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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高慧铃 ╳ 谢淑怡：校对是一份即使做了十年，还是没有十足把握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第二辑聊聊校对。校对是编辑工作其中一环，不留痕迹，却深深影响一本书的阅读体验。什么是校对？把错误纠正过来，如此而已？看似简单，却不容易把它做好。有多不容易？都是中文系毕业生，出版是两人第一份投入的工作，此后再没离开过——高慧铃先是在大将出版社负责业务，2012年转职编辑，2015年与伙伴合创三三出版社；谢淑怡自2009年前后流转大地出版社、红蜻蜓出版社和角川平方，迄今走过16年编辑生涯。她们都说，校对这件事，即使用了10年把基本功扎稳，仍会自觉不够好；10年前为一个词汇翻查词典，10年后遇到同个词汇，依然得要不厌其烦翻查词典，周而复始。 ◢校对，远远不只是找错字每家出版社有不同的作业流程。一本书送印之前，至少得要经过两审三校——两遍审核、三遍校对；有些出版社则把事实核查与校对工作并行处理，一份文稿也得经过三至五遍校对。 “很多书，你第一遍看到问题，纠正过后，再看第二遍，还是可以找到很多问题。”高慧铃说。都是些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找出错别字，只是最基本的东西；校对还包括事实核查、检查图片是否有错、格式是否统一。” 怀疑每一句话，是高慧铃对自己也对后辈耳提面命的事。“比如，你看到一行字写说：1942年2月15日年初一；你要去查，这天是不是年初一。” 不同类型的书，需要关注的细节也有别。 “像是绘本，我们会看框架，看故事有没有硬伤。我遇过作者在故事开端写‘从前’，故事里面却有机器人。不是不可以，故事可以有自己的逻辑，但会觉得奇怪。要提醒作者，‘从前’指的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让未来元素不成立。”高慧铃说。漫画也是如此，谢淑怡举例，“假设某个角色在第一格穿青衣，却在后面穿黄衣，这就有了bug。所以校对也包括图的把关。” 若是涉及繁体字，还得考量目标读者群是香港或台湾。像是“發布”或“發佈”、“閱讀”或“閲讀”，两地用字会有差。碰到英中翻译书，编辑必须弥合两种语文的隔阂，像是原文里的“sister”指姐姐或妹妹？“有时没法跟作者求证，只能从文本逻辑去看。”高慧铃说，“所以校对时，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功能是什么，对象是谁，再去调整。” ◢基本功的养成：来回辩证，累积常识资历尚浅时，校对一份文稿后，出版社会安排较为资深的编辑把关，“看看我有没有改对、改错、改漏。”谢淑怡说。而前辈没有轻易放过每一处更动，“他会逐一问我，为什么我改这个词汇或标点符号？我必须要提供理由。” 理由不能只是：我感觉有错；因为语感是一件主观的事。 “可能有人会觉得前辈太严谨，但当时的那种训练，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习惯使用或我经常看到的文字不是这样写，它就需要改。文字或语言只能是非黑即白的吗？有时A没有错B也没有错，不代表作者一定要按照你习惯的语感去写。” 常常因为一个词语要不要改，与前辈讨论很久，“身在其中，会觉得很磨人，每天就在回答：这个你为什么改？可是当你渐渐懂得回答这个问题，有天他却问我：这个你为什么不改？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中文这门语言了。”证明有错，只需翻查词典或工具书；但如何证明一个句子没有错？“有重头来过的感觉，好像再重新认识一门语言。” 这段磨人过程，给她记在心里的是，“在下最后决定之前，需要考虑很多。” 身为编辑，需要积累的，不仅是对一门语言的认知，还有各种知识。高慧铃说，“平时阅读，有时读到我不知道的知识，会记下来，提醒自己以后校对时不要犯错。举例，可能我看到这么一句话：珠穆朗玛峰在特定海拔以上，植物没法存活。”若是往后碰到作者书写登山经历，设计书本封面时，“设计师画了植物在里面，那我必须抓出来。” 她也碰过一篇背景设在日据时期的文章，“作者写说，新加坡与日本的时差，现在是一小时，以前则相差一小时半。但我查资料，发现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当年两地时间是一样的。” 这般错误，若在此之前没有掌握相关知识，是无法在校对当下懂得需要搜索什么、核查什么。“平时也要想，你学到的知识，可以如何跟编辑工作联系。” ◢必不可少的工具——词典见面这天，谢淑怡背着帆布包赴约，里头装有7本词典，“家里还有更多。” 平日工作，最常翻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入行那年是第五版，现在到了第七版，”三版厚重词典都列在她的书架上，由中国出版社所编。“同时还有本地联营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两本主要是查词类。” 另有《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这本很好用，只要是常用的词，你都可以试着找看有没有。那些词有什么用法，里面都写得很详细。”举例，我们口语习惯说，“我吃完饭才去见他”，可其实句子里的“才”是一种误用，正确说法应是“我吃完饭再去见他”。谢淑怡翻出词典解析——“再”表示动作尚未实现，但将于某时实现；“才”表示动作已实现，并且强调动作实现得晚。“它有细微的差别。” 有的词典专查标点符号，有的专查量词，也会借助网络词典《汉典》和《萌典》。到头来，没有哪本词典是唯一的最终指标。 “有些词典挺旧的，所以不是说它没列举出来，我就马上断定哪些词汇不能这么用，我还会再去翻第二本词典，看看有没有别的答案。”同时还要考量特定词汇在不同华语地区有不同释义和用法。“你在决定放过或不放过（错误）之前，要翻的词典不止一本。不要太快去判死刑。” 校对是没有捷径的事，唯有勤翻词典，谢淑怡说，“一直翻一直翻，可能同一个词，你入行第一年要翻词典，你入行10年你还在翻。再三确认，是很重要的态度。” ｜更多Ｑ＆Ａ｜ ❶在你眼中，校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高：其实经常是很累很闷的，抓错误是要很用力的，过程是不有趣的，有时会逃避不想做，但当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时，会觉得很好玩。谢：有人会觉得蛮枯燥，但我其实很喜欢它可以让我进入一个高度专注的状态，周围好像屏蔽掉了，如果有人来喊你，你还会吓一跳，好像突然从一个世界里被拽出来。这可说是最理想最专注的状态，但又是可遇不可求。 ❷平时会有职业病发作的瞬间吗？高：我想每个人的工作需求，会影响我们平时收集和处理知识的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职业病。职业病多少有一点，但没有很严重，因为平时看别人的书是为了抓取知识，不会特别去看错字，因为校对很耗脑力。但因为繁体书很难做，比如“彻底”，有人用“澈底”，有人用“徹底”；所以平时看台湾出版品，会注意哪个出版社用哪个繁体字眼。谢：刚入行的时候会。那时觉得找到毛病，好像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做久了，可能已经没办法像一个普通读者那样好好看书。再后来觉得“零错误”这件事，以前会追求，越做越多年发现，其实你要懂得容错。毕竟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没有错误。但是“容错”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了。你还是要有追求零错误的态度，但同时也能容错。 ❸若要选出最会伪装的错字，率先想到的是？高：比如“出”和“岀”（由两个“山”组成）意思一样，是异体字。遇到后者，我们还是会把它改过来，不然会很奇怪，甚至有些字体没有收录这个字，排版时无法显示。谢：每次遇到这个字都会警铃大作——“汩汩”（gǔ；模拟流水声），它长得很像“汨”（mì），若是看词典里的标准楷体，还看得出明显差异，但现在电脑里有很多字体，基本上用肉眼分辨不出是汩还是汨，这时我会直接复制它，丢到网络搜索，确定没有用错字。 ❹把校对做好，所需的性格或态度？高：要坚持，要有耐心、细心，将同一份文本看过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会觉得谁都可以做校对，很容易做。有新编辑入行，我们让他做排版、校对、写文各种工作，他会觉得校对最容易。可是等他做了几年，他会发现其实最不容易、做得最不好的，反而是校对。校对是你可能做了10年，你还是不够好，可能也是最弱的一环。包括我编辑很多书，自己校对了还是觉得不够，不敢送印，需要其他人帮忙再看。谢：每次有新人入职，都会让他们尽早认清现实。一份稿至少都要看过5遍，所以要能坐得住，愿意沉下心来。通过你一直去翻词典也好，一直去跟别的编辑去辩证都好，它都是你累积基本功的方法。但是，基本功不是让你用来展示自己多厉害——这个东西只有我会，你不会；不是。它反而是让你越来越清楚接下来怎么去校对每本书，让你以后校对每本书时，底气会越来越足。更多文章：【读家说书】龚万辉 X 农夫谈封面设计：关于书本的第一道风景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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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小耳朵】让生活慢下来：“大将·生活”书店启幕

大将文化发行人陈建福希望书店里有孩子在翻阅图画书，有长辈书写回忆，也有作家从这张桌子、这面墙，开始构筑他们的第一本书。“‘大将·生活’是一个社区文化平台，不仅仅卖书，也是一种对生活节奏的提案。” 吉隆坡“大将·生活”书店于6月9日举办了启幕礼，众多艺文界人士齐聚一堂，见证了今年本地华文书业的盛事。我国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受邀为主宾，她在致词时认为，一本书的诞生，经历了严谨的筛选和编辑过程。“在资讯爆炸的时代，更准确的资讯，或许得回到书本去找。”而“坐下来认真读完一本书的能力”，正是这个时代亟需重建的素养。大将文化发行人陈建福希望书店里有孩子在翻阅图画书，有长辈书写回忆，也有作家从这张桌子、这面墙，开始构筑他们的第一本书。“‘大将·生活’是一个社区文化平台，不仅仅卖书，也是一种对生活节奏的提案。” “大将·生活”书店坐落于吉隆坡GMBB文创园区3楼，占据8个店面，空间其实不大，但设计新颖，叫人耳目一新。书店的开张，揭示了大将文化掀开新的一页，也让吉隆坡市中心，从茨厂街至武吉免登5公里范围内，拥有月树、商务、菩提、学林、大将、诚品等书店。读者可沿着此书店路线，一路探寻书香。阅读，是一种慢得刚好的浪漫走进“大将·生活”书店，店里展示了两个显眼的口号：“让生活慢下来，从阅读开始”、“阅读，是一种慢得刚好的浪漫”。“慢”是关键词，唯有慢，才能走进文字的世界。书种的分类相当口语化──“世界文学站”“文学之境”“将心之作”“毛言毛语”“图文日和”“疗愈俱乐部”“自我更新站”“孩子的世界”“爸妈成长中”“财商自习室”“读点深的”“关于她的种种”“他未说出的事”。这样的分类名称与别的书店不同，一目了然之余，也体现出一种亲切感。不过，也许新开张，每个分类的书种并不多。书店有个小阁楼，摆卖文创商品，展现出“店中店”的格局。此外，还辟有办活动的小空间，可以预见许多作家，包括大将的一众作者，都将在此举办分享会，结合出版和实体书店，进一步推广阅读。其它文章：【书市小耳朵】低薪、高压、升迁难：台湾出版业的结构性疲乏【书市小耳朵】独立书店办书市：感性读书理性祭改【书市小耳朵】颜汉霖 / 台北国际书展：人潮汹涌买气佳【书市小耳朵】马华文学影视化，从黎紫书开始

5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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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青年／文化说】从週刊到季刊，《学海》让阅读更具深度

交流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探讨过去，展望未来，瞭解国内校园刊物的成长与衰退；二是探讨当今年轻人的阅读取向，以期在迎合市场需求与坚守社会责任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张永庆校长╱董总《中学生》主编阅读是时代永远的需求张永庆说，面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学生刊物工作者不应该绝望和气馁，因为阅读是时代永远的需求，学习是每个人必需，亦是成长过程必需的事情，所以要坚持下去，尤其是当今电子化和AI时代，更需要透过阅读去做更有效的学习。 “以前的文化沙漠，你给他什么，他都会爱上，还把你当偶像。现在是更复杂的时代，阅读需要更丰富的内涵，包括如何选择阅读的类型，以及怎样去理解一个文本，以快速找出重点，所以课堂上教学的内容，其实应该是教导阅读的方法，让他们从阅读中得到更需要的讯息。” 《好学生》的成功及打下的基础，孕育了学生刊物后来遍地开花的盛世，董总出版的《中学生》及星洲日报出版的《学海》、《星星》及《小星星》等，成为当代中小学生炙手可热的学生刊物。张永庆披露，董总的色彩是独中，当时为了跨越独中的框框，并延伸至国中，进而创设《中学生》，并从1986年开始透过此刊物举办生活营及文艺营，吸引了无数学生参与，刊物的销售巅峰期超过1万份。 “八九十年代是学生刊物起飞的年代，知识的海洋学习流向大海，《中学生》是其中一条汇入大海的学生刊物。我们培养学生，给予他们方向，这是一个社会教育。” 他认为，随着阅读口味的改变，我们必需随着改变，而且新冠病毒疫情改变人们的观念，对青少年可能产生更多的改变，形成想做就做的冲动型性格，所以我们更要学习及掌握年轻人的阅读心态，并在迎合与引导年轻人阅读之间取得平衡。 “《中学生》电子版邀请独中生网上座谈，以小专题或时下关心的课题为吸睛点，因为年轻人不看你写的，所以我们要抓重点，不论纸媒或影音，抓住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他劝请学生刊物工作者不要迷失在眼前，而失去关怀社会的责任，毕竟报馆需要扮演社会教育的角色。他强调，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非常重要，透过各种实体的活动如写作营或文艺营，不但可以重新建立连结，还能引导年轻人正确的阅读方式。 “现在更需要的是接触，我们在这一方面做得比较少。我觉得关系是持久，影响力也是持久的，所以我们要相信接触和谈话的温度，而多办一些文艺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是否有更努力去接触，然后相信温度带来的一些体验，证实年轻人有这个需要，不然他们就会冷漠，只顾着看手机。” 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兼《学海》前主编曾毓林《学海》，文化教育的珍贵版图星洲日报《学海》周刊是许多人成长过程中，一份非常熟悉的平面教育刊物，其内容丰富但不沉重的知识文化，轻松又不失深度的活动与资讯，陪伴青少年走过青涩的岁月。然而，经历互联网时代的巨大变迁，创刊30年的《学海》与很多平面刊物一样，逐渐消失在历史的洪流里。作为教育文化的推手，星洲日报始终没有放弃《学海》，从2024年4月起，《学海》不再是周刊，而是转型为每3个月出版一次的季刊。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阅读始终是生活上必需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电子化的AI速食阅读大时代，《学海》要如何走下去，以期适者生存，而我们的坚持与努力，又可以持续多久？星洲日报副执行总编辑兼《学海》前主编曾毓林邀请了2位曾经负责校园刊物的教育工作者，即《中学生》主编张永庆校长与《好学生》主编锺宝颜，联同前《学海》主编曾翎龙、前副主编梁靖芬、现任主编王国刚及曾经是《学海》忠实读者的卢姵伊，让老中青三代一起交流与探讨，如何为《学海》谋求全新的出路。曾毓林强调，《学海》的本质是星洲日报为了栽培学生记者及未来媒体人而设，随着时代的变迁，《学海》读者减少又不赚钱，但星洲日报秉持的社会责任，不能因此失去《学海》这一块文化教育的珍贵版图。他说，这次的交流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探讨过去，展望未来，了解国内校园刊物的成长与衰退；二是探讨当今年轻人的阅读取向，以期在迎合市场需求与坚守社会责任之间，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点。锺宝颜／《好学生》主编《好学生》不敌互联网《好学生》是七八十年代相当火红的学生刊物，亦是国内学生刊物的开山鼻祖，其首创的“小记者制度”，可说是往后《学海》学生记者的原型。从台湾远嫁大马的锺宝颜，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其已故丈夫陈毓平于1972年创办《好学生》半月刊，一年后她嫁来大马，并担任其助理，夫妻联手把《好学生》经营成为当时校园最响亮的学生刊物。 “我当时发现这里没有学生刊物，小孩没有东西看，我丈夫也是新闻系出身，在报馆工作。经过市场上的了解，我们认为要给学生读物，就与几位朋友全马跑透透，拜访学校的校长，并获得校长和老师们的积极回响与支持。” 她说，《好学生》是国内最先进军校园的学生刊物，当时的年代乃“文化沙漠”，市面上缺乏阅读刊物，所以《好学生》广受欢迎，巅峰期销售量达5万多份，并销售至东马。有些学生没钱购买一份60仙的《好学生》时，老师还会允许他们赊账。 “我们是连发行也一脚踢，到各州找代理，然后用报车运送，以最快速度送达。《好学生》出版了26年，最终败在互联网之下。” 锺宝颜披露，《好学生》是提供给小学四年级至初中三的学生阅读，刊物内特设“小记者专页”，出题投稿，并拟定小记者制度及前往各地举办小记者座谈会，鼓励学生申请成为小记者，并可凭着写稿表现而晋升为优秀小记者。曾毓林就曾经是《好学生》小记者。 “我觉得读者的参与度很重要，因为这不是看故事书，所以我们的口号是正餐以外的水果，学校的功课是正餐，我们则供应水果。”有鉴于此，《好学生》设立读者投稿区之余，亦提供各种活动，占据了整份刊物一半的内容，这包括造句、看图识字及漫画等等。她补充，在那个“文化沙漠”的年代，国中生比独中生的投稿更踊跃，而且当时加入漫画还遭受一些校长的极力反对，认为漫画对学生的身心无益，几经辛苦劝说是世界儿童漫画，才成功说服校长。曾翎龙／文教部主任兼《学海》前主编编辑与读者渐行渐远曾翎龙指出，大马目前最缺乏的是可以撰写长篇，又有内涵与深度网络文章的人才，所以我们应该去开拓这一片版图，之后逐渐会有更多人经营。他说，目前国内有很多人在经营网络上的梗图、搞笑或娱乐成分的影像，而中国及台湾则是影像与文字并重，达致两者平衡的情况。 “若一味地迎合读者，我们很快会被淹没，很难建设下去，因为他们看了也没有太大的印象，而且太多人在做，反而经营深层的东西，比较可以留得住读者，经营起来比较有成果的累积。” 曾翎龙大学毕业后，在星洲日报《学海》担任编辑及主编，过去15年来，他发现编辑的形象一直在转变，从跟读者有很强的互动，逐渐变成互动越来越少，而且编辑亦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与学生渐行渐远。他披露，他初期在《学海》里介绍很多他的偶像歌手给读者认识。“那个年代，编辑会把自己的喜好放进去，从而引导学生来影响一代人。” 他说，当时的编辑比较显形，就如厨师煮菜给顾客吃，顾客可以看到厨师在煮菜，所以读者大略了解每位编辑的性格；惟演化至今，编辑逐渐没有很显形，而是退居幕后，因为读者未必会喜欢编辑所推荐的事物。 “现在的读者是我有自己要看的东西，我未必要跟你。再說，编辑也成长了，喜欢的东西，离中学生更远了，所以也没想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因为距离有了。” 梁靖芬／星洲日报副刊副主任年轻人抗拒长篇大论梁靖芬说，学生刊物工作者不需要抗拒影像，而是坦然地接受影像来拥抱年轻人，但同时可以透过影像的内容，对年轻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引导他们去阅读文字。 “我们不要因为你要影像，就全部都给你影像。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除此再给你别的，我们要做的是别的部分。我们要用影像找出还是可以进入文字的读者，而不能讲文字很重要，就塞你很长的文章，这样他们就抗拒了。” 她强调，网络新闻一些看似微小的事情，其实可以对读者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让读者学会分清轻重；例如人咬狗及飞机失事的新闻，篇幅与标题一样大，若在这一方面作出适当的调整，就会让读者有所觉悟。她认为，学生刊物并非没有读者，而是这些读者都隐藏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们找出来。“阅读张爱玲的人会比鲁迅更多，但阅读鲁迅的人在社会上拥有的权力及所扮演的角色，他们更能影响别人，所以我们应该寻找这一群人。” 梁靖芬曾经是《学海》90年代的副主编，亦曾是《学海》第六届学生记者，当时互联网及手机尚未盛行，学生对于资讯来源的选择不多，故编辑会依据本身的阅历，把资讯纳入刊物内。她说，当时学生刊物百花齐放，她透过《学海》的活动及笔友方式广交朋友，彼此之间互相交流，而她亦因为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就把阅读的文本纳入《学海》刊物里，属于非常文学的小众。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与读者交流还是要有的，《学海》有〈编辑的话〉跟读者双向交流，而网络则有〈小编和老编的话〉，我们在做着一样的工作。” 王国刚／《学海》主编办活动吸引学生参与王国刚说，我们不能只是把资讯传给学生，而是要走进他们的世界，并在他们的世界里，用他们的方法及他们惯于吸取资讯的方法来传达资讯。他披露，近几年来《学海》趋向网络化，如脸书及IG，而他也特别加入“只限中学生”的网络吹水站，以真正了解学生阅读的心态与想法。 “吸取资讯的东西还是会有，但媒介不一样，因为网络有他们要看的东西，但要不要看，还是取决于是否对他们有益或纯娱乐的部分。” 他说，随着《学海》从周刊转型为季刊，他们预期会拥有更多时间举办各种活动来吸引学生的参与，亦有更多的时间用在社交媒体上，包括制作视频及活动宣传。他希望这次转型可以更契合学生的方法来接触他们，并提供比较优良的资讯给他们。卢姵伊／前大将出版社副总编辑文字是创作的基础卢姵伊认为，所有创作内容的基础是文字，就算是Podcast及优管等社交媒体，我们都应该让群众了解这些平台背后的基础仍然是文字，让他们知道文字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一直跟着影像的思维跑，我们就会被淹没在影像的大海里。” 她说，当今群众有兴趣知道影像背后或幕后的东西，包括如何制作影像，而她过去就会去了解论坛、部落格是如何设计及操作。她提到，中国、香港及台湾拥有很多进阶的读者，他们对于文字的要求很高，依赖心很强，并有很好的叙述能力，所以他们可以接受长篇但具有深度的文章。 “他们觉得文字是一个除了影像以外，可以跟他们很贴近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培养读者对文字的依赖。” 卢姵伊不但曾是《学海》读者，也是“学海部落”的一员，曾经积极投稿文学作品到《学海》。交流会当天，她携带历年来出版的《学海》刊物，与大家重温当年。她说，当时还是以文字取向为主，但随着影像普遍化，占据大量阅读文字的时间后，就很难找到读者。她强调，通过举办活动如写作营，学校通知大学生前来参加，参与者才发现自己并不孤单，因为主流是喜欢展现自己的自媒体，而文字取向的小众则不爱展现自己，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找出来。

2年前

动力青年

都市动态

“一页书的时间”今办发布会欢迎出席阅读分享会

大将出版社和星洲日报将于明日（26日）联办鼓动阅读的活动“一页书的时间”发布会暨分享会，活动免费入场，欢迎公众出席。

3年前

都市动态

只是建議

何建兴.爱之深，责之切

读者对星洲日报可谓“爱之深，责之切”，既希望星洲日报可以扮演第四权为华裔发声，也希望星洲日报能够发挥出文化机构的水平。

4年前

只是建議

全国综合

“柑你拿”帆布包受争议王雷：这有问题吗？

大将出版社因为贩售“柑你拿”帆布包一事饱受争议，包括指帆布包设计“低俗当有趣”，让“卖鱼哥”王雷忍不住问道“这个包有问题吗？”，同时也呼吁出版商可以联系他。

4年前

全国综合

全国综合

“柑你拿”帆布包引起争议大将道歉货品下架

大将出版社两天前推出“柑你拿”限量款帆布包引发争议，有人指以粗口做谐音吸引眼球的设计相当低俗，但也有人认为这款帆布包相当有趣味。

4年前

全国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