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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说书】高慧铃 ╳ 谢淑怡：校对是一份即使做了十年，还是没有十足把握的工作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第二辑聊聊校对。校对是编辑工作其中一环，不留痕迹，却深深影响一本书的阅读体验。什么是校对？把错误纠正过来，如此而已？看似简单，却不容易把它做好。有多不容易？都是中文系毕业生，出版是两人第一份投入的工作，此后再没离开过——高慧铃先是在大将出版社负责业务，2012年转职编辑，2015年与伙伴合创三三出版社；谢淑怡自2009年前后流转大地出版社、红蜻蜓出版社和角川平方，迄今走过16年编辑生涯。她们都说，校对这件事，即使用了10年把基本功扎稳，仍会自觉不够好；10年前为一个词汇翻查词典，10年后遇到同个词汇，依然得要不厌其烦翻查词典，周而复始。 ◢校对，远远不只是找错字每家出版社有不同的作业流程。一本书送印之前，至少得要经过两审三校——两遍审核、三遍校对；有些出版社则把事实核查与校对工作并行处理，一份文稿也得经过三至五遍校对。 “很多书，你第一遍看到问题，纠正过后，再看第二遍，还是可以找到很多问题。”高慧铃说。都是些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找出错别字，只是最基本的东西；校对还包括事实核查、检查图片是否有错、格式是否统一。” 怀疑每一句话，是高慧铃对自己也对后辈耳提面命的事。“比如，你看到一行字写说：1942年2月15日年初一；你要去查，这天是不是年初一。” 不同类型的书，需要关注的细节也有别。 “像是绘本，我们会看框架，看故事有没有硬伤。我遇过作者在故事开端写‘从前’，故事里面却有机器人。不是不可以，故事可以有自己的逻辑，但会觉得奇怪。要提醒作者，‘从前’指的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让未来元素不成立。”高慧铃说。漫画也是如此，谢淑怡举例，“假设某个角色在第一格穿青衣，却在后面穿黄衣，这就有了bug。所以校对也包括图的把关。” 若是涉及繁体字，还得考量目标读者群是香港或台湾。像是“發布”或“發佈”、“閱讀”或“閲讀”，两地用字会有差。碰到英中翻译书，编辑必须弥合两种语文的隔阂，像是原文里的“sister”指姐姐或妹妹？“有时没法跟作者求证，只能从文本逻辑去看。”高慧铃说，“所以校对时，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功能是什么，对象是谁，再去调整。” ◢基本功的养成：来回辩证，累积常识资历尚浅时，校对一份文稿后，出版社会安排较为资深的编辑把关，“看看我有没有改对、改错、改漏。”谢淑怡说。而前辈没有轻易放过每一处更动，“他会逐一问我，为什么我改这个词汇或标点符号？我必须要提供理由。” 理由不能只是：我感觉有错；因为语感是一件主观的事。 “可能有人会觉得前辈太严谨，但当时的那种训练，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习惯使用或我经常看到的文字不是这样写，它就需要改。文字或语言只能是非黑即白的吗？有时A没有错B也没有错，不代表作者一定要按照你习惯的语感去写。” 常常因为一个词语要不要改，与前辈讨论很久，“身在其中，会觉得很磨人，每天就在回答：这个你为什么改？可是当你渐渐懂得回答这个问题，有天他却问我：这个你为什么不改？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中文这门语言了。”证明有错，只需翻查词典或工具书；但如何证明一个句子没有错？“有重头来过的感觉，好像再重新认识一门语言。” 这段磨人过程，给她记在心里的是，“在下最后决定之前，需要考虑很多。” 身为编辑，需要积累的，不仅是对一门语言的认知，还有各种知识。高慧铃说，“平时阅读，有时读到我不知道的知识，会记下来，提醒自己以后校对时不要犯错。举例，可能我看到这么一句话：珠穆朗玛峰在特定海拔以上，植物没法存活。”若是往后碰到作者书写登山经历，设计书本封面时，“设计师画了植物在里面，那我必须抓出来。” 她也碰过一篇背景设在日据时期的文章，“作者写说，新加坡与日本的时差，现在是一小时，以前则相差一小时半。但我查资料，发现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当年两地时间是一样的。” 这般错误，若在此之前没有掌握相关知识，是无法在校对当下懂得需要搜索什么、核查什么。“平时也要想，你学到的知识，可以如何跟编辑工作联系。” ◢必不可少的工具——词典见面这天，谢淑怡背着帆布包赴约，里头装有7本词典，“家里还有更多。” 平日工作，最常翻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入行那年是第五版，现在到了第七版，”三版厚重词典都列在她的书架上，由中国出版社所编。“同时还有本地联营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两本主要是查词类。” 另有《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这本很好用，只要是常用的词，你都可以试着找看有没有。那些词有什么用法，里面都写得很详细。”举例，我们口语习惯说，“我吃完饭才去见他”，可其实句子里的“才”是一种误用，正确说法应是“我吃完饭再去见他”。谢淑怡翻出词典解析——“再”表示动作尚未实现，但将于某时实现；“才”表示动作已实现，并且强调动作实现得晚。“它有细微的差别。” 有的词典专查标点符号，有的专查量词，也会借助网络词典《汉典》和《萌典》。到头来，没有哪本词典是唯一的最终指标。 “有些词典挺旧的，所以不是说它没列举出来，我就马上断定哪些词汇不能这么用，我还会再去翻第二本词典，看看有没有别的答案。”同时还要考量特定词汇在不同华语地区有不同释义和用法。“你在决定放过或不放过（错误）之前，要翻的词典不止一本。不要太快去判死刑。” 校对是没有捷径的事，唯有勤翻词典，谢淑怡说，“一直翻一直翻，可能同一个词，你入行第一年要翻词典，你入行10年你还在翻。再三确认，是很重要的态度。” ｜更多Ｑ＆Ａ｜ ❶在你眼中，校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高：其实经常是很累很闷的，抓错误是要很用力的，过程是不有趣的，有时会逃避不想做，但当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时，会觉得很好玩。谢：有人会觉得蛮枯燥，但我其实很喜欢它可以让我进入一个高度专注的状态，周围好像屏蔽掉了，如果有人来喊你，你还会吓一跳，好像突然从一个世界里被拽出来。这可说是最理想最专注的状态，但又是可遇不可求。 ❷平时会有职业病发作的瞬间吗？高：我想每个人的工作需求，会影响我们平时收集和处理知识的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职业病。职业病多少有一点，但没有很严重，因为平时看别人的书是为了抓取知识，不会特别去看错字，因为校对很耗脑力。但因为繁体书很难做，比如“彻底”，有人用“澈底”，有人用“徹底”；所以平时看台湾出版品，会注意哪个出版社用哪个繁体字眼。谢：刚入行的时候会。那时觉得找到毛病，好像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做久了，可能已经没办法像一个普通读者那样好好看书。再后来觉得“零错误”这件事，以前会追求，越做越多年发现，其实你要懂得容错。毕竟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没有错误。但是“容错”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了。你还是要有追求零错误的态度，但同时也能容错。 ❸若要选出最会伪装的错字，率先想到的是？高：比如“出”和“岀”（由两个“山”组成）意思一样，是异体字。遇到后者，我们还是会把它改过来，不然会很奇怪，甚至有些字体没有收录这个字，排版时无法显示。谢：每次遇到这个字都会警铃大作——“汩汩”（gǔ；模拟流水声），它长得很像“汨”（mì），若是看词典里的标准楷体，还看得出明显差异，但现在电脑里有很多字体，基本上用肉眼分辨不出是汩还是汨，这时我会直接复制它，丢到网络搜索，确定没有用错字。 ❹把校对做好，所需的性格或态度？高：要坚持，要有耐心、细心，将同一份文本看过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会觉得谁都可以做校对，很容易做。有新编辑入行，我们让他做排版、校对、写文各种工作，他会觉得校对最容易。可是等他做了几年，他会发现其实最不容易、做得最不好的，反而是校对。校对是你可能做了10年，你还是不够好，可能也是最弱的一环。包括我编辑很多书，自己校对了还是觉得不够，不敢送印，需要其他人帮忙再看。谢：每次有新人入职，都会让他们尽早认清现实。一份稿至少都要看过5遍，所以要能坐得住，愿意沉下心来。通过你一直去翻词典也好，一直去跟别的编辑去辩证都好，它都是你累积基本功的方法。但是，基本功不是让你用来展示自己多厉害——这个东西只有我会，你不会；不是。它反而是让你越来越清楚接下来怎么去校对每本书，让你以后校对每本书时，底气会越来越足。更多文章：【读家说书】龚万辉 X 农夫谈封面设计：关于书本的第一道风景

4星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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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愤怒的权力 · 复仇的正义

向来耕耘少儿文学的红蜻蜓出版社，借由创办人许友彬脸书公告读者即将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So may I introduce to you The act you’ve known for all these years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谈马土土及其出道作《仇丝》以前，或许可以先从60年代传奇乐队披头四聊起。1967年他们推出《比伯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这张概念专辑，转换身分成为某一虚拟乐团成员，大玩迷幻风格的摇滚乐，停唱欢愉浅薄的口水歌。《仇丝》的出版，情形也大约如此。红蜻蜓官方脸书的标志配合宣传，转换为愤怒的黑蜻蜓。向来耕耘少儿文学的红蜻蜓出版社，借由创办人许友彬脸书公告读者即将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两极化的反应。小说围绕少女丽娟被强暴这一事件开展，设定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揭示没有话语权的女性面对性暴力时的无力与不公。丽娟母亲讨论电影《蓝与黑》的强暴情节时，持有“跟人家做了，就应该娶人家做老婆……要让人家过好生活”的立场。我们见识到父权主义的语境之下，强奸犯的“负责任”向来漠视女性的性自主权。那个时代，每家每户虚掩着门，“如果你家把门锁了，就是你家对村民不信任……”看似夜不闭户的风气，其实也意味着人们没有个人隐私。每个人的私人领域彼此重叠，流言蜚语轻易流传开来。于是丽娟只能把事件往心里藏深，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者以象征手法，描写丽娟内心深处养着一只蝴蝶，若要飞向美丽的天空，就必须越过老黄这一道高墙。长年的压抑使得丽娟变得神经质，至终引发一段红蜻蜓创社以来最血腥的情节——丽娟用大剪刀剪下老黄的蛋蛋，用筷子夹起蛋蛋喂狗，“狐狸狗张嘴就吃，囫囵吞枣”。《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言：“忍耐不是一种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愤怒才是美德。”丽娟并没有把复仇工作交给公权力，而是自行把老黄这道墙推倒。反对《仇丝》的读者认为小说有“教坏人”之嫌，但我认为阅读小说，从来不能止于中小学教育那类“学到什么教训”的读后感习作，只为寻找正面价值那般简单。 “可以恨，可以杀”（引自蒋亚妮讲座“女性与文学的故事，在台湾”，谈论当代小说的创作取向）的《仇丝》，无疑是更具现代精神的小说。“正向健康”的小说可以避开色情和暴力，但不代表世界美好，人性单纯。是以，马土土并没有媚俗地采用“果报笔法”，追求大快人心的结局，真相永远沉没在谎言的泥泞之中。《仇丝》以器具作为篇名，仿佛都是破案线索，巧设悬念，勾起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情节推进的功力媲美红蜻蜓创办人许友彬，难怪许友彬愿意落力替马土土宣传新书，出席对谈会，甚至代表马土土为读者签名。然而，除非许友彬承认，否则马土土永远只能是马土土…… 身分成谜的马土土玩起了后设，现身说法，阐明自己以化名写作是为了保护真实世界的丽娟，末了还为这段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故事写了心目中的理想结局。这番操作，让读者更加确信丽娟的故事真实发生，而所谓“理想”，意味着不可得，最终只是马土土心中正义感的阐发。真实世界和小说中的丽娟都无法被救赎，善恶未必终有报。相关文章：【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哨音刚落，故事才要开始王晋恒 / 迷失在诗意的迷宫

1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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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圈

农夫／蜻蜓与我

黄昏一到，我家前方会出现成群的红色蜻蜓，也许蜻蜓跟我们家一样，每天的这个时段才可以到外面玩耍。我和哥哥玩地上的沙石，树丛里跑跑停停，想起来其实就跟茅草间停驻又飞舞的蜻蜓极相似……

1年前

田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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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市小耳朵】25本地出版社“赴京”，推广大马文化与文学

今年的北京书博会落在6月19至23日，马来西亚馆的规模是以往的5倍大。教育部通过旗下马来西亚国家书籍理事会（MBKM），带领了25家本地出版社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作为世界第二大图书版权交易展，北京书博会还包括绘本展、插画展和世界礼物市集，是出版业的一大盛事。红蜻蜓出版社于2009年便是通过北京书博会将书籍版权售入中国市场。今年的北京书博会落在6月19至23日，马来西亚馆的规模是以往的5倍大，馆内提供免费咖啡和马来西亚特色零食，吸引了大量中国出版单位前来参观和交流。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为马来西亚馆主持开幕典礼，并展示了由书籍理事会精选的50本三语优秀图书，旨在向外推广马来西亚的文化与文学。彩虹出版有限公司总编辑傅瑞贤博士表示，今年计划比往年引进更多版权。嘉阳悦读天地出版社总编辑何丽婷，也在书展期间结识了许多行业新朋友，并在洽谈引进细节。红蜻蜓出版社与彩虹出版集团齐在青岛出版集团展台举办了合作协议签署会，与青岛开启了新的合作项目。 200本大马图书，让中国逾千大学采购书展前，书籍理事会与同是教育部旗下的城市书苑（Perbadanan Kota Buku）合作举办了一场免费的版权交易训练营，指导出版社代表学习版权交易的技巧和注意事项。另外，北京书博会主办方──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还为城市书苑提供了图书馆采购区的展示柜，以展示200本经筛选的马来西亚图书，让中国超过1000间大学采购。此外，在副部长黄家和的见证下，广西出版传媒集团与城市书苑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吉隆坡设立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平台的海外工作室。此合作将为本地出版社带来版权展示、宣传与贸易的机会。相关文章：林嘉燕 / ”积极“惹的祸刘丽欣 / 少年也会孤独死

1年前

读家

星云

蜻蜓飞/金睿瑜（峇六拜）

一段时间不曾整理自己的书柜，架上的书本东倒西歪，或直立，或平躺，决定腾出一个周末的时间整理书柜。这是本科毕业之后，属于书柜的第一个“大扫除”，我逐一取下书本，将其划分为“课堂用书”及“课外读物”，进一步按学科、性质与体裁分类。由于书柜容量不大，我事先买了两个透明收纳箱，把自己不常用的书本装箱。搬搬抬抬数趟，我偶然在书柜最深处，发现了一整排白色封面的红蜻蜓少儿小说，随即抽取一本小说翻阅，在小虎队的歌声里，化身为红蜻蜓，低空飞过短暂的少年生涯。红蜻蜓少儿小说是我高小至初中时期的收藏品，我和它的相遇始于小学图书馆。小学时期，教育部落实阅读计划，为了响应这个计划，班主任每个星期必然抽一节课带领全班到图书馆借书，这节课被我们称为“图书馆节”。班主任规定每人借3本三语故事书，而后完成阅读报告（NILAM），一个星期后到图书馆还书，再借另一批三语故事书，周而复始。往后到图书馆借书，我必然将华语故事书的配额预留给红蜻蜓小说，书脊上的红蜻蜓似为我而停驻。我在同学的大力推荐下开始阅读红蜻蜓少儿小说，一读便深深着迷。此后，每个星期的图书馆节，我都会把一只红蜻蜓带回家，收在书包里。书脊印有指甲片大小的红蜻蜓标志，填满了我本是无趣且漫长的周末小时光。用全副身家买下“图书馆” 其实，小学图书馆的规模不大，藏书不多，加上每名学生的借阅数量相当有限，无法满足我的阅读量。每逢学校长假，我向图书馆借的小说早已阅毕，令我倍感枯燥。为了解决书荒的困扰，我总是在学校放假的第一天求妈妈带我到书局买小说。当时家里经济较为拮据，没有多余的金额让我买课外读物。我带上过年及生日收到的红包钱，走到“少年小说”的陈列架，在一片白茫茫的书海里挑书。妈妈打量着我选的小说，看了一眼标价，殊不知那时候的小说平均一本只卖18至20令吉。手抱几本红蜻蜓小说，我开心地到柜台付款。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拆开包装，用包书纸将小说包好，然后悠哉地躺在沙发上阅读。即使红包钱的数量日愈减少，但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富足，因为书架上的小说渐渐多了起来。阖上少儿小说，红蜻蜓读物在我的成长岁月里犹如蜻蜓点水，它浅浅地飞过我的童年，静静地躺在岁月的长河，培养了我的阅读习惯。时隔多年，红蜻蜓小说里的角色与情节，已经演变为记忆里的符号，遗留于白皮封面。放眼望向一整排的少儿小说，我回想了瓶子里的两条鱼，记起10月妈妈写给他的信，联想起发光虫、毒箭蛙、六六频道、杂货店的女儿……我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红蜻蜓少儿小说拿下，仔细检查书况，不禁感叹。唉，部分少儿小说的书页已经泛黄，好在我有包书的习惯，小说的本体不至于残破。回想起小学六年级的最后一堂论语课，老师在黑板上列了不同的物品，给予每人1000令吉的假筹码让大家竞标自己想要的物件。当时，我用了全副身家买下“一座图书馆”。或许是为了填补小时候的自卑与欲求不满，我陆陆续续把小时候读过的书买回家。升上高中后，妈妈曾经劝我把这些小说送给慈善机构。明知这些小说已经失去用途，但是我的内心依然十分不舍。最后，我决定把红蜻蜓少儿小说塞进书柜的最深处，禁锢了为我上色的红蜻蜓。大约十几岁时，少儿小说被改编成了电视剧。许友彬小说书页上的文字接连影视化，故事顿时活了起来。第一次感受视觉与文字的冲击，我赶紧翻出书柜最深处的红蜻蜓小说，一边看电视，一边对照小说情节。我从未想过，手上的红蜻蜓能飞入电视荧幕，打开了我的眼界，为我的未来埋下许多伏笔，至于实习期间误打误撞进了当初改编少儿小说的影视制作公司，则是红蜻蜓给我捎来的后话了。研究机缘巧合之下，我再度捡起了少儿小说。适逢书柜大扫除，我把红蜻蜓少儿小说，连同马华文学、影视文学相关书目移向随手可取的地方。如今，我的书柜列起一本又一本的少儿小说，还原了一段纯净的岁月，却给我捎来另一波考验。“研究生”身分是我迈向另一阶段的重大考验。念了一年的研究所，每天硬啃读不完的书，日日打开电脑，分析自己下载的文献，觉得研究这条路困难重重。当我萌生放弃的念头，抬眼一看架上的红蜻蜓小说，仿佛看见了自己一度挥别的年岁。想罢，我应该为自己的初衷而坚持。打开崭新的电脑文档，我的脑袋与电脑屏幕显示的文档一样，一片空白。不知道红蜻蜓又要带我飞向哪里？是我的小学时光吗？抑或带我横跨人生的里程碑？我要跟进红蜻蜓，飞呀、飞呀……飞过绵延的山峦。

1年前

星云

日韩

大咖歌手被曝下药性侵日女星网人肉出是《红蜻蜓》原唱

52岁日本女星若林志穗12岁时获得日本电视台美少女比赛冠军，太入演艺圈后横跨影歌双栖，但她在2009年突然退出演艺圈。近日她透露近况，表示自己罹患“复杂性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因为当年被大咖“N歌手”下药性侵，消息曝光后，大批网民展开人肉搜索，对比线索后，N歌手的身份亦曝光。

2年前

日韩

读家

【马华出版2023年度回顾、观察与分析】一切都回来了吗？

你还有印象2023年马来西亚出版了哪些中文书？出版业又是什么样的境况？想一叶知秋，读这篇就对了！挥别了疫情的阴霾后，2023年总算恢复了过往旧有的秩序。纵览今年度马来西亚华语出版的状况，目前可推估已恢复至正常的水平。不过，根据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的最新统计数字，本地的出版数量呈现下滑的趋势：从2019年的18,566种至2021年的13,655种，短短的两年期间，减少了超过四分之一。至于是否因疫情所致，还是电子产品带来的必然趋势，这有待进一步的探析。而华语出版一直都是少数，即使国内的出版总量锐减，也仍旧维持一定的数量。在与编辑共同协力的统计下，2023年马来西亚的华语出版共计有约莫130种，其中也包括为数不少的再版，以及修订版。如果将其扣除的话，或减至100种。此外，按照出版内容划分文学类与非文学类，前者占七成，后者占三成。可喜的是，今年度的出版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本土，占了约莫六成。除了市场上常见的本地华语出版社，个人以及社团、组织的出版占据了不少的比例。或许，这也将改变整体马来西亚华语出版市场的景象。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有人出版社成立的20周年。据社长曾翎龙〈有人翻页见中年〉一文中，声称该出版社的书籍至今出版已接近200种。我相信，作为本地最具品牌辨识度的华文文学出版社，已为本地出版立下重要的里程碑。另外，陈志英张元玲教育基金推出的“枫林文丛第二辑”，共计有15本马华文学作品，这无疑是文学出版的另一大创举。借以期许本地的文学出版能够持续蓬勃发展下去。接下来，我们以重点回顾2023年的马华出版，分别就以下4个出版的现象讨论： ❶大历史叙事：五一三、殖民史、马共本年度最令人为之眼前一亮的文学作品，莫过于贺淑芳的长篇小说《蜕》，以五一三事件为背景，从3位不同世代的女性视角及位置，讲述事件带来的创伤如何影响跨世代的家庭。小说家花了长达八九年的时间检索历史文件、采访受难者家属，企图借由小说还原现场、挖掘出那些长期被国家压制的声音、内在经验与情感。角川平方出版的《细水长流》则收录20对银发族的爱情故事中，其中梁景坤与吴玉群这对夫妻的爱情故事，即是发生在五一三事件的背景下。继《野猪渡河》之后，张贵兴再推出长篇小说《鳄眼晨曦》，延续了其一贯的生态书写，讲述在英帝国主义扩张殖民下的婆罗洲故事。镜头转回西马，陈政欣《武吉演义》则是讲述紧急状态期间发生在大山脚这一城镇下的故事。两本长篇小说的时间线虽未有重叠之处，但小说家都尝试让历史在小说空间中得以重新思考。另一大的历史叙事，则是马共和雨林的叙事。海凡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雨林的背影》，设定于1989年和平协议签署前夕，讲述马共部队在解散之后的归属问题，以及过往穿梭在雨林之中的种种回忆。此外，黄锦树与张锦忠也一同编选了《夕阳之歌：马共小说选》，汇集了各别涉及马共叙事的短篇小说，当然也包括海凡的作品。两本作品或可对读，辅以何启才《休戚与共——马来西亚左翼运动史论集》，从中辨别出拥有亲身经历的海凡，如何有别于其他创作者的叙事。 ❷公民、地方与认同：非文学类作品的核心课题在大历史叙事之后与背后，往往涉及的是有关公民与地方的认同议题，而这恰是非文学类作品一直以来的核心课题。由大将出版社企划邀请黄国富主编的《举手：公民参与的初步提问》，即是为了让也是选民的读者，认识我国的政治与多元文化，进一步思考公共议题及公民的义务与责任。紧接在后，柯嘉逊的回忆录《马来西亚人的困境》则是为读者展现了一个马来西亚公民的理想，当然也包括了困境。恰巧书名与马哈迪《马来人的困境》一书形成对话，得以直面当代社会的公民挑战。然而，身分认同是复杂的，吴佳翰《谁是“沙巴之子”？: Sino与土著地位的距离》提供另一种的思考切面，即“Sino”，如何不同于我们一般认知的“沙巴原住民”或“沙巴土著”，借以重新认识这一族群及其社会地位。离开这些抽象的概念，今年度非常值得关注的两本摄影文集，即陈弈龙《岁月吼声》和苏添益《大自然大智慧》，分别以镜头纪录下马来西亚的大自然，以及街头运动。这些都是实践公民义务的另一种形式，也为我们保留了珍贵的画面。另一方面，Jeanne Cuisinier《我眼中的马来亚》以及萧永龙《南洋书话》能为这土地上的公民，提供不同向度的文化考察与认识。 ❸情欲、性别与认同：光谱下不同的声音与故事今年的5月、6月，Aesop在新加坡举办女性图书馆之后，搬师来马，分别在吉隆坡与槟城举办女性图书馆。这项活动旨在促进女性的力量和团结，让她们的声音和故事被更多人看见，其中入选的马华女性作家及作品包括黎紫书《流俗地》、梁金群《野村少女：马来西亚新村生活随笔》、梁靖芬《水颤》与《野风波》、马尼尼为《我和那个叫猫的少年睡过了》、谢潇薇《日。尝》以及祝快乐《祝快乐掟日子》。在文学类作品中，除了富有女性视角，其实也有探索情欲及认同的作品。蔡晓玲的第一部作品集《洞》，以女性视角出发，标榜“三十岁后独居的女子”为其文字定调，相较于此，陈凯宇《深夜拾荒手记》则是走往个人情欲与认同的探索之路，并弥合现实与理想中的自我。此外，翁弦尉的小说集《那里》以及诗集《锅牛起义》，也都分别为马来西亚同志文学掀开新的一页。前者以小说叙事为读者铺展出马来西亚性少数的不同面貌；后者是经由诗意的句式，重新组织、表达，那些置身在群体中难以被听见的声音和故事。 ❹青少年出版的变革：红蜻蜓“小说房”、绘本征选、《读一点》在青少年读物的出版上，今年度也发生了不少值得关注的改变，其中以红蜻蜓出版社为主角。一直以来，该社是以青少年为主要读者，致力于出版儿童文学、青少年成长小说。不过，今年红蜻蜓出版社开启了“小说房”系列——以可能踩线的情节、可能被带偏的价值观，推出第一部作品：马土土《仇丝》。这引发了许多读者（尤其是家长）在网络上的一阵热议，泛指18禁的内容以及非正规的汉语使用，不符该出版社的形象。此外，红蜻蜓出版社在过去也主办红蜻蜓少年小说双年奖，挖掘创作新秀。然而，该奖项已于2020年在疫情中停止举办；从2022年开始，出版社举办李子平绘本创作奖的征选，今年为第二届。这或许变相说明了青少年出版上的重要改变，而且是紧跟着市场的脉动。去年，在华语圈爆红的马来儿童绘本作家凯鲁（Mohd Khairul Azman Ismail）曾在受访时表示，越来越多家长能够接受“图多字少”表现方式。另一边厢，创刊30周年的中学生读物《学海》则宣告完成阶段性任务，将于2024年3月休刊，或改以季刊的形式发行。然而，在相当接近的时间点上，红蜻蜓出版社则创刊《读一点》，以不同形式的创作内容，企图为已凋零的文学杂志、刊物，开出一片新的天地。基于能力及篇幅有限，笔者实际上未能面面俱到讨论完所有的作品。综观2023年马华出版的状况，本地的出版紧贴合着社会脉动，让外在经验与内在情感化为文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阅读、理解以及认识与交流，促进更美好的社会发展。兹附上马来西亚华文著作在本地与海外各类书籍奖项中的获奖与入围名单：【2023年马来西亚图书奖】 ●最佳书籍封面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华文书籍奖： ·《哇塞，我在欧洲欸！》（大树出版社） ·《寂寞公路》（红蜻蜓出版社） ·《海龟先生来救助!》（马来西亚北方大学出版社） ·《多元一体的华人宗教与文化 : 苏庆华博士花甲纪念论文集》（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来学华语》（马来西亚马六甲科技大学出版） ·《小小的许友彬在小小的时光中》（红蜻蜓出版社）【2023年马华作家荣获海外文学出版奖项】 ·张贵兴：2023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得主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年金典奖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 ·张贵兴《鳄眼晨曦》：2024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小说奖（首奖）·黎紫书《流俗地》：第三届北京大学王默人——周安仪世界华文文学奖 ·黎紫书《流俗地》：第四届山花文学双年奖小说奖 ·贺淑芳《蜕》2023 Openbook好书奖·年度中文创作（入围）【马华读立国】叶福炎 / 微型小说的生命力【读家说书】叶福炎 / 你也中了殖民遗绪的圈套吗？【读家回顾】叶福炎 / 整裝待发：2022年马华出版的回顾、观察与分析

2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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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巴要闻

《追星星》国家公园High唱群星今飞沙巴亚庇被捕获

《追星星的人》节目组仅在彭亨拍摄逗留2天，今午启程前往沙巴亚庇，另外，网上也路透众星昨在彭亨国家公园录制《雨林音乐会》时High唱的模样。只见阿牛吉他弹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红蜻蜓》时，丁禹兮表现亢奋，被调侃是“属弹弓的”。

3年前

沙巴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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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咏駩 | 红蜻蜓情怀

我国最特别的红蜻蜓，绝对是侏红小蜻（Nannophya pygmaea）了。它是国内体型最小的蜻蜓，应该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蜻蜓。全长只有约1.7公分，后翅长1.2公分。除了身材娇小，整体的颜色和身形也很美丽。据知一般会出现在森林里的池塘边。我只见过它一次，地点在雪州一座拥有森林的公园里…… 儿少时听到〈红蜻蜓〉歌里唱“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那时候我住在乡野边的老家，周遭有很多蜻蜓。不过，那里最常见的蜻蜓却不是红色的，而是个子娇小、身体黄绿色的纹蓝小蜻（学名Diplacodes trivialis），以及身型较大、身体暗绿色的狭腹灰蜻（Orthetrum sabina）。它们一般会在草地或灌木丛上飞飞停停，很少会飞到蓝天中。长大以后，我四处探索国内的自然生态，看过许多不同颜色的蜻蜓。可却是到了近10 年前，我才开始比较认真地去辨认和查出它们的名字。而大概也在那个时候，我才留意到国内的红色蜻蜓种类，还真不少。它们有的娇小可爱，有的腹部略扁，有的翅膀也红色。若不仔细观察，极容易鉴定错误，或把数种混为同一种。一些种类甚至需要比对翅膀上的翅脉纹路，才能准确地辨别。另外有一些腹部红色的蜻蜓，身体却不是红色的。虽然它们整体上看起来也非常美丽，却称不上是“红蜻蜓”。 [vip_content_start] 而从过去至今，我在本地见过、也拍摄过的红蜻蜓，大约有9种。当中最常见的，大概是月斑脉蜻（Neurothemis fluctuans）。它的身型偏小（全长3.0-3.4公分，后翅长2.2-2.5公分），雄蜻的眼睛、身体、腹部和大部分翅膀都是红褐色的，相当美丽。它与另一种名为亚洲巨蜻（Camacinia gigantea）的雄蜻长得很像，差别在于亚洲巨蜻的体型大很多（全长5.3-5.5公分，后翅长近5公分），比较少见，而且翅膀上红色的部分比月斑脉蜻少一些。有一种也相当常见的红蜻蜓，名字很直接地就叫“红蜻”（Crocothemis servilia）。它的体型中等（全长4.0-4.3公分，后翅长3.1-3.3公分），雄蜻身体、眼睛和腹部都是红色的。翅膀除了后翅基部黄褐，其余部分皆透明。还有一种红蜻蜓，本地蜻蛉专家Dr. Choong Chee Yen用“性感”来形容它。它的名字是晓褐蜻（Trithemis aurora）。它性感的原因，在于它全身都是很矫情的粉红色，就连透明翅膀上的翅脉也一样。它并不稀有，体型中等（全长3.2-3.5公分，后翅长2.5-2.7公分）。至于我国最特别的红蜻蜓，绝对是侏红小蜻（Nannophya pygmaea）了。它是国内体型最小的蜻蜓，应该也是世界上最小的蜻蜓。全长只有约1.7公分，后翅长1.2公分。它除了身材娇小可爱，整体的颜色和身形也很美丽。据知它一般会出现在森林里的池塘边。我只见过它一次，地点在雪州一座拥有森林的公园里。看见它的时候，我有留意到它的体型特别娇小，却不晓得它是世界上最小的蜻蜓。直到后来翻查照片，与资料比对，才发现自己见到了这小宝贝。这种种的红色蜻蜓，其实都是雄的。同种的雌蜻一般都呈黄褐色，而且看起来比较不起眼。这样它们在产卵时就比较不易引起敌人注意，相对比较安全。然而，就红色的雄蜻来说，在我见过的这许多种当中，它们似乎都不太会高挂于空中，给我有“飞在蓝色天空”中的感觉。要说经常在空中飞行的蜻蜓，倒是有一种，名叫黄蜻（Pantala flavescens，台湾称为薄翅蜻蜓）。它们通常会成群在空中悬飞，有时候飞得很高，有时候飞在伸手可及的高度。看着它们或高或低的在空中缓缓飞动，果然也会让我联想到高飞的梦想。可是它的身体却不红，而是橙褐色的。因此我大胆地推想，〈红蜻蜓〉里唱的应该是黄蜻（在台湾称为薄翅蜻蜓）。只不过，若是把歌名和歌词都改成了“橙蜻蜓”，歌词中的意境听起来似乎就逊色多了。所以啊，情怀这东西大概不必太过讲究科学。过度在意真实，反而就不美了。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蜻蜓中文名往往不同，文中蜻蜓名字乃参照《中国蜻蜓大图鉴》。

3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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