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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园

2月前
新校园终于建成,1926年燕京大学提前放暑假。妻子预感日子不多,司徒雷登说她“硬撑到毕业典礼完成,学期结束后一周撒手人寰。” 《在华五十年》提妻子,叙述平直。第二天星期日下午举行丧礼,地点设在协和医学院教堂,燕大宗教学院院长刘廷芳主持。灵柩下葬在校园旁燕大公墓,她是公墓第一个安息者,那天是6月6日,新校园正式搬迁日,本应笑声满满,妻子看不到了。 乔治·科里(George W Currie)长期支持燕大,他敬佩司徒雷登,亲自为他打造校长寓所,计划书已经拟好:中国风格样式,位置临近湖边,在校园中心。他拒绝。宁愿住在学生宿舍、教学楼或办公楼。科里坚持,说不领情就取消其他捐款。他勉强接受好意,提出客厅、厨房和卧室都供学校用途,他只要一个小套房足矣。他说妻子病亡后,他对外物追求缺乏欲望,“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孟子·尽心章句上》中的话道出其感受:不做自己不该做的事,不贪图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如此而已。 他说与妻子婚姻美满,她离开后,他没有再娶。独生儿子在美国念书,中国局势不稳定,大学毕业后留在美国。司徒雷登为人积极,他收拾心情,重新将焦点和精力放在燕大,几位同事的太太在他外出时轮流帮忙看管寓所,他说他没有生活上的困难。 傅泾波是他身边另一位重要人物。《在华五十年》对傅泾波的着墨比直属亲人更多。傅泾波小他24岁,“既像儿子、朋友、助手,也像工作伙伴。”傅泾波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官场人物,父亲信奉基督教,18岁时他随父亲听司徒雷登演讲,立刻被吸引,最后也皈依基督。 傅泾波中英文俱佳,曾出任福特汽车公司驻中国经理,有自己事业。家庭背景特殊,他在官场、商界、学界都有人脉,他帮司徒雷登做穿针引线工作,随着局势变化不断调整方向,二人一起见过北洋军阀、伪满、民国政府、汪伪政权、中共等各式人物。傅泾波没有拿过燕大一分钱,司徒雷登任大使时,他也是义务工作。 最终得以回到中国安葬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搭乘飞机回美国,傅泾波随行。1949年11月,司徒雷登中风,从此行动不便。儿子在密西西比州当牧师,《在华五十年》说父子关系很好,但他和傅泾波一家人住一起更加自在,傅泾波女儿傅海澜回忆:“我父母对司徒雷登完全像父亲一样看待,我们几个孩子都叫他爷爷”。 1953年,傅泾波用自己三万美元积蓄,在华盛顿买下房子,司徒雷登说:“对他的感激难用言语形容。1950年傅泾波一家搬到华盛顿后,他们一直在努力使我生活在一个舒适、安静的环境中。”司徒雷登晚年日子窘迫。他生活一向简朴,多余的钱都资助燕大贫困师生,自己没有积蓄。他不在美国纳税,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金。美国基督教高等教育委员会得知其处境,每月资助他生活费六百美元。这笔钱重要,傅泾波积蓄花得七七八八,人已半百,没有工作。司徒雷登说病情不只折磨他自己,“对傅家来说也是长久累人的事情”,他们能坚持,“需要无比强大的耐心。” 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华盛顿去世,终年86岁。遗嘱说他想安葬在妻子墓旁。其骨灰一直安放在他生前所住寝室,等待时机。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关系改善,1973年和1974年,傅泾波应周恩来邀请,两次回国,两次提司徒雷登心愿,都未得明确答复。1986年1月,他致信邓小平,重提旧事。6月底,安葬一事得到正面回应,可惜他已病重,不能远行,安葬之事又被搁置,他在1988年去世,女儿傅海澜和儿子傅履仁继续努力,一样面对波折,直到2008年骨灰才得以漂洋过海,回到司徒雷登认为是最芬芳的土地。 司徒雷登的骨灰安葬仪式在杭州市北部余杭区文星苑举行,傅履仁由美飞回见证。那天是2008年11月17日,墓碑上大幅头像下面,用中英文写着:“司徒雷登1876年-1962年,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难以完美。各种考量,地点选择在其出生地杭州,并非在妻子墓旁。燕大并入北大,早不存在,其妻所葬墓园在文革前已外迁,墓地改建宿舍,郝平在《无奈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说他当时负责北大外事工作,没有人知道迁移地点,他找不到文字记载。他到附近万安公墓探访,详读档案,一无所获:“我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够找到司徒雷登夫人的骨灰,迁回杭州,让他们伉俪得以在西子湖畔永远相依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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