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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园

4月前
4月前
对我们这些Z世代来说,胶林可算是熟悉又陌生,部分人的父母或爷爷奶奶辈兴许与橡胶有些联系。上世纪70年代以后,橡胶逐渐被一堆堆油棕取代,但橡胶、胶林却作为马华文学里充满隐喻的符码,转换成方块字被记录,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及刻画华人移民历史的重要意象。冰谷便是其中一位书写橡胶的马华作家,他的半生都在橡树林中浮沉。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两年——1940年,冰谷出生在霹雳州瓜拉江沙,其双亲的一生皆与胶园相伴,以胶汁换三餐。冰谷童年跟随父母过着颠沛流离的清苦生活,早在6岁便追随母亲进入胶园学割胶。 虽然身边都是灌木丛林,但冰谷却对纸上的文字产生兴趣,乐于翻阅文学刊物。小六时,他开始尝试在《光华日报·学生园地》和各类儿童刊物投稿,开启写作之路。60年代初,他与忧草等人出版诗合集《我们的歌》,进入马华文坛。冰谷自童年开始就与大树打交道的经验,让他曾成为多个园林的管理者,在完成日常工作后,他用闲暇时间创作文学,以排解生活的艰涩烦闷,这些文字亦被刊登在《星洲日报·星云》副刊。 冰谷的创作散发着强烈的乡土气息,他曾言:“文学创作离不开生活的记忆书写”,冰谷的写作题材亦离不开大自然与原野。 21世纪,还有书写胶林的必要吗?去年,冰谷推出自传文集《胶林纪实》,内收散文时间横跨44年,道尽了冰谷前半生在胶园里的几番辗转,直到走出胶园的苦辣酸甜。于我而言,新生代作家的创作中估计再难见胶林的题材。冰谷丰富的胶林经验在现代已是难能可贵,他将其书写为文学,这些作品是冰谷心酸的自白,也是华人历史的疗伤。他的多篇散文成为国小、国中及独中的华文教材,老一辈作家的纪实文学是让年轻人能看见历史、记住历史的一种方式。 冰谷至今已出版散文、新诗二十余部,踏入文坛近60年,可谓是资深的马华作家了。广袤的胶林早已苍老,现年83岁的冰谷亦不再年轻,但年少时的冰谷走进胶林、写下胶林的痕迹,在马华文学史上留下深刻烙印。年轻的孩子们通过纸上的踪迹,寻寻觅觅橡树林里逝去的先辈身影。没有经历过这段血汗,就让我们不要遗忘这段历史。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冰谷篇,上)】我诚恳地描写橡胶园生活
5月前
缘起:为了表彰和感谢那些多年来在文学领域默默耕耘的资深马华作家,肯定他们为华文文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策划“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系列”,邀请资深作家发表“我写作历程中最满意的代表作”。这个系列旨在为他们提供一个展示和分享他们的写作历程和文学生涯的平台,也是对那些长期以来默默为文学事业付出努力的作家们的一种诚挚的感恩和致敬。——策划人:伍燕翎(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 / 新纪元中文系教授)   我的橡胶林散文书写入选由陈大为、锺怡雯编著的《马华散文史读本1957-2007》,感觉有点意外与荣幸。这个惊喜,因为我的文字和内容既不跟从写实也不趋向现代,而有幸获得两位教授的青睐。 我只诚恳笃实地描写我的生活,行文既无濬波颓叠、窥深悸魄一泻千里的纡曲巡回和浩瀚气势,亦无水流漭沆的磅礴惊奇。我的文词语句就那么温和轻柔,娓娓道来而已。 巧合是,原来编者侧重就是这点,在现实生活中孵化的直率与真诚。锺怡雯在选文的〈导读〉中吐露: “……冰谷拒绝陷于写实泥淖的自由创作意识,加上纯朴、细腻轻重得宜的语言,让读者得以近距离了解各种悲欢交错的生活细节。”——见陈大为推荐序〈橡叶飘落的季节〉 仅是这寥落数语,就道尽了我的写作脉搏。橡胶园原是我的诞生地,我自出世就被葳蕤葱浓的树影笼罩着。那婆娑舞踊是橡胶树的绿影,父母亲的一生仿佛与橡胶树血脉相联,天天在雕凿橡胶树,以橡胶树乳白色的泪液换取三餐、一家温饱。 ◢“流泪的树”为我们受伤 以锋利的刀刃在树干上铸刻印记,为我们家庭生活上的必须,对橡胶树而言却是严重的创伤,所以橡胶树被称为“流泪的树”,为我们的家庭每天流下一杯又一杯的泪滴,直至苍老枯萎。 岁月瞬息,人与树历尽沧桑。我6岁时没有机会背书包上学,却追随母亲袅袅的煤油灯逐棵照亮橡胶树,以换取生活的养分。煤油灯下影影绰绰的奔波,于今尚萦绕脑迹。直到高中的骊歌唱完了,告别校门旁边那两棵绿柳,以及江水泱泱的霹雳河,我投入一片更广袤更具挑战性的橡胶林,那片大河边岸的苍老橡胶树,才渐次从我的记忆里淡出。 那是一个转折点,付予我生命另一个起跑。异态是更换了挑战的项目,抛弃了胶刀,而是以指导为航程。那时1962年列车开到中途站,响彻云霄的“默迪卡”余音袅袅的季节。 我心坎恰似涟漪掀动,我翩然降落在那片被洋人遗弃如履的荒野园地,是幸焉却也是不幸焉。幸运乃跨入一个中型园丘,摒弃既往小园的地老天荒;不幸是捡起满地悲凉,跋涉在灌木丛生、寸步难移的葳蕤丛林。 蓦然回首,我才惊愕那是意志的锤练与励志,一种内潜的修持训导。 磨练是积极的冲劲,每天晨光初露,我便整装出发,投入那片灌木丛里寻找勤奋的胶工。不必分析,那必然是架梯子采割的老胶树,低割位老早爬满“疙瘩”,无法用刀刃争取胶乳液了——橡胶树光滑娇嫩的颜容耗尽后,把青春焕发的泪液交给了胶工,自己留下斑斑的满脸疮疤,默默地承受枯槁——最后化成灰烬(作者按:那年代尚未研发橡胶木加工制作家具)。 那年代橡胶树最后的挣扎,像灯枯油尽般惨遭遗弃,最后的归宿化为一缕尘埃,终竟灰飞烟灭于缈邈的空间。我在灌木丛中探索胶工的步伐,餐风饮露,窜入奔出,经常头顶拈满枯叶,衣襟沾染朝露,时近晌午,才湿漉漉走回小楼洗澡,然后骑上老爷铁马去那爿唯一的野店午餐。 情绪最为波动是读到“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这两句诗。那也是勾起我缕缕乡愁的源头,那始于我孤鳏孑身的青涩年代。三十而立,而我却年近三十犹未立,而在离乡背井的漂泊中在荒林里咀嚼思乡的愁虑。也因此,特别钟情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 这样孤寂孑然的时光,若是轻易让它像水流漂逝,岂不浪费与可惜!心念几经旋转,终于摊开空白的方格纸,用文字填上年来生活面临的所见、所闻、所感。 是基于生活的困惑也好,充满无奈也罢,总要去面对那些场景里蜂拥的悲摧。就像每天走进灌木丛林里,明知衣襟革履必定会被风寒冷露染湿,却未能逃避;不单未能逃避,还得坦然让朝露的凛然拂拭,在一片冰寒中继续保持前进的动力。 面对这样艰涩沉郁的日常厄运,我沉淀之后终于鼓起余勇,决定以文字将思绪经过整理,逐一记录下来。这样,便诞生了《园丘散记》这一系列的追溯书写,也承蒙《星洲日报·星云》副刊编辑采纳,逐篇予以刊登,让我在胶园闲余时光编织文字,兼排解孤寂里的烦闷。 虽然我经营文字速度超慢,每个月完稿两篇,却多年下来也达到积累书册的量数。恰巧这时大山脚的文友有意出版丛书,宋子衡登高一呼获得游牧、菊凡、萧冰、温祥英、北蓝羚(艾文)、冰谷的响应。积资轮流出版文学书的梦想于是敲定。 宋子衡呼吁以棕榈树坚毅不拔的精神为社名,任教的社员涉及公务,我因在私人机构就应声当上社长。那是1970年年杪的事,我的《冰谷散文》(1973) 紧接着《宋子衡短篇》(1972)推出。“棕榈丛书”的样版沿袭自台湾“文星丛书”,页数限于120面左右。 我的《冰谷散文》分成3辑:辑一〈断想篇〉,辑二〈园丘散记〉,辑三〈梦里湖山〉,其实辑一、辑二的内容相似,主题都环绕在胶林生活范围内,只有辑三为生活之余的游山玩水记录。读者大概都深切知道,《橡叶飘落的季节》乃前者《冰谷散文》的续篇,更合适称之为增订版本吧! 触及橡胶园的生活描述,本书不敢言说巨细靡遗,唯已竭尽所能去陈述和扮演。但是,遗漏难免,忽略某些事件也是难免。获得台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大为的赏析,已经是我写作的最大慰勉了。 【流年有声:向马华资深作家致敬(冰谷篇,下)】冰谷书写胶林的半生
5月前
6月前
6月前
岳父曾取得橡胶发展局发出的收购橡胶执照,负责代收胶水和胶菓。那是胶工放弃制造胶片后,衍生出来的另一种行业。 收购站通常是简陋的,有蓄存胶水的洋灰池,也有宽阔的堆放胶菓西敏地,屋顶由锌片盖成,其他都是木材搭建,但里头备有发电机,可供抽水洗地和照明用。除了称胶水的大秤小秤,就是一张简单的写字枱,如此便可当小收购商营运了。 收购站必须靠近橡胶园,特别是半乡半城镇的交接地最为适合。那里的交通必须够方便,好让胶工不必将产品载到大老远外售卖。打从割胶工友不再自己压制胶片后,通常售出当天的收成就可回家休息,不必像从前,下午还要压制胶片,一直工作到傍晚。为了更快速和大量收取胶水及其他橡胶产品,加上政府与厂商改变作业模式,割胶工友省去了制造胶片的程序和时间,便能更快领到钱。也就是说,付出的辛劳,很快回本。 胶水就是橡胶乳汁。工友将树干上胶杯里的乳汁倒进四方型铁桶,那是打白铁店订制的,顶部有个圆孔,可加盖锁定防止胶水洒出。 工友运来的胶水,必须先抽取少量注入甲酸(formic acid,又称胶醋),使胶水凝固,然后制成像印度煎饼的薄片,再用火熏或晾干,被称为“样版”,以其浓度划分品质和价格。如果当天收集的胶汁没渗到雨水,杂物不多,又浓又纯,则属于上等货,当然价格也跟着美美啦! 胶屎还是挺值钱的 至于胶菓,是工友不在当天收集胶汁,而是割树时将小量的甲酸注进胶杯内,让胶汁凝固,第二天才取出像大肉包的粒状物。这种胶菓纯度相当高,同样能卖个好价。 取走胶水和菓后,剩余的胶汁还是可卖钱,称作胶屎。屎字常被误解为没有用处的排泄物,可是这里的屎,是挺值钱的。曾有毛贼趁夜专偷别人留待次日才收集的胶屎,他们可说是为了金钱,丝毫不顾念别人的辛苦付出,也不在乎弄得整身的臭味。 Mardec罗里来抽取胶水后,工友就必须洗干净用过的池。如果是载胶菓的,靠的完全是劳力搬动,上完整堆胶菓后,工友身上的衣裤早已湿透,汗水总流个不停。除了疲累,最要命的是那股恶臭的胶味,真非一般人可接受,就是多冲几次凉,身体还是隐约有着胶味的。 胶水收购多以现金交易,收购商带着大笔现金准备付给上门售卖胶水的工友。这常引起匪徒的注意,因此抢钱伤人的事常常发生。这生意风险高,但为了生计,每个人依旧顶着风险前行。 后来大段橡胶园被改种成油棕,这样的胶水收购站也走入历史,相信现在即使还存在,数量也不多了,而且是很难继续经营的那种,毕竟橡胶业的辉煌时期已过了。
6月前
10月前
这天星期日,他从新加坡回到小村子来,找我聊一聊。 小学毕业后,他辍了学,跑去新柔长堤彼岸做建筑,见识大场面。 我们都家境贫苦。不过,他虽然不能升中学,却可以走出村子去学得一技傍身,而我只有眼巴巴地看别人升中学,看人家出去闯荡。 那时,我十六七岁,和他年纪相若。不幸的是,我父亲在我14岁那年病逝(1957年岁末。同年8月,马来亚独立),母亲由于肾结石手术后体弱多病,也不能工作了。 我一共3兄妹。我排行老大,下来是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我必须尽力扛起这个家。 同时,我担心母亲的健康,害怕她突然和父亲一样离我们而去。当时,村子里有一辆英国殖民地政府指派驻扎沙令的德士,和一辆私人霸王车。中午,从橡胶园割胶回来,我经常包他们的车,忧心忡忡地带母亲进出古来、士乃的诊所和药房,甚至远至新山的中央医院。 此外,还有一个困扰:我家没有自己的房屋,长年寄宿人家橡胶园的胶工宿舍。刚在紧急法令下迁入新村时,我们一如既往住在眼下的张秀科橡胶园胶工宿舍,父亲每天踏脚车载我赶去四、五公里远的橡胶园割胶,母亲和弟弟妹妹留在家,长此以往总不是办法。不久,幸亏父亲找到和村子相距1公里左右一个印度人的小园丘胶号,一家人便搬去同在村里的小胶工宿舍。父亲上工如常踏脚车,回程时脚车后座的四方锌片桶装着胶汁;母亲、我、弟弟和妹妹一早步行去胶园干活,生计总算解决了。我们3兄妹下午工作回来才去学校上课。这样一直到我14岁那年父亲撒手尘寰。两个做管工的宗亲苦劝母亲搬回张秀科宿舍,以便有个照应。我们兄妹这时也学会了踏脚车,可以去较远的张秀科胶园割胶了。 本来,割胶是半天的工作,但自从此间沙令华小张白萍校长首创的初中补习班夭折之后,我只有待在宿舍里,找不到下午工来做,以补贴家用。 大约在1959和1960年间,村子宣告为白区,我也曾在晚上和友伴们踏脚车去士乃华小补习,张镜生和蔡业新两人是我们的老师。然而,这些班级也是昙花一现的,很令人失望。 万般无奈下,我自己找书来读,也幸而我之前已经不知不觉爱上书了。 也是苦水中的大幸吧。小学三年级时,来自新加坡的班主任郑育华女老师在课余讲了一则《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的故事,我听得津津有味,引起我找书来读的兴趣。后来,又有张白萍校长拿《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等连环图来卖。我和张玉星同学合资购买。升上四年级,我年终考试第二名的奖品就有一支钢笔和一本故事书。我的阅读兴趣就这样产生了。 那一段凄风苦雨的日子,由于失学的打击,我感到外面的世界使人苦恼,只想静悄悄地躲起来。书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无形中成了我的良师益友。 我最先接触的儿童刊物是香港出版的《世界儿童》,张白萍校长卖出的。它曾发表我的一篇习作。我先后读过的少儿刊物有《世界儿童》、《世界少年》和《少年旬刊》,全都是香港出版的。在马来亚出版,我订阅的是《学生周报》。《世界少年》曾刊登我的一则小故事,使我高兴了好几天。《学生周报》的编者称赞我一篇记述橡胶园故事的习作有温暖的人情味,并指出文字上的错误。我不知怎的在文中写道:“大概下的是冷雨吧……”编者纠正说“雨本来就是冷的”,实在感激。 除了上述的定期刊物,我之后也从新加坡世界书局邮购初中和高中语文课本,以及一些别的文艺书籍。这些课本,我囫囵吞枣地读了,但没有老师指导,究竟吸收了多少,自己压根儿说不上来。 过后,每当我割胶拿了薪水,便会搭车去新山的友谊书局和邻近古来的昆仑书局买书。大文豪鲁迅和五四运动时期的作家如巴金、茅盾、叶圣陶、张天翼、沙汀和艾芜等作家的作品,我也陆续买了好些来读。 我追读当年《南洋商报》总编辑连士升连载的《海滨寄简》,获悉一些文史知识和读书方法。我读《星洲日报》社论主笔李星可编著的关于标准华语的著作。我听新加坡电台的华语广播,也作笔记。 提升自我和想当作家是两回事 我爱读香港作家黄思骋的短篇和中篇小说;他规范、浅白、流畅,口语加上适度欧化的文笔很吸引人。 我心折于中国来港的作家何达(陶融),在香港出版的《伴侣》杂志专页〈伴侣诗园〉一力推介的浅白简短、贴近生活的诗。 我喜欢古诗词。我也读外国的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和契诃夫等。契诃夫是首选。 我读一年政府为推广国语在村中民众会堂开设的马来文成教班之后,自己努力自修。 有一回,我去古来昆仑书局找书,和蔼可亲的老板看见我又买六、七本书,问我这些书要不要一个月才读完。我回答说不用。那时年少精力充沛,我每每割胶回来之后,就整个下午埋头在书里。 另一回,也是在昆仑书局,一位坐在柜台前的小姐看见我拿这许多书来结账,好奇地翻回头来看看。我想当时映入她眼帘的该是一个土头土脑的少年啦。即使当下,我依然故我,一个土里土气的老头穿着小儿子给的,红白灰黑,或印着学校、庙宇、公司,以及公共团体标志的T恤,肆无忌惮地走在大街上,随手拉来一个老儿都能轻易地把他比下去的。 我回顾往昔向新加坡世界书局购买书籍一事。我还记得当年马新两地货币等值、通用。我把现钞装入信封,信封上交叉打一个大“+”字,以卦号信寄出,万无一失。我也曾收到香港《伴侣》杂志以马币计算的稿费。 往昔,人们大抵纯朴善良,当今可真是彻底变天了。 这是一座长二、三百呎(英制),两列房间背靠背并立,两头附设公用厨房,一字排开的长长的胶工宿舍。 当父亲逝世后,我们从村中东南面的小园丘宿舍搬回原先这长廊一般的宿舍来。这个拥有二三百依格橡胶园的园丘宿舍,住着七、八户携带家眷和几个单身的胶工,俨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倒冲淡了些我们丧失父亲的哀戚。我们孤儿寡妇入住一间整百平方呎的房间,里头除了摆一张母亲和妹妹的床,一张放置应用物品的桌子,以及一个父亲生前亲手做的衣橱之外,剩下的空间就不多了。 晚上,我就和弟弟沿着用山树做的梯子爬上屋梁,睡到铺在上面的木板去。 我又在靠门边的一面墙壁钉了书柜,整齐地排列着书籍。 自此,有好多年,我中午从橡胶园放工骑脚踏车回宿舍来,就一直躲在这狭窄局促的房间里看书、涂鸦。母亲和妹妹的床一物两用,权充我的书桌了。 我那位在新加坡闯荡多年的朋友,一面和我聊天,一面随意翻看我写在单线簿上的乱七八糟的文字,脱口而出:“哦,你想写文章出名,难……”他摇摇头。我一时为之语塞。 然而,我始终抱着一个简单的想法,谁都可以写作,在困境中努力不懈提升自己,和有文学才华的人发奋写作去做作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现在,我是一个已经退休的普通平常的建筑工人。
12月前
2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