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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

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内,藏有一册郁飞签赠方修的《瞬息京华》。1992年,新译初成,花甲之年的郁飞携带新著,亲赴星洲。此行是为了赓续一段父辈的未竟之愿——代父亲郁达夫,完成那部在南洋起了头,却终未完成的林语堂译作。夙愿已偿,欣慰难免。 1940年,郁达夫与王映霞的婚姻终告破裂。母亲决定离开新加坡。临行前日,她特地来到郁飞就读的美国教会学校,与儿子作别。那年郁飞不过十一二岁,大人的感情纠葛,孩子终究是看不清的。那天下午,他懵懵懂懂地随母亲去看了一场电影,像是履行了一场静默的送别仪式。此后,他与父亲相依为命,客居星洲。直至太平洋烽烟来袭,父亲才匆忙将他送回中国。 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细述了他与父亲在南洋共度的短暂时光,也为今人重现了旧时星洲的街景与人文光影。早年读至文中提及父亲的红颜知己李小瑛,并未十分在意,只当是才子郁达夫生命中又一段萍水相逢的南洋轶事。后来方知,这位女子实则来历不凡——林语堂《瞬息京华》的译事得以在星洲开启,背后亦有她倾力相助的身影。 李晓音之名,在郁飞的笔下留下倩影。然而,文献所载,她亦曾以李小瑛、李筱英等名行世。其名之流传,与上世纪中叶风靡新马华人家庭的“丽的呼声”方言广播电台紧密相连。这家源自英国的 Rediffusion Limited(最初名为 Broadcast Relay Services),于1949年8月1日在新加坡启播。据新加坡历史学家柯木林考证,“Rediffusion”译作“丽的呼声”四字,正是出自李小瑛与其同事张轼(战后初期南洋华侨中学的教师)之手。 日军撤退后,李晓音自印尼重返新加坡。1949年7月31日,《南洋商报》推出“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辑”。时任该电台首任中文部主任的她,于特辑中发表〈这是丽的呼声!〉一文,详述电台的渊源与发展,成为这段广播史开端的重要见证。 这位才华出众的女性,其实更早之前就已走入郁达夫的生活。她曾一度住进他的书房,成为他生命中一位颇为特殊的红颜。郁飞在〈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中对她着墨颇多:李晓音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容貌秀丽,中英文俱佳,原任职于新加坡英国情报部,后转入电台担任播音员。约30年后,郁飞娓娓道来少时在异乡的岁月,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少年对这位闯入父亲生活的女性,那份难以全然接纳的复杂心情。文中写道:“随身有条年岁远比我大因而已经发脆的俄罗斯毛毯,是三十七年前星岛临行时这位李小姐送我的”。烽火连天,人情幽微,往事如烟,实不足为外人道。 李晓音随后举荐郁达夫出任《华侨周报》主编。该报由本地名流林文庆题写刊名,于1941年4月3日正式创刊(《南洋商报》1941年4月6日载)。据郁飞回忆,其父郁达夫于同年年中接任主编。彼时,林语堂早已将注释本Moment in Peking及500美元翻译费寄至星洲,力邀他执笔翻译,并坚称此书非郁达夫不可译。他在《谈郑译〈瞬息京华〉》中申明四点理由:自身忙于英文创作且不擅京话;郁达夫中英文精湛、译笔老练;其文风纯正,无生硬欧化之弊;并已附上三千余处详注以供参考。此时郁飞已然懂事,甚至鼓励父亲:既已收下翻译费,且《华侨周报》甫经发刊,若能连载父亲译注的《瞬息京华》,必能提升报刊身价。 郁达夫后来果真动了笔,李晓音则从旁协助,为他斟酌文字,处理编务。未几时局骤变,战火蔓延南洋,翻译工作被迫搁置。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与远在美国的林语堂也自此断了音讯,林语堂终未能等到那个他所期许的完善译本。约在1941年底星洲沦陷前夕,李晓音搬离郁达夫住所,随英军远赴印度。 1942年2月,郁达夫仓皇避难苏门答腊,于流离间作成《乱离杂诗》12首。其中前7首,常被后世视作对李晓音的深切寄意。诗中“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一句,尤似道尽乱世情谊之,欲说还休。然此中情愫,终难定论——2014年,其女Felicia Zhang据母亲口述,以英文发表〈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一文,明确否认二人曾有恋人关系。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郁达夫译林语堂《瞬息京华》梦碎星洲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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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现代作家林语堂应陈六使之邀,远赴新加坡,出任南洋大学首任校长。可惜,他的办学理念与董事会格格不入,分歧日深。就在南洋大学即将开课前数周,林语堂毅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新岛。这位自1930年代起旅居美国、以英文写作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对新马社会的现实与人情并不熟悉,更难体察一所由华人集资创办、寄托民族文化理想的中文大学,其内部复杂的人际与政治结构。 林语堂与南洋的情缘,始终缘悭一面。早在二战之前,即1939年前后,他便将自己在美国写就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寄于当时旅居新加坡的郁达夫,请他译为中文。这部小说原是林语堂在筹划翻译《红楼梦》时的创作转折——他原来想以英文介绍中国古典文学,后感《红楼梦》所映照的社会距现代中国已有时空隔阂,遂决意参照其结构与笔法,另写一部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图景的长篇小说。 为专注写作,林语堂于1938年春举家迁居法国巴黎。他的长女林如斯回忆:“自八月到巴黎时动笔,到一九三九年八月搁笔。其中搬迁不算,每晨总在案上著作,有时八页,有时两页,有时十五页,而最后一天共写了十九页,是空前之记录。”这部历时一年完成、长达70万字的《瞬息京华》(Moment in Peking),出版后畅销5万册,被《时代》周刊誉为“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 这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当时他年逾40,作品甫一完成,便急于将其译为中文。彼时虽不乏通晓中英文的译者,但能令林语堂信任并托付此任的,唯独挚友郁达夫。那时郁达夫旅居新加坡,任职于《星洲日报》和《华侨周报》。林语堂特地致信相邀,并在信中明言,希望借由小说的译介,弘扬中国抗战勇士的可贵精神。他在信中写道:“弟客居海外,岂真有闲情谈话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岁月耶?”显然,从《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到《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1937),再到《瞬息京华》,林语堂逐渐意识到,唯有小说最能引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如历其境,如见其人,超事理,发情感,非借道小说不可。” 1940年,林语堂得悉郁达夫允诺翻译后,随即寄去5000美元酬金,并附上原著中引用的古典典籍、人名地名及成语的详尽注解,同时交代小说的中文书名——《瞬息京华》。然而,此时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的婚姻关系已濒临崩解,他已几无心力投入翻译。当年5月26日,《星洲日报》星期刊文艺版刊载郁达夫的〈谈翻译及其他〉,文中提及此事,并说明他曾将译稿呈交作者审定后方刊登。事实上,《瞬息京华》的译稿最终仅在他主编的《华侨日报》上刊出开篇,便告中止。1942年,战火蔓延,《华侨日报》停刊,郁达夫离开新加坡,不久殉难,《瞬息京华》的译梦至此中断。 郁达夫与林语堂私交甚笃。尽管酬金早已支付,林语堂却未能如愿得到完整译稿,但两位文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却由此传为文坛佳话。 1975年,林语堂凭《瞬息京华》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此作也被普遍视为他文学创作的巅峰。 早在40年代初,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首个中文译本已问世,诗人卞之琳评其书名“仄仄平平,声调奇妙”。其弟子赵毅衡后来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亦指出,该译本“并未差到太离谱的地步”。然而,当时的林语堂对此并不满意,特地在国内报纸刊登广告声明,劝告国内作家“勿轻易翻译”,态度颇为坚决。或许,自始至终,他心中理想的译者,始终只有知己郁达夫。 半个世纪后,1991年,郁达夫之子郁飞以“子偿父债”的心意,历经10年完成《瞬息京华》全译本,被普遍认为最忠于原著,也最能传达林语堂作品的神韵。翌年,郁飞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文,追忆父亲当年从林语堂手中接过书稿的情景——那一年,他也在新加坡,时年12岁,记忆犹新。 从郁达夫到郁飞,父子两代跨越时空,在南洋接续了《瞬息京华》的译梦。这段文学因缘一直受到研究者关注,尤其是郁达夫研究专家陈子善教授与南洋大学校友薛依云。薛依云指出,直到今年,在“抗战文学暨郁达夫殉难八十周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学者透露,美国国会图书馆或仍藏有至今无人见过的《华侨周报》海外译稿孤本。 相关文章: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 杜南发 也就是这个时候心情如水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天微明时我是诗人潘正镭 【专栏.花样年华】伍燕翎/走入诗中的歌者张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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