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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卿柔|女性政治赋权亟需提升

唯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赋权女性，政府与民间团体积极携手推动性别平等，才能真正落实改革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改善女性同作为公民的权益。为了达到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女性必须拥有表达的自由权利以及参与公共生活权利，这应当充分地表现在女性在国家各个层级及部门决策过程中，可以享有不受到威胁地自由表达意见与发挥能动性的空间。因此在这一方面，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与体制需要得到追踪与监控，以侦测并研究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中的代表性，以及各个机构领导层级女性领导人、民意代表等的群体代表性和数量是否充足。根据我国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特定领域中女性赋权统计数据，我國的性别差距指数（Malaysia Gender Gap Index，MGGI），整体达到0.714。我國的性别差距指数同样根据全球性别差距指数（GGGI）所制定的四个维度，分别是：经济参与和机会、教育程度、健康与生存机会以及政治赋权。这项统计大致反映出相关国家的性别差距情况，进而给予政策制定者评估国家在制度层面推动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方面是否有长进。在这当中，值得留意的是，我國在政治方面的赋权方面的指数仍是处在超低水平的0.100。2020年在国会担任民选议员的女性占比是14.9%；持有部长级职位的女性，也仅达到15.6%。至于在担任高级别公务员以及立法领域方面，女性的比率同样显著低于男性，仅达到24.8%。女性在政治领域中的参与程度，对于女性政治赋权进而达到社会制度层面的改变是重要的，同时也可以促进国内当选执政党的代表性。在我国的政党文化里，女性党员虽然同样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是大多数的女性群体经常仅仅成为支持男性领袖的基层力量，往往无法或很难进入政党的决策圈子。因此，女性党员虽然继续成为政党运作的一股重要力量，看似有参政的机会，然而在政党内部想要达到位阶流动的机会却微乎其微，而继续在政治领域中复制履行父权体制下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角色。我国女性政治代表的数量依然处在极低的不健康水平，透过每一次的选举提名程序，最终上阵的女性候选人数量，便可以看出这一性别不平等的现象。在2018年，我国首次经历政党轮替，希盟当选执政政府，虽执政女性人数有稍微攀升，更出现了我国首位女性副首相，但是在其有限的执政期里，依然没有委任足够的女性代表作为决策者。时光再倒流回到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竞选期间，无论是希盟还是国阵，在他们的竞选宣言里都表明会在联邦与州政府的层级达到保有至少30%女性代表的目标。事实却是口号与实际行动仍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根据统计，在2018年的全国大选中，女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率只有14.4%，分别是国阵（727名候选人，92名女性）、希盟（660名候选人，85名女性）、伊斯兰党（548名候选人，36名女性）。按照逻辑推算，如果真要在执政层级达到30%的女性代表目标，则各个政党需要在提名的阶段就保留足够的女性候选人数量。结果显示，在仍由男性强烈主导的政治场域中，女性候选人明显不具备与男性候选人平等竞选的机会。此外，更令人心寒的是，在国会殿堂上或政治人物针锋相对的现场，女性政治代表仍遭逢针对其性别的恶意攻击。尤其在国会会议的现场，屡屡发生政治人物发表充满歧视性与贬低女性的言论。这些事件除了反映出国内普遍公民的性别意识薄弱，不友善的政治场域也可能会降低女性从政的意愿。加上社会普遍对于女性性别角色的期待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女性从政面对更大的压力。举例来说，相比一名男性政治人物，一名女性政治人物需要面对更多的来自于传统性别观念下的不合理观感与压力。因为性别分工不平等的关系，女性仍被期待是家庭单位内的主要劳动者与照护者，即使一名女性在专业领域有多么卓越的表现，只要她无法拥有所谓主流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亦或无法处理好私领域的事项，便被视为失败者。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在职场女性的经验中可见一斑，女性经常受限于传统性别角色的分工，被认为势必会因为照顾子女的责任和家务劳动而分心，进而无法全心专注在事业上，甚至可能因为个人家庭规划怀孕的打算，而必然造成工作职涯中断这样的刻板印象。综上所述，马来西亚在迈向性别平等路上还要很长的一段路要前进，尤其是在女性政治赋权的领域。国内各个政党需要提高女性政治民意代表的数量，脚踏实地的付诸于行动，在选举中提高女性候选人的提名参选数量。社会也需要积极响应今年3月8号妇女节的主题——打破偏见，唯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赋权女性，政府与民间团体积极携手推动性别平等，才能真正落实改革政治系统中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改善女性同作为公民的权益。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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