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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家庭

傍晚时分,夕阳余晖穿过两旁树叶的缝隙,照射在步道上,湖面波光粼粼。此刻的公园,热闹非凡。跑步的,散步的,谈笑风生的,双双对对的,一家三口的,也有像我这样,正三步并作两步,想以最快的速度,追上撒欢跑在前面的家中小孩。 是的,撒欢跑在前面的家中小孩,是我的侄孙。 选择没有组织自己的小家,曾经一度是妈妈身上的一根刺,哥哥眼中不圆满的人生。即便我个人觉得,它纯粹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其中一种,不存在对任何人造成伤害之说。只是万万没想到,我的自以为是,却令妈妈耿耿于怀了许多年。 如果说在没有组织自己小家这个课题上,最令我感到缺憾的,应该就是让妈妈失望、难过以及担心。 除了家有大龄剩女,成了村头村尾闲聊的话题所带来的压力之外,妈妈更在意的,应该是不希望女儿孤独终老。年轻就失去丈夫的妈妈,想必最大的心愿,就是不想女儿跟她一样,有着没人在身边互相照应、互相扶持的相同命运,孤身一人度日。 无法帮妈妈完成心愿 许多事情都有折衷的办法,唯独在这件事情上,我无法帮妈妈完成心愿。深感亏欠之余,我在其他各个方面,一直都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希望借此稍微弥补妈妈心中的遗憾。 除此之外,如果遇到好机会,我都会以各种各样的事情为例,想方设法开解妈妈,希望妈妈能够早日释怀。不懂话术的我,常常以妈妈最关心、最在意的侄儿侄女们举例,绘声绘影地讲述,如何灵活分配时间陪同侄儿侄女找学院,分享和侄儿侄女搭乘地铁,走一遍家里到上课、工作地点的趣事,到寄宿学校看望他们的经历等等……想凭借这些异乡日常,将没有小家牵绊的自由和各种好处,一一传达给妈妈。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真正让妈妈逐渐释怀的,竟然是从妈妈遭遇事故,历经头部重大手术,留院就医,出院痊愈后开始。妈妈从到家里来探望她的亲戚朋友口中得知,在她住院期间,不清醒的时候,是女儿日夜轮流,寸步不离地守在病床边。妈妈跟我提及这事的时候,我锲而不舍地再次强调,就是因为没有自己的小家, 我们才有足够的自由来分配时间,做到日夜守候。 从此以后,妈妈开始转变心态,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单身生活的美丽之处。看到女儿过得开心自在,慢慢地,也就不再执著予女儿的婚姻问题了。我内心的愧疚感也因此得到缓解。 后来侄孙诞生,因为拥有相对充裕和自由的时间,我得以贡献一份力量,帮忙看顾,陪伴学习。生活本来就难有十全十美,虽然没有属于自己的小家,但是身边有侄儿侄女侄孙的陪伴,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 公园一幕,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普通日常,然而于我而言,却是人生中的另一种圆满。
4月前
1934年大年初二鲁迅写〈过年〉,他说不过旧历年已经23年。 鲁迅谈过小孩过年。在〈阿长与山海经〉说“一年中最高兴的时节,自然要数除夕了。辞岁之后,从长辈得到压岁钱,红纸包着,想到明天买来小鼓、刀枪、泥人、糖菩萨。”在〈祝福〉中,他描绘民间对新年的重视:“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运气的。” 1894年鲁迅祖父周福清因为在乡试贿赂考官沦为钦犯后,周家自此没落。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南京路矿学堂求学时,为节省路费,回家次数有限。在日本留学7年间,更是没有机会享受家乡过年气氛。 1909年鲁迅回国,先是教书。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教育总长蔡元培安排鲁迅至教育部任职,此后大事小事日记可见,节日一并标明。1916年除夕“伍仲文贻肴一器、馒首廿”,1917年除夕“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1918年大年初一与周作人“览厂一遍”,厂甸庙会售卖字画、旧书、古董、手工艺品、年画杂货、各式玩具,鲁迅常去淘货。 1919年除夕“背部痛,涂碘酒”,初一晚“服规那丸三粒”。同年7月,鲁迅和两位弟弟商量后,卖绍兴祖宅,购置八道湾胡同住所。母亲及周建人一家,搬到北京,跟原本寓居北京的周作人一家,全住一处。1920年除夕“晚祭祖先,夜添菜饮酒,放花爆。”祭祖仪式,日记仅见一次。1921年大年初一“上午寄新青年社说稿一篇”。1922年日子一样单调,除夕“游小市,夜爆竹大作,失眠。”大年初一日记只留四字:“休假,无事。” 鲁迅从家庭所得温暖有限,母亲安排的婚姻以悲剧收场,他和朱安建立不起感情。1923年和周作人闹翻后,春节给他蒙上更多郁闷气氛。1924年除夕夜,鲁迅“饮酒特多”,初一李遐卿携子来访,留他们午饭。初二下午许钦文来,晚上,他难抑寂寞,“失眠,尽酒一瓶”。 鲁迅对过年不上心,却因为几天假期,起床稍迟,不是逛书店,就是和朋友吃饭或投入工作。1921年大年初一写完〈故乡〉。1924年大年初三,小说〈祝福〉完稿。1925年大年初一,译《出了象牙之塔》两篇,又写成〈风筝〉,初二“夜译文一篇”,初三“下午至夜译文三篇”。1933年大年初一分别为好友许寿裳、画师望月玉成和台静农书写自撰诗三首。 组织家庭后心态变化 1927年和许广平同居后,不再孤家寡人。1928年除夕,鲁迅“同三弟及广平往明星戏院观电影〈疯人院〉”。1929年大年初二,“同柔石、三弟及广平往爱普庐观电影。” 辛亥革命以后,废除农历呼声不绝于耳,激进知识分子认为阳历比农历科学,不改变即无法接轨国际。起先有圜转空间,阳历、农历并用,后来发现效果不彰,遂下重药。国民政府在1929年,坚决废除农历,推行阳历,新年假期改在阳历1月1日至3日。农历新年不放假,祭祖、拜年、贴春联等习俗,移至阳历元旦。报章社论甚至喊出“不过阳历年就是反革命”的口号。 农历新年有浓厚的文化内涵,辞旧迎新根深蒂固,非阳历所能取代。农历变“废历”,老百姓顿时有失根之感。1935年除夕鲁迅写信对友人黄源说:“十多年前,我看见人家过旧历年,是反对的,现在却心平气和,觉得倒还热闹,还买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自己组织家庭以后,鲁迅心态变化。1934年春节他“连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国人也‘嘘’了起来。”鲁迅放鞭炮始于1933年周海婴4岁时。那年除夕夜,他“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他爱看孩子嬉戏。 鲁迅1934年所写〈过年〉意有所指,他不同意农历新年被压迫。可喜纪念节日不少,可是“大家的高兴也不能发扬。几经防遏,几经淘汰,什么佳节都被绞死。”他说农历新年是自家东西,格外庆贺,“不能以封建的余意一句话,轻轻了事的。”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是鲁迅的〈答客诮〉。对孩子没有感情未必是真豪杰,怜爱孩子不见得不是大丈夫。寥寥文字,鲁迅解释简单哲理。他说兴风狂啸的老虎,也会边走边回头,看顾小老虎。 春节习俗不少,若无情字围绕,无家人加持,无小孩笑声,一切逊色。看电影,放鞭炮,和家人一起,且行且珍惜,当然鲁迅事先不知道自己人世间的岁月原来如此短促。
2年前
窗外,篱芭上站着小知更,望向坐在窗内的我,再从篱芭跳下雕像,站着一小阵子才飞走。说是偶然也好,巧合也好,每天类似的时刻,小知更就重现我眼前。不论我在花园晨操或在小菜园翻土,它来了,就站在咫尺之外陪伴我好一阵子才飞去。就是不明白,小知更这么自愿亲近人,却不肯让同类或其他鸟雀靠近,把人家驱赶?心甘情愿站在几码外,冷眼旁观其他鸟雀欢欣取乐。不为所动。 几日前,风和日丽,春阳普遍小园。窗外,小知更躺在知青树叶下晒太阳。看样子,懒洋洋的。是在做日光浴呢抑或在养精蓄锐?过了不久,似乎与佳人有应约,直飞花丛下待候。果然不过须臾,另一只小知更便从外面的世界飞了过来。令我惊奇的是两只竟然贴身在一起,在花丛下卿卿我我的好令人羡慕。 咦?我一时搞不清楚了,丈八金刚。知更鸟不全是孤癖成性的吗?这罕见的一幕!馨芬小笑一声,说道: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了,一般的鸟雀该找理想伴侣组织小家庭了。知更鸟任凭其往常任性,不肯就范,此时此刻,也不例外。传宗接代是以身俱来的责任。 哈!我园里的小知更,原来顺应天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但是,说是全心全意牺牲小我嘛,却又不尽然。因为一旦功告圆满,小知更罔顾前事,径自飞走,又恢复了自我,过其往常流浪的日子。依旧独来独往,逍遥法外。明年的今天,小知更会否重蹈覆辙,以假乱真呢? 我心嚷嚷:人类群中不知有多少只知更鸟潜伏其中?
4年前