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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

和家人提起,台湾某新闻人物的故乡是湖南郴州。他不解,怎么了?我说,就“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郴州。 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秦观为北宋词人,词作纤细温婉,很多人熟悉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鹊桥仙〉)便是他的名句,可见一般人对秦观的作品未必陌生,只是不知出处。秦观尚有“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纱〉)、“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满庭芳〉)。另,秦观与黄庭坚、张耒、晁补之并称苏门四学士,与苏轼关系密切。 明代的三言二拍,记录很多民间流传的故事。之一的《醒世恒言》,有篇“苏小妹三难新郎”流传甚广,亦有传统戏曲演绎。内容大致是苏轼之妹苏小妹才高八斗,连苏轼与苏小妹比拼文采,都落居下风。苏小妹倾慕秦观文采,接受秦观提亲,却于洞房外设置三道题,秦若答不上不准入洞房,隔日再解题。前两题秦观轻松交卷,谁知却被第三题的对子难住了,幸得苏轼在旁暗示,激发秦观灵感,总算完成,这才顺利进入洞房。 以毛泽东的同乡为荣 然而其实苏轼没有妹妹,且秦观元配为徐氏,可知“苏小妹三难新郎”纯属虚构的民间故事,但南宋已开始流传苏小妹轶事,历经多代增补,至明代发展为完整故事。苏小妹故事超越时空限制,深入人心,这个现象相当有趣,如今不妨猜测一二。苏轼太受欢迎,而苏家一门三杰,除了苏轼,其父苏洵、弟弟苏辙亦有文名,让人不禁好奇,苏家之女不知才华多高?可是昔日闺秀无法抛头露面,于是展示其文采最合理之处,便是在婚礼考验新郎。至于女婿人选,秦观或因身为知名词人(无名文士胜之不武,未免无趣),其作多歌咏男女情事,又与苏轼交好。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文名更胜秦观,惟黄学佛甚勤,形象是端严的道学先生,与故事需要的旖旎浪漫格格不入。结果被苏小妹刁难、差一点出糗的夫婿,便被后世文人派给了秦观。 不过如今的湖南人,多以毛泽东的同乡为荣,而郴州亦属长征的红色城市之一,据说红军曾在郴州历经22天战斗,至今当地仍流传一些革命遗迹和故事。看来郴州人或许更熟悉“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叙事,早已遗忘缠绵感伤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有点可惜。大小叙事都重要,生命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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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 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 《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 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 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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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马中建交50周年纪念,应加以隆重纪念。 两国是在1974年5月31日宣布建交,当时国际形势仍处在冷战之“冷风”在各地频吹之际,马来西亚独具慧眼,逆流而上,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个东南亚国家,新加坡排在最后。 这是具前瞻性,且要有勇气的重大决策。不过,50年来的实践证明,它是对马来西亚绝对有利的规划,随后东南亚各国相续跟随马来西亚的步伐与中国建交。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的大战略,柔佛能成为中国看重与最先立足之地,发展碧桂园金海湾及森林城市,除了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占优外,还与当年马来西亚最先伸出友谊之手不无关系。 自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后50年,历届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基于维护国家的利益,都是萧规曹随,没有太大的不同。 不过,在安华的团结政府上台后略有改变。他第一次率团出访中国,并得到习近平的接待,继而在不到9个月内,又到中国南宁参加第20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与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开幕礼。首相安华这两次的造访,为马来西亚带来了硕果累累的成果。 从日前中国驻马大使欧阳玉靖在庆祝马中建交50周年,接受中文媒体联访时所提供的数据,即可说明马中现今关系之不寻常。 第一,自去年12月1日两国相互落实免签证以来,至今年3月访马的中国旅客将近100万人。 第二,马中航班每周已达350个,基于增开航线、加密航班、加大机型、并拓展包机新模式,访马的中国旅客将超过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的2019年,两国人员往来近300万次。 第三,大马在今年春节期间,接待约5000个中国旅游团,中国旅客同比增加了53.9%,而在5月1日至5日假期期间,中国旅客增长了80%。 欧阳玉靖在讲话中重申,中国将坚定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5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马中两国将于今年5月31日,在马六甲隆重庆祝马中建交50周年纪念大典,中国莅临参加的主宾将是总理李强。 展望两国未来发展远景,相信在现今基础上将会更上一层楼。 在马中两国即将隆而重之的纪念50年前达致建交这一日子到来之际,回顾“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那张照片的出现与发挥的作用,仍是一件有趣的事。 之所以有这张照片,是时任首相敦拉萨于1974年5月28日破天荒访问中国,并在北京中南海与毛泽东相会的结果。 之前敦拉萨抵达北京机场时,即受到热烈的欢迎,随后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建交协议,宣布两国于1974年5月31日建交。 这张“敦拉萨与毛泽东握手”照片,于1974年8月24日举行的大选中被充份利用,在大街小巷中,到处张贴这张海报,华人家庭几乎都收到这张照片。 大选结果,打出“中国牌”取代以帆船上阵的国阵大胜,反对党惨败,国阵得到了总投票数的58%,马华胜得更标青。 50年前,首相敦拉萨在安排与中国建交后宣布大选打出“中国牌”,意在大选中取得胜利,结果他的目的实现了。50年后首相安华出任首相后,一年内造访两次,意在向中国打开大门,欢迎更多中国人前来马来西亚投资与旅游,从欧阳玉靖公布的数据,安华的目标也实现了。 “中国因素”,绝不能忽视,合则两利。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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