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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辛平涛/六味家国：一个马来西亚家庭的饮食编年史

一、甜味的宪法（Apam Balik篇）材料：面粉200g、砂糖50g、褪色的独立宣言1张、未兑现的承诺若干。火候： 1957年烈火，1998年余温。铁板上的面糊鼓起金黄的泡泡时，祖父总会屏住呼吸。那瞬间像极了1957年8月的那个黎明——太早翻面会塌，太晚则焦。他的手掌布满烫伤的星图，每一道疤痕都对应着某个历史节点：食指上的硬茧是橡胶园时代的遗产，虎口的裂痕则刻着独立前夕的焦灼。 “看准气泡，”他用福建话教导我，“等边缘翘起再翻，像国会表决那样干脆。”铁板上的油渍早已渗入金属纹理，勾勒出半岛的形状。某些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茶室纱窗，那些油星会突然闪烁，宛如当年联盟旗上的十四角星。哈山总在糖粒将化未化时到来。这位退休的邮政局职员，能精确指出每项政策转向的日期。“甜度不对了，”某天他盯着红白糖粒说，指尖轻叩铁板边缘，“现在的糖，包装袋上都印着不同条款。”祖父没有抬头，只是将煎饼对折，压出一道锐利的折痕，恰似宪法第153条的但书。 1998年的季风格外潮湿。铁板下的火苗奄奄一息，面糊需要更久才能成型。某个黄昏，当祖父第三次擦拭蒙雾的老花镜时，一个穿公务员制服的马来青年蹲在摊位前。“父亲说您该用这个，”他递来一块用香蕉叶包裹的椰糖，“老顾客的账，不能赖。”祖父的手突然抖得厉害，融化的糖浆在铁板上画出歪斜的国界。 20年后，孙子的改良版Apam Balik铺满巧克力酱和拉丝芝士。他不再关心面糊的黄金比例，只管举着手机拍摄食物拉丝的瞬间。“太甜了，”我尝了一口，黏腻的糖浆糊住上颚。孙子却笑得灿烂：“现在流行这样。” 茶室角落，哈山的轮椅停在老位置。他的孙女正用叉子分解无糖版的煎饼，动作精准如解读联邦法院判例。铁板早已换成不粘材质，但每当面糊鼓起泡泡，我仍会下意识屏住呼吸——那些未及翻面就已塌陷的，那些熬过头变得焦苦的，都在蒸汽中浮沉着68年来未能达成的完美火候。最后一炉煎饼出锅时，祖父的旧围裙还挂在门后。油渍在布料上凝结成深褐色的群岛，其中最大的一块，形状恰似当年英属马来亚的版图。二、绿色的休战协议（Cendol篇）配方：班兰叶汁30ml、椰浆100ml、红豆（1971年限量版）、绿豆（新经济政策特供）。禁忌：搅拌时勿谈敏感课题。 1971年的开斋节前夕，班兰叶的香气笼罩着吉隆坡中央市场。阿昌伯的Cendol摊前排起长队，不同肤色的手同时伸向那碗翡翠色的甜品。红豆与绿豆在椰浆中沉浮，像极了这个国家正在重新洗牌的种族关系。新经济政策实施后，马来顾客突然多了起来。阿昌伯悄悄调整配方：多加一勺班兰汁，少放一勺糖。“颜色要够绿，”他对我说，“但甜度要刚好，太甜会腻。”就像政府宣传的“重组社会”，表面是扶弱政策，内里却是精准计算的甜度分配。我的马来同学法依扎总在放学后偷偷来买Cendol，在回家前仔细擦净嘴角的椰浆，她知道母亲对“外来食物”总有顾虑。但那个下午，当红豆不小心沾上头巾，我们笑作一团——有些隔阂，原来可以被甜味融化。 2001年，阿昌伯的摊子被市政局以“无执照”为由查封。3个月后重开时，摊位上多了张清真认证。绿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玉米粒。“现在叫Cendol Moden，”他苦笑着，“但老顾客都知道，后巷有‘传统版’。” 去年开斋节，我看见法依扎带着女儿来买Cendol。小女孩兴奋地指着红豆问：“这是什么？”法依扎犹豫了一下，最后说：“这是……马来西亚的味道。” 400字的篇幅里，这碗Cendol见证了族群隔阂与和解。它的甜度会变，配料会改，但翡翠色的基底始终未变——就像这个国家，再怎么重组社会，终究要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三、酱色的抗争（Hokkien Mee篇）秘方：老抽150ml（需经三季季风曝晒）、猪油渣（沉默年份酿制）、粗面（手工揉入月光）。禁忌：光照过强易挥发本色。林老师的酱油缸总摆在教室角落。那年教育局来人检查前，他把被红笔删改的课本浸入黑褐色的液体。“看好了，”他捞起一页〈师说〉，纸上的墨迹在酱色中愈发清晰，“真金不怕火炼，好字不怕酱染。” 雨季来临时，整条茨厂街的福建面摊都加大了火候。浓白的蒸汽里，炒锅铲与铁锅碰撞的声响，竟与隔壁华小晨读的《三字经》节奏暗合。林老师教我们一个诀窍：吃面时要连酱带汤啜得簌簌响，“让那些耳朵知道，什么声音才配叫母语。” 后来他在病床上仍坚持用那缸老抽写春联。墨汁沿着宣纸纤维晕染开来，比医院走廊张贴的《国语使用规范》还要黑上三分。临终前他塞给我一瓶浓缩酱汁：“收好，这是用1987年的阳光晒的。” 如今面摊第三代传人阿杰改用日本淡口酱油。“现在流行透明感，”他晃着琥珀色的汤底。我儿子却趁他不备，往碗底抖落一撮黑乎乎的渣滓——那是从林老师遗赠的酱缸底刮出的陈年沉淀。 “阿太没说错，”孩子舔着乌黑的嘴角，“黑到极处，反而看得最清。” 四、咖哩式的融合（Curry Mee篇）配料：黄面（唐山记忆）、咖哩粉（印度洋季风味）、叻沙叶（甘榜童年）、猪血（2008年后巷特调）。备注：分锅煮，同炉食。 2008年政治海啸后的槟城，林叔的咖哩面摊前排起了跨族群的长队。这位经营了30年的老摊主，突然面临甜蜜的烦恼——他的汤锅要同时满足清真与非清真顾客。 “以前哪有这么麻烦，”林叔边搅动汤头边抱怨，“现在得分两锅煮。”一锅用椰浆，给穆斯林顾客；一锅加猪血，给老饕们。但深夜收摊前，他总会对熟客眨眨眼：“要‘特别版’的，后巷等着。” 这碗浓汤里沉浮着马来西亚的灵魂：黄面是中国移民带来的，咖哩是印度劳工传授的，叻沙叶是马来本土的。我的印度裔朋友克里希纳常说：“谁会在意这些食材的出身？好吃就行。”就像他的婚礼上，清真餐与烧肉并排摆放，宾客们在同一支〈Rasa Sayang〉旋律下共舞。去年开斋节，我看见一个戴头巾的年轻女孩在摊位前犹豫。林叔二话不说，舀了碗椰浆版的递过去：“尝尝，保证清真。”女孩尝了一口，突然用福建话说：“阿公，汤头淡了。”林叔愣住，随即大笑——原来是他20年没见的混血孙女。这碗咖哩面教会我们：真正的融合不是消除差异，而是在高温熬煮中，让每种味道都保持本色却又彼此成全。就像林叔常说的：“我的炉火从不熄灭，左边煮着椰浆，右边滚着猪骨，蒸汽在午夜交融成同一片雾。” 五、酸味的觉醒（Assam Laksa篇）汤底：鲭鱼（洄游在2018年季风期的焦虑里）、亚参膏（古法熬煮的民主原浆）、黄瓜（切得比政策承诺更薄）。火候：文火慢炖的期待，猛火快炒的变数。萍姐的刀在砧板上敲出紧迫的节奏，将鲭鱼剁成大小不一的块状。“肉厚的部分要多煮会儿，”她说，“就像某些承诺，需要更长时间兑现。”汤锅里，亚参膏正在溶解，把清水染成回忆里马六甲海峡的黄昏色。投票日前夕，酸柑被对半切开时喷溅的汁水，灼伤了她的眼角。“这才够劲，”她眨着发红的眼睛，往汤里又加了一把辣椒，“太平顺的汤头，会让人忘记身在何处。” 熟客们发现，今年的汤碗边缘多了一圈细小的刻度。退休教师陈先生数了数，正好是62道——与国家的年龄相当。他的汤匙在碗底捞起一块鱼骨，形状意外地像半岛地图。“连鱼都懂得洄游，”他喃喃自语，“而我们还在学习如何停留。” 计票当晚，萍姐的摊位反常地亮着灯。电视机的蓝光映在汤锅表面，随着票数起伏波动。当最终结果揭晓时，她突然往锅里倒进一整瓶亚参膏。沸腾的汤水溅在招牌上，恰好冲掉了“政府认证”的贴纸。第二天，老顾客们在酸得让人流泪的汤里，尝到了某种陌生的回甘。新来的实习生指着招牌问：“阿姨，这行小字什么时候加的？”萍姐头也不抬地切着黄瓜：“一直都有，只是以前没人注意。” 有人看见她在收摊后，把剩下的汤料倒进了槟城海峡。退潮时，那些辣椒籽和香茅梗在沙滩上排列出奇妙的图案，像极了某个被海水冲淡的选区边界。终章、炊烟里的版图最后调味：祖父铁板上的油星1滴、孙子手机里的汉堡照片1张、黄昏时三语诵经声的化学反应。 68年后，我们的国界仍在餐桌上蜿蜒。清晨的巴刹里，马来大叔的Apam Balik炉火未熄，印度阿姨的Cendol泛着翡翠冷光，华人老伯的炒粿条镬气灼人。炊烟交织成网，网上挂着三代人的记忆——祖父的铁板、父亲的汤勺、儿子手机里的外卖订单。孙子的手指在屏幕上滑动，汉堡广告的芝士黄得刺眼。他问：“为什么阿公的酱油瓶这么黑？”我没说话，只把老抽滴在他舌尖。他皱眉：“咸死了。”可10分钟后，他偷偷用薯条蘸了第二滴。黄昏的厨房里，三种诵经声在纱窗外发酵。我守着最后的炉火，看槟城亚参叻沙的酸雾、吉隆坡福建面的酱色、新山咖哩的辛香，在排气扇下达成短暂停火。冰箱上贴着孙子画的“全家食物地图”：汉堡包和椰浆饭手拉手，旁边歪歪扭扭写着“Semua Sedap”（都好吃）。阿财师傅的遗物——那把铲边卷曲的铁铲，如今挂在网红咖啡馆当装饰。马来食客在下面摆拍，没人注意铲柄上暗红的指印，像1969年那场暴雨后，街角未洗净的斑痕。最后一缕烟散去时，孙子把汉堡包装纸折成纸船，放进洗碗池。“阿公，明天吃什么？”他问。我望向窗外，月亮正悬在清真寺的新月尖上，圆得像个完美的Apam Balik。 “明天啊，”我擦净老抽瓶口的油渍，“看你的手机推荐什么。” 灶台余温里，68年的油星渐渐凝固成琥珀。相关文章：辛平涛/蜗牛辛平涛/父与子的力学辛平涛/越调练习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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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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