の科学》、《学研の科学》……内容配合课本,每本皆附有可动手操作的实验。当孩子们变成大人后,又有给成人的《大人の科学》,数年前我在吉隆坡纪伊国屋书店看见,几乎买了全部,回家动手制作,延续少年时代的求知热情。 日本的教育书籍图文并茂,尤其注重图解,我要强调的是有效的图解,真正可以引发学习热情的图解,而不像有些书充满没用途的图画。他们的出版范围包括所有学科:科学、历史、地理、文字,甚至包括妖怪、传说、鬼故事这些华人视为不正经的知识,但有谁会对鬼故事没兴趣呢?最近看到有学校图书馆要求捐书,但谢绝鬼怪书籍,我觉得好可惜,看书的热情要从小建立,不然就是把他们推向手机族了。 难得看到中文版再度出版,这一系列“学研神秘百科”中译本有《UFO&宇宙人大百科》、《失落文明大百科》、《超常现象大百科》、《世界妖怪大百科》等等,我跟孩子都看得爱不释手,还看了不止一遍。与其让孩子当个手机低头族,是否宁可让他看看妖怪呢? 更多文章: 张草 / 神隐 魔神仔 矮黑人 张草 / 小众宗教等于邪教吗?
4月前
Slowly but surely,忘了在哪里发现这句话。这句话适用于很多的事情,但编辑大概需要用这句话,不断提醒自己,焦虑只是过程的一部分,需要慢慢提炼成完善的结果。因为从谈好出版合约上的细节,拿到作者的稿件,再一次又一次的校对,一些词汇还需要和作者再三确认,需要等待设计师的设计稿,等待作者和设计师的回复,这段时间偶尔都会感到焦虑。 都在做书,大家想要的是什么呢?突然就有个想法从脑中闪过。与其说都不要,不如说都想要。想要时间慢一点,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再好好看一次文本。想要衍生更多的想法,让排版可以更有创意。想要自己放慢一点,和人对谈或讨论都能更为从容,大家都觉得舒服。很多人都说排版和校对,尤其是校对,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件小事。但小事要做好,也需要时间和耐心。 校对单靠一双眼睛是不够的 编辑还是喜欢注意文字,却也不得不注意文字。(不是)偶尔会有些有趣的发现,像是打“pdf”的拼音输入法的时候,自己的键盘出现的第一个竟是“破地方”。(但每个人的键盘第一个出现的词汇可能都不一样)同时,编辑长期积累而成的“职业病”是,会时刻在意自己的用词和写法。那时朋友询问,编辑是否能校对与排版同时进行,我坚定地回答可以,因为之前一直都是做这样的工作。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可以,但一本书的校对单靠一双眼睛是不够的,它不只是单篇文章,也不只是一个短文。它需要二至三个人的眼睛去看,因为一个人即使重复看了好多次,依然会看不到别人所看到的问题,但我个人觉得这不是校对员的不专业。而是每个人对每个细节的敏锐度截然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合作”与“交换建议”。 校对时,脑中偶尔会浮现一句话:遗忘和遗漏是一样的吗?常常会为了确认门是否锁上,所以再三检查,但这不是一种遗忘,而是遗漏。因为其实你知道你已经锁上了,你只是为了确认,担心遗漏,才会有再三检查的举动。我觉得校对也是一样的。因为相比起遗忘,遗漏是人更常犯的错误。但是排版和校对,我觉得有个小细节,还是不同的。版排好后,应该就是一种定型,如果有改动,也不会改太多,因为“型”已经出来了。然而,校对的时候,还是会有所谓的“变”,那个“变”可以是“人为”的。因为遗漏、粗心、看不到错误,所以错误就出现。虽然开玩笑说怎么错误都好像魔法一样,突然看不见,却又突然出现。 一开始排版使用的是文字框,是后来才使用格点。我觉得这和如何看待事情、看待他人与自己是有关联的,人要都尝试,都愿意去尝试后,才能真正地试出哪一种方式比较适合,不能立刻就下判断。排版时,会留意行与行之间的空隙、标点符号需要置中、10号的字体会不会太小。有些时候字与字的过于靠近,是需要更细致和更多时间才能看到的,之后再去调整。做表格的时候,往往会觉得自己制作得还不够美观,于是会再看看是配色还是其他问题。 开始相信只要不断地尝试,在尝试的时候大量地吸收,久而久之变得上手时,才能确保一切比较准确,也不致于会对工作伙伴造成太多的困扰。反复的练习与记忆的流失好像是一种冲突或互补。但只有反复的练习,手指的记忆才会回来,习惯之所以能成为习惯,也是反复的练习造成的。有趣的是,可以从作者的喜好或是建议,发现其他的东西。就好像最近和一位作者沟通,作者问说能不能将词组排在同一行,不要“掉下去”(掉去下一行)。他说日本书籍的排版就有这样的美感。那时候觉得新奇,也觉得如果有时间,好像也该去研究看看怎么操作,因为这就是帮助排版变得更为正规和好看的事情。 我觉得经验会成为助力。但经验偶尔也会出错,新手编辑也能看出更多不同的错误。“疏忽”在做书的时候,好像就是个大忌,但我更希望这个大忌也可以成为经验,让人下一次更懂得独立善后、更懂得细心,或许也更懂得如何解决问题。像是让我疑惑好久的某个排版细节,明明记得我操作过的,不过一阵子,就能将那套操作方式找了回来。
4月前
我是B40群体中的其中一员,除了买书,我在花钱中相当的节制。因此老板曾经取笑我说:“除了书店,没人能够赚你的钱。”是的,我是爱阅读,只不过我的阅读方向基本上都集中在马华文学、中外历史与地方史。自从下载了腾讯旗下的阅读程式“微信读书”后,我更少购买喜爱的中外历史了,因为微信读书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中国社科研究院、后浪出版社、理想国等出版社的电子书。而我用了微信读书多年,已经累积了许多资源。 因此每次看中一本书时,我都会先翻查一下,我的微信读书里头有没有这本书,如果有就不会买。虽然微信读书有推出收费会员制度,我却从来没在微信读书身上花过一分钱,都是透过活动获得书籍,无形中为我节省了大量的金钱。 但因为微信读书是中国的程式,因此所提供的资源几乎都以中国的为主。马来西亚的出版物除了少部分文学小说,其他诸如地方史志因市场受众原因,根本不可能在微信读书上架,也因此每当我看到有地方史的出版,我便会不假思索不问价钱就买下。我平常不会乱花钱,但在地方史的面前却毫无抵抗力。 第一时间向作者预购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难得有人愿意花时间和精神,把许多掩埋在历史长河中的宝贵资料给挖掘出来。就这份精神,值得我不假思索把他们的著作给买下。买其他的书籍我会左思右想,但购买地方史书籍却想都不用想。 除了书店,脸书也是一个购买此种类书籍的天堂。其实很多地方史并没在本地书店上架,都是作者自己在脸书宣传。因作者是我的网友关系,所以当我看到他们在脸书宣传时,就算还没出版,我都会向作者预购,例如雷子健的《地名采风录》、舒庆祥的《新旧对照新山故事》、洪祖秋的笨珍系列、王亮杰的《追忆九州》都是书还没出版就已经向作者预购。 而《霹雳地方掌故》一书更是难能可贵,因为作者朱宗贤老师早在前几年就去世,这本书是他的学生把他在各大报章的专栏收集并重新整理而成,如此一本有情有义的书籍,怎能不支持呢? 除了地方史,能够让我不假思索买下的书籍其实并不多。就文学书籍而言,就只有陈政欣的武吉系列4本、以及海凡的马共书写,还有就是有人重新整理出版的梁放文集《腊月斜阳》。而我最疯狂的莫过于千方百计托人在新加坡的文友,帮我在新加坡青年书局买再版的林参天两本小说集《浓烟》和《热瘴》。这两本书都是新币20元,折合马币则要价120令吉。 林参天的《浓烟》与《热瘴》是姐妹篇,分别成书于1935年和1937年,《浓烟》更是马华文坛史上第一本长篇小说。这两本书的文学价值与艺术造诣可能不算高,但历史感满满。阅读当代小说,对历史爱好者来说最大的乐趣在于能够见识当时的政经文教与社会风貌。虽然没能亲历,但总算能在文字中得到满足。抠门如我,面对有历史价值的书籍,一样毫无抵抗之力。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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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