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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

记得读书时期,爸爸总是带我去喝椰花酒。我们驱车前往郊区的泰裔村子,当地的村民都非常热情。 为了欢迎客人,他们会提早杀猪,在院子里升起一摊火,烤得香气四溢。村民与外来的客人,聚在同一个屋檐下,一边聊天,一边等着香喷喷的烧猪上桌。猪肉被剁成大块,端上桌,大家围坐一起,边吃边笑。 接着,主人家会从屋里拿出一瓶瓶自酿的椰花酒。那是从椰花茎中收集的汁液,经过半天自然发酵后,变成乳白色、带点酸味的酒。其实味道并不好,却是村民最引以为傲的待客之礼。 夜幕低垂,村民敲起皮鼓,吹起笛子,高唱着熟悉的〈Loy Krathong〉,翩翩起舞。成年人喝着椰花酒助兴,孩子也跟着乱跳一通,笑声此起彼落。那一幕,总让我难忘。 毕业以后,虽然哥市只是个小地方,却也有几间酒吧。年轻时,朋友常相约去玩乐,喝酒不过是生活的一部分。喝没几口就脸红,被笑说“这么快就醉”,其实只是体质问题罢了。 那时觉得抽烟、喝酒都稀松平常。后来步入职场,身分转变,也开始注意形象,夜生活自然淡了。朋友各奔东西,聚会也越来越少。 有了家庭与孩子之后,更得时时提醒自己。生活被工作塞满,为了生计,根本没时间放松。直到后来,走过病痛、走出阴霾,我才明白医生那句“要学会享受人生”的真正意义。 于是,我开始为自己而活。 旅行途中,我喜欢尝一尝当地的啤酒。每个地方的啤酒味道都不同。有的清淡如水,有的浓烈扑鼻,也有的让人微醺昏睡。只是小酌一杯,就像在日本居酒屋一样,是种生活的滋味。 酒杯里的生活味 有时在海边,看着浪涛,一口一口喝着啤酒,那是我最自在的时刻。即使独自一人,也觉得无所谓,因为那份平静本身就是幸福。偶尔与朋友相聚,共享美食,喝点红酒,聊聊天,就是简单又快乐的事。 酒喝多了伤身,小酌却能暖心。有人喝酒为热闹,有人为配餐,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就像西方人讲究“食配酒”,那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前阵子,旅游部长因为在宴会饮酒而惹上麻烦。许多穆斯林批评喝酒是罪,甚至搬出佛教五戒来评断。还有人指责华人不遵从戒令,没有信仰。其实他们不明白,华人的信仰可以是多元、自由的。 我向往的自由,是能自己决定生活的方式。只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是否还保有那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自由?
6天前
看到老师信息的时候,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为《正心诗选》写书评? 我不是一个读诗、写诗的人,不知道诗歌应该是什么样子。打开《正心诗选》,我好奇的是小孩的诗会怎样的不一样。 记忆中最早的诗歌,是小学三年级校长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一首诗,让我和3位同学去美罗参加诗歌朗诵比赛。我们之中没有谁就真的明白诗,只是谢天谢地它没有像六年级大朋友们的演讲稿一样长。校长一字一句地带着我们朗诵: “我们新村的大清早/花草上滚着晶莹的水珠……” 我没有看到水珠,我看到一张旅游券,知道这首诗将带我们去很远的美罗。对于9岁的新村孩子来说,美罗确实很远——那时候我们和老师去过最远的,不过是10分钟路程外,在小镇中心的英文小学。所以同学说他的梦想是冒险家,我猜就是这么来的。现在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究竟是怎样比赛,又怎样灰溜溜地从台上下来,可是我记得校长车子的冷气是坏的。 我们敞开车窗看吹风看风景,觉得这真是一次充满未知数的旅行。校长的车没有收音机,我们缠着校长说话。 “校长,美罗有多远?”“什么叫公里?”“美罗是有很多Milo吗,不然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校长真的很不容易,开车之外还要耐着性子回应我们无止境的问题。 当校长叫我们在车上练习朗诵时,我们悠悠地开始找别的乐趣。车子在红绿灯前停下,我怂恿朋友和隔壁车子的司机打招呼。 “你不是说你要做冒险家吗?”他翻了个白眼,把冒险的机会还给我。 “我又不要当冒险家。”我放声大笑,指着他总结:“你的梦想也没有很坚定。” 校长焦头烂额地找不到地点,一个小时半的路程延长,怎么也到不了,我们背着校长悄悄地说最好永远找不到……清晨的风吹进来,我们说原来车子没有冷气会更好,怪不得校长一直没有把车送去修。校长呵呵地笑了。 后来回家,校长继续迷路,我们沿途找人问路。车厂老板拿着门前大树折断的树枝,在泥地上给校长画路线,我们蹲在路边看美罗的风景,研究这里的人是不是都爱喝美禄。过后还问了板厂老板、路人,校长顺便买了几块木板回去做木工。我和朋友因此认识了板厂的员工,我们用蹩脚的国语和他交流,这位新朋友就给我们展示了厂内收藏的各国纸币,我们只会哇哇哇的回应。还有板厂外面的小沟渠,里面有很多小鱼,我们好奇它们可不可以作为美罗的纪念品跟我们回家…… 在GPS还没流行的年代,那是我最早见过的诗意。 迷失在小镇 我们真的认识过吗? 中学也遇见很多的诗歌,华文之外,还有马来文和英文,霸道地要我和它们相识相知,用考试分数胁迫我。我捧着字典把那些字的意思逐个查遍,把中文意思连贯起来念;学国语老师用缠绕的腔调读那些诗,想像文字是粘粘的,把人带到悠远的时空里去—— 小学有位只会读国语和英语字的老师,很凶,上她的课总是提心吊胆,班上最调皮的同学在她的课也不敢说话。有一天,很凶老师忽然换了一副很温柔的面孔,指着课本上的马来诗,问我们知不知道怎么唱。她轻轻地演示起来,我听得入迷,觉得她不是朗读,是在唱歌,就像后来我听到人家唱Wau Bulan…… Ewah ewah e wau bule/E wau bule teraju tigo/Ini male samo samo/Samo samo bersuko ghio 我悄悄地学起那些唱腔,想像自己正站在一片青青草原上,我的月亮风筝摇摇晃晃,也要飞到蓝天去找月亮。那时,我的天空里有永远的月光。我开口唱,结果像是CD卡顿,我的月亮卡在电线杠上,怎么样也拽不下来。我被自己逗得忍不住想笑。 我还是乖乖地从参考书上死记那些诗,tema、persoalan、gaya bahasa……管它到底什么意思。我发现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和诗歌相忘于江湖。不对,首先得是考场。 我试图寻找我和诗歌之所以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因。大概因为我从小就是个话特别多的人,心里有太多的事想说,想别人应该也如此。诗歌好像装不下我过多的话,我总觉得诗歌离我好远,隔着诗看人,也带着雨季的潮湿和冷意。 我想了很久,始终觉得自己写不出诗集书评。 但是我读到12岁的正心写她带着锁头的手账本。我也有过类似的手账本,凯蒂猫的厚皮封面,右边有直排的密码锁。那是鼓起莫大勇气和妈妈开口从小学书展上买的,买回去以后一直舍不得用,只是滴答滴答开关密码锁,知道有一处地方,可以收藏我许多的小秘密。等到长大一些,舍得在上面写字了,纸张却开始泛黄。而我不也再喜欢凯蒂猫,也记不起那些小秘密了。 那些以为长大一点再去做的事,最后竟都不了了之。 我从来就没有放过风筝,没再重游过美罗。校长在诗歌朗诵不久后就转校走了,很凶老师也在同年退休。至于冒险家朋友,他并没有变成冒险家,听说,他现在奔波各地,成为保险销售员。小镇明明那么小,我们却不断迷路。太多次了,我在远远看见他们。我忍不住地怀疑,我们以前真的认识吗?很凶老师真的为我们温柔地唱过一首歌? 可是我没有一个手账本。孩子时候看见的温柔、暴戾、受伤以至于忧郁,隔着十几年回头看是无处可寻,甚至不免连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但居然就这样长大了。正心有一本手账本,装着童年的诗歌,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诗歌还是老样子,喜欢时不时地跑进我的生活和我打招呼。 所以我还是写下了一篇离题的文字。我依旧不知道诗歌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记得它曾经带我去很远很远的地方。我想《正心诗选》之于正心也一样,是她通往远方的地图。 而我借着她的诗,绕了一圈,竟也意外回到那本被我遗忘的凯蒂猫本子身边。
2星期前
我不记得我有多久没收到这样的询问了。翻看了通讯记录,里面除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讯息,便是网购的货物已经抵达,请去领取的消息。 那些很常联系的,大都是一张早安图,不然就是逢年过节的预制图,已经很久没有哪一个朋友是主动给我发个消息,随便聊一聊天的了。以至于当我看到一篇文章讨论着,我们如果收到了“你还好吗?”的问候,我们都会自动地回复:“我很好”,我才察觉,很久很久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 人到中年,如果成就很一般,日子就会越来越安静。没有了酒局、没有了客套,有的只剩通知。一张简单的早安图,既是告诉对方自己还活着,也是告诉对方自己还记得他。礼貌上地回一张早安图,也是只在回答对方,自己还在,您的问候我收到了。然后呢?双方继续过着没有交集的日子。 该带孩子的带孩子,该上班的上班,生活里再也没有波澜,甚至连抱怨的欲望都没有了。因为明白了生活都一个样,抱怨也不能改变什么;如果真的想要改变什么,多说也无意义,直截了当地就去做了。做成了就安静的享受成果,没有做成就继续苟且的生活。真的想要聊些什么,都会浓缩成最简短的词语,就比方,“国庆节快乐啊,有假期就多休息啊。” 很久很久以前还会听见,应该说是看见,对方说的下次喝茶。其实双方心里头都清楚,那个“下次”,如果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基本不会出现。最近几次和朋友见面的原因,不是生日就是白事,简单的见个面,闲聊了几句,也就兴致缺缺的离开了。 年纪大了,时间感觉就少了。或许不是时间少了,只是动作慢了。多慢呢?就是那种想要出门玩的冲动还来不及反应,就被耽搁了。 现在出不出门,去什么地方玩,都习惯了权衡。衡量着这趟门出得性价比高不高,还是说家里是否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出门不再是为了找乐子,而是为了寻找一种出师有名,一种心安理得。寻找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成为了出门的起点,如果找不到,那么就更情愿待在家里,哪怕无所事事。 安静里藏着的小矛盾 其实我好不好?也还好,日子过得很安静。没有了喧闹,可以听见更多自己的声音。不去为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烦心,但是多出了很多空间去胡思乱想。像一个哲学家,空想而且没有结论,没有行动,对自己的人生也掀不起任何的风浪。一方面不停的劝自己,珍惜自己拥有的,然后不停的羡慕别人拥有的;另一方面断断续续的提醒自己平凡是福,然后患得患失的感叹璀璨的人生。 感觉自己就特别的矛盾。 矛盾一点地好,在安静的生活里面如果没有了自己心里面的那一点点矛盾,那么就安静得太可怕了。多了一些小九九,才能够在那么安静的生活有点热闹。 会想起曾经有过一段时间,那个时候自己刚刚静了下来,偶尔还会有人来找我说说话。他们开头的第一句也是,“你还好吗?”那个时候的我也有趣,老老实实的回答:“我还活着。”然后他们好似被电触了一般,停下了言语,一秒钟、两秒钟,才说了一句:“活着就好。”本来想要说的话又收了回去。我没有追问,他们也没有继续的说,那对话就这样搁浅在了岸边,既上不了岸也回不到大海里。时间长了,岸上就都是这些搁浅的话语,不知道是该去清理的好,还是就随它去的好,不想思考就顺其自然吧。 也许就是这样的顺其自然,所以今天的我把手机放在几案上,慢慢的沏上一壶茶,看了日出、赏了日落,它也没有动静一下。就这样安安静静的陪我感受这日夜的变化,听那落叶的声响。 也许这世道它就是这样,不爱听真话,偶尔听到了真话就觉得突兀,一觉得突兀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接,感觉就像是上了台,唱错了词儿,然后下不来台。一次两次之后就不再找这个人玩了,因为玩下去就不舒服。 也不是说谁对谁错,人各有所好。喜欢跟谁凑在一块儿都行,只要对方也愿意,这就是所谓的合拍。就像当初的俞伯牙和锺子期,他们没有朋友满天下,但是却能够遇见了对方,多么的难能可贵。如果真的找不到知音如此,那么就和自己待着,多和自己说说话,也算是给自己图一个清净,享一份安宁。 那么你还好吗?我很好。
3星期前
3星期前
“才去几天,又不是出国,有必要带什么伴手礼吗?”随行的朋友常这么问我,语气里带着笑意,也夹着几分不解。可是,我总会想方设法带点什么回去,也许是一盒糕点,一包在地的零嘴,或是一张风景明信片。无论行程安排得有多紧,我始终惦记着,要把这趟旅程里的一点味道、一点心意,安安稳稳地送到某个人的手中。 这大概是我的小毛病吧,又或者说,是一种偏执的温柔。 那年的中学毕业旅行,我和朋友去了槟城。我还记得那时我离开了大队片刻,搭车去到乔治市的一条小巷,只为寻找爸爸最爱的那家老饼铺。他年轻时曾在槟城念书,总说那家饼铺的豆沙饼是全马最好吃的。挑选豆沙饼的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买饼,而是在替他找回某段旧时光的味道,然后妥妥地交回他手中。 大学假期的时候,朋友约我到马六甲走走。临行前的最后一天,我特地一早起床,甚至不惜把还在睡梦中的朋友叫醒,拉着他们一块去排队,只为买到香气浓郁的椰糖糕和色彩缤纷的千层糕。中午时分,烈日当头,我拎着一袋袋糕点走在街头,汗水早已湿透了背。朋友忍不住嘲笑我说道:“你真当自己是邮差啊?”我只是笑笑没回话,但我知道,家里那位年长的阿姨最爱传统糕点的味道。我不过是想让她,再尝一口记忆里的甜。 伴手礼让爱更近 甚至有一次,我只是到吉隆坡出差短短两天,却还是抽空绕到茨厂街走了一圈。我买了几包香料茶,还有几张印着旧时街景的复古明信片,带回去送给了身边的朋友和同事。或许他们觉得这些东西没什么特别的,但对我而言,伴手礼就代表着一种默默放在心上的惦记,是我在远方时想起他们的方式。 很多人不理解我的这份执著,因为我哪怕只是换了一座城市,哪怕只是短短几天,也一定会带伴手礼回去。 “马来西亚而已,又不是欧洲。” “才两天时间,有必要吗?” “反正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但却从没因此停下过。 我想,也许是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了被这些小小的“心意”温柔地包围着。妈妈从巴生探亲回来,总会带一包虾饼,或是一瓶自家酿的酸梅汁,说是邻居送的,也顺便带点回来。她从不觉得那是什么大事,却让我懂得了什么叫“有你在心上”。这些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很多感情,被归结为“理解就好”;很多思念,被简化成“点个赞就行”,但我不愿意就这样让情意淡下去。 我想,用行动表达我在乎的东西,即使只是把旅途中带回的一包小饼干悄悄地放在某个人的桌上。虽然我明白,大多数的人早就不指望伴手礼了,物流取代归途、速度取代等待。可是,我仍愿意在离开一座城市之前,花点时间选购伴手礼,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来,只为交到某个人的手中,唤起那抹久违的笑容。就算他笑我多此一举,我也会笑着点头,因为我相信,心意终究会被看见的。
3星期前
3星期前
沮丧时,想的是八九。 那天看到林清玄的短文,那是他朋友要求他题字好挂在墙上,他题了4个字——常想一二。朋友不解。 真的是在消极中找积极——不如意十之八九,故,常想一二。 没有美屋。枕边人极想屋侧有块地,能挖个小池塘。目前这老屋,不是这里漆脱落,就是那里墙壁渗透水迹。我说,不了,不想再和银行有任何纠葛。常想一二,那是——篱笆墙内还有4呎乘8呎狭长地,没小池塘,也有大盆养小鱼。若地面种植不够,天台还有小巴比伦空中花园,上上下下够发挥三、五年。 枕边人没有八九之花容,也无婀娜身姿,那一二也算是进得了厨房,上得了厅堂。 我母不善厨艺,极之羡慕别人家10根手指都算不完的私房菜,我母此项从缺。另有八九的事——不懂得针线修补,不懂得左右逢源,也没有说得出的才艺。平淡之母养了淡泊儿子。她留得一二是——无不良嗜好、不搓麻将、不狂买、年轻时与父吵架不离家出走。她是一般的女性,儿子生来也就一般。基因无法改变,就想想我母遗传的一二——她没有三高,我也是;这已弥足珍贵。 吾友没有工作又酗酒,口袋八九常缺钱。又想另一友人华叔想出国就出国,什么慈善宴席不是支持一桌就是二桌。我的一二是——啊哈啊哈,不至于口袋八九没钱,也能支持,就两个座(不是桌)。 放大困境里的小确幸 吾真的没有买股卖股的收入,没有投资基金,没有八九个房屋收租……那一二,不过是是游手好闲工作半个天,另加稿费一丁点。 儿子在父亲节八九没有礼物没有贺语,没有在外用餐,没有拥抱,心戚戚然。自己生病自个看医生自个买药,想到一二自己还能行动自如。儿子有个高尚职业,能够很快置产成家立室,那一二——他不躺平,不啃老。 同住一屋的亲兄弟,干个低等活,节俭得分文难出,八九不冲凉、衣物不勤洗涮,日子一起渡过难渡过。想其一二,没有染毒,没有烂赌,不至于鸡犬不宁。 不常想一二,因为面对八九一大团常被困住;心有不甘,得把这一二放大得巨大,巨大如鲸,那任何网罗也困不住。
3星期前
曾经有个当老师的朋友告诉我,称她最讨厌走在路上时被以前教过的学生认出。这是因为学生们会射她以最致命的一击,她会被学生灵魂拷问:“老师,您记得我吗?我就是那个……”朋友被这么一问头脑一片空白,执教鞭20年了,桃李满天下,头脑哪能放得进那么多学生的脸和他们的历史?此时的她笑得比哭还难看,只能尴尬地回应:“真不好意思,实在太多年了,我老了,这脑袋不好使,真的想不起来了。” 想一想,老师站在三尺讲台说尽二十几个春秋,学生不计其数,想不起教过的学生也无可厚非。我们总以为自己很独特,很重要,别人会对我们过目不忘,殊不知这只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是自己太怀旧了,还是太重情义了?总之就是把自己看得太重了。实际上,在乎你的也只不过是那几人。时光的河流很湍急,匆匆地把许多情谊带走。许多往事与人,如今就像一场白茫茫的大雪,好干净。 我也曾经热情如火,对生命过客念念不忘。心里总是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彼此的心里一定很澎拜。脑内剧场已不停循环播放,对方一定会露出一脸春风般的笑容,看着我说:“别来无恙,你好吗?” 只是,想像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许多人的脑内剧场与现实每天上演的真实剧情有异,总有那么一次因为碰到南墙而砸毁了所有如蜜糖般甜的美梦,从此恍然大悟,我们都只是个甲乙丙丁,在他人心中路过而已。 话说我高专毕业后从事第一份工作时,上司是个大我3岁的男生,斯斯文文,身材瘦削笔挺,讲话轻声细语。我那时就是名副其实的傻白甜,是职场上一张纯白的纸,许多电脑知识也是他传授的。任职一年多后,我离职了,他还主动要求部门主管为我举行饯别聚餐,我们一行人一起去附近餐馆吃一餐,别后与他没有再见面。 十多年后,在某个餐厅,我见到了久违的他。这真让我喜出望外,我毫不迟疑地立即走过去与他打招呼,他见到我后一脸错愕,仿佛从未认识我。我像个从山林岀来的精灵,贸贸然跑到了世人跟前向他表示咱们相识一场,再娓娓叙述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 热脸贴冷屁股的教训 “我真的想不起来了。”他一脸疑惑,但非常坚定地表达。霎时间,觉得自己像草船,后悔的箭一股脑儿向我射来。本是热情膨胀的火球,如今干瘪烧焦得不成原形。 “没关系。”我像是吞了柠檬一样,心里酸溜溜的。那瞬间的错愕多像上帝掷来的棱镜——折射出我沉溺的怀旧叙事何等虚妄,照见对方生命疆域早已蔓生出新的雨林。 这次是拿自己的热脸去捂别人的冷屁股了,自作多情也好,自来熟也罢,反正就是上了宝贵的一课。下次见到许久不见的人,就算两个人的眼神交集过,也别轻举妄动;若对方不停地望着你,似有欲言又止的时候,你若有勇气,再走过去试着打招呼不迟。若你怕再碰到一鼻子灰,就扫扫屁股走人。毕竟,多年没见的人,关系已疏离,也不必延续,因为怕的是打招呼者活在延续的记忆中,对方却早已翻页。 我的先生也是一位热情如火的人。也许是做生意的缘故,与人交情特好也积极主动。有一次我们一家去一间麻辣烫餐馆吃东西,先生表示该名麻辣烫老板来自中国,是与他有一面之缘的顾客。先生来到柜台前,笑容可掬地问老板:“老板,你还记得我吗?” 中国籍老板端详先生一会儿,笑着说:“家具店老板。”这是皆大欢喜、彼此认得的圆满结局。 事后,我向先生说:“以后别问这种尴尬的问题了,若人家想不起来,没把你认出来多尴尬!” 刻意唤醒沉睡记忆是对当下秩序的暴力入侵。真正的尊重是成全他人“遗忘的权利”。 许久不见的朋友或是老同学,若是家里有丧事,我会去奔丧,因为念及旧情。但后来我发现,时间如激流,急速往前奔,许多旧感情已飘散在平行时空里,许久不见的人见面的疏离感总会让你挣扎,我们的感情已不复从前。或许,我们吊唁的从不是逝者,而是自己死去的某段人生,祭奠自己执著的年轮。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真正的情谊,并不是那一两天见面就能奠定的,靠的是长久的维系。太刻意的感情,让你见外得不舒服,像是投向旧日深潭的一粒石子——涟漪荡开时才惊觉,潭水早已在暗处改道,唯余岸边人捧着干涸的河床图。 真正在意你的人,即使多年不见,单凭声音也能把你认出来。有一次去书局买书,人群络绎不绝,闹哄哄的。但是隐约有一把熟悉的声音让我的耳朵直竖——我年轻时在学院认识的朋友,她的笑声如银铃般清脆,在空气中跳跃,驱散了所有人的阴霾。我转头,果然是我多年不见的朋友。有些声音,像刀雕刻般已刻在心里,不用见到他的脸,声音也是彼此心里的烙印。 有一位许多年不见的朋友在油站打油时看到我,坐在车里也大声喊出我的名字;也有在购物广场的服装店买衣服时,久违的朋友因为我的声音而瞬间回头,再停驻与我寒喧;有朋友为我送来亲自做的热腾腾蛋糕;也有朋友在我婚礼当天千里迢迢送来贺礼。 生活总是充满他人对我们的热情,也有他人赐予的冷漠,我们必须感恩他人对我们的重视,也要学会情绪上不受力,不在意他人对我们的不屑一顾。我们不必执念于他们的离开,而是要和现阶段遇见的人维持好联系和情谊。 如今我途经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像风经过沉睡的峡谷。我已不再抛出问候的石子试探回音,这并非怯懦,而是彻悟——你还记得我吗?感恩你记得,也不失望你忘记。
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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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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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从大学时期开始,对身边友情便不太执著。因为生活开始忙碌,开始被很多活动和课业压缩本就不多的时间,所以和朋友打电话聊天这样的事算是很少了。毕竟需要打电话才能联络的朋友,平时的生活轨迹定然不同,有的时候相互倾诉隔着电话仿佛也隔开了共情的由头。所以我很少打电话,只是没想到前天深夜的一通电话却让我内心触动许久。 最近经常跑医院,因为颈部囊肿,专业点的就称甲状腺囊肿。今年22岁的我还算幸运,血检报告是漂亮的,代表着我的小蝴蝶(甲状腺)功能正常,没有甲亢甲减的问题,但它生囊肿了,很大。它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在我脖子里,开始撑开薄薄的皮肉组织,变得显眼显壮。这让一向爱美的我很是焦虑且无法接受。但上网咨询后得知,甲状腺最忌压力情绪,所以尝试控制自己,不去想这么多,听医生的话继续观察。但它就在我的身体里,每天仰躺着睡觉时,我都能清晰感觉到颈部像有一大水球压迫着呼吸管道。 医生给出的方案是,如果继续增大就需要手术切除。当代网络发达,上网自行了解相关病例是缓解我恐惧的方法之一,相信当代年轻人都有过相似经历吧。不查不知道还好,一查就更害怕,仿佛明天就要上手术台,下来还要面对一堆后遗症。当然也不全是坏消息,通过某书我了解到同样是甲状腺囊肿,除了永久切除还有一种方法是“射频消融”,就是把多余的囊肿细胞镭射消除,创口小,也避免完全切除这个掌管全身荷尔蒙的器官。但这个医疗技术只在吉隆坡私人医院才能找到专业医生。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吉兰丹妹,就连大学也在一个小地方上的学。去吉隆坡的次数用10个指头都能数完,加上方向感极差,所以当面对错综复杂的高楼大厦时,巨大的无措感是我对那里最深刻的印象。且没有亲戚投靠,也不想家里人担心,所以把想去吉隆坡找医生的想法压心里去了。心里压事总是睡不好的,也很怕手术切除后,身体内分泌失调导致身体发胖、记忆力衰退、嗜睡等等。 无助时被朋友捞了一把 然后,电话就响了。在深夜书桌上震动播放铃声,平添几分诡异感。直到看到熟悉的名字才按通话键。自然而然地就把内心的话一股脑地交代出去了。有的时候,反而是很久不见的朋友才更容易透露心声。当时只是想找个人诉苦,甚至在说出来前都没有意识到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和别人说的,然后我朋友的声音就从电话里传来。 “啊哟!你告诉我哪一家医院,我帮你查一下,你不熟KL(吉隆坡),我熟啊!为什么没有和我讲,我带你去医院检查。我们可以住旅馆、搭MRT还是LRT去的。” 眼泪像突然开了阀门一样,哗啦啦往下掉。接下来和她说话都是抽抽搭搭的。当下我突然意识到,22岁的我好像还没长大。我在自己的乌龟壳里舒适了很久,畅想着未来的自己一定能利落解决困难和琐事。但意识回笼,我只是一个呆在小地方,见识很少的女孩。我真从没想过麻烦别人,连家人都没有更别说朋友,但那种无助的时候被狠狠捞一把的感觉,直到现在用文字记录时都记忆犹新。 后来我们聊她的近况。她最近开始面试,要工作了,也聊过几年会买什么牌子的车。窗外路灯映得房间朦胧灰黄。感慨着我们好像都长大了,褪去中学时期的稚嫩和懵懂,开始会想为未来打算了,有很多事情都变了,也有些东西没变。挂电话前,我久违地袒露了内心话。 “苑,谢谢你呐。我一直感觉自己对朋友方面,期待值不高。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平行线,有阶段性的。倒不至于之后完全不联系,但能维持简单问候,偶尔吃个饭的关系也已经很不错,很知足了。但就刚刚,我突然感觉有些朋友还是能够走很久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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