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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文学意见.聆听童伟格】早熟的见证：试论文学写作的可能意义/ 卢姵伊（讲座记录）

2025年6月16日，台湾小说家童伟格在马来亚大学文学院The Cube举行了一场文学讲座。联合主办者为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台湾光点计画与马大中文系。本文为讲座整理记录。小说往往以时过境迁的另一个语境，反向收纳叙事治疗诸多繁琐历程，直抵它的“被选中的读者”：当我们能看懂虚构人物是如何在说他们的故事的，也许，我们会有机会看清楚关于自己的生命故事。……文学并非总是“为我”，如此阅读，总难免让诠释单薄。然而，当时所特定文学作品，对特定读者的即身性，确实可能，一种将苦痛指向虚构角色之内在诉说，再将苦痛借由情节配置以渐渐外化，从而使角色（包法利夫人、杭柏特先生、霍顿、等等等等）在如此残缺，自我伤害与伤害他人后，仍然得以在一切经验过后，以他作为“人”的质素，而得以为另一人（读者）同感、怜悯或珍重的此种小说可能的基本核心关切，它索求感受的，或想以黏合复生的全副身躯悍然护卫的，诚然，并非乐园里的孩童。——童伟格，〈如果你真的要听〉，《童话故事》小说家童伟格站在讲台前，手握稿纸却鲜少翻阅，直到最后放缓语速，看了看纸上的内容，再次重申：“当其他认知方式都尚不可能的时候，文学写作就成了一种早熟的、至关重要的见证真实的形式。”总结文学见证的可能与困难，童伟格带我们认识一众诗人和哲人留下思索印记，环环相扣，立下摇撼心神的标题回收。以“早熟的见证：试论文学写作的可能意义”为题，童伟格首先分享自己近年对文学美学与伦理的思考缘由。和小说家胡淑雯共同编辑台湾白色恐怖文学选集的经验，引至反思大学时期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这种文学理论侧重文学美学形式，将作品跟作者个人分开，为当时的文学读者、作者赋予新眼镜，也提供表现内容的自由。然而这一强调文学技术演练，让无论议题大小的内容平等的理念，将在书写重大的生命课题之际遭遇严峻考验。书写或阅读文学，我们如何记忆受难与暴行？ 1992年台湾通过废除内乱罪（刑法第一百条）后，大量涌现政治受难相关的作品。查阅过程中，尤其面对以真实经验为写作基础的散文，童伟格形容阅读过程像眼球遭到焚烧的感觉。完成评选后，他的心中仍有问题高悬：当初带来启发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分析似乎无效了，对于真实发生的受难记忆，我们应该如何赋予文学评价？｜文学是野蛮的，也是必要的语言｜为了思考受难与叙述之间的矛盾与张力，童伟格取径德国视野，深入了解经历二战集中营暴行的幸存者如何看待书写与记忆。大屠杀的遭遇过于惨烈，为何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拒绝赋予诗意，却仍然坚持用诗阐述这段受难记忆？集中营的暴行超越人的理解，而更痛苦的是，受难的记忆终将被遗忘——这些都指向文学写作的无力和不可能。即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为人所熟知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但这句还有后话：“但他人的反驳也同样成立，即文学必须抵抗这一判决。”阿多诺认为，重大的集体苦难之后，人们期望回到生活，但日常文化现象泛滥，似乎只有艺术作品能传达真正的声音。童伟格引述另一个集中营幸存者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的生命经验与书写理念。李维在余命40年重复书写相关记忆，自觉当时作为熟悉化学知识的犹太裔，因为纳粹军人需要他的学识能力，能够幸存也是一种特权。他也意识到人的健忘为受难者带来更多伤痛——即使写得仔细，也有人不相信集中营曾真实发生的恐怖事件，而纳粹浪潮试图重新占领社会。李维认为代言不符合道义，但代言又是必须的。因为死者无法言说，书写有其伦理上的承担，幸存者、见证者必须为死者代言。李维鼓励怀疑受害者证词，并展开协商。个人的见证需要他者介入，通过集体创作才能从极度私密的痛苦，寻出积极的公共动力。童伟格强调，文学不只是书写伤口，还有凝视介于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的灰色地带。文学的介入将会发挥隔离作用，让我们尽可能辨识、梳理一个人迈向加害者的过程。研究加害者是为了设置防线，并不是因为加害者神秘深邃，而是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和他们的距离其实并不远，减少成为加害者的可能。｜拨动静止时间的代价｜ “伤痛像是站在身边的永生兽，跟受害者牢牢捆绑在一起，共生状态作为核心，在某个意义上是无法被治疗的。因此，幸存者使我们害怕，就像时间当中的记号，每次看见他，倾听者会感觉到时间没有流动。”童伟格借劳德瑞〈见证之举，或倾听之众相〉，并揭示幸存者令人恐惧的原因，他们失语，否则将不断回到现场般重复言说。其他人难以承接受难者，因为他们的语言穿透倾听者，就像当下四周一切被取消、不在场。 “幸存者让我们害怕，因为他们宣示了，有秩序的世界无法被完整修复。”认识见证的不可能，是为了走向可能。复员方式是让两个世界重新联系起来，两个世界即发生暴行现场和当下的现实世界。我们将意识到两个世界的严峻差距，也是磨练心智的过程，因为预感无法对话，直到在废墟之上找到位置，可以留下一座小房子。说到这里，童伟格预告骆以军年尾即将出版的小说集名为《小房子》，也提及与513事件有关的小说——贺淑芳在202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蜕》。失落与失望的记忆讲述非常重要。承受失望为何具备积极的公共意义？童伟格认为《蜕》不只是揭露国家暴力的创伤，也谈论记忆重提必然面对的失落。“也许我们才能蜕一层皮那样，从自己生命中拉扯出一团薄膜，抱着可能夭折的风险，将集体的伤如一层薄膜予以蜕掉，集体因此有了面对历史的使命。” ｜换取的未来｜在言论收紧的极权年代，国家档案变得不可信，造成记忆空白，但写作不需要国家单位的准允，文学可以克服这些欠缺，把理想的集体未来寄存在我们记忆的讲述当中。历史不只是过去，而且犹关未来。童伟格强调，未来也是历史事实的一环：“我们对未来的想法不同，对历史的讲述方式也有所不同。”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记忆？什么美学形式的记忆讲述，可以串联成公共记忆？这些有关记忆的伦理讨论，指向一种冲突： “因为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不忘记生活中发生过的重要事情。然而，记忆在形塑我们是谁与我们如何行动方面，与成功宽恕的理想之间，存在着冲突。后者，乃是以忘却我们所受过的伤害作为终点。我主张的成功宽恕，并非忘却所受的伤害，而是克服随之而来的愤恨。这类似于忘却一种情感，即在回忆起事件时，不再重复经验它。应当涂抹的是情感的记忆，意思是不再重新体验它，而不是遗忘它。”——玛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记忆的伦理》记取暴行，等于无数次想起受到屈辱的过去。如果宽恕必须遗忘情感的记忆，似乎要让受害者背叛自身——妥善保存记忆，却拒绝遗忘，是如此残酷、艰难。但这也是唯一保有主体、保有我们自己的方式。根据玛格丽特的启示，为了达成这种记忆伦理最高的目标，我们需要很多助力。童伟格最后为真理作注：“在古希腊的世界里，真理一词代表抗拒遗忘。由集体一起抵抗遗忘，为了抵达不渲染情感的事实，以期记忆焕发真理一般的色彩。” ｜为证人作证｜童伟格带我们穿越文学与真实之间重重障碍，重估文学的价值，为不可言说的死者做翻译、为证人作证，通往我们想要的未来。为了达成理想的记忆形式，妥善修复集体记忆，文学必须重复讲述。童伟格由此回归到根本命题：我们为何而写？“横渡生命中恐怖的基本方法，是我们找到其他证人，并且成为其他证人的证人。当历史书写还没开始，档案被全部移除，找不到路径通往过去，文学重新占据前瞻地位。文学从修复记忆划下一个刻度，像虚空中的唯一悬勾，记挂后续更多更切实的见证。” 出席者全程专心跟随主讲的声音，穿越受难能否以文学言说的迷雾。童伟格不时停下，询问：还可以吗？让我来“翻译”——像是哲人、诗人、小说家的散文家，在这个无法再发现更多奇观的世界当中，拉出文学的本质——不放弃、反复解释，还有面对不能叙述的情况。对于公开或私下提问，他也一一慎重回应，是我们非常珍惜的一场文学座谈。【文春推荐】 ●《如果这是一个人》普利摩·李维（Primo Levi） 1943年，24岁的李维被意大利法西斯民兵逮捕，从故乡杜林移送至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集中营里，德国纳粹用系统化的暴力迫害犹太人：先以少量食物使囚犯时刻处于饥饿，再以难以负荷的劳动量苦其肉体，最终用权力侵蚀囚犯的尊严，使囚犯别无选择地臣服。李维用冷静朴实却又入微的笔调，写下这本被囚10个月的集中营回忆录，记录下时代暴行，也留下人性坚不可摧的证据。 ●《蜕》贺淑芳《蜕》以繁复的虚构，滴酿般剥开1969年的513事件。小说主线从一个513幸存者的家庭展开，跨越三代，以三个女性人物及朋友、恋人或未能厘清暧昧的关系，扩衍出生存的艰难、巨大的恐惧，及被逼迫的沉默与遗忘。 ●《拉波德氏乱数》童伟格 “拉波德氏”是马达加斯加岛上一种变色龙的名字，它们因生长环境恶劣，必须赶在旱季来临前下蛋，并在下蛋后死亡。它们的蛋需要很长时间才会孵化，孤独地在严酷环境中成长。童伟格借此隐喻“每个世代的知识分子必须面临的焦虑”。本书刻意模糊掉散文、评论与小说等文类的疆界，以此反思上世纪欧洲大屠杀历史，带领读者感受暴力的真实形态。相关文章：雨后的废墟，可以很美吗？——台湾小说家童伟格谈创伤记忆与写作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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