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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生活
文艺春秋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要说我的书桌上有什么是不可或缺的,大概就是手写板了。少了手写板的话,着实无法心安呢。 我们那个时代最初的写作,大概都是从“稿纸”开始的。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很少看到稿纸了,以前学校写作文都规定要写在稿纸上,因为每一行有固定的字数,方便计算写了多少字,符不符合要求字数。万一需要改错,格子旁边还留有空位方便标注。 以前的作家写作也写在稿纸上,正确来说不是为了计算有多少个字,而是计算有多少行字,好决定一本书的字数和页数,方便排版。 当然写作并不是非写在稿纸上不可,我在中学练习写作时,都是写在一本300页的厚簿子上,还设计封面、设计版面、画插图,写满一本再买一本,或两本类型不同,这些簿子都一直保存至今。 正因为长期的握笔创造另一个世界,握笔写作或作画成了不可或缺的仪式,感觉上不管是笔柄或文字,都充满了温度。 1990年代的大学时期,家用电脑正在兴起,宿舍里的学长纷纷买了个人电脑,我也去台北陆桥底下的光华商场拼装了一部,此时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输入文字。 当时马来西亚的中文输入流行仓颉输入法,而台湾普遍使用注音输入,结果两地的宿舍学长在比赛之下,发现仓颉比注音来得快。前者要把字形拆开,后者要把字音拆开,如果遇上多音字或不懂得如何发音的字时,注音无疑就会慢一点了。后来台湾又出现也是把字形拆开,而且更简便的呒虾米输入法,我台湾写作的朋友都挺爱用的 但我对于各种输入法总是水土不服,因为要在脑中把字形拆开再重组起来,无疑增加了思考的步骤,若要把脑中的文字变成发音再拆开再拼起来,更是步骤繁琐,跟自小训练直接用笔写出字形相比,注音或拼音无疑会用掉脑袋更多的RAM。 又发现,为了减少打字的时间,往往会在不知不觉中选择较简略的用字,影响了文字的风格。曾经跟台湾写作的好友讨论,问他们自从使用电脑输入之后,写作的风格有没有变化?结果朋友们纷纷惊讶地说:的确。打字跟手写的感觉真的差了一大截,连用词都变得不一样。 为了实现在电脑手写,我找到了当时手写输入的龙头“蒙恬手写板”,所费不菲,但为了写作,还是买下来了,虽然有时写起来会有些许卡卡,但只要能让我有手写的感觉,那就足够了。 自从手机在10年前变成智慧型之后,也出现手写输入,能用手指在荧幕上写,不过跟拿笔的感觉还是差很远呢。蒙恬输入法近年也出了一个跟手机荧幕连结的产品,但写了10万字以后,荧幕都快被磨掉一层了。 我也尝试用Ipad写作,它的笔真是溜滑,但总在我爱用的全形标点符号给我麻烦,必须常常跳换功能去标点,再跳回来写字,往往打断了思绪。不过在旅行时的确挺方便的,尤其在长途飞行时。 还是蒙恬手写板最棒!30年来,我换过一代又一代的蒙恬产品,如果全都不丢弃的话(其实我真的没丢掉),大概可以开一个展示柜了。 不过,我最后得告解一下,这篇短文其实是用语音输入和荧幕手写完成的,所以比较口语化。但若是写小说,则非握笔不可,好确保文字的风格不变。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2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这房间本来是不存在的。最初这里是一座院子,紧邻窗外的红砖房。很久以前也许这里有一个开着黄花的丝瓜棚,也许从前住在这座房子的人在这里乘凉和晾衣服。 尽管如此,房东先生仍然会把这里称作“小院子”。“我的房子比别人的还多了一个小院子。”他说。所以房租3300块钱(人民币)是合理的。 所以我一直有“农家乐”的感觉。雨天时这种感觉更加强烈。滴滴答答。乒乒乓乓。我们和天空离得很近很近。 “我觉得我能在这里写一本书。”在搬进来之前,我就有这个预感了。那是去年夏天,我们刚领到钥匙,于是来这里看看,讨论该怎么布置房子。 “我觉得我能在这里写一本书。”坐在什么都没有的“小院子”里,我对夏木说道。 于是我把我的书桌放在这里。这是我的第一张书桌(尽管它不是我渴望的实木书桌)。我把它从古海道搬到这里。在金台西路和广顺南大街,我是没有书桌的。 书桌上有我的日记本、电脑、诗集和书、玛丽送的瓷杯、苏从大都会博物馆带回来的杯垫、眼镜盒,右边墙上有去年在布拉索夫买的《特兰西瓦尼亚地理志》明信片。还有我从马来西亚带回来的如意油。 后来我才想起从前母亲也是经常抹如意油的。那时的她是不是焦虑又压抑? 刚搬到这里时,有一天,我在日记本写下这些片段:“她坐在书桌前思考自己的未来。然后她打开电脑,把那些申请流程又看了一遍。钱。她想。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钱。这恰恰是她缺乏的东西,而且她缺乏这样东西已经很多年了。 她以为自己正在为文学受苦。当苦日子真的降临时,她痛苦不堪,甚至有了放弃写作的念头。可是她不知道除了写下去,她还想做什么,还能做什么。于是她诅咒自己,诅咒起自己的生活。” 当时的我应该是很失落。但这日子又不是一点盼头都没有。《林门郑氏》已经完成了,我将从头开始。这一切已不再重要。 看窗前的风光。这是夏木去年深秋捕捉的。那一刻我一定是在厨房准备午餐。他总是趁我不在时东拍西拍。 夏天的爬山虎很快就会消失,紫黑色的浆果早就长出来了。珠颈斑鸠会一颗一颗地啄食它们。 坐在书桌前,我常常看那座红砖房。它很神秘,从来不见有人进去过,但房子里的木板条和废弃的家具总是被移动过。 我的手在日记本或电脑和如意油之间游移。我读两首诗,在日记本上写点什么,贪婪地沉浸在如意油的沁凉之中。油不离手。这是我的世界。我独自一人在这里。 但这样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两三个小时后,我就会垂头丧气地回到厨房,键盘的敲击声会被杯盘清脆的声响取代。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午后,当秋日之光悄无声息地降临,我就会回到这个房间。不过我不会回到书桌前。我会带一本书和日记本到床上。我们的床在书桌的斜后方。那是我的第二张书桌。我会在那里读一会儿书,写点什么,昏睡过去,然后天黑之前在愧疚中醒来。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2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一直都没有一张像样的书桌。像样的意思是,它必须大得好像一张乒乓桌。可以海纳百川,把所有在屋子里漂游的笔记本书本杂志和一切兴之所至的东西包括一张收据一纸传票一条便签,都在上面畅快地游它们各自的自由式—— 在收拾屋子这件事情上,我向来倾向人道主义,主张让物件保留各自天性:野蛮生长,适者生存。既不需要唯唯诺诺,像店里的货品那样,一经扫描就跳出来报备各自的身世和价格,更不需要强己所难,和星座属相完全不合的屋里其他物件,假装琴瑟和鸣,假装如胶似漆。 所以没有遇上一张好像李子柒那样返璞归真的田园书桌其实并没有妨碍我和我坐在电脑面前写作。 尤其打正旗号开山劈栏批发文字的谁不知道,写作本来就是吸引不了雄厚外资的小成本轻工业,如果文字是产品,那么书桌就是技术部,而书写的环境,就理所应当被称做厂房——所以我不禁怀疑,作者配图公开厂房布置,这题目说好玩还确实真好玩,可真会有读者感兴趣?到最后会不会落得像健身网红佯装无辜被人捉弄掀开上衣露出线条凌厉的腹肌和胸肌示众,实则某种程度上是在社媒不经意裸露私生活本相上了瘾? 倒是有一次云端演讲,为求慎重,开讲前还特地和操作团队测试,对方一听我在线上测试的音效就跳出来截断,“老师你书桌有一条腿需要加块垫片,声音听起来不够实沉”,当堂把我整张脸吓得又是红又是白—— 在一张寒伧的书桌上写出来的绚烂文字也许瞒得过读者,却一点也躲不掉科技的评估与测试。讲座结束之后,有好一阵子我还认真地开车到处去“物色”、去“抚摸”、去“观摩”、去“想像”——一张或许会适合我的书桌,结果还是没有修成正果。 因此我写作的地方,四散的书本翻江倒海沉冤待雪,到处都是。营造出来的压迫感到最后,竟成了我有点羞愧却又极其依赖的一种氛围感。而我背对的两幅演唱会海报,一幅罗大佑,一幅陈昇,交替登场,出镜率不低,几乎每次上线逼不得已必须打开镜头他们都被迫参与,其实他俩都是之前在电视台宣传部和演唱会主办方合作,因无处安顿而随手摆置的馈赠。反倒是封面印上木心、丰子恺和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杂志,才是我特别喜欢,也才是我特别不乐意撤换的工作台布景——不为什么,因为他们英挺。因为他们著的书,还有他们写的句子,眉目清秀,没有一颗句号按在错的位置上。 时常我觉得,作者的写作台,和厨师的流理台或医生的手术台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各就其位,各司其职。把材料准备好,将病历输入脑,给替段落列成阵,然后专注地绷着脸,一旦完成职务,即刻抽身而出。 但间中我还是会走神会出窍。坐在书桌前侧头望出去,刚好可以借露台边缘浮上来的景色打量当天的天色,因为看不见观音山,看不见富士山,甚至看不见我家乡的象屿山,所以才不禁意兴阑珊:写作既然是良辰美景奈何天,到底又是为谁辛苦为谁甜?粼粼的霞光,映照出写作人荣辱与共的华丽与苍凉。 啊是如果你真的好奇,蓬头垢面赶稿的时候,我对着的是一片苹果绿的墙,墙上挂一幅梵谷的《十五朵向日葵》,1888年他在阿尔勒一听说高更要来,即刻开心地赶快画出来装饰房间——画当然是仿印的。之所以会在万绕一家日本二手店买下来,完全是因为冷不防被暗金色的画框给慑住。明明是一张廉价的仿印品,却因为劫后余生的旧画框而出落得明媚别致,即便画是假的,也假得诚心诚意。 并且,我从没给自己买过正襟危坐的大书橱。公寓本来就不大,转个身就听得见书本与书本之间不是搬弄是非就是窃窃私语,也常常被某一个作家的句子绊倒后索性蹲下来把整本书读完才站起身。每一本书都有它注定要漂流的航线和运途,偏偏那么凑巧,搁浅在我的公寓里。书橱完全根本镇压不住“千军万马,不问东西”的书本。 倒是书桌上一直摆着个锡制雪茄盒,里头散乱地被我丢进十来枚戒指,每一枚,都是按我脾性切割出来的“桌”右铭——不知道为什么,对着电脑写东西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看清楚在键盘上面腾跃的手指是如何随着一粒一粒在荧幕上跳出来的文字,迅速更换它们的表情和神智:有时候踌躇满志,有时候自以为是;当然也有些时候,仓惶茫然,疲态毕露——所以偶尔我就干脆停下来,歇口气,随手抓起一枚戒指套上指头,左右旋转,来回把玩,“既然戒不掉,那就套得紧一点吧”。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2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我的工作台面花了。买的时候,它被流放在“DEFECT”的区域。雾面木纹中,多了些霪雨一样不规则的刮痕。无暇与工整总有相似的路径,但瑕疵是繁花簇锦。 尽管我极其喜欢这桌子,但实际上写作时使用它的频率并不高。像衣橱是给衣服住的,相机脚架用来晾晒衣物,桌子更多时候让给了猫——器物突然有了生命,是因为找到了传统用法之外的意义。 但我总在想,坐不定的人,是否意味着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好的写作者? 要定下来,往往只是差个开始。不久前,一位前同事突然信息来问:你写诗,会觉得痛苦吗?我说,很多时候写完是觉得舒畅,像大了一场淤滞已久的便一样舒畅。所以写作的时候,我是愉悦的阿蒙。 但愉悦于我,是空间的不设限。多数时候,我把自己流放成无家可归者那样随街写;无论身在何处,写东西还是要笔,及任何可以充当纸的东西。因那不够讲究,以及不负责任的即兴,稿子总是丢三落四。 不过,那些舍得弄丢的东西,是否意味着还不够好? 阿蒙知道,他都知道。要不蒙混过关?好或不好是骗不了人的,最多只是骗自己。 但阿蒙是谁?祂是古埃及底比斯一位头长着绵羊角的神。那角与人们挖出来的菊石化石极其相似——诞生于古生代的泥盆纪初期,在白垩纪末期灭绝;英文名叫Ammonite,也是从太阳神阿蒙的名字而来。我的工作台上就有那么一粒菊石,是在尼泊尔的市集买的。墨黑石身,螺旋中心留着些微黄矿,不清醒的人会以为是黄金。 对上眼后,我着迷似的用50美金买了一粒肉眼看来毫无用处的Shaligram。在尼泊尔,它有不一样的名字。 然而临飞前,我毫无预警地在海关处被拦截下来。他们要没收我的石头,但说不出原因。 那时,我一个人站在老旧的关卡对着海关姐姐大声质问——“为什么?为什么?”10分钟过去,姐姐才把它从托子拿出来,递回我手上。如今回想起,没在他乡被扣留也实属大幸。控诉之前,我甚至不知其名,只知道自己喜欢它,喜欢到因要失去而近乎在海关落泪。 石头是会让人疯狂的。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不舍得弄丢一样东西的感觉是何等强烈。 去尼泊尔已经是去年3月的事。回来之后,很快又飞了非洲。在那网络极其薄弱的一个月里,每晚结束拍摄,我就拿着本子和笔,倒在蚊帐里游神般写。拍摄是团体的事,写作则终于回到了自己——马拉维的夜晚很安静,寺庙宵禁前会有一声深邃的钟声,咚——穿过了疲累的身体,每日写着就慢慢合起了眼。那是所谓用意念在写作吗?但用意念写,似乎比我写得好多了。 也许是因为回到了山上。那时,我极其想写尼泊尔山导索利亚的故事。索利亚是太阳的意思——当身边的朋友都想离开那最贫穷的国度,年轻的他却留了下来;把很多徒步客送往机场,但他一次也没离开过。明年,他就想参加选举。 反正我带着那笔记本,从马拉维写到最落后的马达加斯加。每晚8点,寺庙就会开始断电,晚餐都是集体的黑暗。回到房里,只有一盏煤油灯在两张床中间的床头柜——那是我们唯一的光。 索利亚的故事就在那盏光照下继续写。兴许,人是不该用意念写作的——写满小说的笔记本后来在一场车祸飞出窗外。达雅节那天,从长屋回来的路上下着很大的雨,车子在高速公路失控翻转了两圈。笔记本连同一瓶带着神灵祝福的米酒,就这样消失在不知明处。 什么都做不了的遗失,却像个启示一般,敲敲自己:是不是要改一改那该死的写作习惯了呢?至少,不要再像个阿蒙一样丢三落四。 要开始认真,好像就得从回到桌子上写开始。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2月前
文艺春秋
文艺春秋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他们在岛屿写作III》中关于朱家的部分片段,有一个画面拍到朱天文的写作环境,在很小的房间中有一张很窄的她的书桌。也许只是一闪而过,我一直记着她的书桌是一张梳妆台,眼前是一面镜子,她在一面映照自己的脸的镜子前写作。我对于这个印象十分震惊。终于在一次回乡与母亲同房,在母亲已睡着不方便开灯的情况下,我打开梳妆台的灯,在镜子前写东西,偶尔抬头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发呆。可能光线实在微弱,我不至于像在浴室照镜子那样,会想挤粉刺修眉毛那么世俗,倒是像看见一个倒影,既陌生又熟悉,魔幻得近乎不是我自己。我好高兴地印证了,原来在梳妆台前写作也不是不行的。 后来我重看这段影片时发现之前看错了,其实是一张对窗的书桌。窗外有婀娜妖娆的桂花树,在夜深灯照下,窗上就映照着她的脸。这样的效果就像川端康成《雪国》中,火车车窗玻璃上映照着少女的倒影。我想像朱天文在写〈柴师父〉时,她看了一眼窗上朦胧的倒影,写下这个句子来——“如果他不是等待那个年龄可以做他孙子的女孩,像料峭春寒里等待一树颤抖泣开的杏花,他不会知道四十年过去。”对于青春眷恋、年华逝去的感慨,也许是于焉而生的。除了这一点,我还注意到朱天文的书桌上有许多小物,依稀看见女人、猫、碗、茶壶、木盒子状,就像一个去过各国旅行的人带回来的物品,我想她大概就是猫女或帽子小姐的化身。 不过我自己倒是喜欢书桌保持宽阔的状态,书桌在搬家后买了张小的,这让我花费不少心力去适应。桌面上通常只有笔电和杯垫。杯垫上翻白眼的猫,手上拿一杯咖啡来醒神,我觉得很逗趣。写作的时候,我会倒一杯咖啡或茶或可乐压着杯垫上那只睡意太浓的猫脸,一边喝一边写。而我也收集了许多猫物,尤其喜欢来自日本神社的猫。这些猫不是可爱的萌物,是带有神性的。去年在东京浅草的神社抽到一张凶签,我赶紧冒着冷风步行到百米外的猫神社再抽一次签,给我抽到了大吉签。我虔诚地把签诗与御守都收在书桌的抽屉里,希望可以保佑我逢凶化吉,创作遇到瓶颈也能枯木逢春。与这个相关的,还有猫春联与戴皇冠的故宫猫摆饰品,都让我觉得带有魔力与运气。 除了这些,我的书桌抽屉里也藏了对写作灵感有实际帮助的物品。比如耳机,戴上耳机重复听一首符合写作情境的歌(不得不说,这个方法百试百灵);一本浮世绘猫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已经伴着我超过5年,里面记下很多偶然升起的灵感或写作计划(虽然大部分都没完成);两本书,一本是不时拿出来读的书和一本最近在读的书。其实创作者同时也是自己作品的第一个读者,阅读穿插在写作的缝隙之中,来回切换。 目前桌上的这两本书,杨莉敏的散文集《浓雾特报》中写的都是日常,加上作者不喜远行或出国,却能在日复一日中看到世界的侧面,提醒着我不管是多小的事,考验的永远都是人的观察角度。再来是最近刚开始读的书,韩国作家崔恩荣的小说中译本《对我无害之人》。单是封面与标题便能给人无限的想像,看着那头纯白色的羊,似乎就能写出厉害的小说来?当然,这可能也只是我的一种想像。 相关文章: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林雪虹/无厝有草仔花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蔡晓玲/模样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范俊奇/桌右铭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张草/手写的感觉真好 【特辑:书房与镇山宝】梁馨元/愉悦的阿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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