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华社新闻资料

简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北马新闻

视频 | 禾乐国际艺术节闭幕暨颁奖典礼周游斌赞大马华社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中国驻槟城总领事周游斌说，一个民族的强大基于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则源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马来西亚华社始终积极传承和弘扬包括华乐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大家园增光添彩

2年前

北马新闻

会员文

冯振豪|从“多选一”到“二选一”的大马华社

华裔选民应抛弃以往“非马华，即火箭”的旧观念，是时候端看选区的竞争境况，根据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调整投票对象，尤其是在“多选一”的时候，确定手中的一票是流向最可能带来回馈和最能左右政局的票箱。根据民调发现，95%华裔选民于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一面倒地支持希望联盟，在马来选票不到三成的情况下促成政党轮替。时隔近四年的沧海桑田又历经两年的政治动荡，华人依然在沙巴州选和第马六甲州选中票投希盟的行动党，投票率偏低影响政党得票率也未能减弱华裔选民“鸡蛋放一篮”。此种投票取向在华社发酵应该从追溯，笔者将透过本文讲述这层变化。进入讨论以前，有必要厘清大马“华人”的形成。华南移民大规模迁入马来亚和婆罗洲是19世纪中叶开始，而中国华南又有相当复杂的方言群体，包括闽南、客家、广东、潮汕、海南、福州等等，他们除了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和工作类型也有差异，这些籍贯之间缺乏交流，使得从华南到海外都出现不同籍贯活在不同生活圈的情形。另一方面，早期马新地区经常上演类似台湾的漳泉、闽客械斗，不同籍贯的角力牵连马来王室、商人和英殖民者的利益冲突（如1874年的霹雳州、雪兰莪的内战），可见，所谓“华人”在19世纪中末并不存在，个别方言群体皆以各自籍贯为认同。 20世纪初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国人、华人、唐人的认知伴随中国的国族建构而逐步成形，白话文运动、中文报纸和马新国民党支部巩固了“华人”的向心力。当然，单就中国时局变迁是无法促成马新华社的凝聚，马来社会的政治觉醒以及英国当局的政策是加速“华人”关键的变数。根据统计，马新地区的华印人口从1921年46.4%爬升到1931年47.2%，到了1947年达到55%，华人于其中就占据44.7%，马来人和土著则从1921年的48.8%减少到1947年43,49%，族群比例逐年失衡的现象源自英殖民政府输入廉价的华印劳动，造成长期居住当地的马来社会倍感不安，深怕有朝一日“华人”成为“马来土地”的主人。是此，在排斥“华人”的情绪笼罩之下，一方面是马来社会不断施压英政府限制华印移民的移入，另一方面是政治觉醒的意识开始萌生。在马来社会里面，保守右向的王室权贵，宗教司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以及深受印尼影响的左倾菁英，他们在意识形态和左右光谱皆有不同的定位，可是对伊斯兰和马来语的认同却是三者的交集。而且在排斥“华人”的态度趋于一致，惟排他程度不同，如王室权贵要求英国保护马来人和限制非马来人，宗教司以“异端”（kafir）鄙视非马来人，左倾者则倡以马来人为不分肤色的国族认同，而“华人”带来的恐惧也强化马来社会对宗教、语言的推崇。某方面来说，华印移民是促成马来社会政治觉醒乃至民族主义的动能，其概念中的“华人”是整体的存在，华南的籍贯差别未被关注。因此，马新的“华人”是受外部压力所产生的认同。尽管华人认同逐渐扎根，但认同的对象却有别。按照历史学家王赓武的说法，马新华人的认同对象可分为三类：效忠大英帝国的海峡华人，端看时下利益选择认同对象的骑墙派，以及心在中国的祖国派（又可细分为亲国民党和亲中共），基本上华人社会是认同分裂的状态。直到二战结束后，因日军统治激发的忧患意识和中国内战带动的风向，使华人对马来亚、婆罗洲的认同逐步占上风，自身权利的争取趋于强烈。 1946年马来亚联盟计划出台，马来社会掀起大反风，巫统的压力迫使英国撤回放宽移民申请公民权的打算。鉴于英国和巫统主宰马来亚政局，忽视非马来社会的抗议声浪（如1947年海峡华人领袖陈祯禄带头草拟的《人民宪章》完全不受英国和巫统搭理），被边缘化的马共在1948年发起武装斗争，当时的华社对执政当局的不满转化为倾向马共，以致英国的镇压行动频频受阻，对此，除了集中建立新村管理华人，英殖民者还扶持海峡华人和华商代表建立马华公会，作为英国、巫统跟华人交流的桥樑。马华的创立成为华社的新选项，从1952年地方选举和1955年自治邦选举便验证了华社支持马华的态度，起初排斥华人的巫统也开始放缓姿态，相应地降低申请的公民权门槛，然而，仍有为数不小的华人抗拒马华，特别是身处社会底层者，因为马共转入丛林，马来亚劳工党遂替补其留下的空缺，该党与马来左倾菁英建立的人民党在1957年创立社会主义阵线，挑战东姑领导的三党联盟。 1950、60年代，马华内部爆发路线之争，前马华领袖林苍祐出走，以槟城为基地，创立联合民主党跟马华竞争。此时，还有霹雳州的人民进步党、砂拉越人联党、砂华公会、沙巴的联合党和民主党（1962年合并为沙华公会）等以华裔选民为本的政党，以及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在半岛拓展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前身）。由此可见，马来亚、砂拉越和沙巴不乏关注华社诉求的政治力量，显示华裔选票一度是政党热衷追求的对象之一。变化发生在1969年大选以后，首先，由于五一三惨案令在野党纷纷归巢，民政党（前身是联民党）、人进党、人联党加入拉萨主导的国阵，代表华社的反对力量仅剩民主行动党。接著，五一三族群暴动使华人长期对政治心生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集中支持国阵，以马华和行动党为例，从1974年到1999年期间马华得到的国会席次维持在17到30的范围，行动党最多也就1986年的24席，华裔为基础的政党因而难以生存，以往“多选一”的局面变成“二选一”。多年的“二选一”令华社于政治地位越来越黯淡，一来是“同床异梦”马华、民政党和人联党在国阵帐篷遭到巫统的分而治之，选区提名到国州议会代表始终限制在一个水平下，二来是行动党势单力薄，姿态再强硬也无法于国州议会阻挡国阵的横行霸道，前述困境驱使得华人必须寻找突破点。1986年董总署理主席林晃曻倡议“两个阵线”，试图游说一些马来政党为华人诉求奔波，道理犹如“不给糖就捣蛋”。当然，这种操作属于政治常态，没有任何道德包袱，只可以确定华人努力以选票拉拢更多政党殷勤，把政党为单位的“二选一”扩大为以联盟单位。两线制构想的确在1990年代到2013年奏效，安华建立多元族群的公正党以及替阵、民联的构成，说明两线竞争成为在野党对抗执政党的战术。然而，根据长时间的演进，两线制的毛病屡见不鲜，例如，当两个阵线都拒绝为华社的政策偏好发声时，华裔选民该如何抉择？或者，当马来选区和马来选民的比例提高，华裔选票的影响力趋于弱化，其选票价值是否可以动员某个阵营“卖命”？更重要的是，两线制仅起到加强和削弱的作用，无法造成政党轮替，2013年“505，换政府”不成就是最好例子。国阵之所以2018年大选倒台乃希盟和伊党同时分裂巫统巫统选票，换句话说，华社的“二选一”实验已宣告失败。惟，两线制延伸的“二选一”态度其实也强化华社的认同，例如，尽管籍贯和地方（东马、西马）有别，农历、节庆、中文、风俗、饮食等却形成大马华人的文化符号，使得华人就一定要过新年，说中文，写汉写，用筷子吃饭的刻板产生。至于对中国的向往，实际上不是一种真诚的热爱，很多时候是凸显“华人性”的表象，否则，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中，将习近平看板也搬出来的马华就不会只有一国二州的成绩。况且，后中国崛起迄今，中共国策从“韬光养晦”的隐忍阶段转为“伟大复兴”的雄心壮志，也未能打动大马华人一窝蜂地移民中国。显而易见，大马华人对中国热爱是相当肤浅，当面临政治决断的关头（如选举投票），中国因素顿时化为灰烬，简言之，中国因素跟其他文化符号一样，纯粹是回应马来政治压力的文化符号之一。我们经过2018年改朝换代的热血沸腾，领教过2020年喜来登政变到慕尤丁倒台的政庞土裂，时至今日，沙巴、马六甲到砂拉越的政治博弈超越华人想象，“二选一”或两线制的框架已无力回天，国阵、国盟和希盟之间的厮杀已成定局，甚至还有蠢蠢欲动、随时插一脚的民兴党和统民党，让马来西亚政局充斥更多不确定性。此时，华裔选民应抛弃以往“非马华，即火箭”的旧观念，是时候端看选区的竞争境况，根据政党竞争的激烈程度调整投票对象，尤其是在“多选一”的时候，确定手中的一票是流向最可能带来回馈和最能左右政局的票箱。

4年前

会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