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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楷治

过去曾撰写台湾台积电青年学生文学奖新诗组决审侧记。诗人颜艾琳表示,作为全台最大型的学生文学奖,每届得奖作品都会被拿来与中国大陆的青年学生比较,以观察两岸学生文学所关注的议题以及美学观念。校园文学奖往往也反映各大学之间的美学标准。因此,我认为文学奖的得奖作品往往呈现出一个场域的文学生态,更不用说全国性质的比赛。 近期,仁华全国大专文学奖与依大文学季文学奖相继公布决审记录。作为一位诗歌爱好者,对其中新诗组的讨论更为期待。后者的评审展现了相当的专业性,其中讨论可窥见三位评审的审美脉络与标准,也有足够的论点去说服读者作品未能得奖的缘故。 而前者,尽管反复阅览,讨论缺乏细腻的审美脉络与分析肌理,读者无法从中获取三位评审的标准。我当然同意诗歌的审美是主观的,因此在阅读一首诗,我从不评价好与坏,而是我与我诗学观念是否适配。但作为比赛,我们需要去思考:自我的好恶是否凌驾于技术与思想之上? 其次,每一位创作者耗费心血之作品,幸运地——当我们说文学奖等同于刮刮乐——闯入决审,无论得奖与否,总希望看见更“专业”的诗人点评他们的作品,从中意识到那些需要保留抑或修正的优缺点。在撰写台积电文学奖侧记的时候,曾有前辈提醒我,评审的发言长度需要平均。但这次的记录,我坚信绝非记录者的问题;哪怕再怎么节省字数,也绝不会出现一人一句短评的问题,甚至有一首作品,竟有一位评审一句评语都没有。 其中一首叫〈受膏者〉的作品评语,一位评审这样说道:“我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念,不清楚他要表达什么?他要塑造怎样的形象?虽然题材算是特别的。”上次听见这样的评论,还是在推荐从未读过诗歌的朋友阅读杨牧老师的诗作时,他说:“我看不太懂。”我不得不对评审提出质疑:他是否有认真对待,乃至阅读每一首作品?毕竟,在〈你们这些诗人有话能不能直接对本人说〉的讨论中,竟没看见同一位评审的发言记录。如此对待诗歌的诗人,就像是那些在书店随意翻阅书籍,发现手上拿的是诗集便立即放回书架的,轻视文字的人。 就是这样的一份评审记录,当台湾的诗人朋友们向我索要记录阅读,我无法忘记他们的表情,无法忘记我的窘迫。阅读结束后,除了尴尬地四目相对,再也没有任何好说的。但是,这样的侧记稿,不得不让我们反思评审的邀请:辈分与资历是否远优先于专业与敬业?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章楷治/论观察 章楷治/躺平 章楷治/遗忘
3星期前
这本诗集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诗人成为困境的囚徒,诗歌是否也就成了一种自缚? 读楷治的诗,我想起大学时的自己。 那时的我误以为诗歌是天启,总觉得自己天赋异禀,甚至动过出诗集的念头。直到某学长问:“你真的写出了什么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的诗不曾被认可,也不曾写出真正有力量的诗,连诗句都常常零碎无力。现在回头看,当时更像是迷失在诗意里,而非真正在理解诗。 如今,面对这本《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我发现诗人在经历类似的困境?但他更为克制,更加清醒。他挣扎,他拆解,他对诗歌的怀疑与执著在文字间交错,最终让诗歌本身成为一种困境。 在这本诗集中,诗人不停叩问诗的意义。他写出生、成长、死亡、政治,写存在的虚无,写意义的消散。他不愿仅仅只是抒情,而是不断拆解诗本身。——但这会否窄化诗歌的路? 他在〈给Z的第二封信:读一首诗〉中说:“一本书:你必须将文字的主人杀死/方能在文字中,建立一座墓冢” 。这句话冲突得让人心惊:诗人要让诗自由,但诗的自由是否就是它的死亡? 诗人是矛盾的,他既相信诗歌的独立性,又害怕诗歌会变成一个空壳。就像他在〈诗人之死 I〉诗里所说:“或许诗人会死,但在那之前/文字将先一步消亡” 。 诗人既强调了文字的独立性,又暗示其终结性。文字比作者更为重要,它超越了个人,成为客观存在。但它也逃不过死亡;被遗忘、误读,乃至于消逝。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诗歌在文字过度的思辨下,是否正在远离它原本的力量? 诗歌的语言在这本书中被精心排列,冷峻而疏离。它在概念上精致,却拒人千里。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抒情?为什么不能再白话一点?这不是在否定诗歌的复杂性,而是想问:诗歌的深度,是否只能通过这种方式传达? 可以知道的是,整本诗集没有明确章节,却在排序中藏了10封写给Z的信。Z不是芬妮,但又是诗人迫不及待想分享缪斯的对象。他想告诉Z怎么写诗,怎么读诗,怎么理解诗的跳跃与隐喻。但问题是,诗真的需要被“教”吗?还是说,诗的存在,本来就应该是不可言传的? 为此书写是痛苦的,诗人自己也坦诚:“迎来众多变故,让我不得不重视‘矛盾’一词。”(〈代序:致芬妮〉)这种矛盾感贯穿整本诗集,形成了一种不断内耗的痛感。而最终,他的诗歌在这种矛盾中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但也可能让自己困在了这个节奏里。 在〈给Z的第十封信:实践一种别离〉中,他写道:“此刻,十封已寄出的信件/像摊开的金银纸,没有皱褶/等着火焰自己点燃/炙热,灵动且残破的/纸角沾附着火星/到阴暗的角落,像丰盈的”。诗人或许仍在试图寻求突破,但如果诗歌的全部意义只剩下对自身的怀疑与拆解,它最终会否走向自焚,而不是新生? 这本诗集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当诗人成为困境的囚徒,诗歌是否也就成了一种自缚? 诗歌可以自给自足,如同雨水、阳光、月光、雪等意象,不需要诗人(或读者)的过度代入。但如果诗人持续在自我解构中打转,最终是否会连自我都一并泯灭?抑或,他能找到一个出口,让诗歌回归更本质的东西?——譬如抒情?譬如人与诗之间产生的真实意义? 整本诗集便在这样的纠结中循环往复,形成年轻诗人独有的追索。这世界值得书写,却无法被记住;诗人或诗本身的意义,终究无法撼动春去秋来,枯荣无常。一如他在〈请将我放归大海〉所说:“只为让它无法回来,却又希冀它回来/我们希望它存在,却害怕它存在”。 诗人面对生死之大事,亦仿佛面对诗歌。当我们试图定义这样一位年轻诗人,他的诗到底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时,他也只能如此回答着——“是脱离思想禁锢的自己/是自由的,是束缚的//是意识、是磁场,是可怕的/也许都是。都不是” 。 这或许还是他未来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其中文字的反复锤炼、推敲与准确传递,值得我们拭目以待。 更多文章: 苗不秀 / 献身乃至献祭成诗 苗不秀/诗歌的无赖与泼皮
5月前
街道上每个人都在走,狗也在走,一位流浪汉躺在地上。他什么都没有,连乞讨都没有。 大抵我生来就水一样被所有人装进他们自己的容器中,或大或小,圆润或畸形。而我也乐于其中,想着自己是也只是水,只有被强迫变形的时候我感觉像个人。 2021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在诗刊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在那个古典诗与现代诗都不会区分的新村里,我父母到处宣传说自己的孩子成为了作家。A也是其中之一,我能看出他们对于其他人投注羡慕与疑惑的目光时感到荣耀,但,这并不属于我。 记得当初第一次写诗是在2021年除夕夜读完陆颖鱼的《淡水月亮》后在空荡荡的宿舍中,我找不到人诉说乡愁与寂寞,找不到人说一句新年快乐。那时候写诗的感动无异于沙漠中的一瓶水,不多,但足以填满我漏底的思绪。 后来偶然得了奖,没有人恭喜我,母亲收到一两句酸言酸语,A收到的恭喜仿佛她才是得奖的那位。那时候开始我买了越来越多诗集与文论,不间断摄取其中的技艺,那些书很难读,给予我庞大知识量的同时消磨我写诗的感动,没有任何喜欢,只有有用无用。 想着自己有机会出版一本诗集,四处投稿,得到出版社的青睐获得合作机会,出版后也没收到任何读者回馈,母亲有,A也有。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的写作不再是当初空荡荡房间中找人说话的冲动,写得更好是为了我的母亲和A可以更放肆地去炫耀我,获得属于他们荣耀,满足他们,他们会更加爱我,我这样想。 看到他们眼睛中有光,亮得瞳孔全是一片白,我知道自己像一片漂在激流上的叶,一去不复返。那一天一句话巨石一样落在激流中,截断水,截断我,当A把我半年前出版的诗集封膜拆开:“每天写写写,写什么写,写给我我也不想看,看又看不懂,我连看都懒得看。” 写诗以后,我从不逼迫任何人读抑或读懂我的诗,我的写作早已没有说话的意义,但我仍从未想过有人会对诗歌抱有如此强烈的敌意。 有人批评我长得丑不像写作者,我不予理会;有人批评我思想空洞,我便多去阅读思辨类书籍;有人批评我的作品,想来必是不堪入目唯有虚心受教。但这句话不对我个人而起,它全然否定诗歌,否定一个我唯一获得认同的领域,一个让我意识到自己可以满足被爱条件的媒介。 读了那么多文论与诗集便是为了有朝一日可以好好地反击那些觉得文学无用的人,我张开口——一点声音都发不出来。 我看身边每个人在往前走,我知道自己走的路前面没有任何人认可我,于是我决定原地躺下。躺下,不读任何书,不为写出好作品而忧虑,很舒服。那天开始我决心离开一些人,那天开始我不再写任何东西。 大抵我会是安德烈‧纪德笔下的杰罗姆: “在我的生命里,除了爱情找不到别的意义,于是紧紧抓着它。除了期待我的爱人到来之外,我什么也不等待,也不愿意等待。” 那天开始装我的容器少了一个,我感觉像人的机会少了一半。 相关文章: 章楷治/遗忘 【文学意见】章楷治/论观察 章楷治/死亡无非一道消息
9月前
编按:同往年一样,我们也请了几位年轻作者写下本地中文出版的印象文,作为你的选书参考。 流散、回溯:马华故乡与身份的再思考 文:李婷欣(台大中国文学研究所) 在现代化浪潮推动之下,迁徙与游走成为常态。“故乡”书写逐渐超越对原生地的情感依恋,转向一种回望的本能,与文化再现的实践。2024年“读家选书”(文学类)多部作品以多重视角探讨“故乡”,展现层次丰富的叙事形态。在“空间”—“时间”双重迁徙背景中,个体的回溯映射出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多代写作者在叙述中展开对话,使“故乡”成为马华文学演进的重要纽带。这些作品以多样的文学地景,承载着对成长记忆、离乡情愁与身分思考的深刻书写,构筑了丰富而复杂的文化图景。 故乡书写必要性 海凡以其马共游击队经验,透过《落香》在二岛之间穿梭书写,将生态观察融入文本,描绘雨林共生的自然景象。上次写胶林生话,这次写沙巴管理油棕园的岁月,冰谷在《荒野惊奇:冰谷自传II》透过奇谈形式串联荒野记忆,从在“风下之乡”五年的“拓荒史”,重新审视故乡与身分的复杂关系。 故乡的书写因个体记忆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同时在反复的书写中逐渐形塑新的文化意义与认知。以槟岛为例,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谈关于自身游走各地,但无论所见为何,“终究是从槟岛人的目光出发。”;梅淑贞在《游花园》对乔治市过度观光化的变迁提出批判,写道:“我是归人,不是走马看花的过客……” 这些文本不仅捕捉地方变迁,亦重塑个体与城市的情感联系。 麦留芳自传性散文《流水滚石》写了新/马两地的流金岁月,也聚焦于霹雳北部一带:槟岛、霹雳玲珑、怡保街巷,勾勒出故乡的时空延续性。牛油小生的《写给未来情人的足球指南》虽采博物式叙述视角,仍不脱新山作为故乡符码的影响。故乡书写或许并非刻意为之,却常成为自我定位的深刻倒影,折射出个体记忆与文化认同的复杂交织。 从土地至故乡——马华文学的“故乡” 书写,不仅重新诠释个人与土地的联系,更为未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多元的想像。马尼尼为在台,以另外的视角批判地解构传统意义上的“故乡”。《故乡无用》再现了乡土与现代性的矛盾张力:因肉身在他乡而长期受压抑的乡愁,游子逐渐失落——“我这一代人很多离开了就再也没回来过。”乡愁在流散中被压抑,最终化为身分迷失的征象。这一书写反映出马华文学在时代洪流中的流散与重构,亦突显其对故乡议题的当代省思。 以书页为介质,马华文学在流散与重构中不断探索身分与文化的多元样貌。或许,我们能进一步追问:当代马华文学中的关于地域/故乡书写,究竟是一种纯粹的怀旧回望、讲古,还是一场对身分与文化的持续重构?在流散/定居的交织中,我们如何避免将故乡过度理想化,而是以更深度的视角回应其复杂性?这些未竟的问题,或许正是马华文学未来持续需要寻找的。 变变变! 文:叶福炎(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在整理完2024年的马华出版品并贴在个人脸书后,陈静宜留言问:“今年的出版品较往年蓬勃吗?”以出版本数来看的话,过去一年的整体出版包括再版、再刷以及新版,大致上仍维持在既有的水平之上。不过,若分别从文类、内容及出版的版图来看,它们有着不同面向的倾斜。 从文学类的书单中,这一年可以说是资深作家的盛年。从年初由有人出版社推出一套7册的《梅淑贞文选》,一直到年末以冰谷第二本自传《荒野惊奇》,颇有前后呼应、文学定调的意味。只是,这一年甚少能见新人的出现。在个人所知的范围内,只有3位诗人,包括骆俊廷《大寒以后》、覃勓温《夕惕斋诗稿》以及章楷治《凋零与丰收:致芬妮》。或许,单从一年来看无法判准文学生态的现象,但不失为一记录。 不过,从内容层面来看,这一年马华文学是以儿少时光、家乡为书写主题。有别过往都围绕在政治记忆的文学书写,如此写作的集体改变现象,也是值得关注的。这几年来,许多马华作家都在谈论个人的写作如何摆脱马华的既定印象。我想,过去一年的文学出版提供了不少的思考点。毕竟,马华文学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极具生机蓬勃的多元及多样态发展。 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能在非文学类的书单中,发现有关于华人与政治论述的减少。在过去一年里,最印象深刻的两本,即是祝家丰《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征程》和冯垂华《街头的共同体》。当然,马华出版中常见的宗教讨论、地方史撰写,仍是非文学类主流常见的内容。它或已成为一种特定的出版类型,而这也涉及马华出版生产链的课题。 过去,我一直都在关注普及大众的出版品。它不仅占了出版市场很高的比例,也是拉动出版业很重要的存在。现阶段来说,它一直正在积极成长中。陈静宜对饮食文化的讨论、赖昭宏以大体老师家属的自白、陈亚才对印裔社群及宗教的介绍——这一类的大众书写相当重要,也是从阅读进入思考的重要媒介。 总的来说,过去一年的马华出版市场并未有令人惊艳的作品。若要细数种种可能的原因,我想可归纳为以下两个,即书籍出版也开始走向分众化,出版社能明确提供读者他们在阅读上的需求;另外,整体出版市场的版图处在一个变动的状态,或许出版社也在重新调整自身的策略和定位。 无论如何,这一年来的改变也只是个过渡。我相信,不久将来就能见新的版图出现。而在可见的未来里,整体的马华出版品必然是朝向多元的发展,也将在读者与市场的主导下,带起不一样的出版市场。2025年会是一个新的起点! 南洋岛屿的“地方性”再发现 文:潘舜怡(马华文学与文化研究者) 回顾2024年,以“南洋”、“马来半岛”及“东南亚群岛”等区域性和地方性视角为主题的马华文学作品,似乎再次掀起了一股热潮。在影视方面,廖克发的一部时长5个小时的纪录片《由岛至岛》,反思二战期间,日军、台籍日本兵、东南亚华人,尤其是新马印尼华人之间的历史创伤遗绪,试图重新梳理南洋岛屿的战争网络以及庶民叙事。此片获得2024年台北电影奖百万首奖、金马奖最佳纪录片等奖项,备受瞩目。而在印刷出版方面,也“由此地至彼地”,出现了不少聚焦探讨南洋不同区域的地方文化、宗教信仰、文学地理、小镇历史的叙事,散发着关于马华岛屿/地方书写的魅力。 首先在北马部分,三可马凯丽的《乔治市的老店铺》带领读者进入槟岛乔治市,通过栩栩如生的建筑插画,叙说城镇老街、小巷的小铺故事,展现槟岛老建筑的生活美学气息。此外,陈志鸿的《昔日儿童皆长大:槟岛乔治市男孩的故事》,则以散文笔触,回忆在乔治市生活的童年往事。本散文集透露了作者对于祖父母、父母、亲友的抒情叙事,让读者感受属于槟岛小孩在市镇成长的记忆“温度”。 转移至中马部分,朱宗贤的《霹雳地方掌故》引领读者进入霹雳州的各个县市,从教育、经济发展、新村、医疗、饮食、宗教、小镇老街等面向,探讨该区华社的文化记忆。本书内容巨细靡遗,娓娓道来,尽现霹雳华人生活的地方风情。至于白伟权的《拜别唐山:在马来半岛异域重生》,则回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历史现场,考察拿律地区的华人史,当中牵涉了华人苦力移民、矿工的社会日常,谈及地方瘟疫、会党帮派斗争、华人经商群体的盘根错节,打开了离散华人于南洋“重生”的史迹剖析。 至于廖文辉编的《居銮老街的社区建构与发展作用》,则是本年度南马社区观察的代表作。本书属于学术研究作品集,书中收入了9篇关于柔佛居銮的华人社区建筑老街、教育、华人领袖、家族企业等探讨。另外,廖文辉的《马来西亚闽南宗族资料汇编》以及安焕然的《海洋与南洋:海南人的历史与文化》,分别考察了移居南洋的闽南、海南华人群体,讨论他们的宗族史、精神文化史,从学术研究角度进入对华人“由岛至岛”流动的历史叩问。 有趣的是,留台作家兼画家马尼尼为似乎“背道而行”。她的小说《故乡无用》叙述的是一个20世纪从中国移居至马来西亚落地生根后,所产出的“无用”的家庭故事——叙述卖咖啡营生的“阿公”以及14名儿女如何面对疾病、死亡、迷信,思考原乡平凡“无用”的反讽性。而本书为第24届台北文学年金获选作品之一。 整体而言,本年度关于南洋的“地方性”书写题材丰富,内容多元,无论从文学或者非文学类的出版读物而言,均发现作者们对华社地方的大历史与小叙事的关怀与想像。 相关文章: 【2024读家选书(上):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2024读家选书(中):非文学类】《活力副刊》编辑室选书,来了!
11月前
1年前
於是我看着一灘深沉漸淺 碎裂的上衣,作嘔的污穢,那是右腳的鞋子,那是人字拖的人 還有一些血跡讓路面顯得深沉,一些白花花的 點綴路面一些暗沉斑紋,太過深刻。仿彿 欲將自己刻入在這片土地 “又有飆車黨在高速發生車禍了。”母親: 那是羅興亞難民,從關押他們的難民營越獄 逃到了高速上。那是我每日必經的高速,兩旁低窪的油棕林 在某日兀的築起了房屋:籬笆圍繞,鋁板屋頂,狹窄 且毫無規律的排列。那是新建的新村嗎?母親說: 那是收留羅興亞人的難民營,被豢養在狹窄的空間 定時投喂避免飢餓會激起反抗。那片土地 每日路過我的瞳孔。我掃視偶爾見幾位小孩在營地追逐 他們是如何來到這片土地的?似乎是偷渡而來的 在夜晚,激盪的浪舌之上,一群人擁簇一艘小舟 在岸邊偷偷攀爬這片,暫且和平的土壤。 那是二〇二〇年的午後,我再度駛上 那被三十二度高溫炙烤的油柏路面,血跡還在 只是高溫終將蒸發他們—— 於是我看着一灘深沉漸淺 窗戶外雲朵比鄰我遺失心臟的軀體,一些比靈魂來的沉重的東西 無法被帶上飛機(超重了)。疫情仍舊肆虐,我無法 立即與一片剛接受我的土地打招呼。便被關押在市中心的酒店。 四面環牆,一面牆上設立兩扇大窗,背面是 鋼筋混凝土連接燈泡。打開開關,天便亮了 於是我讓這狹窄的房間,陷入長達一月的永夜 時間隨着開關關閉,逐漸淡化。現在是早上七點 門外臺式飯糰恰好抵達。不小心睡到了中午 門外投喂的食糧堆疊太多。時間便這樣 偶爾提醒我它仍舊存在這片永夜。已經過了七天 穿着防護服的人找到了我,必須確保我沒有攜帶任何病毒 才能放心的繼續豢養我,豢養在臺北市中心 姐姐偶爾會路過我,她比我更早攀爬在這片土地 遙望四面混凝土包覆的我。招牌貼着防疫旅館 吸引一些路過的觀賞。觀賞—— 今日早餐不再是臺式飯糰,紅黃配色的盒子格外熟悉 夾層間似乎少了一些味道。家裏帶來的KAMPONG KOH辣椒醬 唯一一瓶,濃厚的蒜味刺激與臺灣的蒜味辣椒醬 有着隱約的不同,是一種自遠方兀的停留在鼻尖的味道——厚重 碰!掉落的瓶子受到了強烈的撞擊,破裂 辣椒醬迸發式濺射。右腳的浴室拖,上衣,被濺的污濁 撥通客房服務:需要一條抹布。沾滿水,濕潤。 我跪在地面,緩慢地擦拭那片氾濫的紅色醬漬 請不要繼續。再擦,味道就沒了—— 我仿彿看見那群小孩再一次站在我面前。不要再擦拭了 他們這樣懇求我。地面此刻驅離一位陌生的風味 對啊,再擦拭,遺失的心臟將徹底停滯 那片水跡還在,冷氣持續吹拂三小時 於是我看着一灘深沉漸淺 相关文章: 第17屆花踪文學獎 | 新秀新詩獎評審記錄
1年前
若说阅读文学为我带来什么,审美是必然的。将审美划分主动与被动,现代社会中我们大多收到所谓群众之美所赋予我们的被动审美——无法屏蔽之——玫瑰之艳丽、盐酥鸡的香味、蔚蓝的海与翠绿的草。但在反复的阅读中,现代诗赋予我规避自然条件下的虚假之美,将自我与“世界”疏离,去窥探真实的不真实性与疏离。 阅读一部分刚开始写的诗时,会发现大量意象堆叠,代喻与指涉,故意营造漂亮的句子与使用晦涩的词汇。这在中文系尤其常见,总认为古典诗词的晦涩与生僻会将他们的作品与普罗大众区隔开来,因此曾有段时间厌恶中文系中少部分轻视现实的“文青”。而这类作品丰富的意象充满跳跃,缺乏统一让其叙事散化与令人感到强烈的虚假,因此往往让读者更难以在这类作品中获得共鸣。 在读约瑟夫‧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时,在分析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作品时强调它与“民众”的统一,我将其归结为意象与语言的“真实”。写诗初期缺乏对意象的描述与统一,总会想着将意象直接与“载体”挂钩,试图一语概全却忽略其“主旨”内涵。 以大海为例,在诗中海的意象经常出现,但大部分海指涉的“主旨”未能精确传达给读者。在暑假开始和球队到了宜兰外澳海滩戏水与在花莲七星潭海岸上睡了一晚,同样是海,但海与海之间存在本质区别——这种本质区别还不涵盖时间、空间与外因素的差异。 中午抵达宜兰外澳海滩时正好起风,浪比平时来得大些,我平躺在海浪拍打的岸上,对面的龟山岛将大海的宽阔给剔除了。海浪来得快,去得更快,水流从趾缝中流逝我刹那有种灵魂随之带走的舒服与慵懒,此处加上外在因素与起风。下一秒海浪汹涌而来拍在我脸上,有种被打了一巴掌的疼痛与清醒,有种被欺骗背叛的感觉,此处感觉源于外在影响产生的舒适。 凌晨3点抵达花莲七星潭海岸,风不大却寒冷,浅滩狭窄往下便是断崖式的海沟,漆黑为其添加恐怖的氛围,夜晚的低能见度为其宽阔增益。浅浅光脚踩水,比宜兰外澳海滩来得稚嫩的浪花却展现出不符合其外表的凶猛,此处感觉源于未知与深渊的恐惧;而当太阳升起,那浪花又刹那变得乖巧。 由此可见,“海”存在一定的本质区别,特别是当我们补充上时间地点等细节后,海的独特会再一步提升。这时候诗作中的海才能与读者经验中共同的海相呼应。 因此所谓的主动审美并非单纯屏蔽普遍之虚假之美,而是将虚假解构去分析其中的真实,将其结合后才能诞生真实之美。这类真实往往可能是无趣的、难以接受、被质疑的;这恰恰是真实的虚假感。 当我作为诗人,站在时间、空间与人类哲思的最前沿去思考,观察一切细微的,难以置信的,这理应是一位诗人除去死读书与华丽辞藻后最重要的基础技能。当诗人观察得足够严谨,丰富,他将会拥有一个借由本质相近分类的意象群;当一切理所应当的合适聚集,那文字便会顺其自然成为一幅画或一张照片。 此时文字得以具象,那由无数真实虚构出的虚假,便拥有极致的真实去说服一位读者的想像。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 章楷治/死亡无非一道消息 章楷治/遗忘
1年前
1年前
2年前
从近期审稿作品的经验中发现,许多年轻的写作者们似乎会围困在马华文学的框架里头,他们会有意识自己正在撰写“马华文学”的作品。为了彰显自己的马来西亚人特性,而刻意使用马来西亚的词汇,口语,或塞一堆跟剧情推进毫不相关的马来西亚背景,只为满足人们对马华作品的想像标签,以及向马来西亚读者展示自己是个道地的马来西亚人。 这对我来说是莫名其妙的,文学即是文学,无论你在撰写什么文类,一部作品值得被关注和讨论的前提,必须是这是一部好作品,是否拥有好的剧情,精炼的手法,巧妙的布局,说故事的方式等,或最基础的这篇作品是否有趣,而马华元素与否都不会是应该被考虑的因素。 于我而言,马华作家与马华文学作品都只是国别身分上难以磨灭的标签——我们出生在这里,所以我们是马华作家,如此而已。这不应该成为影响内容取向的关键,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如何说好一个故事,而不是如何说好一个马华文学故事。这才是应该关注的事情,如若纠结于马华的题材,想要展现马华文学的特殊性,只会限缩自己能撰写的内容。如同你谈及自己喜欢上新诗的契机是源自阅读陆颖鱼的《淡水月亮》和参与徐国能的新诗课而感发,这是你对文学纯粹的喜爱,而非陆颖鱼是个香港人,徐国能是个台湾人,抑或你是个马来西亚人所以对文学有感而开始写作。 我们当然可以去书写我们所生活过的故乡场景,将听过的历史故事与正在发生的政治事件调度进我们的作品中,这里头所出现的马来西亚背景是顺其自然的事情。但马华文学放置在世界华文文学当中的特殊性,不应局限于热带雨林或地方书写的想像与撰述,或在句子中穿插几句附加注释专门给外国人看的无意义马来语,其实也可以是写作手法的创新性和说故事的能力。如同你在《凋零与丰收》中使用的外来者视角,就是以自身的经验去区隔出与台湾作品的差别。这层身分的隔阂自然能令读者察觉出你与他们的不同,而不仅仅是在作品中潦草地塞入几条马来西亚河流或通俗用语能展现的特殊性。 虽然马华背景的题材在国际上或许因稀缺而具有令异域读者惊喜的优势,我们能看见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在马来西亚以外的地区畅销,但我们同时也能发现邓观杰《废墟的故事》在不依赖自身马华作家的身分与题材在读者群中享有声誉。与其令读者因马华作家的身分或题材而关注到你的作品,为何不使用写作技巧令读者信服呢?更何况黎紫书《流俗地》和张贵兴《野猪渡河》的成就不仅仅是向读者展现马华文学的元素,更多的是那些说故事能力。我们需要思考的,首先你必须是个作家,其次才是马华作家。 相关文章: 【文学意见】章楷治/马华诗人?我算吗? 【专栏.老练习】黎紫书/因为你不值得拥有 胡玖洲/昨日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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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玖洲和林宇轩(在台北)的对谈,我当天因为新年机票价格原因留在马来西亚。看到胡玖洲在脸书贴文中写道: “宇轩谈及台湾写作人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关注自己台湾身分价值的作品。但我就目前马来西亚观察来看,反而是相反的处境。这像是一个马来西亚70年代出生及以上的人会书写的题材,你很难在年轻写作者的作品中再看到历史、马共、雨林、种族等台湾人对马华文学印象标签作品的书写。没有什么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马华的新生代似乎正处于‘去马华标签’的过程,转而往自身情感与其他方向去书写。这或许是‘马华’传统的流失,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脉络中缺乏标志,但在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背景下,不去写胶林雨林,也不应该再写胶林雨林。” 让我在(诗集)首发时回顾起自己写作以来的身分认同问题。“马华文学”在课堂上广义定位为“马来西亚华语文学”,但如此以来,只要在马来西亚用华语书写和用华语书写的马来西亚人就算得上“马华文学”吗?我认为是有待商榷的。在写作内容内向化的时代,转向自身内在情感这事不只发生在马华文学当中,应该说这种内向化的书写方式在世界华语文学中正在崛起,且数量大增。虽然说台湾目前有许多对于历史的互文,传统再书写还有乡土意识,但无可否认的是,在逐渐年轻化的读者涌现中,内向化的书写往往更受欢迎。 我在书写《凋零与丰收:致芬妮》这本诗集时,努力将自己剔除外,更是陷入思考,我该如何在内向化的写作时代中将自己分割出来,或说我该如何体现我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这个身分。 说来惭愧,对于马华文学的记忆,在到台湾读大学前仍停留在高中课本上方路老师的一两首作品,当时甚至对于现代诗和古典诗都不知该如何分类。最初阅读的新诗作品是香港诗人陆颖鱼老师的《淡水月亮》,因而喜欢上诗,再来在徐国能老师的新诗课上得到启蒙,初期临摹孙梓评老师《善递馒头》写作,而后疯狂摄取台湾诗人的语言风格,意象群。 如此一来,在我回头阅读马华诗人的作品时,隐约能读出我的诗作与马华诗人的作品略有不同。在未经历,未阅读马华文学作品之下;未使用马来西亚意象,语言风格有所差异的情况下,我是否能够算是“马华诗人”? 因此在这本诗集写作的两年内,回到马来西亚时我偶尔会自驾游去观察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只为寻找有别于台湾文学,而属于马来西亚的,有所经验的独特意象。只为在台湾出版的我能够向读者展现马来西亚的风景人文。 在我们失去对历史、马共、雨林、华人认同,马来西亚人和中国人的认同焦虑记忆标签之后,我们还有什么?那些我们虽不能遗忘,但未经历过的书写往往显得不尊重,那我们到底还有些什么可以写的?我坚信有许多内容正在等待我们脱离滥情去寻找。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在这边如此使用略有不当,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形容。在内向化书写逐渐盛行,新生代逐渐脱离历史的时代中,新生代写作者更应该去探询的是如何在滥情的时代中展现属于“马华文学”的特殊表征,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文学脉络中寻求全新的标志。 相关文章: 章楷治/企图成为诗人 章楷治/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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