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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家

编按:露丝·邱(Ruth Kiew)博士 2025年11月20日清晨6时30分离世了(消息来自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 FRIM )。谨以此文,向这位为马来西亚森林默默守护半世纪的植物学家致敬。 毕生致力于研究秋海棠科(Begoniaceae)的大马植物学家露丝·邱(Ruth Kiew)博士,选择了一条相对冷门的学术路径。她出生于英国剑桥,1969年来到我国撰写博士论文,一待就是56年,落地生根以后成为了大马公民。 报道:本刊 黄凤玲 摄影:本报 林泓川 露丝·邱在博特拉大学执教25年后,她到新加坡担任植物园标本馆馆长,期间获得了大卫·费尔柴德植物探索奖(David Fairchild Medal for Plant Exploration),这是一项堪比“植物界诺贝尔奖”的至高荣誉。 2006年,她回马参与马来半岛植物志(The Flora of Peninsular Malaysia,FPM)的协调与编撰工作。自荐参与这项长期计划的原因,跟她当初选择秋海棠(Begonia)作为研究对象的初衷一样——很少人研究、很少人可以胜任。这种把自己喜好放一旁,优先做好重要的事,或许正是每一位植物学家,默默守护地球生态的最直接方式。 前往马来西亚研究热带植物 露丝·邱的父亲也是一名植物学家,钻研植物生理学(Plant Physiology)。于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植物学的露丝·邱,在听取父亲“每一个植物学家都应该花点时间在研究热带植物”的忠告以后,决定涉猎有关领域。她在真菌学家兼热带植物学教授科纳(E. J. H. Corner)的指导下修读博士课程,而完成博士学位的必要条件是——在热带地区进行一年的实地考察工作。 科纳教授曾在1929至1946年间担任新加坡植物园助理园长,期间写下标志性的《马来亚的路边树》(Wayside trees of Malaya)植物志丛书,对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周遭环境了如指掌。他建议露丝·邱到马来西亚进行考察工作的原因是 “适合单身女性独自前往”。于是,在父亲与教授的推波助澜下,获得Leverhulme奖学金的露丝·邱只身前往马来西亚做考察。 教学外挤出时间采集植物样本 在我国展开学术研究的露丝·邱,于1972年开始在马来西亚农业大学(现称博特拉大学,UPM)执教,她最高纪录要同时应付1040个“Diploma Campur”(综合文凭课)的学生。 “当时的‘Diploma Campur’有1040个学生,根本没有可以容纳全部人的教室。我得在一个讲厅上完课,再跑到另一个讲厅给另一半学生重复讲课。实验课更是从周二早晨一直排到周五晚上。” 她是校方雇用的第10名员工,凡事必须亲历亲为,包括设立小型植物标本馆。 露丝·邱挤出教学时间外的零散空档,与研究蛙类的生物学家丈夫经常结伴出行,采集样本。初到农业大学时,植物分类学的焦点都集中在木本植物;林业局始终侧重经济树种,当时该局还推进着《马来亚树木志》(Tree Flora of Malaya)项目。 “我发现没人研究草本植物后,反而觉得这是个优势,因为我可以亲自完成标本采集,无需攀爬。毕竟农业大学不像FRIM拥有完善团队,能预约四驱车和熟悉雨林的驾驶员,还有懂得采集压制标本的野外工作人员,回来后还有专人处理数据录入。在大学里,这些工作基本上都得亲力亲为。” 东马物种多样  惟专家稀缺 露丝·邱当初经过深思熟虑,选择把研究重心放在草本植物,直到成为秋海棠科的权威专家。年届80的她说话时虽然微微颤抖,但思路依旧清晰,对答如流。 “我在英国读预科班时,就能认出所有当地植物,因为物种本就不多;但在热带地区,我至今仍能发现新的植物,并花费大量时间鉴定它们。”在她看来,马来西亚可研究的植物领域太多,因此容易分心转向其他方向。 “秋海棠虽大,但兰科更大。研究必须长期坚持,不是为短期发表论文或争取KPI(关键绩效指标)而已,那必须是你投入20年的工作。” 2005年出版的《马来半岛的秋海棠》(Begonias of Peninsular Malaysia)是露丝·邱第一本集大成之作;相隔10年,她把焦点转向东马,编撰了《婆罗洲秋海棠指南》(A Guide to Begonias of Borneo)。 露丝·邱说,人们常忽略马来西亚不仅包括半岛区域,还有沙巴和砂拉越,那里的物种更丰富且鲜为人知。以她研究的秋海棠属为例,马来半岛地区约有50种,而东马预估存在约600种。 “专家稀缺,却拥有庞大的生物多样性”(Less expert but huge diversity),她一语道破东马欠缺生物分类学(Taxonomy)专家的困境。生物分类学简称分类学,是关于生物个体的鉴定、归类和命名的原理和方法的学科。 露丝·邱始终认为, [vip_content_start] 只有做好分类学,让每个物种均有其名,才能完善整个生物体系。 “虽然当地(沙砂)有林业局和大学,但大学以教学为主,未必专注分类学研究。(分类学)这个领域确实被严重忽视。在沙巴和砂拉越野外考察时,几乎随时都能发现新物种。” 接手新加坡植物园标本馆   露丝·邱为人低调,鲜少接受访谈,与他恩师科纳教授晚年不希望其他植物学家以他名字为植物命名的低调内敛个性如出一辙。当她知悉安排访问的媒体公关透露了一些无伤大雅的细节以后,她就会像害羞的小女孩一样,怪媒体公关说得太多。 1996年,科纳在英国病逝;她在隔年接受聘书担任新加坡植物园标本馆馆长,师徒俩的生命轨迹也在这里重逢。露丝·邱接管标本馆时,连冷气设备也没有。她花了大量时间升级标本馆,让世界各地的研究者能够更方便使用这些资源。 “实际上新加坡标本馆藏有大量马来西亚植物标本,但当时状况很差。我接手是为了提升标本馆的水平,并建立马来半岛与新加坡的紧密联系,因为我们仍需要去新加坡查阅那些古老标本”。 露丝·邱后来透过人脉联系,在沙巴和砂拉越开展了大量采集工作。“我们建立了联合项目,通常与沙砂森林局合作。采集其实很快,去野外一整天就能完成。但回来后需要几个月时间处理标本,包括鉴定和发表新物种。我只负责草本植物组,我们还会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协助鉴定。” 参与FPM计划  更新与记录植物信息 在政府资助下,FRIM在2005年启动马来半岛植物志(Flora of Peninsula Malaysia, FPM)计划,旨在详细阐述每个物种的分布、生态、用途及保育级别,以确保它们得到保护和生长。项目负责人苏另源博士寻找编辑团队时,询问露丝·邱博士有没有合适的人选,性格爽直的她马上回答:“我啊!” 于是,露丝·邱在隔年回到大马参与FPM计划,负责系列一的蕨类植物和石松类植物(Ferns and Lycophytes)和系列二的种子植物(Seed Plants)的编撰工作;第7部沙巴和砂拉越木本植物志(Tree Flora of Sabah and Sarawak)她也有参与。这项计划目前已完成四分之一的1万5000种植物分类。 露丝·邱表示,在 FPM计划启动前,参考文献都非常陈旧,而1970年代以来土地使用也发生了巨变,因此需要最新卷册提供物种的完整信息。这些信息包括植物的正确命名、分布地图和保育状态。 “除非了解物种现状,否则任何保育管理计划都是空谈。” 她说。 “像福隆港、金马仑高原这些地方,你会听到人们抱怨:‘唉呀,现在变得好热啊!’其实就是因为你把森林砍光了。” 她点出马来半岛目前正面临水资源管理的问题,林地的持续征用,最终将造成暴雨和山洪。推广生态保育理念可以透过很多方式进行,重点在于全民参与。“这是我们科学家的困境——能提供研究成果等资讯却缺乏传播渠道,触达目标人群。” 培训生态导览员助森林保护 FRIM在今年7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名录,吸引更多国内外游客前往朝圣,森林导览活动预约天天爆满,目前约有56名生态导览员也难以应付。 露丝·邱认为,培训后的当地生态导览员是保护森林的最佳人选,关键是给予专业培训,不过学员往往求快,容易放弃。 “这需要特定性格的人,保持兴趣持续学习。起步阶段确实困难,一切都很陌生。一旦掌握基础,就能自主探索更多知识。” 露丝·邱博士翻越过无数山林采集样本,她用“Tomboy”来形容自己的大胆个性,也从不畏惧在深山中迷失。诀窍在于,她从不单独登山,而大马人的善良总是守护着她,让她无所畏惧。 (原文上传于03/11/2025) 更多【人物】: 作家洪爱珠/在快时代里,守住老派的温度 台湾音乐组合守夜人/我们想守护那些活在自己世界的同类 对味蕾精准出击,英国厨师 Alan Coxon:每个人都应该享受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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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员日常工作分为3个主要部分:鉴定和分辨植物物种;给植物命名;以及做好植物分类和资料整理,如同给植物做“植口”普查,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和积累。 许多人都喜欢植物,或在家中摆设漂亮的盆栽,或走进绿意盎然的大自然环境。然而,当我们谈及“植物学”,很多人会分不清楚: 是研究橡胶树、榴梿树和蔬菜吗?不,那是农业学。 是研究公园里面漂亮的园艺植物吗?不,那是园艺学。 是研究如何管理和规划森林里的树木吗?不,那是森林学。 究竟什么是植物学?植物学家的日常工作又有哪些? 大自然充满着无声的智慧,通过对植物的观察、认识和研究,人们更能了解大自然的奥秘和启示,同时还能找到心灵上的富足。细数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其实处处蕴藏着植物的用处和价值。 譬如人们衣服鞋子上的粘扣(Velcro),发明灵感正是从植物的小芒刺特征原理得来的。 [nonvip_content_start] 再者莲花,当水滴落在莲叶上,会形成一颗颗自由滚动的小水珠,滚动时还能带走叶面上的尘土,人们家中墙壁使用的Lotusan油漆,便是汲取了“莲花效应”,达到防水与自洁效果。 所谓植物学,即专门研究植物的一门科学,它与人类的生活息息相关,涉及的研究范围非常广阔,主要研究植物的形态、分类、生理、生态、分布、遗传与基因、演化等,以便能够开发、利用、改造和保护植物资源。 术业有专攻,每个植物学家的专长或主要研究方向有所不同,例如植物生态学家,研究植物跟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植物遗传学家,专门研究植物的遗传。由于植物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并非每个植物学家都能对植物的方方面面全盘了解。 从小接触大自然 在马来西亚森林研究院(FRIM)担任森林多样性部门主任的罗英英博士是一名植物学家,负责植物的分类、鉴定和保育工作有二十多年经验。 她自小在偏僻甘榜长大,儿时的游乐园就是在小河抓鱼,走进橡胶园拾橡胶种子当玩具等,自小就经常与大自然接触,喜欢在野外玩耍。 “上中学时,我参加女童军,时常会去森林露营、爬山之类,从那时开始就更喜欢接触大自然。”促使她在升上大学时选择与植物相关的科目。 她曾在农业大学(博特拉大学前身)就读农业科学系,当年念硕士学位时,因为投入橡胶种子的种质保护(Germplasm Conservation)研究,让她有机会阅读许多关于植物和热带雨林的资料,得知本地热带雨林蕴藏着丰富品种的植物,引起她对热带森林物种的好奇和兴趣,并于1999年进入FRIM当研究员。 罗英英指出,负责植物分类学的研究员日常工作分为3个主要部分:鉴定和分辨植物物种;给植物命名;以及做好植物分类和资料整理,如同给植物做“植口”普查,需要长时间的耕耘和积累。 她表示,所有动植物都有各自的科学名称,但有时候同样的植物,在不同的地方国家都可能有不同的地方用语或称呼。 搞懂植物名称很重要 以大家熟知的“椰子”为例,英语名叫Coconut,马来语叫Kelapa,至于印度语、缅甸语都有不同叫法,若大家都用各自的地方称呼,有可能造成沟通上的问题,因此以科学名作准。研究员的责任就是要弄清楚和记录这些植物的名字,确保名称和资料是一致和正确的。 “给植物命名是很重要的,首先要知道植物的名字,才能有后续的认识,去检验它的基因、研究用途之类。就好比你和我,拥有名字以后才能去区别不同的DNA、去找工作,做各种各样的事。” 进山前做充分准备 除此之外,植物分类学家还得经常走进森林,采集新样本,鉴定和研究森林里没被记载的植物品种。 只是森林范围这么大,如何确定哪座森林能寻获自己想采集的植物,或有机会遇见新品种?线索就在以往研究者的记录资料和植物标本中。 罗英英解释:“并不是每座森林都有某个品种的植物,比如说,有些稀有种类只存在登嘉楼或霹雳,我们就会依据早前的发现和记录,到特定地方去找。假设资料显示这种植物生长在河流地方,那我们去到森林时就会到河流附近寻找。”因此每次出行前,研究员就得细心研究和整理资料,规划好行程,携带物品例如相机和采集器具等。 对此有研究员如此形容:他们平时透过资料和标本来认识植物,每当来到野外、亲身接触这些植物时,仿佛是深交已久的网友有机会碰面,近距离观察它们的色泽、形态、触感等等,是非常有趣的体验和滋味。 在搜获目标植物或发现一些陌生的植物物种时,研究员就会给植物拍照,记录植物的发现地点、特征、生长环境等,采集并带回实验室,做后续的研究和鉴定工作。 到森林探索要花多少天时间? “一般需要5天左右的时间,但如果是到一些高山、汽车没法到达,或需要搭帐篷的位置,可能就需要耗上10天时间。”她补充,其实在马来半岛的森林,基本上坐四轮驱动车就能进入森林,较少搭帐篷过夜。 到陌生深山迷你探险 “通常去没到过的地方就需要露营。比如说2年前,我们去到登嘉楼的Gunung Sarut,这座山在三四年前才有本地人找到完整的山路,我们的资料库并没这座山的记录,于是我们就做个迷你探险,从山脚一路采集到山顶。” 罗英英指出,植物分类学研究员走进森林的次数相当频密,在瘟疫暴发之前,他们平均每月至少要走进森林一次或两次,依据研究项目的需求而决定。团队人数从4人至10人不等,一般由当地向导陪同。 尽管野外探索工作具有一定的危险,也免不了攀山涉水的疲惫和蚊虫叮咬等等,但他们同时收获到美丽的山林景色,接触丰富多样的动植物,感受没被破坏的原始生态,让许多喜欢进入森林的研究员乐在其中。 大马生物多样化世界有名 罗英英分享道,全世界热带雨林集中在三大地区,包括亚马逊雨林、非洲热带森林、以及东南亚热带雨林,皆为生物多样性超级丰富的森林。很特别的一点是,马来西亚虽然领土面积不大,但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是全球17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 “本地有1万5000个植物物种,在马来半岛就有8300个植物物种,所以我们不可能每个植物物种都认识,每个植物学家都会专注不同科类品种的植物。”而她主要研究森林里的野生姜科植物。 “全马拥有差不多400种姜。这一点很多人都不知道,只数得出文冬姜、黄姜还有南姜之类的。”她接着说:“姜的原产地也不在本地,因为它有太长的历史,有人说是印度、中国等,但肯定不是在马来西亚。” 从事研究工作二十多年,罗英英一共发现了17个新植物物种,其中以姜科植物居多。至今,她最难忘的依然是第一次发表新物种的时刻。她笑称:“发现新物种是件很开心的事,当人们查看植物的科学名称,后面会注明命名者,植物学家的名字就会跟着这植物名字在一起。”是为植物学家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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