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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

1月前
最近从回收旧书中找到这本1977年新加坡出版的小书《印尼文化论文集》,就在讨论出版时才刚独立28年的印尼,其国语、国体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以前常有疑问:为何印尼文不叫马来文?不是一样的吗? 近年出版的《帝国炼金术:东南亚的民族主义与政治认同》,研究者聚焦于印尼独立的过程。印尼并不是自古以来一个国家,而是拥有亚齐、爪哇、巽他等许多不同的古文化,而荷兰殖民将他们组成虚拟的整体,现今的印尼国土就是昔日荷兰殖民地的范围。 20世纪初,东南亚各地酝酿脱离殖民,加上19世纪民族主义兴起,世界各地纷纷建立自己的“新民族”,种族文化复杂的印度在英国殖民下被统称为印度人,1902年梁启超也提出中华民族,都是当时新兴的民族概念,受此影响,也开始出现建立“印尼民族”的概念。 最近从回收旧书中找到这本1977年新加坡出版的小书《印尼文化论文集》,就在讨论出版时才刚独立28年的印尼,其国语、国体和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印尼于1949年独立,马来亚1957年独立,新加坡1965年独立,三者在历史和地理上一衣带水,独立运动也互相影响。本书出版时,印尼政治上仍处混乱状态,而新加坡也独立逾十年,正好以印尼为鉴,比如以何种语文为国语?政治体系何者为宜?现在的孩子可能无法体会,今日看来理所当然的国家样貌,其实是数十年来不停整合而有的现状,而且如今仍在整合中。 英国鼓励殖民地居民学习英文,荷兰却不鼓励学习荷兰语,反而鼓励各族使用自己的语言,目的是防止他们团结,因此印尼民族运动需要一种可以连系所有人的语言,而马来语为首选。 马来语有好几百年时间乃东南亚主要贸易语言,它已脱离原始马来语,成为混合许多其他语言的“巴刹马来语”,传教士学习它,19世纪新创的报纸也使用它,因此在独立运动中成为首选,而非选择大多数人使用的爪哇语或巽他语。 早期到印尼讨生活的华人,娶当地女子,讲当地话,被称为侨生(peranakan),他们使用含有大量福建话的侨生马来语(Bahasa Melayu-Tionghoa),并产生“侨生文学”,且创立马来文报纸,对民众产生凝聚力,对印尼独立运动有很大影响力。反之,后来的华人新移民只讲乡语,被称为纯华人(Totok)或新客(SinKeh)。 因此,印尼的马来语自成一格,同时为了表示他们有别于“马来”,他们沿用了19世纪以来欧洲人的希腊化称呼“印度群岛”(Indonesia)为国名,毕竟苏门答腊和爪哇曾有信奉佛教和印度教的古代大国。 这本小册子提供了50年前的跨时空观点。 更多文章: 张草 / 古代医生要会念咒 张草 / 蒙古人眼中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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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6日胡适在日记中写他一大早和王世杰及雷震早餐。三人常聚,有意在上海创办名为《自由中国》的杂志。胡适说他“上午九时离开上海银行,九点半到公和祥码头,十点上President Cleveland船,十一点开船。此是第六次出国。” 此次出国极有可能客死异乡。4月9日船停泊横滨,不想登陆,朋友吴半农坚邀,于是进城半天,见到吴文藻、冰心夫妇。4月21日抵达旧金山,得知国共和谈破裂,共军已经渡江。 胡适在旅途上写两篇文章:〈自由中国的宗旨〉和〈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序言〉。第一篇7个月后发表于《自由中国》创刊号上,胡适挂名发行人,主编雷震视他为精神领袖。 《自由中国》高举反共旗帜。胡适说共产党所到之地,立刻罩上严密铁幕:报纸没有新闻,言论失去自由,人民基本诉求被拒。这是“最彻底的愚民政治”。为了遏止国际共产主义有计划的铁幕恐怖蔓延全中国,《自由中国》杂志挺身而出,不让共产党“扩张他的势力范围”,并要“援助沦陷区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第二篇也是反共文章。他喜见陈独秀晚年思想进步,不再是“托派”,他“走上民主自由的路了”。他说陈独秀三个见解值得一书。一是“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二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三是民主政治包括无产阶级民主和有产阶级民主,“都有集会、结社、言论、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 胡适1917年学成归国,以26之龄一跃为学界领袖。本是年轻人楷模,言论最后变得无关痛痒,黯然离国。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解释原因。他说西方式自由和民主,完全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不同传统,移植过来,常遇窘境。胡适一度介绍“易卜生主义”,提倡个性和妇女解放,只在知识阶层中间发展,基础不牢固。 为了从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侵略中站起来,为了民族的生存,个人自由微不足道。只有大我获得自由,才涉及个人,才看到小我。民主精神的追求挡不过民族危机,个人自由最后让路给民族自由。余英时说20世纪中国的变化,“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 不自由,毋宁死 胡适是学者,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最多以情入文,利用修辞,制造效果,距离煽风点火,玩弄情绪远矣。胡适回国推动新文化运动时,遇不少阻力,他在1917年12月11日写〈老鸦〉夫子自道:“我大清早起,站在人家屋角上哑哑的啼/人家讨嫌我,说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讨人家的欢喜。” 政治角力无处不在,该说的话得说。龚育之在《党史札记:龚育之近作》说毛泽东1947年12月在陕北杨家沟中央会议期间,谈到共军成功后捉人问题。他说可以让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革命到了南京、上海,你还捉他们干什么?”但是后来语气稍有变化。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撰写〈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点名批判胡适、傅斯年与钱穆,说他们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所能控制的一部分帮凶。 1955年4月1日《自由中国》第12卷第7期胡适发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他说Patrick Henry有一句名言“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胡适说他在范仲淹的作品找到相同的话。 范仲淹生性耿廉,有话直说,参政期间,不畏权高位重者,连上四章批评宰相吕夷简培植党羽、任用亲信,并绘制《百官图》,要仁宗正视无能官员晋升乱象。吕夷简咬牙切齿,说服仁宗将他贬为饶州知州。 梅尧臣写〈灵乌赋〉劝范仲淹节制,不必像乌鸦专报凶讯,应该拴紧舌头,锁住嘴唇,免将路子越走越窄。 范仲淹以同题〈灵乌赋〉回应梅尧臣,即使自己只是飞禽,仍眷恋生养之地,叫声不好听,但是能警示于无形,防范于未然。灾祸警示往往被忽视,忠诚与智慧常遭误解。“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范仲淹说。即使因此而死,也要奔走呼告。 “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无愧良心,尽责就是。大部分朋友没有听胡适的话,他不会因为他们在各种运动中受折磨而幸灾乐祸。人间没有净土,他没有预料到《自由中国》后来在台湾引发轩然大波,雷震成蒋介石眼中钉,被军事法庭以“为匪宣传”、“知匪不报”判了10年刑期。
11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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