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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我是独中生,但我根本读不懂什么是马华文学。 从入独中,念华文的第一年起,我们就认识了“马华文学”。我们只知晓:那是马来西亚的华文作品。而课本中收录的马华作品,并不在考试中占据主要位置。统考华文科以中国文学为主体,注重阅读与语法训练。故于统考生而言,华文科就是要去背文学常识和翻译等内容。至于现代文阅读和写作,那就靠平时阅读的积累了。 我们平常读的是些什么?啊,中学生读的书,杂到你不能想像。以华文范畴而言,我们下课捧的书,从中国网文、港台著作,到翻译与经典文学皆有。如此多样的群书,确实能喂饱中学生的求知欲,也足够我们应付考试了。学生们读的书可谓百花齐放;但见百花之中,唯独少了点什么。 于是我忆起就读华小时期,依稀记得大家都爱读青少年小说。嘉阳、红蜻蜓、魔豆、七彩等出版社,基本包揽了所有华小生的童年。许友彬爷爷几乎是我们共同的启蒙作家!当年小学生没手机可用,最大的消遣便是看小说、漫画,大家是一套一套地看啊。仍记得母校的图书馆足足用了五个书架才装满这种“红蜻蜓小说”。下课时会看见小孩们,拿着颜色各异五花八门的书籍围在一块一起看书。而这各式书籍都是本地作家的书。 那,我读的书呢?我小时着了金庸的迷,长大了看的书也算杂。但在学会投稿参赛前,我却从未拜读过半本“马华文学”,而对于报刊的作品也只是匆匆掠过。等到我有意识地写作,想要尝试着投稿时,我却发现自己对马来西亚本土文学的了解,几近一片茫然的空白。我必须要敲碎自己原本对华文——那种源于外国的感知。我仿佛失去写作能力,只能像牙牙学语的婴儿似地,去翻阅报章,研读马华新诗散文小说,重新开始吸吮着马华文学的奶水。 前几日我参与了TEDx,被黎紫书老师的故事感动得泪流满面。我原就买了她的小说集《余生》,被其技法震撼了写作观。于是兴致冲冲地上网翻看了她的资料,包括了以下的访谈:《马华文学有种甩不掉的自怜》。 “我们(马华)的写作人不多,文学读者少得可怜,读者群中可能有一半(或许更多)其实就是写作人。……” “……但马华文学始终得不到中文世界真正的重视。对内不受认可,直至今日马华文学仍然不被认作“国家文学”,对外也难以受到中文文学世界,尤其是大陆文学这块“中原地带”的认真看待。马华作家在一个东南亚小国,以非主流语文(却是写作人的母语)从事文学创作而能写到今天这水平,其中的艰难是不足为人道的。我们自己谈马华文学,总有一种甩不掉的自怜与落寞,马华文学多少年来走到今天,其实还陷在同一泥淖里,从未走出原来的困局……” 这才是马华文学的全貌,我当时想。我或许是被独中的华文大环境宠坏了,浑然不知抚育我成长的华文圈子里,有如此复杂狼狈的一体两面。我学过华教的艰辛血泪史,明了现今统考的困境。但这一切离我太远了,我的双手摸不着她模糊的轮廓。所以我了解得越多,心越是沉重。 马华文学经历了太多历史洪流的冲击。她和我们华人一样受着马来亚联合邦公民权的开放、国家文化政策、国族认同的影响。看到先人们因着政治环境而变化的字里行间,我才真实地感受到沉甸甸的历史。由于多元民族复杂关系,先辈们爆发了思想矛盾,争论于国族认同。在良久的磨合后,才孕育出了一个不再属于中国文学支流的——马华文学。 华教课堂缺乏本土文学 然而现今,蕉风椰雨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大舞台上,仍显得缥缈不定。马华文学与作家的曝光度,真的不如港台新的作品。这一窘境源自于历史与政治环境,华文文学在马来西亚相对被压抑,宣传管道不广。我明白这是无力撼动的大环境,可我的脑海却浮现了一串疑问。 教育呢?如何在既有的华教体制内,注入对马华文学的重视呢? 若是问起以华语为母语的中学生,马华代表性的作家有谁呢?恐怕大家的答案都难以超过三两位。但问起静夜思、咏鹅,倒是人人都能背个几句出来。可悲啊!现今马来西亚的华人子弟不读马华文学,倒是读起了世界各地、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文学!现在的马华文学绝非风气颓靡、才俊寥寥,但是正值朝气蓬勃之际;只是华人圈子读者实在是少得可怜。而我作为一个才疏学浅的学生,对此很是不解:小学时,我们所接触的儿童文学都带着浓墨重彩的马华色彩,却无人进一步教导我们马华文学的趣味;等升到中学,在大家都阅览群书时,马华文学在课本中却往往与中港台文学并列被提及,缺乏深入讨论。 可现在的华文课纲已算是完整,各地的文学皆有所涵盖;是我们华人却缺乏了一种极度为马华文学感到骄傲的意识形态。就好比老师们澎湃激昂地灌输着有关族魂——林连玉老先生的华教精神时,那种不容忽视的民族自豪感。难道马华文学,不是所有大马人共同拥有的一颗闪耀宝石吗?什么时候老师们才能热烈地引导我们去体会马华文学的意义呢? 有些人心想,或许这要等到一群绝世大文豪的出世,才能有这番盛况。可这么一来,就本末倒置了。不鼓励孩子们去学习,追随本土华人早已积淀深厚的作家,孩子们又要从哪里找到榜样呢?只要这片空缺一天存在,马华文坛一天都会“陷在同一泥淖里”。我想像这么一个未来: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反向外国输出,就如黎紫书的作品《流俗地》在中国的爆红那样。 我们的华文教育,就连独中的教育,都做不到以大量的马华文学来雕刻出一只只马来西亚形状的文学学生。独中生或许能写出作文,也能读好外国文学,但我们更有可能从未主动打开过一本马华作品——马华作品原就是华教存在的根本之一,而绝非其衍生品。 马华作家有心写文章,学子们也爱看文章。那这中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使马华作品连本土青少年的青睐,也得不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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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仅是对过往的记录,它同时是一种视角、一种诠释,也是一种代代相承的责任,更是对当下与未来的提问。4位历史学者透过不同的视角反思“南洋”书写的格局与方法:安焕然指出,“南洋研究”若只停留在贡献与受害的单一叙事,便难以跨越局限;廖文辉提醒我们,历史是现在与过去不断对话的过程,需兼具时间、人与场域的完整视野;陈琮渊借程光裕教授的“南洋经验”,展现学者如何以生命践行史地研究,将田野与书斋紧扣、培育后进的精神;杜振尊则透过陈祯禄在战火中的转折,彰显知识分子与社会领袖的责任。这四篇文章交织起来,也提示我们:历史是一场与土地、人物、时代并肩同行的思考,唯有不断拓展视野,方能照见今日与未来。 南洋思维的三个怪圈 文:安焕然(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文书写的“华人研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是“南洋研究”的延伸。从“南洋研究”到“华人研究”,有其渊源。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参见廖文辉教授的《马新史学80年》及其多篇相关论文,于此不赘言。但我们如今已有“新南洋史”和“跨南洋”的概念提出。前者有台湾1984出版社近年出版的一系列包括白伟权《拜别唐山》等新南洋史书籍,后者则有我今年推出的《跨南洋田野笔记》。 提出“新南洋史”和“跨南洋”视角,不是对“南洋”有偏见,而是当我们不自觉动辄说“南洋”,你知道这“南洋”是什么视角和思维吗? 不是说“南洋”不好或不适合(毕竟它的确是一个观察视角),只是这种很“离散”、很“华侨”式的南洋视角(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既有其历史因缘,却也有其不可避免的格局。如何“跨”出这个“南洋”来看我们的足下乡土,恐怕是一种“需要”的自觉。 你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 “下南洋”也好,“南洋研究”也好,就地理的方向来说,就是一个“从中国看南方之大洋”的视角,而这个“从中国”“向南看”的视角是什么呢?当然这方面也有当年提倡“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南向”和今天台湾的“南向”的视角。 也就是说,不管是旧中国/新中国、不论是战前之日本,还是今天之台湾,你的“南向”视角下的“南洋”,其实并不是以“南洋”为中心思考的。而就“南洋华人”来说,它隐隐约约又存有一个“离散”的“北望”“原乡”,而且不论在文化认同,甚或有时即使是在政治认同上,乃致某种利益导向上的经济实体,都视“北望的原乡”是“中心”。以致,很多华人心里的“南洋”研究,常常陷入以下的偏向和内卷的怪圈: 其一、做南洋研究,特别要强调华人在斯土的贡献,写出来的“历史”,其主旨主题内容很多都是围绕在很一般的“概念性”叙述的贡献史和拓荒史的书写。不是说贡献史和拓荒史不重要,但二者并不应该成为本地华人历史研究的全部。离开贡献与拓荒,难道就没有别的问题意识和关注点了吗?例如华人内部的权力结权,对外的势力结盟,对友族的关怀与偏见,对华人女性史的关注,华人内部的权力身分歧视及压迫压榨,国家机关对华人社会之形塑等等,这些研究议题,很多时候是“南洋”的“不见”。 其二、除了华人,在南洋“见到”的又是些什么呢?谈到华人以外的“南洋”,大抵是材料上的“采风”搜集,有些更像是“猎奇”心态,像是在讲“鬼故事”似的。讲爽自high而已。把“南洋”视为“他者”。既无问题意识,对历史也缺乏同理心,更妄想理解的同情。 其三、吊诡的是,上述的自我优越感的同时,却又常常自艾自怜“大马华人”地位不平等,“常被人欺负”(不管是被西洋人欺压,还是被马来土著欺负)的“受害者”心态很严重。 于是,历史写出来,像这样的“南洋书写”,纵有史话式的赤道雨林蛮荒开拓的大传奇,很多时候却只是满足“中国人”或“台湾人”的“猎奇”口味。而写给本地“大马华人”看的,也多只是一部又一部华人拓荒史、华人在马来西亚的贡献史,以及悲壮的马来西亚华教奋斗史/斗争史。华人总是正直的,是正义的,同时也是“被欺负”的受难者。以为华人现有的历史问题,都是“他者”施压、害我们的,抹杀我们的贡献。这样的“南洋书写”纵能在同温层里受落,有其既定读者群,却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今人治史,若跳不出这三种“南洋怪圈”的格局,“南洋”也就“跨”不出去了。 何谓历史? 文:廖文辉(新纪元大学学院教授、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何谓历史?这是许多历史本科一年级新生入读马上就会面对的一道大哉问,答案各式各样,从不同角度切入,就会有不同的面向。简单来说,历史是人类对过往的记忆与解释。不仅仅是“过去发生的事情”,更是我们如何去理解、记录和传承那些事情。历史不是静止的,它随着新的发现、视角、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被不断重构。 本质上历史可以有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是实际发生的事件,如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日本偷袭珍珠港;马来西亚1969年513种族流血冲突事件。第二层次则是事发现场,或是事后的记录整理,方法有文字、录音、录影。不一而足,属于原始资料的部分。第三层次是后人依据第二层次的原始文献的解读所进行的事件梳理、还原或分析解读。 第二层次的记录,往往是残缺不全的,可能只保留了百分之五十,或更少,后人就只能凭借这些不完整的资料进行研究。同一事件,常常就各说各话,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相持不下。东南亚的古史地名,如龙运的所在地,就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讲法;唐朝的府兵制,同样的一个制度,由于文献不足证,竟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一件历史事件的发生,三种元素必不可少,否则就难以构成历史。组成历史的三大元素是人、舞台和时间。所有事件的形成,主事者和当事人是最关键的,没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就不会有二战的爆发,如果是其他的法西斯人物,或许就会有不同的战争形式。因为拜里米苏拉,所以有马六甲王朝的出现。任何历史事件必须有个发生的场景或地点,这个就是历史舞台。发生在中国黄河长江的是为中国历史,发生在意大利罗马的是为欧洲史,发生在拉让江或吉隆坡茨厂街是为马来西亚史。 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 钱穆曾说历史时间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时间特殊的所在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2024年8月31日是马来西亚的独立纪念日,虽然已经过去,但我们知道2025年的8月31日,马来西亚独立纪念日肯定会再次发生。这是“过去的还没有过去,未来的已经发生”的历史时间。日期时间是历史最关键的元素,任何没有明确时间的事件,其可信度就要打个折扣。马来史学的时间深受印度的时空观念影响,缥缈久远。《马来纪年》中有这样的记载,以椰子树长高来形容小孩长大所需的时间,却没有明确的时间。整部《马来纪年》只有一个作者完成此书的年份。这是为何《马来纪年》始终难以进入史家的法眼,仅供参考,不足为凭。中国历史是公认世界最早熟的,从公元前841周召共和开始,几乎所有历史事件都可以找到明确发生的日期时间。 何谓历史?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讲的最为经典,被学界奉为圭臬: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史地学者的素养与南洋经验 文:陈琮渊(淡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是曾巩在《南齐书》序里的名言,也是我的老师黄建淳教授奉为座右铭的一段话。如此的史家职志,业师在他的老师程光裕教授身上看到最典型的榜样。 在淡江的东南亚华人史课堂上,黄老师总喜欢讲述程光裕教授在南洋的故事。1950年代末,程老师辗转来到新加坡,先后任教于南洋大学、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大学。他开设中国近代史、东南亚华人史等课程,投入大量时间编著世界史地及历史人物丛书与教科书,特别关注中国与南洋的互动,指导了许多后来成为著名史家的学生。崔贵强、杨进发、颜清湟等南大优秀毕业生,当年都是他课堂上的年轻学子。程老师甚至保留了他们的成绩单与批注过评语的论文报告,细数这些学生如何刻苦用功,如何在艰难的环境里燃起对当地史地研究的热情。回想起来,我从黄师转述中听到的,其实是一段段精彩学术生命的起点。 太老师程光裕的“南洋经验”,并不是一段普通常见的学术履历,而是一种与时代交缠的生命实践。他在新加坡时,与许云樵、陈育崧等学人往来密切。或结伴探访古迹碑铭,或大啖红毛丹交换治史心得,南洋大学因此成为跨域学术交流的枢纽。程老师的治学方法也深受南洋学会同道的影响,重视田野踏查与文献互证。他相信,历史是立体的,不该只看重书斋里所存文献一面,更要走到人群与土地之中,结合文献与史迹方能捕捉历史的真实。这样的精神,也透过他的著述与课堂传承给各地的学子。 尝有言文史哲不分家,史地研究亦不应分家。其实在程老师所传承的学术脉络下,“南洋”本身就是一种双重隐喻。它既指涉东南亚这片华人所立足的南国热土,也象征着南洋大学的教育理想与知识传统。程光裕教授的经验,正好把这两者紧密结合起来。他在新马研究华人社会与史地人物,更把自己跨越国境的学术视野与训练融入其中。这些努力,不仅丰富了“南洋史”研究的格局,也培养了能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的学人。 一流的史地学者并非只是研究者 近年来,“新南洋史”受到重视,各种说法及议论迭出,诚然为中国中心论及华人中心论的海外华人研究带来新的刺激,但由于所对话的对象并不明确、学者关注的议题层次也不尽相同,总有些错频失焦之憾。回过头来看,一代人做一代事,程光裕这一代学人的努力,有其可观的贡献,也不乏时代的局限;尤其程氏积极培养后进学者的胸怀、散播史地研究火种的精神,让他难得的“南洋经验”更添意义。 我认为,一流史地学者的素养,在大时代的生命轨迹中更能得到彰显。他们并非单纯的研究者,更是大时代的见证人与参与者。程光裕带着中国学术的传统,冷战高峰阶段于东南亚扎根,与当地学人切磋、与侨界互动,用心指导学生,返台后又将他的跨域经验与视野,传承给史学系、地理系,民族与华侨研究所的学生。程老师丰富的教学研究历练与成果,足以应符曾巩所言“良史”的标准:明理、传道、显智、通情。 每次提到新马的师兄们,黄老师总会补上一句:“程老师保留那些几十年前的成绩单跟作业,不是为了炫耀弟子的成就,而是要告诉我们,作为一位学者,不只是会写书、发表论文,更要以生命去培养学生、以人格去传承学术。”这也提醒我们,史地学者的南洋经验,看似是不起眼的历史片段,其实是一份跨世代的启发与使命。 战火与责任抗日救国浪潮中的陈祯禄 文:杜振尊(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拉曼大学公宣处襄理) 中国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来,进入了8年的抗日战争。身在千里之外的马来亚华人也积极响应,掀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当时,以新客华人为首的群体,在强烈民族情感的推动下,纷纷组织筹赈会、赈灾团体和宣传机构,通过义演、义卖与捐款筹集巨额资金,援助中国军费与赈灾。与此同时,华文报刊和学校也成为宣传抗日的前沿阵地,号召华人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与之相比,土生华人已在马来亚定居多代,语言与文化上逐渐融合,形成独特的峇峇娘惹传统。他们大多接受英文教育,部分已获英国臣民身分,因此在政治倾向上,更注重殖民地社会的稳定与本地利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马华公会创办人敦陈祯禄。 陈祯禄生于1883年,属第五代华人移民。陈祯禄先后就读于马六甲中学与新加坡莱佛士学院,毕业后短暂任教,1908年在母亲劝说下转入橡胶业,凭个人努力与岳父杨镇海的资金支持迅速在商业上取得成就,奠定日后政治发展的后盾。1912年,他获委任为马六甲市政局委员,并在一战期间积极为英国筹款购买军用飞机,赢得殖民当局赏识。1923年,他正式成为海峡殖民地立法议员,任内多次为华人及弱势群体发声,反对殖民政府不公政策,并提出马来亚自治与“马来亚人意识”的前瞻性理念,显示其政治远见。 1935年,因夫人患病,他辞去立法议员与行政议员职务,随家人赴瑞士疗养,后移居英国。1939年7月,他重返马来亚,直至1942年日本入侵,才辗转至印度避难。 从不过多关心到积极参与 陈祯禄自英国返马来亚期间,正值马来亚华人抗日救国运动的高峰期。尽管他此前已离开马来亚4年,但作为马六甲华社的德高望重人物,仍常受邀参与各项活动。 陈祯禄虽熟读英译本的四书五经,对儒家思想颇有素养,但其政治认同主要在马来亚,而非中国。他对中国时局一向关心不多,仅偶尔见于报章的赈款名单,甚至曾在立法议会上批评过国民党与共产党。然而,回国后的两年多,他却积极参与了反战与抗日活动,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公开反对纳粹主义: 1940年3月29日,他应邀在马来亚电台发表演讲,警告纳粹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若德国取胜,包括马来亚在内的国家都将陷入暴政。他强调在英国统治下,马来亚人享有自由与安全,并重申海峡华人始终坚定支持大英帝国。 二、支持“马来亚爱国基金”: 1939年9月英国对德宣战后,殖民地发起“马来亚爱国基金”筹款,华人除为中国抗日捐款外,也积极支持英国。陈祯禄在马六甲分会中任副会长,推动义演与募款活动,并于1940年出任全民族义演筹委会主席。 三、参与马六甲筹赈会: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与各地华社相继成立筹赈会。马六甲分会则由曾江水任会长,陈祯禄作为其挚友与亲家,全力支持会务,多次出席其筹赈活动。1940年1月,他出席义演音乐会并致辞感谢捐助者。1941年,他主持筹赈会的第三届理事就职典礼,并以英文发表演讲,肯定筹赈成效,坚信中国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必将战胜日本。其故居书桌旁橱柜上,至今仍存放着一幅1950年蒋介石赠予的签名照片,以感谢他在抗日期间对中国的支持。 短短两年多,陈祯禄由原先对中国时政冷淡,逐渐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这一转变,首先源自他与曾江水的深厚情谊与商业伙伴关系。曾在他旅居欧洲4年间,曾江水代为打理生意,使他深感感激。其次,亲历欧洲时见证纳粹崛起,使他更认同反法西斯与抗日的价值观。正因如此,他反战与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赢得部分华社支持,为战后出任马华公会总会长,奠下了政治声望与群众基础。 ​ 更多【新教育】: 听见教室外的呼声 海草研究员 x 音乐人黄莲心/让更多人看见海草之美 在东南亚短片节 看见每个国家当下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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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长桌,三面围墙,入我于壕沟之中,眼观四处,耳听八方。 悠悠年岁三十载,窗外有风窗外有雨,所谓堡垒,华丽也好,坚固也好,腐朽也好,青草绿了,也枯过。 “乱?” 那是故布疑阵。 至少,清早打开饭盒,饭味从我的碉堡蹿起,惊扰了清新的空气,纷纷飞扬。他人殆无从窥视我饭盒上,是否有鱼挣扎游掠,有油脂过多不肯稍减的花肉,卤蛋,还是菜园鸡半生熟煎蛋好,芥蓝不知为何一直油腻腻,所以我比较喜欢跟一直萦绕脑际模糊不清的高句丽(多余的高一历史)的高丽菜。 乱中有序。 年老脑衰,常常忘了带东带西,只好托勇士从三楼直奔到我城搜索。勇士只需听我吩咐,左墙第四层,按我指示,右墙第八层,前方放过,如此如此,必能轻而易举完成任务,在教务处犀利眼神杀过来之前,喜滋滋凯旋。 绝非坐拥书城。 三围多是扭身曲舞的文字,缠来绕去,在我眼前慵懒地无所谓地爬行,更多的时候,我听着,鸡爪凄厉地划过玻璃,划过我的心脉。悠长的呻吟,无奈的呼号,惨烈的哀嚎。血汩汩流。很久没有朝河丽燕显隆的文字/语言,侃侃流泻成溪成河成海,让我走出孤城,涵泳蔚蓝的天空。 从茨厂街到唐山的梦 遂在间中,夹藏着流水匆匆不及/轻忽而过的文字。再别康桥,徐志摩如何轻轻挥一挥衣袖,抚慰桌上的棱角;苏东坡波澜赤壁的壮阔,灵魂却时时在木歪河畔徘徊,眺望马六甲海峡;杨牧离开的时候,水之湄的花季有船灯有传说有瓶中稿,桌上的微尘一直在城角闪现隐没。 后来我,听着刚迦古国的召唤,拜访我们的茨厂街,以及拜别唐山,遁入漫漫的八千里路云和月。 那是我在尘世中建构的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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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毛球可说是马来西亚的国球,你可以没踢过藤球和足球,也可能没打过篮球,但你一定打过羽毛球。皆因打羽毛球门槛不高,也没什么场地的要求,而且球拍和球的价钱也不高,因此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球员。 而今年的国庆日很不一般,我国混双陈堂杰和杜颐沩为我国拿下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混双冠军,陈康乐和蒂娜则获得亚军。我国羽毛球队以一冠一亚的成绩一扫今年国庆月国旗风波的阴霾,本来赛前更受看好的男双却颗粒无收。我国虽贵为羽毛球强国,但在世锦赛的成绩却不太理想,这么多年以来,今年的混双金牌是我国世锦赛的第二面金牌,上一次则是2022年由男双谢苏组合爆冷获得。 话说每当我国选手有好成绩时,店里的羽毛球销量也会跟着上升,尤其是李宗伟当打的年代,更是全民疯狂。马来西亚羽毛球运动发展得比较早,早在1937年就举办了第一次马来亚羽毛球公开赛,但好景不长,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铁蹄踏足马来亚,马来亚羽毛球公开赛被迫停办,直到日军投降后才复办。然后1969年时因不可控制的因素再度停办,直到1983年才再度复办。 回顾我国羽坛,最辉煌的时候肯定是五六十年代莫属。五六十年代,我国羽毛球选手多次在全英赛夺冠,而更多次包办马来亚、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冠军,但这也要得益于中国队尚未成型以及尚未加入任何国际体育组织所致。 羽毛球运动的前身是板羽毛球,也就是使用木板拍打扎有羽毛的球体,并让它避免落地的游戏,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在古代欧洲、中国和日本都可以看见它的身影,小时候看哆啦A梦的漫画中就常看到大雄和静香他们打板羽毛球。 羽毛球竟与猪肉有关 羽毛球所用的羽毛主要是鸭毛和鹅毛,其中,鹅毛因其油脂含量高、羽干粗壮而更耐打、耐寒,但产量较低,价格较高。鸭毛价格较低,但品质相对较差,适用于训练用球。用于制作高品质羽毛球的羽毛必须来自同一只鸭或鹅的同一侧、同一部位的翅膀,以保证羽毛的均匀性和飞行性能。不久前批发商告知羽毛球涨价了,原因他也不懂。后来从报纸得知,羽毛球涨价的原因竟然和中国的猪肉有关!因为中国猪肉跌价,导致消费者大量食用猪肉而减少吃鸭肉和鹅肉,所以进而导致鸭毛和鹅毛严缺!因此推高了羽毛球的价钱! 接下来让我们了解一下现代羽毛球的历史,据闻现代羽球源自19世纪中期的英属印度,因为在当地的英国人颇为喜爱这种新运动,因而将它传回英国本土。1873年,英国人在英国伯明顿(Badminton House)举行了一场公开表演,引起许多人的注意,并逐渐传播开来。后来人们便以该场表演的庄园名称伯明顿(Badminton)来称呼这项运动。 19世纪末,英国举办了全英国羽毛球公开赛,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全英赛。刚开始那些年,冠军得主几乎都是英国人,然后羽毛球运动逐渐在欧洲扩展,丹麦瑞典等国也开始涌现一批好手,英国选手逐渐失去统治力。这项运动逐渐向英殖民地传播,然后再传播到东南亚国家、最后传播到万国九州去。由于马新都是英殖民地关系,因此也比较早接触羽毛球运动,也涌现一批好手。 从50年代开始我国选手逐渐在国际比赛崭露头角,其中有位双打名将陈贻权,退休后在霹雳邦咯岛经营度假屋。十多年前,陈贻权在他的度假屋举办了羽毛球名宿集会,邀请早期的马新两地球员共聚一堂,其中一位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崇智。 关于陈崇智,只要对马来西亚历史有所研究的肯定知道这号人物,因为他是盟军谍报组织136部队的成员之一,日军捣破136部队间谍站时在怡保落网,日本投降后才获释。而陈崇智另外一个身分则是新加坡羽毛球运动员,并且曾经获得第二届(1938年)马来亚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冠军,同时也是当时少数能在正式比赛中击败黄秉璇的球员之一,陈崇智在2012年以96岁高龄安详去世。陈贻权所召集的聚会只进行过两次而已,因为报纸有报导,所以我才知道原来第二次的聚会有邀请陈崇智共襄盛举。 打从我开始追看羽毛球比赛至今,李宗伟依然是我国的传奇和骄傲,只是如今我国除了双打方面稍占优势,单打方面似乎陷入瓶颈,尤其是女单,打从黄妙珠在中国公开赛夺冠以及吴堇溦夺得世青赛女单金牌后已经很久没捎来惊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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