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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前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四、慈善与抗战事迹 除经商与社团事务外,朱戟门亦热心于慈善与公共服务。他曾先后是华人接生院副总理、芙蓉矿务会馆财政、芙蓉监狱巡查委员、淡边老人院委员,以及中国广东省政府参议等职务。朱戟门为人和善,乐于助人,凡遇有人需要协助,总不吝伸出援手。在教育方面亦多有捐献,例如1926年,他便与拿督黄益堂及郑生郎一同出资,协助英华学校建造新教室,惠及学子。 朱戟门的善举不仅深得芙蓉民众的敬爱与华社的推崇,更获得英殖民政府的肯定。1937年8月28日,朱戟门与森美兰种植研究会会长唐纳·法瓜哈逊议员(Donald Farquharson)、南深香树树胶园经理华拉沙(N.B.Fraser)和日叻务闻人东姑塞益·阿布巴卡(Tengku Syed Abu Bakar)等四位英、巫、华社的重要人士,同时获得官方表彰,荣膺森美兰最高统治者端姑阿都拉曼所赐封的“太平局绅”衔号,这一荣誉可谓实至名归,不仅是朱戟门个人的光荣,更是芙蓉华社的骄傲。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朱戟门更以财力与影响力支持祖国抗战。他视爱国如守家,凡涉及抗日、教育或慈善事务,无不慷慨解囊。当森州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成立,他多届出任财政,并兼任自由公债委员之一,以自身声望号召华社捐募,他更是率先慷慨捐输,起到表率作用。 1940年10月27日,新中国剧团自马六甲抵达森美兰举行义演,芙蓉区会议决定由闽、粤两帮分别负责售票。粤帮方面,由黄益堂在11月5日下午在芙蓉矿务会馆召集侨团联席会议,并选出卅七人为委员,统筹筹划事宜。在卅七人名单中,起初公推管绍南为临时主席。其后推选朱戟门为正主任、副主任则为蔡公武及陈其源。 1941年8月13日,黄益堂、蔡天恭与朱戟门接到来自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的来函,信函里提到三人被聘请为广东绥靖主任公署名誉咨议,足见其影响力已远播南洋之外。 [vip_content_start] 五、逝世与后续的记忆追寻 战后,朱戟门的健康状况日渐衰弱。虽然如此,他仍未完全放下会务。1947年3月5日,他获推举为森美兰四邑会馆正会长,继续为同乡及社会服务。同年的5月22日,他也出任中国国民党森美兰直属支部第六届委员会会长,副会长为蔡天恭。然而不久之后,1948年10月11日,朱戟门在寓所病逝,享年65岁。他的离世,不仅使芙蓉失去一位重量级的华社领袖,也象征朱氏家族一个时代的落幕。 多年后,笔者开始追寻朱戟门的墓葬踪迹。2025年5月8日,在崔福盛的介绍下,笔者在沉香与朱亮凯见面,并询问有关朱戟门的安葬地点。朱亮凯说,朱戟门葬在芙蓉李三路华人义山的后山之处。然而笔者实地探访,却未能找到相关墓碑。 2025年5月19日再次与朱亮凯见面时,他慷慨提供了朱戟门的家族照片作为扫描,让笔者得以一窥其家族的历史印记。直至9月4日,第三次会面时,朱亮凯进一步指出,位于芙蓉市区的李三路华人义山谭扬墓后山的一段土地,曾属于朱戟门的产业。其逝世后便安葬在该地。 朱亮凯忆述,童年时随长辈祭拜朱戟门,站在墓碑前可遥望整个芙蓉市区的景色。而崔福盛补充,该土地在1992年转售予发展商。朱亮凯进一步说明,其长辈后来曾为朱戟门拾金,并将其遗骨迁葬至华人接生院山下的一座寺庙,即紫竹亭。然确切位置已不可考,迄今仍无法确定这位实业家的长眠之处。 至于位于芙蓉市区天主教堂旁、严端路门牌86号的朱戟门寓,昔日曾租予前任森州马华公会会长黄源清作为办公楼,后来又租借给印刷店和布商,楼上则作为律师楼。晚期则转租予一家名为黄公司(Wong Syarikat)的商号。随着岁月流逝,建筑逐渐荒废,如今破落不堪,仅余斑驳墙身,隐约可见当年的繁华与兴盛。 六、结语 朱戟门既是一位实业家,也是一位活跃的侨领。他一生奔走于商业经营、会馆组织、教育慈善与抗战支援,不仅扶持本地华人社会的发展,也始终心系祖国大义。无论是“广生号”的繁盛,还是森美兰各大会馆与学校的建设,都烙印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记。 然而,随着朱家没落与世代更替,有关他的事迹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直至今日,甚至连他的墓园究竟位于何处,也成为无解的谜题。 追溯并重现朱戟门的故事,不仅仅是为了纪念一位已逝的实业家,更是为了让我们重新思考芙蓉百年来的发展脉络。唯有透过记录与传述,历史才不会随风而散。这不只是对往昔的回顾,更是给予后人最深刻的提醒:一座城市的记忆,需要被保存与延续。 资料参考: 本篇部分文章,是由森美兰广东会馆,以及崔福盛所提供,并且与朱戟门之孙朱亮凯先生进行的口述访谈。 1)《马来亚森美兰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征信录》,光亚印务局,1940年。 2)《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册,耐明印务局,1941年9月,页384。 3)《吴专使宣慰南侨特辑》,新加坡:南洋印务公司,1941年,页69。 4)《岭南通讯:第27期》,岭南大学香港同学会有限公司,1961年6月20日。 5)《振华中学高中第五届毕业纪念刊》,1961年。 6)《广东会馆联合会1967年年报》,1967年。 7)《马来西亚华人社团辞典》,一钱研究机构,1980年6月。 8)《雪兰莪精武体育会六十周年钻禧纪念特刊》,1981年,页569。 9)《森美兰华人接生医院五十周年金禧纪念暨医疗中心开幕典礼》,1981年。 10)陈嵩杰《寻根:森美兰华族先民的足迹》,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星洲日报,1992年6月,页50-52。 11)《森美兰州华校发展史》,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出版,1992年。 12)林有虞编,《马来西亚全国化团华校丛展概括》第七部,槟城五洲柯式电版有限公司,1993年。 13)陈嵩杰《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中华大会堂、大将出版社,2003年9月3日。 14)《森美兰芙蓉华济公会110周年纪念特刊》,芙蓉华济公会,2013年6月27日。 15)陈嵩杰编,《双溪芙蓉图鉴》,森美兰中华大会堂,2021年。 16)韩美凤编,《仁医的传承:森美兰华人接生会创会90周年纪念特刊》,森华专科医院,2023年 。 17)陈嵩杰《从沉香风华看芙蓉天师宫前生今世》,芙蓉蜈蚣山天师宫,2025年1月,页139-144。 网站: 1)Y S and Christabel Lung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 for Medical Students,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6 July 2018. https://scholar.aas.hku.hk/?action=showonesscheme&ss_id=276,8 September 2025. 2)“创办人罗桂祥 遗10亿豪宅起纷争 维他奶家族争产子告父”,苹果日报,2009年5月7日,https://collection.news/appledaily/articles/AMENV45NNH23CRAUHG2WJ5VNWE,2025年9月8日。 3)Chu Kik Moon朱戟门,Overseas Chinese in the British Empire, 11 July 2011. https://overseaschineseinthebritishempire.blogspot.com/2011/07/chu-kik-moon.html, 4 September 2025. 报纸: 1)“Latest Passenger Arrivals”, The Straits Times, 28 January 1910, Page 5. 2)“Negri Sembilan Navy Day”, The Straits Times, 20 October 1917, Page 10. 3)“Social and Personal”, The Straits Times, 27 May 1926, Page 8. 4)“Chinese Suit In Supreme Court”, The Straits Times, 8 December 1932, Page 16. 5)“Seremban Wedding Well-Known Chinese Families United”, Malaya Tribune, 6 September 1933, Page 17. 6)“Seremban Notes: Students In South China Universities”, The Straits Times, 19 December 1936, Page 16. 7)“Ngeri Celebrations Honours On Birthday of Chief”, Malaya Tribune, 24 August 1937, Page 18. 8)“The Yam Tuan’s Birthday, New Justices of Peace for Negri”,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25 August 1937, Page 2. 9)“芙蓉侨领朱戟门 获得绅士荣衔 同时尚有巫籍闻人三位”,南洋商报,1937年8月28日。 10)“Four New Justices of Peace in Negri”, The Straits Budget, 2 September 1937, Page 22. 11)“Mainly About Malayans By The Onlooker”, The Straits Times, 5 September 1937, Page 9. 12) “Seremban Towkay’s Son In U.S.A.”, The Straits Budget, 22 December 1938, Page 14. 13)“Mainly About Malayans”, The Straits Times, 24 December 1939, Page 8. 14)“Leave Seremban for Hong Kong University”, The Straits Times, 1 September 1940, Page 17. 15)“森欢迎新中国剧团委会粤帮组售票委会 主任朱戟门蔡公武陈其源”,南洋商报,1940年10月11日。 16)“广东绥靖准余汉谋聘黄益堂为咨议 蔡天恭朱戟门亦接同样函聘”,南洋商报,1941年8月13日。 17)“森四邑会馆会长朱戟门”,南洋商报,1947年3月5日。 18)“森闻侨朱戟门骑鹤西归”,南洋商报,1948年10月14日。 19)“芙蓉矿务会馆设宴 庆贺黄能桢等 荣任芙蓉市委”,星洲日报,1953年9月20日。 20)“敬告知交”,南洋商报,1961年11月14日。
2月前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当我们走进芙蓉市区,在天主教堂旁,仍可见到一幢外观带有殖民地风格的洋楼。这座洋楼如今已人去楼空,墙壁斑驳,门窗破败,仅存的建筑痕迹提醒人们,它曾经属于一位活跃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实业家──朱戟门。这座洋楼昔日被称为“朱戟门寓”,不仅是家族繁盛时期的象征,也是芙蓉华人社会的一个见证。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人们对朱戟门的记忆逐渐淡去。他的后代对他的事迹也所知有限,甚至连他的墓碑葬于何处,至今仍是一个谜。但若提到芙蓉赫赫有名的百年老号──“广生号”,则必然离不开朱戟门的名字。在战前,他曾与拿督黄益堂等先贤共同参与筹赈会,为祖国危难奔走捐输。要想让后人重新认识这位影响过芙蓉的实业家,唯有透过史料与口述的拼凑,方能再次还原他与其家族的身影。 一、朱戟门的早年与家族背景 朱戟门(Chu Kik Moon)生于清光绪9年(1883年),为广东新会丹灶乡肇恒里人。父亲名叫朱渠波,母亲锺氏,朱戟门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七。 少年时期,朱戟门在家人的安排之下到香港求学,进入享有盛名的香港皇仁书院(Queen’s College)就读。1901年,18岁的朱戟门来到新加坡落脚,便在新加坡莱佛士书院(Raffles Institution)深造,由于早年在香港专攻中文,又在新加坡主修英文,使他能够中英兼通,日后与英国人交涉时,运用自如,也借此广结人脉。 一生拥3妻室 20岁(1903年)时,朱戟门依循家族安排,从新加坡返乡迎娶黄凤仪为妻,黄氏为他诞下二子二女,儿子分别是朱志汉 (Chu Chi Hon) 和朱志坚 (Chu Chi Kin) ,女儿则是朱淑冰(Maggie Chu Tsuk Ping)和朱淑濂(Christabel Chu Tsuk Lim)。朱戟门一生共有3位妻室,然除黄凤仪外,其余两位姓名已无从考证,其中一位为他育有三子朱志泓(Chu Chi Wang)。 长子朱志汉毕业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Iowa State College),主修农业。毕业后在香港经营事业,并曾于芙蓉英华学校(Anglo Chinese School)执教化学。他的妻子商宫甲(Sheong Kong Kup)则于振华学校任教中文及数学。其子朱亮凯(Victor Chu Lang Heid)生于1954年,大学专攻化学。毕业后任职化学工程师,后转入电脑领域,成为软体工程师。如今已退休,定居新加坡,偶尔返芙蓉探亲访友。 次子朱志坚毕业于中国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同样是主修农业。曾是矿务会馆重要职员,惟于1961年11月13日因肝疾病逝。 三子朱志泓至今已逾九旬。年轻时曾在芙蓉国泰戏院工作,当老板陆运涛不幸空难逝世时,他还曾为陆运涛抬棺。现今朱志泓旅居吉隆坡。 长女朱淑冰(又名朱淑萍),生于1914年7月26日,同样毕业于岭南大学。她后来与香港著名企业家,维他奶(Vitasoy)创办人之一的罗桂祥(Lo Kwee Seong)相识并结为连理,成为二夫人。罗桂祥生于1910年,籍贯广东梅县上寨村。其父罗进兴(Lo Chin Hing)早年南来马来亚,在仁生堂药店任职帐房先生。罗桂祥10岁时与母亲南下投靠父亲,在当地就读华文学校2年后,进入由教会创办的英文中学。其后获父亲雇主余东璇赏识,资助他入读香港大学(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商学院。1934年毕业后,出任余东璇的商务秘书,随后成为香港余东璇有限公司的经理兼法律代理。 1940年,罗桂祥在香港创办香港荳品有限公司(即维他奶的前身)。日据时期,企业被迫停业,罗桂祥举家避居中国大后方。战后重返香港,重新发展事业,至六、七十年代,维他奶已跃升为全球最大的豆奶公司,罗桂祥更被誉为“世界维他奶之父”。 朱淑冰同样热心公益,对妇女运动尤为关注。1961年的《岭南通讯》曾报导她当选香港保良局总理,不仅推动社会慈善事业,也为岭南大学增添光彩。 她与罗桂祥育有三子三女,分别为罗友仁(Lo Yau Yan)、罗友义(Frank Lo Yau Yee)、罗友礼(Winston Lo Yau Lai)、罗慕贞(Myrna Lo Mo Ching)、罗慕连(Lo Mo Lin)、罗慕玲(Yvonne Lo Mo Ling)。其中,长子罗友仁之女罗秀茵(Sharen Lo Shau Yan)更与澳门著名何氏家族联姻,成为“赌王”何鸿燊(Stanley Ho Hung Sun)的孙媳,其夫为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Melco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imited)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何猷龙(Lawrence Ho)。 朱戟门之次女朱淑濂,于1940年前往香港大学医学院深造,后嫁予同校工程学院的龙荣轼教授(Lung Y.S)。2004年,朱淑濂在临终前将一笔遗产捐赠香港大学,以纪念已故丈夫,并设立“龙荣轼朱淑濂夫妇医科本科奖学金”,这笔永久基金至今仍持续支持工程学院和李嘉诚医学院的奖学金计划。 子女多数受过良好教育 亦有资料提及,在20世纪初期,朱戟门是芙蓉少数将子女送往海外大学深造的华人之一。在那个年代,这种做法极为罕见,亦从侧面印证了朱家的财力与地位。朱戟门的子女多数受过良好教育,部分后代也活跃于香港、马来西亚乃至国际舞台,这无疑展现了朱家当年的显赫与荣光。 二、南来奋斗与踏足广生号 约在1905年左右,朱戟门携同妻儿南下森州,定居于芙蓉,正式展开他在南洋的奋斗历程。朱戟门与许多南来谋生的华人一样,他最初涉足种植业与锡矿业,凭藉其勤奋与眼光逐渐事业有成,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其后,在三伯朱子佩(Chu Chi Poi)的引荐下,朱戟门得以进入芙蓉著名商号“广生号”(Chop Kong Sang),凭藉与“广生号”创办人家族的关系,他逐步进入该企业的经营管理层,协助打理庞大的商业版图。 作为曾经对芙蓉具有影响力的老商号“广生号”,其来源可追溯至19世纪末,其创立者为旅居新加坡,以经商致富的朱渠明(Chu Shu Ming)。为了扩展自事业版图,朱渠明将眼光投向芙蓉,在市区购置地产,创办了一家主要经营红烟(即烟筒及香烟等)的商号,取名为“广生号”。当时,朱渠明在新加坡同时经营一家烟草公司,名叫“广恒号”(Chop Kwong Hang),并拥有中国金鹿牌(Golden Deer Mark)与双飞狐牌(Double Flying Fox Mark)的代理权。由于朱渠明无暇亲自打理芙蓉事务,因此他需要找一位值得信任的人来帮他日常管理“广生号”的运作,而这位人选便是朱哲生(Chu Chak Sang)。 [vip_content_start] 至于朱渠明与朱哲生之间的关系,如今已难以考证。但根据相关的资料记录,担任总经理的朱哲生不仅掌管“广生号”,亦是地方望族与侨领。他在沉香拥有大片矿产,并在芙蓉矿务会馆的成立中担任发起人与首任会长。1903年,最后一位华人甲必丹李三逝世后,他更获英殖民政府委任为森州议会华裔之代表。 作为芙蓉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商号,“广生号”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达到鼎盛,拥有市区去约四分之一的房产,还拥有一家大型冶炼厂和多项企业。在巴当本纳更设有一座大矿场,雇工多达2000人之众,附近房产几乎尽归其所有。此外,该公司还掌控一座面积达650英亩的橡胶园,其财力与势力可见一斑。 “广生号”创立者史料有不同说法 关于“广生号”的创立者,史料中有不同说法。《寻根》一书认为由朱哲生创办,并指其为矿务会馆首任会长。但《双溪芙蓉图鉴》则记录是朱渠明所创立,并担任会馆首任会长。实际上,朱哲生于1907年病逝,而朱渠明则于1928年5月去世,这足以证明二人并非同一人。再者,1917年《海峡时报》的一则报导记载,芙蓉为响应海军日(Navy Day)举办筹募运动,当地的华人踊跃解囊。捐款名单中,包括黄益堂150叻币、蔡炽三300叻币、伍熹石50叻币。而数额最高者则是朱渠明,他以“广生号”的名义捐出400叻币,显见其财力与声望。 至于朱戟门能够踏足“广生号”,除了三伯朱子佩的推荐,或许也与父亲朱渠波和朱渠明之间的亲族或同宗关系有关。在早一份1910年1月26日的《海峡时报》中,甚至记载朱戟门曾与朱渠明夫妇,以及Chu Chi Sow、Chu Pun Fi、Chu Shee Ming等朱姓成员自日本横滨搭船返抵南洋。由此可推断,他进入“广生号”的契机,很可能同时来自家族引荐与朱渠明的信任。 三、朱戟门的会务与社会参与 除了经商之外,朱戟门也积极投身于会馆、社团与教育事务,留下多方面的贡献与足迹。 1)广东会馆: 在20世纪初,森州粤籍同乡约有十余万人,但由于散居各地,缺乏统一领导与组织,仅依靠各属乡会作为联络机构。1939年,朱戟门、许瑞甫及黄益堂等人有鉴于此,开始倡议组织广东会馆。经过多次磋商,获得同乡热烈支持,于是著手筹备。朱戟门与许瑞甫更是亲自率领职员深入偏远地区招募会员,如今森美兰广东会馆所典藏的一本会员名册(1941年),950会员里,朱戟门的名字出现在第一号,而且所需经费则由朱戟门与谭富南慷慨解囊,予以资助。广东会馆得以顺利成立,朱戟门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 1940年,会馆召开会员大会,推选正会长黄益堂、副会长谭富南、财政朱戟门、总务许瑞甫。翌年,日军南侵,会馆为协助当局疏散市区居民,发起组织战时粤侨难民收容所,并选出职员负责相关事宜。不料战局迅速恶化,马新相继沦陷,会馆家具及财物遭到洗劫,会所亦被占用,是时人心惶惶,相率星散,会务被迫停顿。 和平之后,各地社团犹如雨后春笋般恢复运作。然而创馆的两位先贤已不在人世──黄益堂因战时期回国奔走过劳,不幸病逝;许瑞甫亦客死吉隆坡。朱戟门与谭富南虽健在,但历经战火摧残,身体早已不如往昔,只能以顾问的身份提供建议,无法再亲身参与会务。 2)精武体育会: 1921年,上海中央精武特派雪会总干事罗克已委任黄强亚南下森美兰筹组森美兰精武体育会(The Negeri Sembilan Chinese Chin Woo Athletic Association)并出任主任。黄强亚到来后,获得众多侨领鼎力支持,包括黄益堂、朱戟门、廖次坡、林继宝、黄旺枝、何剑萧及石发等人。朱戟门更是将自己创办的息影俱乐部提供作为会所,并捐出全部家具以供使用,协助完成注册。 然而,成立不久便因土产价格暴跌,经济不景,会务难以维持而停办。直到1933年,朱戟门再度出面,联同黄能桢、萧启怀、石发、刘澄安、黄旺枝、邓毅民与罗荣标等人,邀请黄强亚回森共商复办大计。一切进展顺利,会所设在金马伦街(即今日的拿督李鸿裕路),并增建篮球和羽球场,规模初具,前景可期。可惜随着二战爆发,森州沦陷,会务再次被迫中止。 3)森美兰中华总商会 1936年,黄益堂曾与郑生郎等人倡议组织芙蓉中华总商会,并于1940年正式成立。但当时的总商会,主要以筹款资助祖国抗战为目的,与战后成立的森美兰中华总商会性质有所不同。 1946年1月15日,芙蓉中华总商会正式成立,其宗旨在于团结华商,谋求互利互惠。最初办事处设在芙蓉波士街(Paul Street,即今日严端路)门牌86号的朱戟门事务所。当时病重的朱戟门,仍强撑病体,与邱廉耕、李秀裕、蔡天恭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并担任副主席。 4)振华学校 此外,朱戟门也热心华教事业,1918年2月21日,伍熹石号召创办振华学校,朱戟门与多位粤籍领袖兼国民党党员,包括黄益堂、邓子实、谭富南、吴毛德及廖次坡等人皆参与其中。1934年,朱戟门与谭富南、崔俭才三人各捐五百元,在沉香路购置地皮,作为日后建校之用。 战后,学生日益增加,原有教师已不敷使用,校董部遂积极筹建新校舍,推广教育。由于战后百废待举,校务复办困难,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掌舵。于是1946年到1948年间,分别由谭富南、吴毛德与朱戟门先后出任董事长,协助学校逐步恢复元气。 5)芙蓉华济公会 芙蓉华济公会和朱戟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话说孙中山在南洋革命的重要助手谭扬(Tam Yeong),是一位成功的矿家,亦极关心初到马来亚谋生的同乡。许多来自中国的移民举目无亲,无处依靠,他遂向英殖民政府申请土地,兴建方便所,以供新来矿工与贫苦华人栖身,并在患病时获得中医治疗,甚至安享晚年。 谭扬于1903年病逝世,方便所由“广生号”继承经营,继续照顾病老矿工。当时主持“广生号”事务的正是朱子佩与朱戟门叔侄。根据英殖民政府的旧档案记载,1906年11月27日,“广生号”头家朱哲生曾致函当局,申请在沉香设立一家华人医院。据推测即后来由方便所改名的“华济医院”。该申请后来获得芙蓉议会前身卫生局的认同与批准,并由华民事务官出任信托人。 华济医院成立不久,朱哲生于1907年病逝,“广生号”改由朱子佩与朱戟门负责。华济医院则由11人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其中以朱戟门、拿督黄益堂戟郑生郎为首。其后朱家的业务陷入困境,“广生号”由拿督黄益堂接管。 二战结束后,华济医院原班委员筹划复院,并于1947年召开会议,成立完整筹委会,朱戟门获选为财政。不过翌年他便“骑鹤西归”,其职务由他人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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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五、口述访谈与考古发现:李三家族史的新篇章 在2020年8月17日,芙蓉邓普勒沙都口华人义山虽已封山多年,但在一位民众陈少青前往扫墓时,意外发现了一座百年古墓。墓碑所载,其墓主为甲必丹李三的其中一位妻子郑桂娘(或称郑贵娘),并注明古墓建于1919年。从墓碑文字显示,郑桂娘曾被封为“五品宜人”。这一发现,在当时已令芙蓉华人社区感到震惊。 而到了2025年,透过友人韩美凤的介绍,笔者得以联系上拿督李鸿裕的孙媳妇──爱尔兰籍的雷切尔。笔者将来意与研究目的告知雷切尔,最终获得她的回信。在她所提供的资讯下,笔者与友人杨仁权于2025年6月29日一同前往亚沙华人义山寻找李鸿裕的墓碑。起初因在义山迷路,只得以“翻山越岭”的方式寻觅,耗时近两个小时,终于在山顶接近后山的位置,千辛万苦找到了李鸿裕的墓碑。 2025年7月8日,笔者与陆之淇医生、杨仁权仨人一同拜访李云汉医生及雷切尔夫妇。在交流过程中,扫描了许多珍贵资料,并且进一步讨论有关甲必丹李三与拿督李鸿裕的历史。 由于从雷切尔手中看到了当年李三与其太太安葬于亚沙华人义山的老照片,笔者遂依据照片所示位置,于2025年7月16日再度前往义山寻找。最初先找到拿督李鸿裕太太邓金娘的墓碑,随后在杨仁权的分析协助下,最终发现了李三与其第五任太太杨兴娘的墓碑,并意外找到拿督李鸿裕的岳母林节娘的墓碑。虽然墓碑上有李三与杨兴娘的名字,但李三本身安葬于中国老家,因此只有杨氏安葬于此。 2025年7月21日,在雷切尔的介绍下,笔者、陆之淇医生、朱芳俊与杨仁权五人南下马六甲,拜访了李鸿裕最小的女儿、时年91岁的李庆英。这是李庆英首次也是唯一一次接受访问。除了与她深入交流外,笔者也获得了由她所提供的一批珍贵照片,并进行扫描存档,为李家历史补充了重要的影像资料,尤为可贵。 2025年7月23日,笔者透过一位来自吉隆坡的匿名者得知,在亚沙义山不远处,有一座墓园隐于住宅区旁的小空地。笔者遂亲赴现场考察,发现坐落于万宜花园(Taman Ban Aik)的墓园,其墓主为甲必丹李三的岳母郑老夫人之墓。郑老夫人正是芙蓉早期侨领、慈善家郑生郎的生母。这一发现为李家与郑家的历史关系提供了新的补充。 翌日(7月24日),在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主席黄俊棠、芙蓉华济公会总务李旭仲及财政覃绍苏的见证下,笔者向《星洲日报》记者阐述了墓主人的来历及与甲必丹李三的关联。 这一发现,不仅为李家与郑家增添了重要的历史资料,也让人了解到两大家族之间,不仅存在交情,更在华团活动中建立起重要的联盟。根据附近一位印度居民的口述,三年前曾见郑家后人前来祭拜此墓,并表示甲必丹李三的其中一位妻子郑氏(郑贵娘)即为其第三任太太。 在李家的笔记中,其实有记载到李三其中一位太太,是安葬在芙蓉大医院附近的Gun Hill,但是由于土地开发的关系,该地区的墓碑早已被拆除,如今已找不到。但是依照李家的分析,李三起码有三位太太是居住在芙蓉。 笔者亦搜集到相关资料,得知在日军入侵期间,发生于“郑生郎胶园”的大屠杀,遇难者正包括郑生郎之长子郑德炎及其夫人李秀英(李鸿裕的第三女)。据李庆英口述,当年日军侵入时,李鸿裕举家逃往马六甲避难,唯独已出嫁的李秀英未能随行,而选择与丈夫一同前往林茂不叻士的“郑生郎胶园”躲藏。不料遭汉奸告密,日军寻得藏身处,遂将他们一家连同当地居民与胶园工人共三百余人尽数屠杀。事后,在郑生郎内曾孙郑来的处理安排下,部分骨骸得以收殓,并迁葬至申达央华人义山森州日侵时期蒙难同胞纪念碑后方。 关于7月24日笔者接受《星洲日报》采访的消息,亦于2025年8月21日刊登在花城社区版。 2025年7月30日,来自吉隆坡的匿名者再次提供线索,指出另一座墓碑与李家相关。笔者遂与杨仁权依其指示前往考察,发现该地为法妙宫(又称叔婆太庙)。 [vip_content_start] 根据资料,法妙宫所供奉的神祇叔婆太,正是20世纪初由甲必丹李三自中国梅县老家迎请至森美兰,供当地客家人敬奉,并见证华族开矿与社会贡献的历史印记。 在法妙宫旁尚保存一座墓园,墓主为甲必丹李三的儿子李鸿盘。李鸿盘病逝于光绪17年(1891年)5月,民国19年(1930年)3月其后代拾金并重新安葬。据庙方负责人表示,该地原为华人义山,后遭开发,致使多数墓碑失佚,仅李鸿盘之墓保存至今。墓碑所载,李鸿盘育有四子四女,分别为李福生、李锦生、李祯生、李涛生,以及李水娘、李菊娘、李琴娘、李旺娘;孙辈则有李新石与李金石。 六、结语 透过2025年的田野调查与口述访谈,李三与李鸿裕家族的历史,已不再只是文字记录中的零散片段,而是能够在墓碑、照片与后裔的记忆中逐步拼凑完整。从芙蓉义山到马六甲的访谈,从匿名者提供的线索到后人亲手保存的照片,这些新材料不仅补足了家族的空白,也让过往许多错误的说法得以澄清。 回顾整体研究历程,可以看出早期流传的错误资料,逐渐在档案、墓碑与口述交叉比对之下得到修正: 1)家谱残缺 → 子嗣增补 在李家流传的家谱树里,只记载了李三的六个儿子。然而经过墓碑与其他史料印证,实际上李三共有十位儿子。同样地,李鸿裕的子女名单中,长期缺少第三女李秀英;如今透过调查,这位曾于日军入侵时遇难的家族成员,终于得以被记录。 2)姓名错误 → 真名还原 在早期的书籍与报刊中,李三的全名被误记为“李全三”,甚至出现“李金三”的版本。后人因惯称“李三”,遂将此误认为其全名。然而根据墓碑所载,其正名应为“李全麟”,“李三”仅是因其在家中排行第三的俗称。 3)辞世年份 → 修正考证 多数早期书籍均记载李三病逝于1905年,但根据墓碑与相关资料比对,其实际病逝年份应为1903年。 4. 甲必丹身份 → 误解澄清 1990年《星洲日报》曾刊登〈误闯宿敌会所险送命:甲必丹李三以狗替死〉一文,作者认为新加坡学者许云樵所言“李三为芙蓉最后一位甲必丹”是错误的,并主张谭扬才是最后一位甲必丹。事实上,这一推翻并不成立。根据档案记载,谭扬虽曾具备甲必丹之职,但并未正式获封甲必丹之名,李三仍是芙蓉的最后一位甲必丹。该作者后来也在最新著作中特别注明这个错误。除了档案没有记载之外,在华人社会中,尤其是清末时期,当一个人过世之后,其后裔都会将往生者身前所担任的官职或称号添加在墓碑上。例如李三的墓碑上会添加“森美兰甲必丹”的称号,另一位人物黄英豪,他的墓碑也会添加“甲必丹大人”,但是对于谭扬,他的墓碑并没有添加“甲必丹”称号,以此推断,便可了解李三是森美兰最后一位获得英殖民政府所承认的华人甲必丹。 从以上的整理可见,李三与李鸿裕的家族史,长久以来被误传、遗漏或混淆。如今,透过墓碑实地考证、后裔口述及历史资料的交叉比对,许多错误已被逐一纠正,空白也逐渐被填补。这不仅让李家后人得以重新理解自身的历史,更让华人社会在回顾南洋移民史时,能够看到一个更加立体而真实的图像。 这一系列的研究,从甲必丹李三的南来拓荒,到李鸿裕的社会贡献,再到后裔的延续与散居,展现出一个华人家族在南洋百年间的风华与沉浮。更重要的是,它提醒我们:家族与社会的历史,唯有在一代代的追寻与澄清中,才能真正被保存与传承。 资料参考: 特别感谢陆之淇医生、杨仁贤先生及朱芳俊先生协助采访。 本篇部分文章,是由李三的爱尔兰籍曾孙媳雷切尔所提供,并且与李三的孙女李庆英、曾孙李云汉医生及雷切尔进行的口述访谈。 1)《南洋名人集传》第五册,耐明印务局,1941年9月,页315-316。 2)Mubin Sheppard, A short history of Negri Sembilan, Singapore, Eastern Universities Press LTD., Publishing in 1965. 3)宋卓英主编《现代东南亚成功人物志》,现代东南亚成功人物志编辑室,1968年5月16日,页100。 4)J.Victor Morais, The Who’s Who in Malaysia & Singapore 1969, Publishing in 1969, page 141-142. 5)陈嵩杰《寻根:森美兰华族先民的足迹》,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星洲日报,1992年6月,页24-28。 6)陈嵩杰《森美兰州华人史话》,森美兰中华大会堂、大将出版社,2003年9月3日,页107-114。 7)《森美兰芙蓉华济公会110周年纪念特刊》,芙蓉华济公会,2013年6月27日。 8)陈嵩杰编著《双溪芙蓉图鉴》,森美兰中华大会堂,2021年4月,页68-72。 网站: 1)“民众扫墓 意外发现李三妻子百年坟”,中国报:森州人,2020年8月17日。 报纸: 1)“李鸿裕 李鸿茂 启事”,星洲日报,1936年2月5日。 2)“梅江五属会馆同仁庆祝李鸿裕荣膺市局议员 主席赞李氏热心社会教育乃为当局所器重”,南洋商报,1947年7月30日。 3)“森中国青年益赛会庆祝李鸿裕荣膺市政局议员”,南洋商报,1947年8月16日。 4)“森梅江五属会馆芙启华学校定期庆贺”,南洋商报,1949年9月9日。 5)“森梅江五属会馆庆李鸿裕林杞祥荣膺参事局议员”,南洋商报,1949年9月14日。 6)“New Seremban Rubber Board”, The Straits Times, 24 March 1950, Page 5. 7)“马华公会宣传主任视察芙自由新村”,南洋商报,1950年3月29日。 8)“李鸿裕萧炳娇荣膺太平局绅 芙青年益赛社九日庆贺”,南洋商报,1950年9月1日。 9)“Capitan Lee Sam”, Singapore Standard, 6 September 1950, Page 6. 10)“森州马华分会会员代表大会 选出各小组会主任 李鸿裕当选正会长”,南洋商报,1951年8月13日。 11)“Opposition To Barnes Report”, Singapore Standard, 21 August 1951, Page 4. 12)“森马华分会新职员就职”,南洋商报,1951年9月3日。 13)“森侨团代表联席会议决 拥护马来亚独立党 派代表参加筹备会”,南洋商报,1951年9月13日。 14)“IMP To Get Going In Seremban”, Singapore Standard, 23 November 1951, Page 11. 15)“森李鸿裕令堂仙逝 遗体订廿五日安葬”,南洋商报,1952年1月23日。 16)“森李鸿裕 令堂仙逝”,星洲日报,1952年1月24日。 17)“李鸿裕令堂 出殡哀荣”,星洲日报,1952年1月26日。 18)“Mile-Long Procession”, Singapore Standard, 29 January 1952, Page 3. 19)“和平纪念日 芙蓉举行纪念仪式”,星洲日报,1952年11月11日。 20)“森马华会委员会议 成立小组委会负责筹建会所”,星洲日报,1953年1月7日。 21)“芙蓉简讯”,星洲日报,1953年5月8日。 22)“森马华公会日前召开 举行紧急委员会议 讨论芙蓉区代表选举事宜”,星洲日报,1953年5月18日。 23)“森马华分会芙蓉区 举行会员大会 推出十八代表 出席森分会代表大会”,星洲日报,1953年5月31日。 24)“森美兰马华分会选举 李秀裕当选正会长”,星洲日报,1953年6月16日。 25)“森马华分会昨日举行第三届首次委员会议 选举李怡旭为总会工作委员 前届义务秘书未办理移交手续 决由李鸿裕函促陈君明日办妥”,南洋商报,1953年7月2日。 26)“森美兰严端诞辰 封赠有功人士 吾侨共有三名 芙蓉各族设宴会庆祝”,星洲日报,1953年8月25日。 27)“芙蓉梅江会馆 庆贺正副会长获奖与膺议员”,星洲日报,1953年9月21日。 28)“森琼州会馆同人 宴贺陈世英等荣任芙蓉市委 并贺李鸿裕莫清膺勋”,星洲日报,1953年9月30日。 29)“芙蓉市议员 举行就职礼 森州严端致开幕词 促议员为市民谋福利”,星洲日报,1953年10月19日。 30)“森青年益赛会 举行茶会庆贺李鸿裕等荣膺”,星洲日报,1953年10月20日。 31)“李有祥律师执业经获准”,南洋商报,1955年3月7日。 32)“芙蓉六名华人 任监狱巡视员”,南洋商报,1954年1月15日。 33)“森篮总主办小学李鸿裕盾 校际锦标赛昨开幕”,南洋商报,1955年10月25日。 34)“森州统治者严端殿下今日庆祝六二华诞 李鸿裕获封拿督陈明福膺局绅”,南洋商报,1957年8月24日。 35)“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 联合启华学校开大会 庆祝李鸿裕荣膺拿督”,星洲日报,1957年9月24日。 36)“森梅江五属会馆暨启华学校庆贺李鸿裕膺封拿督 先茶会后宴会并赠金匾”,南洋商报,1957年9月25日。 37)“芙蓉黄国兴警长前日结婚 新娘为李杰祥千金”,南洋商报,1957年12月16日。 38)“森马华分会·中华总商会 联合庆贺膺封人士”,南洋商报,1958年10月10日。 39)“森梅江五属会馆选出新董事 聘李鸿裕为名誉会长”,南洋商报,1958年12月14日。 40)“芙蓉润明学校图工展览会今日下午开幕”,南洋商报,1958年12月20日。 41)“芙蓉润明学校图工展览会 由李鸿裕剪彩开幕”,南洋商报,1958年12月22日。 42)“森州广东会馆设宴庆贺四会员膺封或中选议员”,南洋商报,1959年9月12日。 43)“芙小贩公会设宴庆贺数位议员暨膺封人士”,南洋商报,1959年9月20日。 44)“森中华总商会联合各社团学校 庆贺李鸿裕等中选议员暨膺勋”,南洋商报,1959年9月21日。 45)“森梅江五属会馆暨启华学校宴贺李鸿裕膺任上议员 另三同乡获得严端封赐”,南洋商报,1959年9月29日。 46)“森立法议会廿七会议讨论补选上议员 拿督李鸿裕任期告满”,南洋商报,1962年8月19日。 47)“在森州立法会重被提名 拿督李鸿裕 蝉联上议员”,南洋商报,1962年8月28日。 48)“森梅江五属会馆启华学校 联庆拿督李鸿裕与张德贵膺殊勋”,星洲日报,1962年11月22日。 49)“森美兰广东会馆 庆董事拿督李鸿裕膺上议院议员 前晚设盛宴庆贺”,星洲日报,1962年12月20日。 50)“隆李有祥伉俪举行结婚银禧纪念盛会”,星洲日报,1963年9月23日。 51)“华人义山坟地额满 芙华济公会决定向政府申请地段”,星洲日报,1968年5月22日。 52)“误闯宿敌会所险送命 甲必丹李三以狗替死”,星洲日报:雪隆森版,1990年7月26日。 53)“芙蓉人熟悉命名街道 告诉你李三的故事”,星洲日报:花城社区报,2018年12月23日。 54)“住宅区惊现百年古墓 邻里自发维护展现跨族情谊”,星洲日报:花城社区报,2025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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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四、媒体记录与家族回响 2018年12月22日,《星洲日报》记者曾采访拿督李鸿裕的孙子李云汉。李云汉是一名退休医生,曾在芙蓉及日叻务开设诊所。对于甲必丹李三的故事,他无法详述太多,反而是其爱尔兰籍妻子雷切尔(Rachel),对李家历史怀有浓厚兴趣与了解。 根据雷切尔向《星洲日报》记者透露,2012年她曾举办一场“寻根之旅”,将散居于外州与海外的孩子与孙辈召集回来,举行为期三天两夜的家族活动,内容包括认识李三与拿督李鸿裕的故事。当时,她将收集到的资料翻译、整理成英文文本,提供给儿孙阅读参考。同时,她还充当家族导游,带领儿孙前往亚沙华人义山参观拿督李鸿裕的墓园、李三创建的叔婆太庙,以及以李三与拿督李鸿裕命名的道路。 在雷切尔看来,后代子孙有必要认识家族的历史,并进一步探讨与传承。她强调:“我认为保存和传承历史是后辈的责任。若连自己都不认识祖先,不记得自己从何而来,便会对不起这个家族。” [vip_content_start] 雷切尔也谈到位于沉香的李鸿裕故居(门牌214F独立洋楼),由于该地区时常发生水灾,最终不得不将故居出售,家中大部分“古董”则被带回保存。她说:“但我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安置这些兼具华裔传统与娘惹特色的物品,最后一位马六甲古玩商向我购买,我卖给了他,并叮嘱他务必确保这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家具与器物不会被随意弃置。” 她回忆,从故居带回来的物品众多,包括洗脸用的金铜盆、传统厨具、历史悠久的小凳子等,她仅保留了部分陶瓷水缸等物品,以作纪念。 “大夫第”宅院与“裕茂”李家旧宅 根据李家的资料所述。李三在早期曾于老家横山建造一栋具有36间房子的宅院,命名为“大夫第”(Thai Foc Thee)。所谓“大夫第”是指在清代时期获得清廷政府受封“大夫”以上官职的人士,该府邸都会取名为“大夫第”,这是一种社会等级标志及文化象征意义,但是目前却没有任何资料能够查出当年李三究竟是受清廷政府受封何等官职。而李三之所以建造这栋宅院,原本是希望可以将一家老小从南洋带回中国老家居住,因子女受英文教育,而且早已习惯南洋生活,因此这栋宅院最终由老家的父老乡亲所居。 位于芙蓉沉香的李家旧宅,大门悬挂“裕茂”二字,这并非传统的堂号,应为李家自立堂号,亦可能为商号。传统上,家族发展至一定程度,往往自立堂号支系。“裕茂”之义,即祝愿家业兴隆、富裕繁华。 雷切尔忆述,当年李鸿裕仍在世时,每逢回乡,家人亲友总爱聚在一起打麻将,唯独她会与对方聊天。虽然她常提出许多问题,但李鸿裕总未曾详述。 因此,关于李三与拿督李鸿裕的资料,仍有许多空白与缺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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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三、拿督李鸿裕家族史 拿督李鸿裕的夫人,拿汀邓金娘(Thien Kim Neong),生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4月23日,出生于马六甲的一个娘惹家族,于1970年10月9日逝世,享年73岁,其墓碑谥号为“慈淑端庄”。 邓金娘的母亲名叫林节娘(Lim Chit Neong),病逝于1965年,父亲名字不详。邓金娘为人慈慧贤淑,夫妻和谐,相夫教子,素著贤声。夫妻两人相敬如宾,白发齐眉,伉俪笃永,益令人仰羡与敬佩。邓氏为李鸿裕生下三子九女。 长子李有祥(Lee Yew Siong),出生于1918年5月27日,毕业于芙蓉圣保罗书院,后进入吉隆坡沙登农科学院进修,随后于吉隆坡树胶研究社任导师。1938年迎娶陈亚妹(Ching Ah Moi)。1951年远赴英国林肯大学攻读法律,毕业后在欧籍律师里克越介绍下,进入马来亚律师界执业。1955年,联合大法官麦朝爵士于吉隆坡高等法庭宣布李有祥(37岁)获准执业,并致词祝福其前途光明,继续为民服务。1963年举办结婚银禧纪念,出席庆贺的有柔佛州苏丹、交通部长拿督沙顿夫妇、法官王福泰与法官基尔等。1987年8月13日病逝,享年69岁。 李有祥育有二子,即李云汉(Lee Yuen Hong)和李云良(Lee Yuen Leong),另有两名女儿,李云汉毕业于英国爱尔兰峇路化士大学医科系,李云良毕业于爱尔兰大学工程系。 次子李仁祥(Lee Yin Siong),同样毕业于圣保罗书院,后赴吉隆坡工程科学院就读,继而进入英国拉巴罗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归国后进入政府工务部服务,历任全马公路部主任,后升任槟威州工程部部长。李仁祥有一子为李云章,李云章则毕业于槟城英校。 三子李义祥(Andrew Lee Yee Siong),于1952年4月29日病逝,得年28岁。 李鸿裕有九名千金,分别为:李瑞英(Lee Swee Yin)、李淑英(Lee Sook Yin)、李秀英(Lee Siew Yin)、李惠英(Lee Fee Yin)、李玉英(Lee Nyuk Yin)、李桂英(Lee Kwee Yin)、李群英(Lee Kuen Yin)、李宝英(又作李保英,Lee Pow Yin)、李庆英(Lee Kin Yin)。 [vip_content_start] 其中三女李秀英,于1938年5月11日嫁入郑家,夫婿为郑德炎(Chang Tet Yam),乃芙蓉早期侨领兼慈善家郑生郎(Chang Seng Long)之长子。婚礼于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举行,并由拿督黄益堂(Dato Wong Yik Tong)担任证婚人。日军入侵森美兰时,与丈夫一家在郑生郎胶园惨遭屠杀。郑家后人郑海滨(Chang Hoi Phin),或为李秀英之子,或为其夫之弟。笔者曾于李云汉家中,见到一张李鸿裕与郑家有关的地契,上载之名即为郑海滨。 五女李玉英嫁入庇朥张家,其夫张湖庆为庇朥及马口闻商,后获封为拿督勋衔,亦为森州马华公会成员,曾任代理会长。其父张耀泗为森州梅江五属会馆办事处创办人。   六女李桂英,曾任芙蓉启华小学英文教师,夫婿为芙蓉振华中学第11任校长罗覃烈。 八女李宝英下嫁一位具有波兰血统的英国人,名为卡罗尔·斯涅贡(Karol Sniegon)。在20世纪60年代,两夫妇曾采访李鸿裕,并透过他的亲身口述,得知李三当年误闯海陆会馆、险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惊险事迹。当时李宝英夫妇准备了一台打字机,一边向李鸿裕提问,一边将其口述逐字记录下来。这段宝贵的口述历史后来在李家族群中流传,并于1990年由李桂英转交给前来采访的陈嵩杰,作为撰写参考。此后,李宝英夫妇举家移民澳洲,如今年逾九旬的李宝英,依然在悉尼安享晚年。 九女李庆英,毕业于澳洲,后于吉隆坡邓普勒医院任职医务工作(护士)。退休后,现居马六甲。 此外,李鸿裕之侄李杰祥(Lee Kiat Siong),曾任芙蓉华裔警长,其女李富贞嫁予吉隆坡教育界耆宿黄兆基之子黄国兴警长。 李鸿裕之外孙男女多达四、五十人,可谓“兰桂腾芳,孙枝挺秀;丁财两旺,为善必昌”,享有“积善降祥”之誉。 李鸿裕深知:“家族的力量,不仅来自财富,更来自人脉与联盟。”因此,他谋划将子女分别与森州各大望族联姻,构筑稳固的社会关系网络。此举使李家在政治、商业、教育与社会组织中占据举足轻重之地位。 在其规划下,李家逐渐成为森州最具影响力的华人家族之一。他的远见,使李家非但未应验“富不过三代”之说,反而子孙繁茂,各领风骚,至今仍在不同领域发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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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甲必丹李三辞世之后,所遗留下的10多名子女之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第九子──拿督李鸿裕(Dato’Lee Fong Yee)。他脱颖而出,不仅继承父亲的产业,更在政治、教育与社会事务上发挥影响力,成为芙蓉第一名华人议员。李鸿裕延续父亲的胸怀,积极推动与其他显赫家族的联姻,以巩固并拓展李家在森州的地位。 作为李家第二代的中流砥柱,李鸿裕生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11月9日,祖籍广东梅县松口堡横山乡。4岁时,他随母亲杨兴娘移居马来亚芙蓉。1903年,年仅10岁的他便痛失父亲。李鸿裕自幼接受英文教育,14岁入读圣保罗英文学校,19岁毕业,同时兼习中文,对家乡先贤事迹与地方掌故亦瞭若指掌。 毕业后,他先在政府部门任职,仅半年便转而投身种植业与矿业,凭藉勤奋与毅力,逐渐白手起家。据资料记载,他与李鸿茂曾在芙蓉合资创办“南天游艺场”,后于1936年转售予龙连寿经营。李鸿裕为人勤勉,凡事亲力亲为,国事社会事皆投入心力。 参与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 二战前夕,李鸿裕参与芙蓉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除捐出巨款外,亦复任常委三年,并参与自由公债的相关事务。 1947年7月30日,森美兰梅江五属会馆与芙蓉启华学校在礼堂举行茶会,庆贺经理兼董事长李鸿裕荣任芙蓉市政局议员。会馆主席朱德粦盛赞他热心社会教育。李鸿裕在致词时表示,启华学校建校一事,他时常与当局接洽,亦曾陪同接见英国教育调查团。如今蒙委任为市政局议员,责任重大,唯恐难以胜任,因此希望各界匡正。8月16日,森美兰中国青年益赛会亦为其举行庆贺大会。 1949年,李鸿裕与林杞祥同获委任为森州华人参事局议员。梅江五属会馆与启华学校再度联合举办茶会庆贺。席间,锺镜筹、林梦梅、廖春华、李棠盛等人皆盛赞二人服务社会,对教育、慈善、公益均不遗余力,并赠送“实至名归”与“维护侨益”牌匾以资表彰。同年12月,原本是华济医院的五位受托人,其中拿督黄益堂、郑生郎及侯三来已逝世,仅剩黄机轩及林泽民。李鸿裕、黄能桢及黄和谋获得议会表决,补上三人之缺,组成新的五位受托人。 获赐封太平局绅 1950年9月,李鸿裕获森美兰统治者严端端姑阿都拉曼赐封太平局绅,各社团设宴庆贺。同年3月,他亦被任命为芙蓉树胶牌照局民政事务官,并兼任森州及马六甲劳工部副委员。 1950年,张坤清医生主导成立森州马华公会,李鸿裕为创会元老之一。1951年8月11日,他当选为第二届森州分会会长。任内,他与陈明福、陈晋祥、邱克遗、李秀裕、林邦谦、丘宝钦等人组成委员会,筹划购地与建新会所。 当马来亚独立党(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准备在芙蓉设立据点时,他亦与Dr. J. Samuel等人成为召集人,并在森州马华公会会议中决议支持独立党。 1953年5月12日,李鸿裕在森州马华召开紧急委员会议,表明下届不再参选,愿将机会让予贤能。6月14日会员大会上,他仍获315票支持,但最终由李秀裕以344票当选会长。虽最初被委任为福利组主任,但李鸿裕后来要求辞去职务,获得议决批准,并且由石聪前及叶料水接任。 1952年1月21日,母亲杨兴娘病逝,享年84岁。丧礼于芙蓉沉香路门牌214F独立洋楼举行,因李鸿裕交游广阔,出席丧礼的亲朋戚友、社会贤达不可胜计。 荣获森州“最高荣誉勋章”与“杰出奖章” 1953年10月17日,在森州严端端姑阿都拉曼、选举总监东姑阿都拉曼、森州英国顾问薛柏、森州州务大臣及森州华民政务司植臣等人的见证之下,李鸿裕、张坤清及杨赐龄等人在芙蓉市政局议事厅举行州议员就职典礼。 在就职典礼上,严端致词:“今日是森州芙蓉的一个新纪元,这一个历史性的集会,开始了以民主制度的产生,芙蓉市议会是政府训练人民一种管理政治的方法,给予人民有一个学习真正民主的好机会。任何一个组织的工作之成功,全靠合作,在管理本市的工作,是需要议员们的合作和努力。市议员是人民选出来,而代表人民的,故对于一切党派,应该捐弃观念,和私人的成见,而以芙蓉市的利益为前提。” 同年,他荣获森州“最高荣誉勋章”(DCM)与森州“杰出奖章”(Pingat Pekerti Terpilih,简称PPT),森美兰琼州会馆除了设宴庆贺该会馆总务韩球丰、董事陈世英等人荣任首届民选芙蓉市议会议员,也邀请李鸿裕及莫清作为嘉宾,庆贺荣获封勋。并且准备了一块牌匾“大众同钦”赠送给李鸿裕。 [vip_content_start] 1954年,以森州巡回法庭庭长为首的包含40名机关首长及各民族人士所组成的芙蓉监狱巡视局人员中,有六名是华人,其中一位便是李鸿裕。而芙蓉圣保罗校友会也选出芙市政局议员潘奈耶为会长,副会长为李杰祥。 1955年,森美兰篮球总会举办“李鸿裕盾”小学校际篮球锦标赛,参赛队伍包括芙中、振华、圣保罗、三民及马华。 严端华诞赐封拿督 1957年8月23日,严端庆祝62华诞,赐封三人为拿督,其中李鸿裕为唯一华人。梅江五属会馆与启华学校设宴庆贺,并赠“德高望重”金匾。 1958年,受最高元首赐封指挥使──JMN勋衔(护国功臣勋章)。同时,梅江五属会馆也在礼堂召开会员常年大会,并且一致通过敦请李鸿裕为该会馆永久名誉会长,以资领导。 1959年,李鸿裕荣膺国会上议院议员、同乡张湖庆受严端封为太平局绅,李杰祥及黄龙庆医生荣膺严端颁赐PJK勋衔。森美兰中华总商会、梅江五属会馆、广东会馆、启华学校、芙蓉小贩公会、无不设宴庆贺及赠送匾额。 担任广东会馆会长的叶茂达,提到李鸿裕虽然退出政坛,息影林下,但是其宝贵经验及学识,州议会特别推举其为本邦上议院议员,乃是当地华人民族殊荣。在森美兰中华总商会的盛宴中,李鸿裕代表其他受封人士上台致辞说:“他们的成就即是全体华人的成就,寄望大家一本过去的团结精神,多多合作,齐心工作,使本州更加繁荣,更加进步,我恳请大家能够尽量指教他们。” 继任国会上议院议员 1962年8月22日,身为州上议院议员的李鸿裕任期将告满。在27日,森州立法议会会议中,李鸿裕再次被提名,最终成功蝉联上议员。李鸿裕自被选为上议员,服务精神良好,在州议会会议中受到赞扬。 后来,梅江五属会馆设宴庆贺,李鸿裕致谢词称:“今晚蒙会馆及启华学校联合设盛大宴会庆贺兄弟,隆情厚意,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兄弟此次得蝉联为国会上议院议员,不是个人的光荣,而是我们华人的光荣,希望同乡加倍团结互助,为国家社会教育而努力。” 广东会馆亦设宴庆贺,副会长莫琛致词,对李鸿裕作出肯定:“拿督李平日为社会,为国家为民众服务丰功伟绩,遐迩皆知,因为拿督李在森州数十年来始终以爱护人民,拥护联盟,使华、巫、印三大民族,如三位一体,和睦相处患难相扶持。尤其是对我们华人,不分贫富不分男女阶层,部分男女老幼,如有困难一一有所请求者必不竭诚帮助,有求必应,是以为政府所倚重。拿督此次荣膺继任为国会上议院议员不只是我们广东人的光荣,换句话说是我们华人的光荣!” 之后,在莫琛、副会长杜书荣及总务崔伟权的见证之下,赠送了一块匾额“步步高升”给李鸿裕作为纪念。 助申请拨地作华人义山 1968年,芙蓉华济公会鉴于亚沙华人义山墓地均已告满,无地可以安葬,必须向政府申请迅速拨地应用,通过推举李鸿裕、李致祥、谢元癸、黄源清及陈世荣等五人,负责进行,向芙蓉县县长及森州州务大臣请求。 1970年1月15日,时任华济公会会长李致祥去函州议会。最终于8月29日获得土地局批准,将芙波路八哩路旁109依吉土地,充作华人义山用途,既申达央华人义山。1973年9月2日,申达央华人义山举行开放典礼,李鸿裕获得邀请,以贵宾主持开放仪式。 一生担任要职无数 李鸿裕一生担任要职无数,曾任森州马华主席、梅江五属会馆会长、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启华学校董事长(1937–1974)及森州青年益赛会会长。同时,也在雅言俱乐部、电车商行、坤维女校、正化女校笄民众学校等担任职务,且多连任。在华人接生院及华济医院,均为董事。在客属公会及广东会馆,均为筹备委员或主任。亦出任树胶牌照局、矿务限制局议员,以及和合巴士有限公司董事长,可谓“贡献卓著,贤者多劳”。 其中,在他担任启华学校董事主席期间,校长为方剑魂及杨国华。李鸿裕掌权期间被视为启华学校发展进入最迅速且最辉煌的时刻,无论是硬体设备的提升,还是在学生学术与课外活动方面,该校都屡创佳绩,赢得了各界高度的评价,成为跻身“九州”的名校行列。 1977年7月9日,年迈的李鸿裕辞世于芙蓉沉香老家,享年84岁。其墓碑谥号为“德厚逸聪”。 当时特刊如此评价:“拿督居芙蓉数十年,对政事多建设性建言,施行后不居功张扬,深受政府倚重;对社团、慈善、教育亦多所赞襄,因而广获爱戴。其一生忠诚待人,和平处世,获致崇高地位与荣誉,堪称李家千里驹。”
3月前
《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在马来亚开埠的岁月里,无数南来的先贤凭藉著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披荆斩棘,在异乡立业。他们的奋斗,不仅改写了个人的命运,也为当地华人社会的发展奠下了坚实的基石。 甲必丹李三,正是这段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传奇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不仅是时代浪潮的缩影,更是李氏家族繁盛的根源。而作为第二代的代表人物──拿督李鸿裕,亦未曾让家族失望,他将李家推向了更加辉煌的巅峰。 父子二人对社会的贡献,获得了官方的高度肯定。芙蓉市中心的两条街道,便以他们父子的名字命名,以昭示后人。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句古训,正是李三家族最恰切的写照。那么,就先让我们一同了解甲必丹李三的生平事迹。 一、甲必丹李三——南来拓荒至崛起为华社领袖 李三(Lee Sam),本名李全麟(Lee Chian Lin),宗谱名李应山(Lee Ying Shan),字顺贤(Shun Xian)。因在家中排行第三,人称“李三”。他生于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11月27日,籍贯中国梅江横山。 1857年,年仅19岁的李三,怀抱热血与理想,毅然飘洋过海,随同一批梅县同乡下南洋谋生。他最早在马六甲上岸,并在当地一个小村落的杂货店担任厨师(厨房工作)。由于精通武术,他能协助防范盗匪、保护产业,因此深受店主信任,并被提拔为助理。数年后,他转赴芦骨工作,继而迁至芙蓉亚沙,寻找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然而,却因一场误会,留下了一段戏剧性的经历。 当时,李三听闻亚沙有一所梅江会馆,便前往寻找。由于资讯不发达,他误闯进了与梅江人素有宿怨的海陆会馆,一度被误认为间谍,险遭处决。执行任务的彭姓武教头,精于相术,他从李三掌纹中看出“此子人生绝不平凡,将来必大富大贵”,遂出手相救,并嘱托李三:“你日后必将飞黄腾达,我留你一命,以杀狗为替代埋葬。你须承诺,若将来致富,不可忘我。”李三当即应允,得以脱险,并随即逃离。 逃过一劫后,李三再度回到芦骨。此时,他敏锐地察觉到当地锡苗丰富,认为这或许是改变命运的契机。凭藉长远眼光与勤奋毅力,他从一名普通矿工逐步发展,先后建立自己的采矿公司,并在巴音、万茂开辟矿场,终以采矿致富,逐渐成为当地华社的领袖人物。 1870年,他重返双溪乌绒,并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协助英殖民政府参政司调解客帮与粤帮之间的纠纷。 双溪乌绒酋长拿督格兰纳允许李三在安邦格东拉浪(Gedong Lalang)一带开发锡矿。这片如今以马来居民为主的地区,早期客语称为“司茅坪”,意为“茅草丛生的广阔平原”。 李三不仅深受马来酋长器重,也凭藉其才干与威望,获得英殖民政府承认,受委为华社甲必丹,并被任命为双溪乌绒主要的税务承包者(Principal Revenue Farmer),掌管烟馆、赌馆等执照生意。 作为甲必丹,他不仅在经济上有卓越成就,更肩负维系社群和谐、调解纠纷与推动教育的使命。他深知华社立足海外,唯有守望相助,方能共荣共存。因此,他积极投身华人社团事务,为芙蓉华社奠下坚实基础。 [vip_content_start] 1886年,双溪乌绒卫生局成立,专责地方卫生及其他事务。当时仅有两位华裔受委为议员,李三便是其中之一。1895年,森州首届政府成立,他代表华社受委为州议员,被誉为嘉应属人首位议员之始祖。 1903年9月27日,李三病逝,享年65岁。当时仅10岁的李鸿裕,便随父亲的灵柩乘船返乡,将其安葬于中国故里。 李三一生娶有五位夫人,目前仅能确知其中两位:第三任夫人郑贵娘(Chang Kui Nyang)与第五任夫人杨兴娘(Yong Sin Nyang)。 自李三起,李氏家族人丁兴旺,枝繁叶茂。根据家谱与墓碑记载,李三共育有十子,女儿人数不详。十子如下: 1. 李鸿梗(Lee Fong Kan) 2. 李鸿发(Lee Fong Fatt) 3. 李鸿扬(Lee Fong Yang) 4. 李鸿熙(Lee Fong Xi) 5. 李鸿香(Lee Fong Hiong) 6. 李鸿龙(Lee Fong Loong) 7. 李鸿鹏(Lee Fong Pan,亦有墓碑记为“朋”或“盘”) 8. 李鸿均(Lee Fong Jun) 9. 李鸿裕(Lee Fong Yee) 10. 李鸿茂(Lee Fong Meow) 其中,李鸿裕、李鸿茂及女儿李安妹(Lee An Moy),均为第五夫人杨兴娘所出。如此庞大的家族,既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更意味着血脉绵延与家风昌盛。 李三以一己之力,奠下雄厚基业,其子嗣继承父志,成为家族的重要支柱。值得一提的是,李氏家族并未如俗谚所言“富不过三代”,反而因李三与李鸿裕的努力,使后代子孙持续在不同领域中发光发热。随着时代演进,许多后裔接受英式教育,进入专业界与公共领域,成为社会的重要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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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2日讯)在马六甲世遗区的密密老街巷之间,有两条短短的老街名字温柔得近乎诗意——“马车街”与“水仙门”,惟它们既不是马车奔腾的主道,也并非水仙花盛开的所在,反倒因此留下了更多想象空间,等待有心人慢慢发掘。 这两条老街的官方名称皆为“Jalan Hang Lekiu”(马来民族英雄之名),它们的中文名被标示在路口的多语文路牌中,但大多数游客在穿梭鸡场街、观音亭街或板底街时,也许并未注意这两条横街的存在,更不会知道它们曾是英殖民政府规划下的“Fourth Cross Street”(第四条横街)。 马车街与古老清真寺为邻 从鸡场街左拐进入“Hang Lekiu”路的上半段,便进入“马车街”,它与古老的甘榜吉灵清真寺为邻,仅有200公尺长及约13间老屋。 街上的传统行业已所剩无几,部分单位已转型为咖啡厅、服装店、民宿或异国小餐馆,仅存的还有一间玻璃镜框店和神料香烛行,还有一些未改装的单位继续住着老一辈街坊,日子缓慢而安稳。 马车街曾是停放马车之地 街坊口耳相传,这里曾是马车停放的场所,尤其靠近通往观音亭街的那一端,类似一个“马车站”,但时间悄悄抹去了痕迹,如今已无马车踪影,早年的停靠点也难寻遗迹。 环顾整条马车街,彷佛仅有1栋老屋的女儿墙刻有兴建年份,那便是25号的白色双层老屋,据悉为马六甲宗教理事会的产业,外观仍保存着年代建筑风味。 穿过十字路口进入“Hang Lekiu”路的下半段,便是“水仙门”,这条街道同样窄小,老屋约有20间,路上没有停车位,仿佛有意将喧嚣隔绝在外。 仍有数间双层老屋刻着1939、1940、1941及1951年的兴建年份,与刻有艺术装饰的女儿墙一样吸睛,为老建筑留下了身分。 其中两间建于1941年的单位,虽然风格有少许不同,但二楼保留一样的木框玻璃窗、木条铁花和通风口,非常有味道,惟其中1间经营的咖啡厅已结业,另一间则经营素食生意。 数间老屋门口柱子保留浮雕中文招牌 数间老屋门口柱子保留浮雕中文招牌,例如结业很久的老行业“合利木屐”和历史悠久“黄祥盛饼家”,后者建筑建于1951年,目前经营酒吧及脚车租借生意,而对面的黄祥盛栈房单位则经营咖啡厅,右侧最边的德源茶室近年已经结业。 水仙门的街景在近年经历频繁变迁,咖啡厅、民宿、自助洗衣店相继进驻,也有不少店面在疫情冲击下空置;老行当不再,新业态还未站稳,街道的脉搏仿佛正处在一段过渡期。 站在水仙门的路上,望着车子缓缓驶过,旅人背影擦身而过,不由得心生感慨。是否,还有人会在意水仙门名字的由来,这里是否曾经是热闹的花市,水仙花香味扑鼻迷人呢?又或者,这一切只是名称带来的温柔错觉? 如今的马车街与水仙门,依旧还有一些原汁原味的老屋、陈旧的中文招牌、隐约的历史痕迹。有些店铺大门紧闭,不一定代表结束,也许是店主老去,或第二代仍在城市另一端打拼,也可能他们就正坐在店里,等待有缘的旅人踏进门槛。 在老街旅行,不能只是匆匆一瞥。想要读懂这里真正的节奏,你必须放慢脚步,用同样的呼吸频率,与老屋的砖墙、木门和人情脉络同行。
7月前
(马六甲18日讯)在马六甲世界文化遗产区内,藏身在老街区的豆腐街(Jalan Hang Kasturi)宛如被时光遗忘,这条仅短短约200公尺的老街,自开埠以来便静静地站在城中一隅,经历近两个世纪的风雨洗礼,仍以它古老的身姿与慢慢的步调,守候着每一个愿意回眸的过客。 与人声鼎沸的热门街道不同,豆腐街少了喧嚣的商业气息,没有满街的连锁餐饮和民宿招牌,狭窄的街道上也没有停车位,白天或夜晚都静寂无比;它像一个老朋友,虽然见证了街坊店铺的兴衰更替,却始终保持着最初的模样,欢迎大家得空来坐坐,重温旧梦。 上世纪60年代,这里曾是行业百花齐放、人声鼎沸的热闹地段,如今那一幕幕光景仿佛只存在于老一辈人的回忆之中,剩下的几家老店和街坊,还有人去楼空的老建筑,成了这条街最动人的记忆残影。 尽管岁月留下了斑驳的痕迹,但正是这份未被修饰的旧味道,让喜爱老街文化与历史建筑的旅人心生向往,走在街上可见一些保存尚好的老建筑,砖瓦斑驳中透出岭南建筑的美学风骨,也能想象当年人来人往、烟火缭绕的旧时情景,淡化了为其没落心生的几许伤感。 老行业坚守岗位 街上仍有几家老行业坚守岗位,譬如著名手工艺行业——福章雕刻老店,保留着古老朴素的工作室门面与摆设,展现出一种对牌匾雕刻手艺的坚持,成为游客参观及拍照的对象;隔壁相连的福章雕刻艺术馆从外观到内在,也是散发着古色古香的中华雕刻包括剪瓷雕的艺术风味,用一笔一刀向世人诉说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厚底蕴。 仍在营业的复中兴打白铁店,是豆腐街乃至甲州硕果仅存的老行业之一,师傅经常坐在矮凳上用手工敲打白铁,声音清脆,余音缭绕,头上是高挂得满满的白铁用品;这幅画面不仅成了豆腐街最珍贵及真实的人文风景线之一,也被被画进后巷的壁画里。 古色古香的惠州会馆(鹅城会馆,鹅城为惠州府别称),乃于1844年迁入该单位,一直保有岭南式建筑的风貌,内部保存不少珍贵文物,整体建筑在接近200年后的今天,依然散发着那个年代的原始风味。 在豆腐街街口,一栋极具气势的老建筑静静矗立,它曾是批发货物及经营汇兑的商号,正面二楼保有精美浮雕与色彩搭配,虽逐渐褪色,但依稀可见昔日的辉煌;侧墙上的“美陞汇兑”浮雕字已被涂白,也被藤蔓覆盖,却依旧让人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唏嘘。 骏马图壁画是打卡点 街口另一侧的骏马图壁画已是标志打卡点之一,由已故马来西亚国宝级书画家锺正川与徒弟郭佳安在2017年创作,以英姿飒爽的《双骏图》取代2012年两人联手创作,但被洋灰修补及遮盖的《八骏图》,再次为豆腐街注入一股蓬勃的艺术生命力。 与古里街相连的路口,两侧各有一栋风格迥异的弧形老建筑,蓝白色的的振记瓷器藤竹店外观保存完好,常成为游客镜头里的主角,对面的双层建筑顶端刻着1938年,用它独有的建筑线条默默讲述着另一个年代的美学。 感受完了传统风味的豆腐街,也可以到近年由当局美化后的后巷,穿梭其中欣赏老建筑自然朴素的风味,感受珍贵的厨房烟火气,也可以欣赏当局精心设计的一系列老行业壁画,从古到今好好去感受200年老街的魅力,彷佛一步步踏入一场跨越百年的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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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长河,溯源之行》系列,将于每月11日与读者们见面,此系列专题由星洲日报特约记者:王亮杰负责撰写。 34岁的王亮杰是森州文史工作者、收藏家及研究者,其对于文史领域的热情,堪称为兼具现代视野与传统情怀的文化传承者。 第二章: 被遗忘的森州历史-森州革命侨领与广派大亨—伍熹石 当我们翻开振华中学校刊,在创办人和历任董事长的页面中,会发现到有一位长相酷似香港演员元华的人物,他与拿督黄益堂同样是该校之创办人,同时也是该校第一任董事长。 这位人物便是曾经富甲一方的芙蓉广派大亨——伍熹石(Ng Shee Sheak)。 有关他的事迹,在振中校史里只有前面几段字有提到。即1918年2月21日,他和拿督黄益堂、邓子实、谭富南、黄旭南、朱戟门等人发起创办,随后就没有下文了。 笔者唯一能够找到的线索,就是由研究孙中山革命、同盟会创立及辛亥革命的著名历史学家冯自由所编著的《革命逸史》。在第二十四章“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中,就可以找得到伍熹石的名字。 在黄花岗起义发生前,邓泽如和胡汉民等人先是到新加坡,在晚晴园开会和筹款。随后又和黄兴一起到英属十余埠筹募。 起初,筹集的金额只有万余元,与预算额相关尚远,黄兴对此大为失望,并且说了这一番话:“倘若在英属不能筹得五万元,事必不行,彼惟有仍实行个人主义,向一二权要满奴拼身一掷而已。”这句话传开后,当时在海外的党员们闻之大为感愤,纷纷踊跃捐资,一下子就凑足了五万元,其中捐资者有伍熹石、林作舟、陈占梅等人。 后来获得振华校友会董事崔福盛先生的协助下,获得了几篇有关伍熹石的相关文章。 在翻阅的过程中,发现到伍熹石先生不仅协助孙中山搞革命,而且在早期的芙蓉发展史上,却有不可遗忘的功绩。 笔者分别询问了多位市民,甚至也到华通饼乾店、陈兄弟玻璃镜庄、列圣宫、万圣坛、四邑会馆、广东会馆等。大家都对伍熹石这号人物感到很陌生,根本没听过。即使在森美兰华人文史馆,一旦提到孙中山在芙蓉的得力助手,也就只有瓜拉庇朥的邓恩与芙蓉的谭扬。 实际上有许许多多的革命志士从来没有被提及,甚至被遗忘。就如从崔先生手中搜集到的那几篇文章里,其标题就已经写著“孙中山在芙得力助手”,内容还写到『如果说孙中山在1910年来森州宣传中国的革命事业,少不了要提到他的得力助手邓泽如,如果套用俗话来说,孙中山这位“老大”在森州留著的“左护法”是邓泽如,那么从伍熹石先生生前留下的事迹看来,“右护法”非伍老先生莫属了』。 这篇于1993年7月23日由“南洋商报:森甲版”刊登的文章,它所提到的孙中山在芙蓉的左右护法,是邓泽如和伍熹石,而非谭扬。 但如今在芙蓉历史里,大家所公认的左右护法,伍熹石却没有列入其中。 伍熹石原名叫做伍番(Ng Fun或Ng Fan),字熹石,号文炽。于清同治8年(1869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台山县公益埠斗山村。少年时他赤手空拳飘洋过海来到南洋谋生。最初先抵达马六甲,在华都牙也村(Kampung Batu Gajah)的一间锡矿场工作。伍熹石为人克勤克俭,当他稍有积蓄便转到芙蓉从事建筑业发展,白手起家创立了“怡茂号”。 当时谭扬曾和伍熹石共同在锡矿业上合作,谭扬非常欣赏他,并且成为世交。加上他们俩都是来自广东省,因此谭伍两家关系甚密。当两家有喜庆大事,彼此都会往来,互相到府上庆贺。即使到了第二代,谭扬的二公子谭元贵和伍熹石的长子伍迪桢也是要好的致交。 根据伍熹石的爱女伍仰贤所述,伍熹石创立的“怡茂号”店址一共有三处,最初是坐落在嘉美清真寺(Masjid Jamek Seremban)右边店屋的第一间(位于甲必丹谭扬街)。 后来店址改到大街黄巴士站旁第一间店(即今天印度人裁缝店)。最后才搬到威坚申路(Wilkinson Street,即现在的拿督阿都拉曼路 Jalan Dato Abdul Rahman)四号,一件自置的两层办公室,据说当时还特意借给中国革命党作为开会基地。 如今这间两层楼的店屋,早已易手他人,为一家负责相框服务的“陈兄弟玻璃镜庄”,但仍然能够看得到该建筑早年的样貌。 当年伍熹石所创立的“怡茂号”,几乎包办了所有政府的建筑工程。根据伍仰贤的记录,伍熹石负责承建的建筑物有圣保罗学校(当时他曾捐献数千元给该校作为发展经费,还刻有英文“Towkay Ng Fan”字样的石碑,只是后来该校迁址到新校舍,并没有将这块石碑留存下来)、姑娘堂女校前座旧建筑物、亚沙路旧芙蓉中央医院建筑、芙蓉大监狱、警察局宿舍、政府文员宿舍、大街“国家储蓄银行”大楼(前身为芙蓉森州华民署)和颐景苑戏院。 包括“怡茂号“最初的店址,即芙蓉人所说的”棺材街“(马厘街),那一排的老店也是出自于伍熹石所承建。 根据德利书报局东主吴宇康的记忆,他父亲吴毛德(也是振华中学创办人之一,首办芙蓉派报社)当年也是从事建筑工作,都是从伍氏家族手中第三手承接过来的。 当时,芙蓉之所以能够成为孙中山鼓吹革命的驿站,就是靠邓泽如与伍熹石等一群革命党志士的帮助,才能够成功。而伍熹石与邓泽如之间也密切合作,时常都会讨论革命事宜。当孙中山抵达芙蓉,在邓、伍二人的安排下,于芙蓉东安会馆隔壁的戏院“普长春”密斟,较后展开 [vip_content_start] 宣传演讲群众大会声讨当时的满清政府。 当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伍熹石被委任为芙蓉副支部部长(正部长为陈新政)。但是,如今有关伍熹石与革命党、同盟会或者是民国政府之间联系的文献早已失佚。唯一有记录的,就是《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里有收录到一段伍熹石曾经写给财政部的函电。其内容讲述民国四年(1915年)6月24日,也就是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所提出21条要求的一个月后,极力反对这项条件的孙中山,开始策划发动反袁行动。 作为孙中山在芙蓉的革命挚友,伍熹石便努力在芙蓉协助筹募,但情况却不是很乐观,筹款的人数亦不如当年对抗清朝一样多。所以伍熹石致函予财政部,提到芙蓉为小地方,筹款有限,只有两三人捐资而已,筹得星洋千元。 每当提到孙中山在森州的事迹时,很多人第一时间可能就会联想到邓泽如位于瓜拉庇朥的“宜春草堂“,因为孙中山曾经就居住在这里。殊不知,其实孙中山在芙蓉的一段日子里,他居住的地方正是伍熹石的豪宅”鲁园“(也有一说是叫“鲁国”)。当时孙中山和伍熹石、邓泽如三个人曾在“鲁园”把酒谈家事、国事和天下大事。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好,有口皆碑。 孙中山在一次回国时,还赠送一枚奖章给伍熹石作为鼓励,还在“鲁园”洋楼前和一群革命志士合影留念。 伍熹石的“鲁园“曾先后因为建立振华学校问题而作为迁移,但都是坐落在沉香路。那时的“鲁园”是芙蓉数一数二的独立式洋楼。 可惜时过境迁,今天”鲁园“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宜园”花园住宅区。 同时,伍熹石在波德申还有一间非常别致、很具特色的别墅。每次伍熹石与孙中山、邓泽如一群革命志士见面,一定会在这间别墅用作商讨革命事业。 根据伍仰贤所述,这件别墅名叫“吃(食)风楼“,是一间四面安装著玻璃门,呈八角形状的矮角楼,三英里,建在山坡上。如今这栋建筑也已经拆掉,改为波德申县政府的办公楼。 伍熹石不但热心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而四处奔波、筹募经费,对于教育方面他也非常热爱。在1917年,由伍熹石倡议,联同拿督黄益堂、谭富南、朱戟门等十多位广肇先侨展开筹备工作,次年2月21日成立。 有个问题值得考究的,是振华学校创立之初,在沉香路租借一间店屋作为校舍。事实上透过伍仰贤所述,原校址设在沉香路的一块自置园地,那一座两层楼独立式板屋校舍正是伍熹石独资建立的,并非租借。 当时伍熹石为了校务重任,还亲自到广州物色教师,聘请了何庆龄和何庆昌两位老师南来掌校。当伍熹石病逝后,这两位老师回到中国,由邓毅民和区健夫两位老师来校服务。最初的振华学校是义学性质,人数不多。后来学生日渐增加,原有的教室已无法应用,伍熹石便在“鲁园“自置的一排平房中拆出一间屋舍的两个房间,作为教室用途。由于这新教师后面就是原校址,学生进出也很方便。 伍熹石在森州华社具有影响力,特别是广帮之中。至于他在振华学校的地位,除了是董事长之外,还可以透过伍仰贤口中得知,当年振华学校开办后,有些家长因为家境有困难,他们都来要求免费,伍熹石都答应了,甚至连书本、纸、笔、墨等文具都一律免费。 除了创办振华学校之外,伍熹石也和其他侨领一同创办“坤华女校“(其原址就在嘉美清真寺右边那排店屋第二间,即”怡茂号“最早的店址(第一间)和“泰昌炳记”(第三间,即现在的新大鹏)之间。 伍仰贤小时便在”坤华女校“接受启蒙教育,她说,除了她以外,拿督李文彬令姐李莲、以及李怡星夫人黄彦邦、陈继鹤夫人林希敏、伍壁瑜督学令慈黄颖仙、拿督简国钧令姐简淑敏以及林杞祥令妹林碧珊等人,都是”坤华女校“毕业的。 不过再过了一段时期,该校便停办了。 在1910年到1920年这期间,当时的芙蓉大约只有十多辆私家轿车,就好像上海滩等民初电影里头大亨们所专用的“铁甲乌龟车”。其中一辆车牌为“5”号的,便是当时芙蓉一代大亨伍熹石所拥有。 根据伍仰贤的回忆,父亲每次都是由一位马来车夫驾驶那5号轿车来回波德申。除了公干也和邓泽如商谈国家大事。 伍熹石的太太名叫林双好,林氏为伍熹石诞下五男二女。长子伍迪祯、次子伍臻掌、三子伍臻平、四子伍臻启、五子伍子齐、六女伍仰贤、七女伍景贤。 长子伍迪祯在中国出生,曾经留过辫子,后来随父迁至南洋。当伍熹石病逝后,他继承父业,处理振华学校的校务,还有建筑事业。 次子伍臻掌是一位爱国志士,当年有许多领袖的公子献身于革命事业而回中国参与革命工作,有的做飞机师,有的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英魂。而伍臻掌曾随著中国革命事业流离颠沛的生活,最后随国民党部队退守台湾,在台湾落脚,这位飞机修理技师,便在台湾渡过其一生,享年八十余。 三子伍臻平育有六女一男,其大女儿便是前森州华校督学伍壁瑜女士。当伍熹石病逝的时候,次子和三子特别从广州回来芙蓉追悼亡父,然后又回广州岭南大学念书,两人都是芙蓉中华学校的毕业生,与陈子安(森华堂执行秘书陈石聪的父亲)是同学。四子伍臻启生平事迹不详,五子伍子齐是伍氏第二代惟一受英文教育的,曾在金马伦菜园工作,退休后居住在怡保。 七女伍景贤育有二子一女,曾在芙蓉天主教堂服务的陈嘉齐神父便是其次子,另外两人则一人在澳洲定居,一人在吉隆坡一间大学任教。 而六女伍仰贤,其夫为芙蓉振华前任校长罗玉铭,育有四子二女。长子罗恒乐为澳洲工程师,现居新加坡。次子罗恒欢曾是芙蓉花沙尼饮品公司的营业主任。三子罗恒康亦为澳洲工程师,留居澳洲。四子罗恒健为法国厨师。 大女儿罗恒森于1990年病逝,次女罗恒伦现居吉隆坡,其丈夫为一名退休军官,军衔为少校。 同时,伍熹石和伍汉诗是堂兄弟,而伍汉持之子伍伯胜,就是1945年光复后第一任的中国新马总领事。 1920年,是伍熹石51岁生日。同时位于沉香路的“鲁园”新厦也落成,可以说是双喜临门。而在这个有意义的日子里,孙中山却因为国事繁忙,无暇前来庆贺,但他也和其他国民党同志们从中国寄来数箱的贺礼,其中就有对联,也有寿账和珍贵的装饰品等。很可惜的是,这些物件却在日本殖民时期一一流失。 次年,伍熹石因不幸感染痼疾,与世长辞,享年52岁。伍熹石死后,孙中山亲笔书写了一幅挽联致祭“熹石先生灵鉴,为党劳瘁,孙文印章”。 当时除了孙中山外,还有汪精卫、许崇智、朱执信、伍汉诗等人纷纷寄来挽联和电信以表致意。根据吴毛德回忆,当时各地革命同志所寄来的挽联,挂满灵堂,热闹隆重。而孙中山那一张白纸墨字的“为党劳瘁”挽联,一直挂到1932年。 随后种种的历史照片与遗物,甚至有关伍熹石和孙中山之间的许多书面文件和来往书信,也在日本殖民时期都付诸以火,这是非常可惜的。 而伍熹石的遗体后来安葬于芙蓉亚沙华人义山。其夫人林双好病逝后,也与丈夫一同安葬于此。1993年,吴宇康采访伍仰贤,已高龄80岁的伍仰贤将自己父亲的生平事迹都一一告诉吴先生。 如今已2025年,伍氏第二代也早已走入历史。而相关的照片与文件,据说也遭到祝融侵袭,毁于一旦。因此造成后人对伍熹石的事迹很不了解。 或许能够找到跟他相关的事物,就是振华中学校刊里的那一张肖像照,还有那一段字。然后就是当年“怡茂号“的旧址。再不然,就是波德申,当年在山坡上的那栋“吃风楼“。虽然该建筑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它前面那个用洋灰所建造的石阶,是唯一存留下来的遗迹。 资料参考: 特别感谢振华中学校友会董事崔福盛提供相关资料。 1)《振华中学高中第五届毕业纪念刊》,1961年。 2)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四十八辑:中华革命党时期函牍》,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9月,页111。 网站: 1)陈驹腾「用实事求是态度谈历史」,星洲网,2018年7月21日。 2)「短暂逗留汇报革命局势进展. 孙中山1906年曾到芙蓉」,星洲网,2020年2月24日。 2)「民国三至五年委任中华革命党人员姓名录」,中山学术资料库,2024年8月7日,https://sunology.culture.tw/detail/fac4c421f2c9d357f5bd976fa8edaf85/?seq=2,2025年3月13日。 报纸: 1)“Negri Sembilan News”, Malaya Tribune, 15 June 1914, p.12. 2)“Education in Seremban: New Anglo-Chinese School”, Pinang Gazette and Straits Chronicle, 31 January 1917, p.7. 1)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一)」,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3日。 2)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二):对振华坤华两校的贡献」,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4日。 3)陈云深「伍熹石传略(三):怒烧黄蜂窝」,南洋商报:森甲版,1993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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