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调新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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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二三事

低调富商行善不留名逝后2000万新元全捐作慈善

（新加坡12日讯）一生热心善事的退休商人20年前就已立好遗嘱，希望能在自己离世后，把2000万新元（约6800万令吉）身家全捐赠给10个慈善机构，遗爱在人间。现年79岁的罗恭馥在50多岁时立下这份遗嘱，他目前将这笔巨款投资到债券，在他过世后，钱就会分配到事先指定的10个受惠团体。他向《8视界新闻网》解释，决定在过世后将一大笔钱捐给慈善团体，是因为他认为3名孩子的资产已经足够，他们都能够独立生活。 “当然我也有意思意思留一些产业给他们，还有我的太太。” 为人朴素节俭有钱但低调据周围的人向记者描述，罗恭馥平常为人朴素节俭，即便口袋有钱，搭飞机也只坐经济舱，生活从不高调张扬，将日常省下来的钱拿来捐赠和帮助弱势群体。其实，他童年时期过得并不幸福，他在14岁那年离家出走，从事过很多工作，直到30岁开始做生意。他也说，自己在47岁退休，17年间累积了1000万新元（约3400万令吉）的财富。 “这些年我往来巴布亚新几内亚工作，会决定退休也是觉得钱赚够了，再来就是没有接班人，担心如果工作累坏身体，反而得不偿失。” 50岁开启行善之路 50岁那年，他在朋友介绍下，了解到泰国曼谷有建庙的需要，第一笔10万新元（约34万令吉）的捐款开启了他接下来在国内外超过20年的行善之路。经记者询问，他已经不记得自己多年来所捐出的善款总额，正可谓行善不留名。行善版图横跨新泰越柬罗恭馥的捐款对象范围很广，他曾到过泰国、越南和柬埔寨，分别帮助当地人建庙、扩建学校课室、捐钱和粮食等，也到过孤儿院派钱和食材给儿童和老师。 “我每年都会将赚的钱捐一半出去。2018年连续5年，我都为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STSPMF）捐款50万新元（约170万令吉），去年则捐出300万新元（约1020万令吉）予6个慈善机构。” 这些受惠单位包括：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广惠肇留医院、新加坡中华医院、慈济基金会、新协立以及公益金。今年，他受邀成为新加坡中华医院庆祝成立71周年纪念晚宴的主宾之一，本月15日（星期天）他将在会上宣布为医院捐款30万新元（约102万令吉）。

7月前

狮城二三事

【有痣青年】老祖宗让你低调 / 陈奕君

后来我想明白了，优秀的人被群众排挤，不是因为他们太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看起来不合群；比如，这些人的行事作风和一般人有明显不同，而让别人把目光聚焦在他们身上，自然有更多的机会挑出他们的毛病。足够聪明的人会设法避开这一类外显不合群的风险，而对此毫不避忌的人则显现出对世事天真但心思纯净的意味。老祖宗教你低调做人，不时刻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或是彰显自己比他人优越。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样那样的不容易，低潮有时，顺境有时；我不晓得有没有人性的本质这种东西，但可以确定的是，某些境况会引出人性里的善，有些情况必然会导向人性里的恶。而照顾他人的生存焦虑和自尊心，其实是一种保护自己的策略。人们打压出头鸟，有时不是针对某个个体的故意为之，而是一种不自觉的群体狂热情绪。没有太多人会时刻审视自己的生存处境是否符合某种自订的伦理准则，也不太可能为了真理而放弃社群认同，更多时候我们都顺着难以压制的情绪涌动做事——而理性只是把我们稍微往回拉的微弱力量。如果不想和这些复杂的人际往来打交道，也并非不可能的事。想要在群体里高调地做自己，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设法让自己有能力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身上赚钱，或是用原始资本直接产生现金收益。如此一来，你就不需要谨小慎微地压抑自己的个性，以求和身边的“人脉圈”维持和谐的关系。再来，你还可以让自己身上拥有大部分人所欲求的资源，这样身边的人为了维持和你的关系，会愿意忍受你的脾性。然而，这两个条件并不容易达成，因此大部分人采取的是第三种选择：轻松交朋友找A圈子的人，谈利益谈生意则找B圈子的人，而这两个圈子一般没有交集。但你也知道嘛，讲的比说的容易，日子久了两个圈子难免会交叠，于是最后可能只有你的伴侣才知道你真实的性情。人类这种生物，既需要依存群体、寻找同类来确立自己的存在，也同时需要区隔于他人的差异来找到感觉良好的自我。于是人们在群体互动中的各种表现，难免会渗出优越感的味道。心理学家阿德勒当初提出“优越感”这一概念时，曾认为这是人类应该要追求的目标，因为优越感代表的是一个人对自我能力与成就的自信。保持头脑清明的方法其实每个人都拥有不同程度的优越感，比如有些人觉得自己特别漂亮，有些人认为自己的学历亮眼，有些人相信自己听的音乐更有品味，有些人为自己建立的商业王国感到志得意满——你本来不知道自己好不好，但透过和别人比较之后确立了自己某方面的相对优越，你就找到了标杆位置。如今，优越感已经被污名化了。“人人生而平等”作为信念被普遍接受以后，真实世界的阶级依然存在。世界变得复杂，人们的自我在群体里互相碰撞，有些人或许是内心的自我意识已经过度膨胀，也可能是出于对自身不足的自卑与焦虑，他们开始透过贬低他人来求取自信心，“来秀优越感了”。这里面的问题是，他们往往只在自己处于优势的领域和他人比较，忽略了他人的优势，结果每一次的较量都加强了自己的信心，也同时让他们的认知和真实情况出现了偏差。随着这个带有偏误的自信心扩大，人们忘了如何发掘他人的闪光点，却沉浸在狭隘的满足感里原地踏步。从这个角度来说，保持谦虚并非客套辞令，而是让自己保持头脑清明的方法。曾和朋友到某国大使馆申请入境签证，现场人山人海，估计要耗一整天的时间。办事人员公然索贿，说想要插队嘛，可以，给钱罢了。朋友欣然接受，给了钱，10分钟办好走人。问他怎么想，不会觉得在助长不公义的社会结构吗？朋友说，我只在意自己有没有被优待，选择花点小钱就能做到，还省得我去套人情规则了。嗯，我能理解。就像有时人们选择主动去做一些不善良的事，也是出于某种恐惧之心，担忧自己不被命运优待。他们相信，作为一个比较优越的人，可以享有更多身为人的权利。

1年前

英女王时代落幕

保安簇拥一身黑漫步伦敦马克龙伉俪挨酸“超低调”

法国总统马克龙伉俪星期日（18日）低调漫步伦敦街头，身边路着一堆保安，影像网路疯传，被民众戏称“最不低调的低调”。各界一度炮轰两人穿球鞋墨镜瞻仰英女王灵柩很不尊重，最后证实误传。

2年前

英女王时代落幕

便服拖鞋快闪锡克庙凯里低调捐赈灾物资

卫生部长凯里身穿便服到访锡克庙，低调捐赠赈灾物资后就火速离开，引起庙宇职员盛赞。

2年前

锦宗印象记/陈剑（新加坡前作家协会理事长）

谈起锦宗，脑海中立即浮现一位笑容可掬而有点腼腆的汉子，沉稳而低调。和蔼可亲和他这笑容就是他的招牌，他总是笑着，似乎从来没有为了什么生过气、发过脾气。见他一面后，你就永远也忘不了他，因为他憨厚得可爱。一般上，人们都认定他是个老实人，接近他后略有了解，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并不简单，是个有学问而守信诺的谦谦君子。认识锦宗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那时我比较常到吉隆坡，经常参与大马文坛的一些国际事务，比较常会面的有云里风、孟沙、甄供等人。也接受一些邀请担任文学评判的任务，当了好一些大马作协主办的文艺比赛的评判。间中还认识了许多留台归来的学人以及由台湾嫁过来或者应该说从台湾娶回来的姑娘，她们当中有好几位都成了大马文坛的佼佼者，如永乐多斯、戴小华等。忘了什么场合就认识了李锦宗。原来他是大马文坛的活字典，专门收集和研究马华文学的方方面面；同时还是收藏报纸和剪存大马文艺资料的专家。家里所有的空间都用来囤放尚未处理的各种报章，其痴迷程度无人能出其右。说起这事，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些报章后来怎么处理。对他最能容忍而又从恋爱开始就必须帮忙的爱人也就是后来的妻子，这日子是怎样过来的？我最初始终没有了解他的职业，不知道他干的是哪一行。后来才知道他原来还大有来头，是在首相署里当了三朝元老的秘书兼翻译，还精通马来文及英文。知道这回事还是因为他收集报章，我偶尔提到大马政治部心理作战部主任杜志超一次关于马共的报章访谈，他轻声问我是不是要这篇东西，我说好呀！但也没问他是否拥有。不料第二天，他就带来了整整3天《海峡时报》的有关访谈剪报复印版，让我十分惊讶。他不是只收集中文报么？怎么连英文报也收集？这才爆出他原来在首相署工作。这让我对他另眼相看，高人不露真相呀！这时我认识他也好几年了，他真是个十分低调的人。真君子！真心助人自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因故离开新加坡，去了澳洲坎贝拉大学做研究。这时，我已经完全结束业务数年，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并因此流离国外十八九年。间中，或回新加坡讲讲课，为来新的中国公务员做培训工作，有关方面经常指定我为他们讲些政治体制、城市规划与建设、社会体制与保障等课题，有时也受邀到中国各地党校上课。偶尔，也因故到吉隆坡开个会什么的，但都蜻蜓点水，来去匆匆，办完事立即走人。这样，时日一久，与大马作协和许多文友就失联了，特别是，手机一换，就彻底断了线。我与锦宗，也这样失联了。他什么时候走的，我一点都没有消息，后来知道，让我沉默良久，为失去这样一位好友深感伤痛。最近，才偶然在WhatsApp上获得锦宗爱妻玉蓉的联系。新马分家后，在最初，双边文坛的联系原本还很紧密，但现在似乎已经气若游丝，关系疏远多了。玉蓉说，有心人要为锦宗出版一本纪念册，新加坡似乎就只有我和杨松年还记得锦宗，希望我们能写一篇文章作为纪念，这真是义不容辞了。身边有关锦宗的资料阙如，无法深入细说；在大马则许多文友对他知之甚详，他们也必然应大书特书他的贡献，我就无需画蛇添足啦。但对锦宗的为人我却印象深刻，他乐于助人，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都有求必应，事必躬亲，鞠躬尽瘁。为学者，许多人都甚为“自私”，对写作资料视如珍宝，分享是难如登天的事。锦宗却总是极尽努力协助查找相关资料，自费影印相送，绝不犹豫、毫不吝啬，从来不怕什么第一手资料让人“偷盗”、“剽窃”，或落入他人之手，成了别人的第一手资料。我对他说：“你是真君子！真心帮助别人做研究，目的是还原文史真相，伟大！”他却谦虚地清描淡写笑说：“没什么，我只是比别人方便些。” 他从事新马文史资料收集经年，累计丰富，知情者都视他为新马文史宝山。据知，他之所以去做这烦碎而又劳累的剪报工作，是因为发现方修老先生在收集和论述新马文史间中多有遗漏，便自告奋勇肩负起这个重任。后来他也就沉迷其中，不能自拔，使自己也变成了一位文史学者，整理和书写了许多文坛史实，一些著作尚未出版却人已西归。《马华文坛作家与著作》一书是他研究马华作家与作品的心血结晶，还是怡保观音堂法雨出版小组折资出版的。每个作家虽着笔不多，却也画龙点睛，刀刀见骨，是研究马华文坛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资料。他个人留下的作品不多，但文坛凡有文史资料整理和编撰之事，无他则不成其事，《马华文学大系》十卷本中的《史料集》就是他的心血贡献。 1965年8月新马分家，马来亚文坛也就一分为二，变成了两个国家。这造成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又曾在新马两地读书、工作和生活，并在两地均有亲人的我们，实在难于接受！他后来在处理新马文史资料时，无奈必须根据“两国”的政治现实来区分，而忍痛把已移居新加坡或在新加坡文坛活跃的文人割裂出去，而仅仅保留了在马的文人资料。不过，他偶尔也因疏漏或其他原因，错列了极少的几位新加坡文人在其书中。他原本要写一部《马华文学史》，但病魔没有因他的意志而住手，还是硬生生地把他带走，致使他的心愿付诸东流，实为遗憾之至。

3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