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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话

1月前
从小,我常要求母亲教我几句福州话,而母亲就逐个逐个单词教:睡觉、洗澡、外面、里面……我说,这样学不会啦,用福州话对话啊。母亲苦恼地摇头:“看着你的脸,我说不出来啦!” 母亲过世得早,我便打不开方言的窗口了,一直在狭缝中卑微地窥视。 初到吉隆坡升学时,那阵子最常碰到的钉子又是方言。从四方来的同学几乎都会粤语,我这个南方边城来的仅有傻傻观望的份。粤语分割了我的一切,从学校到生活,甚至我的未来。 那年988办了“DJ新人王”竞选新人DJ的活动,我很幸运地被选入面试。自信满满地念了华文新闻稿,接着面试官说“翻译成粤语吧!”我的心就坠进地核,被高温熔解了。我依旧秉持体育精神进行到底,用破碎的粤语念完全稿,尴尬至极。 我的老同学陈钰莹来自文良港,说的粤语很道地,善良的她天天都给我指导,可惜我就是一摊扶不上墙的烂泥,最后她索性把我这烂泥当泥浆玩。 “飞机”叫什么?钰莹问。 “Fei Gai。”我答。 那是“飞鸡”啊!钰莹笑昏了。如今,相识都二十几年了,她仍会为我的“飞鸡”笑不停。 后来,在吉隆坡工作时就甭提了,不会说粤语,在任何场合都是局外人。最痛苦的,就是当领头人以粤语给工作指示,全组人都听懂唯独我一个,常当群里的黑羊,被上司讥讽也不是新鲜事了。 一天,儿子小e告诉我:“妈妈,XX在班上说了一句粤语,老师要他打嘴巴。” 我瞪大了眼,有那么严重吗?这对我这个方言痴而言,是多大的冲击啊! 某天放学后,给儿子送午餐便当时,一个同学不小心说了句方言,同学们纷纷指着他说:“哦,讲方言!”那位同学惊恐地自打了自己的嘴巴。我好奇地问他,刚才到底说了什么?是客家话,还是粤语? 同学怎么也不敢说,似乎那是恶魔的语言,在人间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和我小学的语言环境成了天壤之别,大概因为当时班上没几个人会说方言,所以老师无需设下禁令吧!一发现某个同学会说方言,大家就骚动起来:“哇,他会说方言,好厉害啊!”那位同学头上似乎加冕了一道光圈,从此高高在上。 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说方言,有那么糟吗?我百思不得其解。我忘不了那位同学自打嘴巴的惊恐模样,他眼底满是心虚和自责,令人感到心疼,我多想安慰他:“孩子,方言不是罪。” 小e爸爸是吉隆坡人,对于校内的方言禁令熟悉不过了。e爸小学时,每个说方言的同学要被罚款,这惩罚程度尚可接受,但小e姑姑就没那么幸运了。某日老师听见有同学在班上说了一句方言,但无人承认,结果全班被赏巴掌。于是,小e姑姑对方言的抗拒,甚至厌恶,此生无以抹灭。 对于学生在校禁说方言之事,我曾询问某位教职人员,对方表示:“正规教育说华语”;那么意外说出来,会被警告吗?其实我说轻了,没提起惩罚程度的轻重。然而,对方已“已读不回”。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体制里,说华语当然不容置疑,但方言也不该摒弃。在严管的制度下,方言渐渐变成一种罪过、禁忌,甚至是被唾弃的声音。我并不是反对学校的方言禁令,但能不能以比较正面、健康的心态去面对方言?勿让年幼的孩子以为说方言罪不可赦,长大后就如小e姑姑这般。 今年4月11日,马大中文系主办了“汉语方言节”暨“第二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希望提升社会大众对方言文化的关注。来自班台育青中学的陈陈俞伊同学,在比赛中以福建话、潮州话朗读了我的散文〈垃圾桶〉,马大高级讲师蔡晓玲博士给我发来了视频。虽然人无法到现场观赛,但也触动了我整个下午的心绪。潮州话是我父亲的母语,〈垃圾桶〉里有我的父亲,个中滋味,百味杂陈,难以名状。 老天或许同情我这个方言痴,许我一个方言通e爸,他不但三语流利,福建话、粤语都说得好,客家话也懂皮毛,跟他出国尤其是港台两地,都吃得开。行走江湖,语言是斩除芒草的刀啊! 这些年,回乡探了两次亲,那是外婆外公的故乡。他们南来前住的老房子,甚至那个房间都还在。某夜晚餐后,我和亲戚们到镇上闲晃,看见一家灯火通明的杂货店,里头顾客三俩有几,我们就到里头转转。 我在摆满货品的架子与架子之间走着,忽闻某处两位妇女在以福州话对话。三姨走到我身边说,好像我们家自己人。 此时我有种错觉,以为这一转身,就会看见母亲神清气爽地在我身后。于是我不想打破这场错觉,停步在原地,继续沉溺在这阵阵乡音里。 一口乡音,是对亲人、对家最温暖的心灵慰藉。所以,如何能,如何能将说方言视为一种罪?愿普及华语与学习华文之际,也别让心态失焦,悄然抹杀了方言的价值。
2月前
1年前
2024年1月,马来亚大学中文系举办“第1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校园中,各路方言声此起彼落;以马华散文为朗读文本,15位晋级决赛的参赛者以粤语、客家话、福建话、潮州话唤醒方言魅力。 筹委会主席兼马大中文系高级讲师杨迎楹表示,方言背后承载根深蒂固的文化,有的是地方情感,也可能是群体记忆。而方言研究者总是不停追赶时间——在它们消失以前,是否可以记下些什么? 方言展现地方与群体历史 早期先辈中国南来,说的就是各地方言。而经过长时间生活,语言会产生变化;不仅记录了大量历史现象及地方习俗,同时也反映人们的思维模式。 方言,仿佛一个地方的有声历史,如山歌、戏曲,在它们快速消亡之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作为方言语言学的研究者,杨迎楹表示最迫切想做的即是把它记下来。 她谈起方言调查的经验,小至个人,大至一个地方的语音系统都有不同的方式。她的硕博论文研究北马闽南语,“有一次去吉打一个小村落,发现他们说一种偏泉腔的福建话,当地人称作老福建。我很好奇为什么还能保留至今?” 于是他们透过口述历史,得知当初该地没有陆路交通,河流是唯一通道。“当地人如果要从该地去到市中心做生意,带着货物上船到市区贩售几天,再把新的货物带回来,往返一周就过去了。” “正是因为这样的不方便,导致他们较少外出,方言才得以保存。”研究方言对杨迎楹而言,“有时候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地方,或一个群体的历史。” 而方言最大的对手是时间。一个年长的人,一天过去又老去一些——“你能不能趁这些人还在的时候,记下一些东西?”她提出这样的疑问。 广邀方言发音人,举办记音成果展 别再说年轻人不懂方言,参加“第一届全国中学生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的学生们,大部分都能掌握一种以上的方言。好比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福建人的吴康仁,同样因为从小习得而能说一口流利的潮州话与福建话。 活动当天,汉语方言展还有其他环节增色,如汉语方言展览、表演嘉宾乙狼、张盛德带来福建话创作朗诵与演唱。而杨迎楹在致辞中表示,此次汉语方言展源于马大中文系开设的“汉语方言学”课程。 “看到社会越来越认同方言和华人文化的传承,甚至开始有一种危机感,许多家庭都希望孩子能够说方言,我们也觉得学术不应该再等了,加上得到马大教学强化研究补助(TERG)的经费,最终促成了这次的汉语方言活动。” 课程中,他们邀请了数位来自社会能说不同方言的人,包括海南话、粤语、客家话、福建话等到课堂发音,让学生学习使用国际音标记音,展览便是部分成果。 不同年龄阶层的方言使用情况 1980年代至2000年代,马来西亚民间团体推动“多讲华语,少讲方言”运动,还深刻地烙印在我们记忆中。小学期间,课堂上禁止说方言,否则被记名扣分,这些也是此次参赛者对于方言的印象。 杨迎楹则表示,这个运动有其时代因素,在多种方言之间采用华语作为共通语是一个折中方案。 而渐渐的,当方言退位并疏于使用,萎缩的情况便也加速。她提出研究结果显示,如今全马各种方言的使用情况,在不同年龄阶段皆有别。 老年:普遍上能说一种流利的方言 中年:因与不同籍贯的人一起工作而擅长多种方言 青年:随着年龄往下,掌握的程度也越低 中年人能掌握多种方言,原因就在于语言的使用对象较为广泛。“比如父母、邻居、亲戚都是不同方言群的人,方言是他们沟通的媒介语。但可以看到,当他们与自己的小孩说话,大家趋向于转为华语及英语。” 而这样的现象,则似乎与语言的实际价值息息相关——华语及英语能应用在学术之上,经济价值也更高,方言的学习便也逐渐退位。 “我们虽然不认为语言有优劣,可是使用者在心理上会分辨哪一个语言的实用性更高。” 在语言环境中,方言可自然习得 普遍上,家长或许认为方言作为一种语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学习;但在杨迎楹看来,“如果说成人学习语言,就有点像我们在大学要修一门外语,花时间去了解语法、词汇。但在一个家庭里,如果本来就存在方言,是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是‘习得’,而不是学习。” 好比演绎蔡晓玲散文〈末路花开〉的朱凯煊,家人都在说方言,正是在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之下习得。他笑说:“一出生从小听到大,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讲,除了客家话,也会讲广东话。” 以客家话朗读现代散文,朱凯煊一开口便烘托出现场气氛。对他而言,“客家话相对来说比较粗鲁,但也很有感情。”尤其这篇文章的内容围绕在城市人塞车的日常——“偏幽默风,讲述塞车的恼人情绪,这不是谁都经历过吗?”   语言环境会让一个人在自然、无压力的情况下习得某种语言,“更有研究证明,孩子在7岁以前同时听多种语言并不会混淆,反而会对语言更加敏感,更有利于表达。” 而来自尊孔独立中学的李芷莹,从小在长辈的鼓励下学习方言,擅长广东与福建话。她以粤语朗读马华作家伍燕翎散文〈归去的风〉,与其他情感外放的演绎不同,文章讲述作者离世的母亲,她的朗读也较为内敛稳重。 李芷莹坦言,“方言从小学起并不难,因为听家里长辈讲,自然而然就会了。但如果中途要重新学新的方言,想必会比较挑战。” 对她来说,学习方言除了增加一门语言优势,也能加强与家中长辈的连结。“在比赛中,听到参赛者用福建话来朗读,突然会觉得亲切,就像从前跟家人讲话一样,”她说。此次汉语方言讲故事比赛,也多少增强了年轻人使用方言沟通的意愿。 增强凝聚力,打破隔代亲隔阂 方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凝聚力,尤其是隔代亲。从小,吴康仁与奶奶说潮州话,因此感情特别要好;反观其他兄弟姐妹因无法以方言沟通而稍有隔阂。除了家人之间,他也看重未来工作上的交流,即使身处异地,一口流利的方言也能拉近乡亲间的关系。 来自日新独立中学的吴康仁,以潮州话朗读陈宏量散文〈老茶室纪事〉。他说:“我和老师的关系比较友善,好像朋友一样。在学校,有时他们用福建或潮州话跟我沟通,我也用同样的方言对答。” 校方找来专业语音人士调整发音,而平时就有在使用福建话的吴康仁,直到参与了这次比赛才晓得正确音准,整体上加强了学生的方言水平。 方言讲故事比赛独特之余,对于参赛者而言挑战固然不小。吴康仁回忆起筹备的过程中,“慢慢一个一个字地翻译,来到决赛我们可以自行改稿,意思是把书面语改成口语,之后还要调整每个字的发音。” 评审陈诗蓉也认为,此次比赛的另一个难度,是把朗读文本从书面语转换为口语。“如果转换得顺畅,听众能更容易接收,甚至每个方言的语气助词都不一样,当学生把语气助词适当融入演绎,辅以语音与语调,故事能呈现得更丰富,”她说。 谁的方言才标准?语言最大功能是沟通 方言是否有标准?单是槟城与柔佛的潮州话就有极大差别,那谁才是真正的标准?评审讲评中陈诗蓉也表示,以闽南语为例,中部与北部的发音都不一样;但评审团与主办方达成共识:“语言的最大功用就是让人明白,因此只要参赛者能自然表达即可。” 杨迎楹认为,只要语言达到沟通的目的,就能实现它的功能。“我们会说标准,很多时候源于我们对华语的概念——要说一口标准的华语?” 但在方言里,她说:“只要这个群体都能理解,在该群体当中就是一个标准。”   更多新教育: 4位地贫女孩 用音乐传递希望 非一般体验 高中生实际际参与大学科研 【巴刹实验场01】以艺术激活 闲置10年公共空间 【巴刹实验场02】雨水感知装置艺术   以绿植凸显漏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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