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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蜻蜓出版社

  在这里,我们经常谈书,却很少谈论制作一本书背后的繁琐;第二辑聊聊校对。 校对是编辑工作其中一环,不留痕迹,却深深影响一本书的阅读体验。什么是校对?把错误纠正过来,如此而已?看似简单,却不容易把它做好。有多不容易? 都是中文系毕业生,出版是两人第一份投入的工作,此后再没离开过——高慧铃先是在大将出版社负责业务,2012年转职编辑,2015年与伙伴合创三三出版社;谢淑怡自2009年前后流转大地出版社、红蜻蜓出版社和角川平方,迄今走过16年编辑生涯。 她们都说,校对这件事,即使用了10年把基本功扎稳,仍会自觉不够好;10年前为一个词汇翻查词典,10年后遇到同个词汇,依然得要不厌其烦翻查词典,周而复始。 ◢校对,远远不只是找错字 每家出版社有不同的作业流程。一本书送印之前,至少得要经过两审三校——两遍审核、三遍校对;有些出版社则把事实核查与校对工作并行处理,一份文稿也得经过三至五遍校对。 “很多书,你第一遍看到问题,纠正过后,再看第二遍,还是可以找到很多问题。”高慧铃说。都是些什么问题?“对我来说,找出错别字,只是最基本的东西;校对还包括事实核查、检查图片是否有错、格式是否统一。” 怀疑每一句话,是高慧铃对自己也对后辈耳提面命的事。“比如,你看到一行字写说:1942年2月15日年初一;你要去查,这天是不是年初一。” 不同类型的书,需要关注的细节也有别。 “像是绘本,我们会看框架,看故事有没有硬伤。我遇过作者在故事开端写‘从前’,故事里面却有机器人。不是不可以,故事可以有自己的逻辑,但会觉得奇怪。要提醒作者,‘从前’指的是什么时候,会不会让未来元素不成立。”高慧铃说。 漫画也是如此,谢淑怡举例,“假设某个角色在第一格穿青衣,却在后面穿黄衣,这就有了bug。所以校对也包括图的把关。” 若是涉及繁体字,还得考量目标读者群是香港或台湾。像是“發布”或“發佈”、“閱讀”或“閲讀”,两地用字会有差。碰到英中翻译书,编辑必须弥合两种语文的隔阂,像是原文里的“sister”指姐姐或妹妹?“有时没法跟作者求证,只能从文本逻辑去看。”高慧铃说,“所以校对时,你要知道这本书的功能是什么,对象是谁,再去调整。” ◢基本功的养成:来回辩证,累积常识 资历尚浅时,校对一份文稿后,出版社会安排较为资深的编辑把关,“看看我有没有改对、改错、改漏。”谢淑怡说。而前辈没有轻易放过每一处更动,“他会逐一问我,为什么我改这个词汇或标点符号?我必须要提供理由。” 理由不能只是:我感觉有错;因为语感是一件主观的事。 “可能有人会觉得前辈太严谨,但当时的那种训练,让我了解到,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我习惯使用或我经常看到的文字不是这样写,它就需要改。文字或语言只能是非黑即白的吗?有时A没有错B也没有错,不代表作者一定要按照你习惯的语感去写。” 常常因为一个词语要不要改,与前辈讨论很久,“身在其中,会觉得很磨人,每天就在回答:这个你为什么改?可是当你渐渐懂得回答这个问题,有天他却问我:这个你为什么不改?我当下觉得,自己好像不认识中文这门语言了。”证明有错,只需翻查词典或工具书;但如何证明一个句子没有错?“有重头来过的感觉,好像再重新认识一门语言。” 这段磨人过程,给她记在心里的是,“在下最后决定之前,需要考虑很多。” 身为编辑,需要积累的,不仅是对一门语言的认知,还有各种知识。高慧铃说,“平时阅读,有时读到我不知道的知识,会记下来,提醒自己以后校对时不要犯错。举例,可能我看到这么一句话:珠穆朗玛峰在特定海拔以上,植物没法存活。”若是往后碰到作者书写登山经历,设计书本封面时,“设计师画了植物在里面,那我必须抓出来。” 她也碰过一篇背景设在日据时期的文章,“作者写说,新加坡与日本的时差,现在是一小时,以前则相差一小时半。但我查资料,发现因为日本殖民的关系,当年两地时间是一样的。” 这般错误,若在此之前没有掌握相关知识,是无法在校对当下懂得需要搜索什么、核查什么。“平时也要想,你学到的知识,可以如何跟编辑工作联系。” ◢必不可少的工具——词典 见面这天,谢淑怡背着帆布包赴约,里头装有7本词典,“家里还有更多。” 平日工作,最常翻查的是《现代汉语词典》,“入行那年是第五版,现在到了第七版,”三版厚重词典都列在她的书架上,由中国出版社所编。“同时还有本地联营出版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两本主要是查词类。” 另有《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这本很好用,只要是常用的词,你都可以试着找看有没有。那些词有什么用法,里面都写得很详细。”举例,我们口语习惯说,“我吃完饭才去见他”,可其实句子里的“才”是一种误用,正确说法应是“我吃完饭再去见他”。 谢淑怡翻出词典解析——“再”表示动作尚未实现,但将于某时实现;“才”表示动作已实现,并且强调动作实现得晚。“它有细微的差别。” 有的词典专查标点符号,有的专查量词,也会借助网络词典《汉典》和《萌典》。到头来,没有哪本词典是唯一的最终指标。 “有些词典挺旧的,所以不是说它没列举出来,我就马上断定哪些词汇不能这么用,我还会再去翻第二本词典,看看有没有别的答案。”同时还要考量特定词汇在不同华语地区有不同释义和用法。“你在决定放过或不放过(错误)之前,要翻的词典不止一本。不要太快去判死刑。” 校对是没有捷径的事,唯有勤翻词典,谢淑怡说,“一直翻一直翻,可能同一个词,你入行第一年要翻词典,你入行10年你还在翻。再三确认,是很重要的态度。” |更多Q&A| ❶在你眼中,校对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高:其实经常是很累很闷的,抓错误是要很用力的,过程是不有趣的,有时会逃避不想做,但当你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时,会觉得很好玩。 谢:有人会觉得蛮枯燥,但我其实很喜欢它可以让我进入一个高度专注的状态,周围好像屏蔽掉了,如果有人来喊你,你还会吓一跳,好像突然从一个世界里被拽出来。这可说是最理想最专注的状态,但又是可遇不可求。 ❷平时会有职业病发作的瞬间吗? 高:我想每个人的工作需求,会影响我们平时收集和处理知识的方式,应该就是所谓的职业病。职业病多少有一点,但没有很严重,因为平时看别人的书是为了抓取知识,不会特别去看错字,因为校对很耗脑力。但因为繁体书很难做,比如“彻底”,有人用“澈底”,有人用“徹底”;所以平时看台湾出版品,会注意哪个出版社用哪个繁体字眼。 谢:刚入行的时候会。那时觉得找到毛病,好像是很有成就感的事。做久了,可能已经没办法像一个普通读者那样好好看书。再后来觉得“零错误”这件事,以前会追求,越做越多年发现,其实你要懂得容错。毕竟人不是机器,不可能做到百分百没有错误。但是“容错”不是说我们就不管了。你还是要有追求零错误的态度,但同时也能容错。 ❸若要选出最会伪装的错字,率先想到的是? 高:比如“出”和“岀”(由两个“山”组成)意思一样,是异体字。遇到后者,我们还是会把它改过来,不然会很奇怪,甚至有些字体没有收录这个字,排版时无法显示。 谢:每次遇到这个字都会警铃大作——“汩汩”(gǔ;模拟流水声),它长得很像“汨”(mì),若是看词典里的标准楷体,还看得出明显差异,但现在电脑里有很多字体,基本上用肉眼分辨不出是汩还是汨,这时我会直接复制它,丢到网络搜索,确定没有用错字。 ❹把校对做好,所需的性格或态度? 高:要坚持,要有耐心、细心,将同一份文本看过一遍又一遍。很多人会觉得谁都可以做校对,很容易做。有新编辑入行,我们让他做排版、校对、写文各种工作,他会觉得校对最容易。可是等他做了几年,他会发现其实最不容易、做得最不好的,反而是校对。校对是你可能做了10年,你还是不够好,可能也是最弱的一环。包括我编辑很多书,自己校对了还是觉得不够,不敢送印,需要其他人帮忙再看。 谢:每次有新人入职,都会让他们尽早认清现实。一份稿至少都要看过5遍,所以要能坐得住,愿意沉下心来。通过你一直去翻词典也好,一直去跟别的编辑去辩证都好,它都是你累积基本功的方法。但是,基本功不是让你用来展示自己多厉害——这个东西只有我会,你不会;不是。它反而是让你越来越清楚接下来怎么去校对每本书,让你以后校对每本书时,底气会越来越足。 更多文章: 【读家说书】龚万辉 X 农夫谈封面设计:关于书本的第一道风景
4星期前
11月前
向来耕耘少儿文学的红蜻蜓出版社,借由创办人许友彬脸书公告读者即将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So may I introduce to you The act you’ve known for all these years 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 谈马土土及其出道作《仇丝》以前,或许可以先从60年代传奇乐队披头四聊起。1967年他们推出《比伯军曹寂寞芳心俱乐部》这张概念专辑,转换身分成为某一虚拟乐团成员,大玩迷幻风格的摇滚乐,停唱欢愉浅薄的口水歌。《仇丝》的出版,情形也大约如此。红蜻蜓官方脸书的标志配合宣传,转换为愤怒的黑蜻蜓。向来耕耘少儿文学的红蜻蜓出版社,借由创办人许友彬脸书公告读者即将出版具有情色和暴力情节的小说,同样引起两极化的反应。 小说围绕少女丽娟被强暴这一事件开展,设定于上个世纪60年代,揭示没有话语权的女性面对性暴力时的无力与不公。丽娟母亲讨论电影《蓝与黑》的强暴情节时,持有“跟人家做了,就应该娶人家做老婆……要让人家过好生活”的立场。我们见识到父权主义的语境之下,强奸犯的“负责任”向来漠视女性的性自主权。那个时代,每家每户虚掩着门,“如果你家把门锁了,就是你家对村民不信任……”看似夜不闭户的风气,其实也意味着人们没有个人隐私。每个人的私人领域彼此重叠,流言蜚语轻易流传开来。 于是丽娟只能把事件往心里藏深,罹患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者以象征手法,描写丽娟内心深处养着一只蝴蝶,若要飞向美丽的天空,就必须越过老黄这一道高墙。长年的压抑使得丽娟变得神经质,至终引发一段红蜻蜓创社以来最血腥的情节——丽娟用大剪刀剪下老黄的蛋蛋,用筷子夹起蛋蛋喂狗,“狐狸狗张嘴就吃,囫囵吞枣”。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曾言:“忍耐不是一种美德,把忍耐当成美德是这个伪善的世界维持它扭曲的秩序的方式,愤怒才是美德。”丽娟并没有把复仇工作交给公权力,而是自行把老黄这道墙推倒。反对《仇丝》的读者认为小说有“教坏人”之嫌,但我认为阅读小说,从来不能止于中小学教育那类“学到什么教训”的读后感习作,只为寻找正面价值那般简单。 “可以恨,可以杀”(引自蒋亚妮讲座“女性与文学的故事,在台湾”,谈论当代小说的创作取向)的《仇丝》,无疑是更具现代精神的小说。“正向健康”的小说可以避开色情和暴力,但不代表世界美好,人性单纯。是以,马土土并没有媚俗地采用“果报笔法”,追求大快人心的结局,真相永远沉没在谎言的泥泞之中。 《仇丝》以器具作为篇名,仿佛都是破案线索,巧设悬念,勾起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情节推进的功力媲美红蜻蜓创办人许友彬,难怪许友彬愿意落力替马土土宣传新书,出席对谈会,甚至代表马土土为读者签名。然而,除非许友彬承认,否则马土土永远只能是马土土…… 身分成谜的马土土玩起了后设,现身说法,阐明自己以化名写作是为了保护真实世界的丽娟,末了还为这段正义得不到伸张的故事写了心目中的理想结局。这番操作,让读者更加确信丽娟的故事真实发生,而所谓“理想”,意味着不可得,最终只是马土土心中正义感的阐发。真实世界和小说中的丽娟都无法被救赎,善恶未必终有报。 相关文章: 【马华读立国】王晋恒 / 哨音刚落,故事才要开始 王晋恒 / 迷失在诗意的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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