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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天美|依斯邁沙比利大，還是阿末扎希大？

經歷過這些活生生的教訓，真心希望在第十五屆選舉後的政府，政治人物不要再以違反內閣制慣例，別出新裁的組成和靠談判選出首相人選。 2018年第十四屆全國大選之後，我不時都會想起大一的“政治學”課，老師對內閣制國家的一番解說。由於年代太過久遠，我僅記得老師的大意如下：“在內閣制國家，一般都由國會最大黨的主席擔任首相，很少有國家違反這一原則，因為這在治理國家和政黨倫理上會產生許多問題。” 我以為有生之年都不可能看到這一情景，沒想到卻活生生發生在大馬，而且還3次之多。以現在正在進行中的個案而言，即是首相由巫統第三把交椅依斯邁沙比利擔任，而非主席阿末扎希。雖然我們未在媒體讀到依斯邁沙比利在國家治理上面對甚麼問題，但我們至少能在阿末扎希和依斯邁沙比利對於何時舉行大選之爭，一窺首相不是由黨主席擔任所造成的問題。阿末扎希希望全國大選越快越好，依斯邁沙比利卻不願意。阿末扎希是基於國陣去年11月的馬六甲州選和今年3月的柔佛州選大勝後，有意延續這個勢頭盡快舉行全國大選，以便國陣能在第十五屆大選有機會狂勝組成一個穩當的政府，無需再如現在一般因為議席不足必須與其他政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造成各種政策因為彼此意識形態的差異難以落實。這是任何一個理性的執政黨主席都會做的決定。可是依斯邁沙比利卻一直唱反調。於是，大家就看得一頭霧水了，一個是國會最大黨主席，一個是首相，究竟誰比較大？誰該聽誰的話？要知道，內閣制和總統制不一樣。總統制的總統是一人一票由人民選出來的，在民主社會人民最大，所以總統比黨主席還大，像美國；可是在內閣制，慣例上首相是依據國會取得最多議席的政黨主席擔任，因為政黨主席是獲得最多黨員支持的對象，也經常是人民投票時相對能夠接受的對象。像大馬和英國。如果像大馬一樣打破慣例讓政黨老三當首相，理論上就是黨主席比首相大，阿末扎希比依斯邁沙比利大，依斯邁沙比利必須聽阿末扎希的話。簡言之，依斯邁沙比利這個首相必須貫徹阿末扎希的意志，也就是依斯邁沙比利這個首相實為傀儡首相。在實踐上，我們又不能忽視政治人物都有權力慾這一事實，不管有沒有可能成為政黨第一號甚至國家第一號人物，每個人心裡都會深埋着這樣的想望。做為老三，依斯邁沙比利算是如今全國最有權力的人物，要他聽從一個實權只及於一個政黨的主席，捫心自問，若換做我們，我們願意嗎？因此，依斯邁沙比利若不想再受到政黨主席牽制，他就必須“剷除”主席和署理主席，再以巫統主席之姿名正言順的出任首相。因此，目前形勢雖然會讓國陣在第十五屆大選獲得比上屆還理想的成績，但國陣大選成績在阿末扎希領軍之下越理想，他在國陣巫統的地位就會比現在更穩固。雖然巫統最高理事會在今年4月宣佈，依斯邁沙比利將是第十五屆大選的首相候選人，在無需和其他政黨聯盟也能組成國陣政府的前提下，屆時阿末扎希要出任首相換掉依斯邁沙比利，在黨員的簇擁之下一點都不費吹灰之力，他們還管巫統今年4月曾經宣佈依斯邁沙比利是國陣第十五屆大選的首相候選人這回事嗎？因此，依斯邁沙比利才以“拖”字訣應對解散國會的壓力，以納吉和阿末扎希的官司和LCS醜聞為由拖垮阿末扎希，換取自己下屆安穩的相位。儘管司法本就不該受到政治干預，如此貪腐的政治人物才能受到應有的制裁，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應有、大馬也老早該出現的現象。不過依斯邁沙比利借用司法對付黨職比他還高的黨同志，以個人利益置於政黨利益之上，這並不符合民主社會最強調的程序倫理。更何況，大馬一朝沒有一個能夠完全執政的政黨擔任政府，政治人物無心管理國事只想爭權奪利，國家局勢無法穩定，外資不願意進來，對國家發展和經濟發展都是嚴重的威脅。其實，2018年第十四屆選舉之後，大馬就一直以違反內閣制慣例的方式選出首相。先是希盟讓國會議席排行第三多的土團黨總裁馬哈迪出任首相，以至馬哈迪在執行政策時頻繁受到第一大黨公正黨和第二大黨行動黨的置疑和反對，導致2020年2月的喜來登行動發生，讓大馬的第一次政權輪替僅維持短短的22個月就結束；第二次則是由國陣+國盟聯合政府中的第二大黨土團黨主席慕尤丁出任，慕尤丁擔任首相期間也是頻頻受到國陣/巫統的干涉，結果慕尤丁以辭職告終。經歷過這些活生生的教訓，真心希望在第十五屆選舉後的政府，政治人物不要再以違反內閣制慣例，別出新裁的組成和靠談判選出首相人選。第十四屆選舉後的這堂課，非常血淋淋，夠了。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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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天美|怎麼看佐科威官訪俄烏？

縱使佐科威此行無法擺平俄烏衝突，但對佐科威和印尼而言所獲得的正面外溢效應，遠遠超過只是解決印尼民生問題。自佐科威於2014年就任總統以來，印尼在外交上相對於前任的蘇西洛安靜許多。就算佐科威難得參與國際政府組織活動，在眾多國家領導人前，他總像個小透明，不容易讓各國媒體注意到他。曾有媒體詢問他為何如此低調，他坦言自己不擅長外交，還是把內政搞好再說。冠病疫情於2020年在全球爆開來後，國際媒體才比過去幾年捕捉到較多的佐科威鏡頭和新聞。不過當印尼外交部長蕾特諾宣佈，佐科威將在出席德國於6月底舉行的G7會議後官訪俄羅斯和烏克蘭，借此調解俄烏之間的矛盾，並與俄國協商處理因俄烏戰爭引發的食物短缺和人道問題，還是不免讓人震驚。這個主動要去捅這個美國、歐洲和非洲多國都無法處理的馬蜂窩的佐科威，和那個自稱不擅長外交的佐科威，是同一個人？若仔細觀察和研究，佐科威走上俄烏這個已經“公演”逾4個月的大舞台，始終還是和印尼的內政相關─佐科威依舊是那個不擅長外交的佐科威，他依然以印尼內政為主。俄烏衝突發生至今已經形成全球的糧食危機，印尼國內的食油和食物價格皆飆漲，嚴重打擊佐科威在國內的聲望。為此，他還在本月的內閣重組時，撤換無法提出有效政策解決國內食油和其他食品短缺，引發民怨的貿易部長魯特菲，充份展現他的“民之所欲，長在我心”的決心。佐科威要挽救他在印尼的聲望，當務之急是解決目前國內食油和食物短缺的問題。除印尼和大馬一樣的給部分民眾發放津貼和給食物制定頂價等手段，但這始終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長遠而言還會對國家經濟帶來沉重的負擔。佐科威看得比較長遠，即是若要有效的解決問題還是必須從解決源頭開始，也就是俄烏停止衝突。縱使佐科威此行無法擺平俄烏衝突，但對佐科威和印尼而言所獲得的正面外溢效應，遠遠超過只是解決印尼民生問題。無疑，佐科威此行讓他取得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先於中國、日本這些區域強國，首個官訪兩國的亞洲國家領袖的地位。在區域層次上，他成功把印尼在東盟和亞洲地位提高一個層次，因此此舉展現了印尼雖然只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他對國際社會和平的關注比不亞於歐美這些已發展的國家，並且也願意承擔作為國際社會成員，推動和平的責任。當然，印尼是本屆G20輪值主席國，也讓佐科威此行獲得國際社會不能不被忽視的關注。此外，佐科威身為印尼總統，為了國內民眾的肚子強迫自己從事自己一點都不擅長的外交事務，尤其還是調停兩國衝突這回事必會感動許多民眾，他的聲望可望再度飆高。可惜若首相依斯邁沙比利少些關注自己的服裝和拒絕解散國會，政治人物少鬧桃色緋聞、解散國會和與政敵打口水戰，多些關注民生和國際事件，搶先印尼給依斯邁沙比利獻議走一趟俄羅斯和烏克蘭。無論最終結果如何，國陣勝出這場選舉拿下逾三分之二國會議席，必然不是一場白日夢。可惜啊！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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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天美|是馬哈迪造成華人“難以融入大馬社會”

真正造成大馬華人始終警覺自己是華人、說華語、不願意放棄華人文化的根本原因，始作佣者就是馬哈迪。前首相馬哈迪在新書《抓住希望：為馬來西亞繼續奮斗》的推介禮上，談及華人的族群身分認同，並以華人用筷子吃飯和馬來人以手抓飯為例做為對照，一石激起千層浪。這段話之引人爭議，是因為馬哈迪提了兩個概念，一為融入社會，另一為同化。他這句話的前提採取的是馬來人以族裔文化定義的“馬來人的大馬”國族思維，而非華人以國籍定義的“大馬人的大馬”國族論。馬哈迪和華人對國族定義的相異，造成許多華人很委屈，覺得自己明明在大馬土生土長，奉公守法、響應政府推動的政策，並且在國家發展中做出應有的貢獻，為何只是因為用筷子吃飯、說華語就被馬哈迪視為沒有融入大馬社會？反之，對馬哈迪而言，華人一日沒有同化為馬來人，就不是真正的大馬人，也就是沒有融入大馬社會。也就是因為馬哈迪和華人群體思考的出發點不一致，也就造成雙方的對話難以形成交集。此文試圖回應馬哈迪關於華人難以被同化的問題，但並不表示我贊同或認同馬哈迪所說的華人必須被馬來人同化的說法。真正造成大馬華人始終警覺自己是華人、說華語、不願意放棄華人文化的根本原因，始作佣者就是馬哈迪。讓我們一起回想，身為大馬華人，當我們在國外念書、開會或旅遊時被詢及是哪一國人，我們都會回答“大馬人”，而非“大馬華人”，因為我們面對外國人時，我們並不會輕易就被喚起或意識到自己是“華人”。但一回到大馬卻完全相反，我們無時無刻不被這個國家提醒着我們是華人。比方說，隔壁Halim的STPM成績明明比我孩子差，為甚麼他被政府大學錄取，我的孩子卻名落孫山？因為我的孩子不是馬來人/土著；為甚麼我的公司明明具備上市的條件卻無法上市？因為我的持股人都是華人和印度人，沒有符合馬來人/土著持股30%的要求；為甚麼我明明看上一套房子，我也有足夠的錢卻買不到？因為那是土著保留單位 / 土著固打單位，而我不是土著。當一國憲法以二分法的方式，一刀切的把人民分為馬來人和非馬來人，強調馬來人的特權地位時，國家再遵循憲法的制定，在政策上獨厚馬來人和土著時，國家已經帶頭把華人/非馬來人/非土著排擠在主流的國家體制外，暗示這一群體和我族的馬來人/土著並不是一家人。須知，身分認同並不是以身俱來的先驗知識，而是個人與外界互動後依據個人的感受和經驗產生的選擇。當華人一再的被排擠在國家的各項馬來人/土著政策之外時，我們就是一再的被國家間接提醒“你是華人，所以你不能獲得國家的這些幫助”。於是我們回頭審事自身，喔，是，我用筷子吃飯，我說華語，所以我是華人；由於我是華人，所以我必須更堅定我身為華人的因素，不能放棄華人文化，因為這就是我。當馬哈迪說東南亞許多國家如菲律賓和泰國華人，都能夠很好的融入當地社會，但大馬華人都難以被同化時，他或許忘了一件事：菲律賓和泰國，並沒有如大馬政府般推行扶植人口佔多數的馬來人/土著政策，卻排擠包括華人在內的少數非馬來人/非土著。已具當地國籍的華人，和多數族群享受著國家的保障和給予的同等福利，菲律賓和泰國華人，並沒有如同我們一樣的一再被政府提醒自己是華人的身分，所以無法和馬來人/土著享有一樣的國家福利，因此他們當然能夠很多的融入當地社會。大馬這種有系統性的獨厚馬來人/土著思想，最早也最為人知的，就是出現在馬哈迪1970年的《馬來人的困境》。翌年，第二任首相敦拉薩就推動在實行上相對照顧馬來人/土著的新經濟政策。敦拉薩制定新經濟政策是否有受到《馬來人的困境》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但馬哈迪從1981年至2003年擔任大馬22年首相期間，卻盡其所能、無所不為、不遺餘力的執行馬來人/土著政策卻是不爭的事實。數十年來馬哈迪一味的怪責我們華人無法被同化，無法融入大馬（馬來人）社會，或許馬哈迪更該怪責他自己，因為這都是他一手主導造成的。或許其他首相、政治人物甚至小拿破崙也有一定的“貢獻”，但不可否認的是馬哈迪的責任絕對比其他人人還來得更為重大。

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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