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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拉坠楼案 | 法医：用证据说话 “没受VVIP或第三方影响”

验尸庭第一名证人法医邱晶晶今日强调，她在本案发现和总结不存在受到任何权贵（VVIP）或第三方的影响。

3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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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伟 | 昨日明福今日查拉，都说不要政治化？

政治化社会的宿命是，“任何基本的道理已无人相信，一切都根据政治的风向走，而在政治的风向未确定前，大家就拼命地玩著乡愿、模糊、闪躲而又聪明的语言游戏。” 首相安华对13岁女生查拉坠楼案，说“不会掉以轻心，也不允许被政治化”；沙巴首长哈芝芝也说，等当局调查，不要妄加揣测。政治领袖在事发后最常挂在嘴边的“不要政治化”和“不要妄加揣测”，究竟是能平息民怨，又或火上加油？查拉案目前已重新验尸，报告也需要两个星期出炉，政府更警告不要分享网上未查证的不实讯息。但是，民怨依然沸腾，网络流传內容依然获得高度关注。查拉坠楼疑案，多少让人联想到当年赵明福坠楼案的一些类似场景。当年是国阵执政，赵明福案发生后，国阵领袖一直呼吁各界尤其在野党不要政治化赵明福案，也呼吁不要妄加揣测。但是，伤势的疑问，验尸的结果，自杀的结论，都让人们无法接受。因此，政治领袖呼吁不要政治化不要乱猜测，换來的是劈头盖脸的臭骂。人们反而认为，就是要“政治化”把整个事件搞大，让当局无法掩盖真相，必须交待真相。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说到底就是三个字： [vip_content_start] “不信任”。人民不信任政府，不信任执政党，不信任调查机关。风水轮流转，如今的查拉坠楼案，即使首相安华呼吁不要政治化，但阻止不了沙巴民众遍地开花举行集会，要求彻查真相。人们的质疑和愤怒，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不是仅仅是因为查拉案。查拉案是导火线，让小老百姓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权贵的橫行，对调查的敷衍，对处理的标准……所有累积的怒气一次过爆发。当然，政治领袖可以认为这是政治化，是有政党的手在操作，甚至认为有人要捞取政治利益。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会处在高度政治化的氛围当中呢？台湾时评员南方朔在文章《政治化社会的宿命》说，政治化社会的宿命是，“任何基本的道理已无人相信，一切都根据政治的风向走，而在政治的风向未确定前，大家就拼命地玩著乡愿、模糊、闪躲而又聪明的语言游戏。” 说到底，与其去责怪人民政治化，或者呼吁人民政治化，倒不如反省一下是谁造成这局面？如果政治领袖或者高官权贵，每每在事发后能透明公正的处理，而不是玩著模糊、闪躲而又聪明的语言游戏，任何事件是否就不同了？包括今天的查拉案。查拉案的真相最终能否水落石出？又或者高官摆出一副“至于你信或不信，总之我是信了”的态度？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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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猷荃 | 看待法律，安华像曹操吗？

安华申请免控的内涵，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古代“法不加于尊”的那一套。哪怕披上晦涩的法律名词包装，也难掩其本质。《三国演义》有一段故事。曹操有一回率兵攻打宛城，经过农民的麦田。当时麦子已经成熟，但不巧曹操行军路过，农民不敢继续收割。曹操听闻百姓惶恐，令地方官吏传达，此次出兵，乃奉命讨逆，不得已才经过麦田。为了保证农民财产，曹操下令军队，践踏、破坏麦田者，将斩首惩戒。之后，路过麦田时，兵士还细心用手托着麦子，不敢践踏。然而，当曹操骑马路过麦田时，一只斑鸠突然跳出，吓着曹操的马匹，马随即乱窜，踏坏了一大片的麦田。曹操做状有意自罚，但军中主簿劝阻。曹操提出，他自己立下的军令，自己却不遵守，怎能服众？于是曹操举刀要自刎。此时谋士郭嘉提出：“古者《春秋》之义：法不加于尊。丞相总统大军, 岂可自戕？” 曹操回应，既然《春秋》有法不加于尊之义，他只好免于死罪，但还是割下头发作为惩罚。这就是“割发代首”的故事，被认为是刻画曹操奸诈的实例。后世有人提出，割下头发，对古代人来说，也算是重大的羞辱性惩罚。但在今天强调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凡人犯罪处死，权贵就割发了事，凸显的是封建社会的极不平等。封建过渡到现代，王法过渡到法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标杆，就是法律能否平等对待每一个人。在马来西亚的脉络下，1992年发生的哥美兹事件，考验国家法治。在平民被无情殴打时，法律能否为他伸张正义？事件最后演变为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剥夺王室之前拥有的刑事与民事免控权。整个体制改革，虽然还是充满了妥协（王室只需在特别法庭审讯），但这确实是马国宪政历史上的一大改革。虽然敦马晚近极端种族言论频频，但也只有具枭雄性格的他创造了这一历史。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几乎成为普遍共识的背景下，安华向联邦法院申请“免控权”的做法，确实令人看傻了眼，也令他站在浩荡世界潮流的对立面。安华具体向联邦法院提出八大疑问，探讨首相的“免控权”。法庭初步拒绝展延安华被尤索夫起诉性骚扰的民事案，以让联邦法院回答八大疑问。由于安华还会上诉，联邦法院最终可能仍需回应这八大疑问，但法院自然从专业法理来回答。八大疑问涉及我国宪政，民间似乎也是利益相关方，也应该尝试细读，并思考这些问题。安华的八大问题，以及可思考的方向如下：问题一：为了避免诉讼影响首相有效行使在联邦宪法第39，40与43条之下的职责，以及避免影响宪政分权，首相是否应该享有诉讼的免控权？评论：联邦宪法第39列明，联邦行政权是在最高元首的名义下执行。第40条列明，最高元首在行使行政权时，需要依据内阁建议行事。第43条列明首相与内阁部长的委任以及阁职条件。条文完全没有涉及首相可享免控权。如果赋予行政权力，就必须享受免控，那不只首相，所有内阁部长也享有免控，而且权力越大，免控越有道理。权力越大，滥用的能力越大，被无理迫害的几率越小。所以，对权贵要求越高，难道不是才更合理？以“影响行使职责”为借口，就让位高权重者，免于责任，这显然是以巧言令色，来复辟封建。问题二：高庭允许一个，首相合理认为具有不当政治动机的的诉讼得以进行，是否违背了联邦宪法第8条？评论：联邦宪法第8条恰好声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人民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如果首相就有免控，小民没有，这才是妥妥的违背宪法第8条。起诉人是否具有政治动机，可以是判案的考量之一。然而，被告是否真的对起诉人侵权，才是案件重点。若起诉人毫无依据，兴讼纯粹属政治骚扰，法庭自有能力依据证据作出合理裁决。为何要在证据尚未提呈之前，就 [vip_content_start] 以免控权制止？问题三：宪法是否要求法院，对任何针对首相的诉讼，进行诉讼前审查，以初步判断起诉人是否在滥用程序，危害公众利益；并在审查后，提前终止诉讼？评论：现有法庭程序，允许被告针对毫无理据的诉讼，向法庭申请撤销(striking out)诉状。如此，甚至可以在不进入正式程序前终止诉讼。不管被告是凡人还是首相，都有如此权利。换言之，现有法庭程序，其实具备防止滥用司法程序的状况。那么，首相为何应当拥有超出凡人、超出正常司法防卫之外的额外权利？问题四：若允许一项首相已提出证据指称具有恶意的诉讼继续进行，是否将动摇国家重要建制，因而违反宪政的“基本架构原则”（Basic Structure Doctrine）？评论：安华提出宪法的“基本架构”，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具体而言，“基本架构”论支持者认为，宪法当中具有一些国会也不能通过修宪修法来更动的基本原则。这包括：宪法当中，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三权分立，以及司法独立的条款。晚近的案例，一些法官以“基本架构”论，宣示法庭的内在权力，挣脱国会立法的限制，进行判案。在著名的英德拉甘地改教案（2018年）当中，联邦法院就是以此，宣布民事法庭可以越过宪法121（1A）修正条款，有权撤销英德拉孩子改信伊斯兰的证书。安华以“动摇国家建制”，威胁宪法“基本架构”，来论证首相免控权的必要。如何联系？确实令人“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不过，如果联邦法院最终受理安华的申请，人们期待他有更完整的推论。问题五：在联邦宪法第5（1）条下，现任首相是否享有免于无理、具政治动机、以及会导致声誉与能力受损诉讼的保障？评论：宪法第5（1）条，保障个人的“生命”与“自由”。这正是人类历史上，摆脱威权任意剥夺人民生命与自由的“权利法案”条款。高庭法官罗玛华在裁决提出：迄今为止，宪法第5（1）条款都是用来审理非法扣留，以及国家限制人民自由的案例，不包含保障个人声誉。从赵明福、许景裕牧师到林芫，人民宪政之下的生命与自由权，都没有获得很好的保障。政府领导在这方面没有诚心检讨改进，反而要用此条款，提供有权有势的首相额外的保护，难道不是背道而驰？是可忍，孰不可忍？问题六：允许具政治动机，针对现任首相的诉讼，是否违背联邦宪法第8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保障，以及违背宪法拒斥滥用法律程序的原则。评论：这个提问，与问题二内容类似。安华为何提问两个内容类似的问题，难以理解。但可以重申的是：如果首相享有其他百姓没有的民事免控，那才是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宪法第8条的本意）。问题七：在没有设定起诉门槛的情况下，允许针对首相的诉讼，是否违背建制相称性原则（institutional proportionality），以及会否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失衡，从而危及宪法的“基本架构”？。评论：所谓的“相称性”一般指的是，权力机构所做的惩罚，必须与罪行相应。比方，雇员上班迟到一小时，固然违反雇员守则，但其若是首犯，且未经调查就立马阁职，就是过分惩处，违背“相称性”原则。民事起诉首相，就是“体制性”的不相称？这岂不是拐个弯的说：首相就是有特权，“相称”的对待，就是不能如其他百姓那样，面临起诉？此外，起诉首相就会导致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失衡，更是从何说起？三权分立，目的就是三权不受其他权力的宰制，并能独立制衡其他权力。人民面临侵权，向法庭提告。法庭依据法律与证据，裁定对错，不问被告身份地位——这才是三权分立的真正意义。不是吗？问题八：法庭是否受宪法第5条制约，必须保护公职人员免于诉讼，以保障他们的“尊严与自由”，以及避免干扰他们执行公务？评论：这提问与问题五也非常类似。联邦宪法第5条关系人们的生命权与自由权。对许多升斗小民来说，面临民事提告，不管是律师费用，以及消耗的时间与心理压力，确实难以承受。即使如此，这还不至于威胁生命与自由。对于位高权重的首相，民事案件更不会夸张到威胁生命与自由。逐一细读与分析安华的八大提问，有人会疑问重重。也难怪有人怀疑这种申请，简直就是在拖延时间。也难怪人们，质疑为何安华不敢面临诉讼？马来西亚各个涉及权贵的法庭案件，往往会有技巧性的策略，包括拖延时间。纳吉SRC案终极审判，竟然出现临阵替换律师，要求展延判案的事件。在观感上，这就是策略性的拖延。不清楚拖延对安华有什么好处。案件越迟开审，戏肉就更接近第16届全国大选。除非，拖延过后，尤索夫会戏剧性的因“某种原因”撤销起诉。更大的伤害是，安华从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从政精神的人物，变为一个鼓吹权贵具备特权的封建复辟者。安华申请免控的内涵，其背后的逻辑，其实就是古代“法不加于尊”的那一套。哪怕披上晦涩的法律名词包装，也难掩其本质。文中引用的安华提问，来自高庭裁决书。

6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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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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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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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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