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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常要求母亲教我几句福州话,而母亲就逐个逐个单词教:睡觉、洗澡、外面、里面……我说,这样学不会啦,用福州话对话啊。母亲苦恼地摇头:“看着你的脸,我说不出来啦!” 母亲过世得早,我便打不开方言的窗口了,一直在狭缝中卑微地窥视。 初到吉隆坡升学时,那阵子最常碰到的钉子又是方言。从四方来的同学几乎都会粤语,我这个南方边城来的仅有傻傻观望的份。粤语分割了我的一切,从学校到生活,甚至我的未来。 那年988办了“DJ新人王”竞选新人DJ的活动,我很幸运地被选入面试。自信满满地念了华文新闻稿,接着面试官说“翻译成粤语吧!”我的心就坠进地核,被高温熔解了。我依旧秉持体育精神进行到底,用破碎的粤语念完全稿,尴尬至极。 我的老同学陈钰莹来自文良港,说的粤语很道地,善良的她天天都给我指导,可惜我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最后她索性把我这烂泥当泥浆玩。 “飞机”叫什么?钰莹问。 “Fei Gai。”我答。 那是“飞鸡”啊!钰莹笑昏了。如今,相识都二十几年了,她仍会为我的“飞鸡”笑不停。 后来,在吉隆坡工作时就甭提了,不会说粤语,在任何场合都是局外人。最痛苦的,就是当领头人以粤语给工作指示,全组人都听懂唯独我一个,常当群里的黑羊,被上司讥讽也不是新鲜事了。 一天,儿子小e告诉我:“妈妈,XX在班上说了一句粤语,老师要他打嘴巴。” 我瞪大了眼,有那么严重吗?这对我这个方言痴而言,是多大的冲击啊! 某天放学后,给儿子送午餐便当时,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句方言,同学们纷纷指着他说:“哦,讲方言!”那位同学惊恐地自打了自己的嘴巴。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是客家话,还是粤语? 同学怎么也不敢说,似乎那是恶魔的语言,在人间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和我小学的语言环境成了天壤之别,大概因为当时班上没几个人会说方言,所以老师无需设下禁令吧!一发现某个同学会说方言,大家就骚动起来:“哇,他会说方言,好厉害啊!”那位同学头上似乎加冕了一道光圈,从此高高在上。 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说方言,有那么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忘不了那位同学自打嘴巴的惊恐模样,他眼底满是心虚和自责,令人感到心疼,我多想安慰他:“孩子,方言不是罪。” 小e爸爸是吉隆坡人,对于校内的方言禁令熟悉不过了。e爸小学时,每个说方言的同学要被罚款,这惩罚程度尚可接受,但小e姑姑就没那么幸运了。某日老师听见有同学在班上说了一句方言,但无人承认,结果全班被赏巴掌。于是,小e姑姑对方言的抗拒,甚至厌恶,此生无以抹灭。 对于学生在校禁说方言之事,我曾询问某位教职人员,对方表示:“正规教育说华语”;那么意外说出来,会被警告吗?其实我说轻了,没提起惩罚程度的轻重。然而,对方已“已读不回”。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制里,说华语当然不容置疑,但方言也不该摒弃。在严管的制度下,方言渐渐变成一种罪过、禁忌,甚至是被唾弃的声音。我并不是反对学校的方言禁令,但能不能以比较正面、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方言?勿让年幼的孩子以为说方言罪不可赦,长大后就如小e姑姑这般。 今年4月11日,马大中文系主办了“汉语方言节”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希望提升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的关注。来自班台育青中学的陈陈俞伊同学,在比赛中以福建话、潮州话朗读了我的散文〈垃圾桶〉,马大高级讲师蔡晓玲博士给我发来了视频。虽然人无法到现场观赛,但也触动了我整个下午的心绪。潮州话是我父亲的母语,〈垃圾桶〉里有我的父亲,个中滋味,百味杂陈,难以名状。 老天或许同情我这个方言痴,许我一个方言通e爸,他不但三语流利,福建话、粤语都说得好,客家话也懂皮毛,跟他出国尤其是港台两地,都吃得开。行走江湖,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这些年,回乡探了两次亲,那是外婆外公的故乡。他们南来前住的老房子,甚至那个房间都还在。某夜晚餐后,我和亲戚们到镇上闲晃,看见一家灯火通明的杂货店,里头顾客三俩有几,我们就到里头转转。 我在摆满货品的架子与架子之间走着,忽闻某处两位妇女在以福州话对话。三姨走到我身边说,好像我们家自己人。 此时我有种错觉,以为这一转身,就会看见母亲神清气爽地在我身后。于是我不想打破这场错觉,停步在原地,继续沉溺在这阵阵乡音里。 一口乡音,是对亲人、对家最温暖的心灵慰藉。所以,如何能,如何能将说方言视为一种罪?愿普及华语与学习华文之际,也别让心态失焦,悄然抹杀了方言的价值。
2月前
有时候,我没办法忍受日本人的故步自封和保守思想。守旧可以是好事,或许今天大家喜欢的日本,就是一种保守主义的硕果,譬如很多地方还可以吃到老爷爷、老奶奶经营的古早味,还有许多一开就是上百年的面店。试想想,人一辈子都只专注做一件事,能不把它做好吗?煮了几十年的面,要是还抓不住其中的奥秘,那日子也算是白过了。 但如果身边共事的人过于保守,我会觉得日子有点难过。前些时候,日本同事来马来西亚出差。我想了好多马来西亚美食,准备带他们去吃。落地后的第一餐吃了椰浆饭、炒粿条和虾面。想着还有肉骨茶、印度煎饼、牛油咖椰面包、鸡饭等可以吃好吃满3天,结果第二天,他们经过一家日本餐厅,就决定要吃日本餐,还边吃边大夸“好吃”。第三天,他们又选了日本人爱的“鼎泰丰”。毫无意外,日本同事点了小笼包、炒饭、饺子等日本中华料理店的菜单上常见的食物。同事说:“你也点些你想吃的啊!”于是,我点了日本没有的流沙包,想让他们尝点不一样的味道,可结果看来,想让日本人接受外国食物,是我太天真了。 日本这个看起来繁荣进步的国家,其实还有很多行事作风都是趋于保守、传统的。譬如:搬家时去市政府换地址,工作人员为了确保我填写的地址是正确的,当着我的面,从架子上掏出了一个厚重的文件夹,接着,按着我填写的地址关键词,翻到了相关页面,确认我填写的地址无误。那个厚厚的文件夹,让我想起没有网络的童年,家里的有线电话底下垫的“黄页”,里头记载了商家、重要单位、机构等电话的通讯册。只是,现在大家已高度仰赖网络搜索引擎,翻查类似“黄页”的做法,日本人却还在用。 日本教育体制下变得太老实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有申请日本驾照时的操作。马来西亚驾照要换成日本驾照,其中一个条件是必须证明在取得驾照后曾在马来西亚逗留满3个月。尽管可提供护照出入境盖章作为依据,但马来西亚早就改为自动通关系统,护照不会有马来西亚的出入境记录,又因为喜欢旅行,护照上盖了其他国家的出入印章,结果,那个官员为了计算所谓的“3个月”,把我护照里所有的出入境记录都写到白纸上,加上逾期了的护照共3本,写了大概两页纸,用了约一小时多,最后证实我符合申请资格。后来,因为工作关系搬到了日本另一个县市居住,县市之间负责驾照的单位竟然是独立作业、互不相通,于是同样的文件审查工作、计算3个月的操作,我又经历了一遍。这种耗时耗力的做法,什么时候才会数码化呢? 朋友来日十余年,小孩在日本上学,她常担心孩子在日本的教育体制下变得太老实、不懂变通,长大后到其他国家容易受骗。我说:“诚实没什么不好的呀!”朋友于是举了个实际发生的例子,他们一家四口去游乐园,妹妹虽然已满4岁但个子小,朋友原本打算省下妹妹的入门票,岂料哥哥在入口处当着管理员的面对着她说∶“妹妹已满4岁,需要入门票,说谎是会下地狱的!”朋友尴尬死了,立马多买了一张票。 庆幸自己在多元族群和文化环境下长大,不仅练就了强大的语言能力、接受度高,多元环境也能激发更多创意点子,人们往往更善于适时应变、有国际观,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傲的优势。
2月前
2年前
如果一生只能写一篇书评或只能读一本书,我想这个“固打”应该保留给亚伦·强森的《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原因无他,因为无论愿意与否,我们都生活在父权体制社会中,既被这个体制影响,也影响着这个体制。 “父权”与“女性主义”一样,除了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词汇,让人自以为非常了解它们,更是非常容易挑起群众敏感神经的词汇。说起“女性主义”,或许会令一些人不安,仿佛女性主义者天生一副傲骨头,凡事乐于唱反调。谈起“父权体制”也经常让许多男士误以为一切父权问题根源都与自己有关,提及父权仿佛就像在数点男性个体的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亚伦·强森谈父权,是从社会学角度切入来谈。在这个切入点底下,女性群体虽然依旧是父权体制压迫的核心,但父权问题已被放到社会层面来检视。这种检视方式让我们看到,任何个体无论其性别、种族、阶级等身分认同属于哪一类别,他/她或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参与着父权体制。 亚伦·强森谈父权,是建立在不追究谁或任何群体应该背负父权责任的基础上。他事先介绍父权体制为何物,分析父权体制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从而提点我们虽然无法单靠一己之力来打击父权,也无法完全与父权体制割席,但是我们能够选择如何以不同方式来参与这个体制,进而改善我们自己,又能改变同样型塑着我们但也被我们所型塑的这个父权世界。 在性别话题逐渐学科化的今天,父权问题经常被归类入性别议题底下。这种归类方式固有其便利之处,但同时也局限了有关父权问题讨论的曝光度。那是由于在“派头上”看起来更为“重大”的政治、国家、世界等议题之下,性别议题仿佛仅仅是小我之事。殊不知在我们的大我社会中,有许多大问题的运作模式其实都与父权体制的运作息息相关。 《性别打结》是一本既可让人重新认识自己,又可拆除认知违建,重新了解自己与社会之关系的书籍。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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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